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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翻拍电影在华语院线已呈崭露头角之势，不仅有翻拍日韩经典影片《老手》、《嫌疑犯X的献身》，也有欧美热门电影《十二怒汉》、《完美陌生人》。在中国电影市场中，翻拍片似乎已成为了许多导演的“新宠”。然而翻拍看似容易，但能在上映后同时收获票房和口碑的影片却寥寥无几。究其原因，如何通过优质IP冲破固有思维做好本土化表达是最大难点。而在2019年年末于国内上映的《误杀》可谓是一部改编较为成功的影片。其在母本《误杀瞒天记》的基础上，从人物形象、镜头语言等四个方面以本土化的设计成为该片中别具一格的亮点，也为影片票房和口碑双丰收奠定了夯实的基础。
【关键词】《误杀》;翻拍电影;本土化表达
《误杀》翻拍自2015年上映的印度电影《误杀瞒天记》，讲述了男主人公李维杰与警察局长拉辒斗智斗勇的故事。他为了捍卫家人安全，利用在电影里学到的蒙太奇手法篡改了证人的记忆，以完美的不在场证明谋划了一场偷天换日的骗局。在此次成功翻拍的背后，我们看到了创作团队对于本土化改编的良苦用心。如何利用优质IP讲好本土故事，是本文围绕的重心，笔者也将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讨论。
1. 人物刻画强调中国情感
衡量影片翻拍成功与否的重要风向标之一是能否在原有人物形象的基础之上巧妙融入本土化色彩。如果只是复制原片中的人物形象，那么翻拍无法跨越原片所带来的固式思维。要想做好本土化改编，人物建构首当其冲。鲜明突出的人物形象，贴近生活和现实的角色，成为了电影人物塑造的基础，可以强化观众的代入感和角色记忆。在母本《误杀瞒天记》中，导演用了将近10分钟的时间展现了维杰高大自信的典型印度中产阶级男性形象，并且其大男子主义在影片中可见一斑。相比之下，国语版《误杀》仅通过寥寥几个场景便勾勒出了李维杰（肖央饰）的人物特征：文化程度不高却热衷于电影;人过中年却依旧不谙亲子相处之道;节俭力行却爱女有致。影片在细节方面不仅体现出了中国式亲子关系，也暴露出了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家长与孩子如何有效沟通的问题。而女主人公阿玉不仅是中国千万贤妻良母形象的缩影，也诠释了何为“妇人弱也，而为母则强”。当平平被伤害之时，阿玉一改以往柔弱的面孔，怒目而视对拉辒说出：“有的孩子是孩子，有的孩子是畜生”的激烈对白，将一个母亲对女儿本能的保护欲体现的淋漓尽致。和中国大部分家庭一样，他们将对生活的憧憬与祈求依附在孩子的名字中，平平安安。正因为家是中国人情感的内核所在，所以当意外侵犯来临，站在妻女之前捍卫家庭完整的李维杰，自然就会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与心理认同。改编中对于中国式情感的强化，也同样体现在对手拉韫（陈冲饰）身上。对外，她是雷厉风行的警察局长;对丈夫，她是体贴入微的妻子;对儿子，她是宠溺无度的母亲，三位一体的角色构成了本片中最为复杂和饱满的形象，也为拉韫一系列的行为赋予了充分的情感动机。陈冲用精湛准确的表演诠释了该人物，她的咄咄逼人和步步紧逼让李维杰一次次身处险境;而身为母亲，她所承担的丧子之痛，又让人唏嘘不已。这场“警匪对决”，演化成了所处阶级截然不同的两个家庭之间的纷争，情感成为导火索，也成为了各自的武器。经过本土化改编之后的《误杀》，其丰富饱满的人物形象更符合中国观众的审美。
2. 镜头语言增强中国气质
在《误杀》中，考究的镜头语言也被认为是本土化表达的一部分。在电影当中，慢镜头被认为是“时间上的特写”。当影片中的时间被放大，无疑会与叙事形成独特的视觉感受。相较于母本《误杀瞒天记》的简单倒序剪辑手法，在影片《误杀》中，十余次慢镜头的使用几乎贯穿全片，也体现出导演柯汶利在镜头语言的编排上也颇为用心。使用慢镜头的目的大致分为“表达最强烈的情感”、“强调关键动作，引发联想”、“賦予动作美感，体现意境”和“塑造虚无缥缈的梦境世界”，该片多次使用慢镜头的目的则聚焦在前两条。纵观全片，“雨中认尸”这场戏渲染了全片最浓烈的情绪，长达四分钟的慢镜头配合场面调度使用的暴雨将戏剧张力放至最大，暴雨和慢镜头的配合使镜头语言将叙事推向最高潮。同时也通过被放大的时间从而引起观众对于开棺的联想，主观上既延长了“寻尸”的时间，也为李维杰翻盘的最后一搏奠定了基础。
除了慢镜头，平行蒙太奇的使用也加持了该片体现的本土化技巧。苏联著名电影导演、理论家普多夫金曾说过：电影艺术的基础是蒙太奇。在印度电影中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特征便是叙事的平淡性，中心思想随着剧情发展缓缓表露，平铺直叙的剪辑会弱化矛盾冲突，这与习惯了观看紧凑叙事、矛盾一针见血的中国观众的观影习惯略有不同。所以在《误杀》中，导演将泰拳比赛和母女与素察的搏斗进行了平行剪辑，颇有影射的意味。表面上两个事件并无关联，在最后也没有交叉融合之处，但动作的一致性实际上强化了矛盾冲突。通过这一手段，导演将李维杰架空在完全不知情的状态，而观众在这段观影过程中则处于全知视角，神经逐渐绷紧。这段平行蒙太奇，既完成了母女二人误杀素察的过程，也为李维杰寻找不在场证明做了铺垫。平行蒙太奇在客观上不仅能够控制速度，在主观上也能强化观众的观影情感、烘托紧张气氛、加强矛盾冲突的作用。从该层面来看，镜头语言的改编更符合中国观众的观影心理。
3. 借用符号凸显中国语境
一部电影的成功翻拍需要在其母本产生的表达能力的基础上通过二次创作从而引导或改变某些素材进而达到创作者将全新元素融入至影片的意图。在《误杀》中，符号的输入就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众所周知，符号是具有代表意义的标识，在电影中更是作为承载着导演想要传达给观众隐性信息的载体。在影片《误杀》中，先后7次出现的“羊”既是一条隐线，同样也是作为符号承载着中国语境，推动着剧情发展。
3.1 羊符号的第一层意义：替罪
在中国语境当中，“替罪羊”一词比喻代人受过的人，而这些人往往是弱势群体。在影片中关于“替罪”有两处体现：一是警察桑坤与李维杰发生争执后，桑坤暴怒，开枪打死了路过的羊，表明桑坤将不满发泄在了羊身上，由人引起的冲突却让口不能言的动物变成了泄愤的工具。二是开棺验尸时，本该是装有素察尸体的棺木，开棺后出现了被桑坤打死的羊，羊代替了素察，但并非是替素察受死，而是作为一项“不是素察尸体”的证据，使得李维杰免受牢狱之灾，此时的羊代表了牺牲，承担了李维杰所犯的罪。 3.2 羊符号的第二层意义：善良
在周代《礼记》中，天子用以祭祀社稷之物为牛、羊、豕，被称之“太牢之礼”。其牺牲之物是只有尊贵的一国之君才有资格享用的佳品。羊肉为上，牛肉为中，猪肉为下。另外，“善”字结构中也包含了一个“羊”字，“善”中之“羊”象征德，李维杰是信教之人，一次次将实物或金钱布施给他人是他寻求内心平静和善良的表现。但为保家人平安，他不得不在善恶之间做出挣扎和博弈，所以最后才会发生此“误杀”事件。
3.3 羊符号的第三层含义：愚民
《误杀》被英译为《Sheep Without A Shepherd》，直译为“没有牧羊人的羊”，意译为“乌合之众”。出自《后汉书’耿弇传》：“归发突骑以辚乌合之众，如摧枯折腐耳”。在中国语境中比喻临时杂凑的、毫无组织纪律的一群人。在影片中，当警察来学校盘问平平有关素察之死的相关内容，平平正在学习关于羊的基本知识：视力不好、容易离群、被动型动物。“视力不好”“被动型”暗指大众容易相信浮于表面的事实，而会忽略冰山下真正存在的事实。以人喻羊的李维杰也恰好利用了这一点为家人编造了不在场证明，正如牧羊人引领视力不好的群羊般轻车熟路。在这场与警察瞒天过海的斗争中，李维杰以过人的聪慧通过打乱时间空间进而重新拼接组合，以压倒性优势占据主导地位，而群众接收到来自李维杰提供的信息源以及对此的反应也成为案件中各个必不可少的分支，最终推动了李维杰的“胜利”。
4. 反转结局体现中国价值
对比中印两版不同的结局，笔者认为都有其合理之处。
在母本《误杀瞒天记》中，由于警方没有找到萨姆的尸体因而缺少指控维杰的有力证据，因此维杰最后逃过了法律的制裁并且过上了平静的生活。在印度社会的宗教痕迹下，女性的贞洁被看作是上天最大的恩赐，失去贞洁恐终身不婚，面对一个犯下了不可饶恕罪行的人，即便他是警察局长的儿子，也不应被宽恕。而这场涉及到阶级矛盾的斗争也不由的引发了观众的选择倾向，在印度庞大的社会体系社会中，中下阶层民众占绝大多数。情感的推动使得观众更想看到弱势群体的胜利。所以这不仅是为民除害的表现，更体现着属于中下阶层人民的胜利。于是在情与理的抉择中，导演的选择也就不言而喻了。
而在中国版《误杀》中，即使最终警方没有找到素察的尸体，但是李维杰还是选择了自首。观影之后，影迷们也认为自首的结局是对全片的一种升华。从法律意义上来说，李维杰的自首是必然，因为在人物建构中，通过李维杰一次次的布施为自我救赎奠定了基础。影片结尾处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镜头：小女儿涂改考卷分数向爸爸换取口琴。在经历了这场公然和法律道德的对抗后，让小女儿在幼小的心灵里认可了欺瞒行为的“正确性”，使得她們看待世界的方式受到冲击。这是有悖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也正是由于这一要素，为李维杰自首埋下了伏笔。李维杰的自首不仅是传递正确的社会价值导向，同时也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再回溯中国历史，自夏朝开始便有了法律制度，“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因为夏朝社会混乱因而制定了刑法。同理，偌大的国家如若没有规则的制定和法律的约束，社会秩序势必将混乱。监制陈思诚谈到，在“误杀”事件中，无论谁都是受害者，切勿抱有侥幸心理。在很多看过原版《误杀瞒天记》的观众里，思考过后对于国内反转式结尾也持肯定态度，这样的结局本身也更能体现中国价值。
5. 结语
观影结束，我们感叹李维杰作为男人、丈夫和父亲三种角色合为一体的中国式担当;也感动于他为了保护家人而不惜铤而走险的魄力;更惊叹于他面对“误杀”事件时与精英阶层的高智商对决。但同样也能发现他在“成功”后却依然选择伏罪的内心。这个故事并非是单纯打造一部简单的“犯罪”爽片，它更希望观众看到的是“爽片”背后的意义，因为以恶制恶也难以做到风过无痕。《误杀》在保留原作创意内容的基础上，融入了颇具创新的制作。影片能够进行成功地本土化改编，不仅是在尝试改编之路上走出的正确一步，开发出更符合中国观众的文化心理以及观影模式，也为国内电影市场对于今后影片翻拍提供了借鉴。
参考文献：
[1]虞晓.《误杀》：“旧瓶装新酒”的工艺样板[N/OL].中国电影报.
[2]郭羽.《幻想与情感追逐——泽维尔·多兰的电影魅力》[D].重庆：西南大学，2017.
[3]彭爽.《承传与流转：“乌”之意象的二元结构》[J].《古代文学理论研究》，2017，2：175-188.
[4]丁海亮.《韩国语成语翻译研究》[D].青岛：中国海洋大学，2011
【关键词】《误杀》;翻拍电影;本土化表达
《误杀》翻拍自2015年上映的印度电影《误杀瞒天记》，讲述了男主人公李维杰与警察局长拉辒斗智斗勇的故事。他为了捍卫家人安全，利用在电影里学到的蒙太奇手法篡改了证人的记忆，以完美的不在场证明谋划了一场偷天换日的骗局。在此次成功翻拍的背后，我们看到了创作团队对于本土化改编的良苦用心。如何利用优质IP讲好本土故事，是本文围绕的重心，笔者也将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讨论。
1. 人物刻画强调中国情感
衡量影片翻拍成功与否的重要风向标之一是能否在原有人物形象的基础之上巧妙融入本土化色彩。如果只是复制原片中的人物形象，那么翻拍无法跨越原片所带来的固式思维。要想做好本土化改编，人物建构首当其冲。鲜明突出的人物形象，贴近生活和现实的角色，成为了电影人物塑造的基础，可以强化观众的代入感和角色记忆。在母本《误杀瞒天记》中，导演用了将近10分钟的时间展现了维杰高大自信的典型印度中产阶级男性形象，并且其大男子主义在影片中可见一斑。相比之下，国语版《误杀》仅通过寥寥几个场景便勾勒出了李维杰（肖央饰）的人物特征：文化程度不高却热衷于电影;人过中年却依旧不谙亲子相处之道;节俭力行却爱女有致。影片在细节方面不仅体现出了中国式亲子关系，也暴露出了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家长与孩子如何有效沟通的问题。而女主人公阿玉不仅是中国千万贤妻良母形象的缩影，也诠释了何为“妇人弱也，而为母则强”。当平平被伤害之时，阿玉一改以往柔弱的面孔，怒目而视对拉辒说出：“有的孩子是孩子，有的孩子是畜生”的激烈对白，将一个母亲对女儿本能的保护欲体现的淋漓尽致。和中国大部分家庭一样，他们将对生活的憧憬与祈求依附在孩子的名字中，平平安安。正因为家是中国人情感的内核所在，所以当意外侵犯来临，站在妻女之前捍卫家庭完整的李维杰，自然就会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与心理认同。改编中对于中国式情感的强化，也同样体现在对手拉韫（陈冲饰）身上。对外，她是雷厉风行的警察局长;对丈夫，她是体贴入微的妻子;对儿子，她是宠溺无度的母亲，三位一体的角色构成了本片中最为复杂和饱满的形象，也为拉韫一系列的行为赋予了充分的情感动机。陈冲用精湛准确的表演诠释了该人物，她的咄咄逼人和步步紧逼让李维杰一次次身处险境;而身为母亲，她所承担的丧子之痛，又让人唏嘘不已。这场“警匪对决”，演化成了所处阶级截然不同的两个家庭之间的纷争，情感成为导火索，也成为了各自的武器。经过本土化改编之后的《误杀》，其丰富饱满的人物形象更符合中国观众的审美。
2. 镜头语言增强中国气质
在《误杀》中，考究的镜头语言也被认为是本土化表达的一部分。在电影当中，慢镜头被认为是“时间上的特写”。当影片中的时间被放大，无疑会与叙事形成独特的视觉感受。相较于母本《误杀瞒天记》的简单倒序剪辑手法，在影片《误杀》中，十余次慢镜头的使用几乎贯穿全片，也体现出导演柯汶利在镜头语言的编排上也颇为用心。使用慢镜头的目的大致分为“表达最强烈的情感”、“强调关键动作，引发联想”、“賦予动作美感，体现意境”和“塑造虚无缥缈的梦境世界”，该片多次使用慢镜头的目的则聚焦在前两条。纵观全片，“雨中认尸”这场戏渲染了全片最浓烈的情绪，长达四分钟的慢镜头配合场面调度使用的暴雨将戏剧张力放至最大，暴雨和慢镜头的配合使镜头语言将叙事推向最高潮。同时也通过被放大的时间从而引起观众对于开棺的联想，主观上既延长了“寻尸”的时间，也为李维杰翻盘的最后一搏奠定了基础。
除了慢镜头，平行蒙太奇的使用也加持了该片体现的本土化技巧。苏联著名电影导演、理论家普多夫金曾说过：电影艺术的基础是蒙太奇。在印度电影中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特征便是叙事的平淡性，中心思想随着剧情发展缓缓表露，平铺直叙的剪辑会弱化矛盾冲突，这与习惯了观看紧凑叙事、矛盾一针见血的中国观众的观影习惯略有不同。所以在《误杀》中，导演将泰拳比赛和母女与素察的搏斗进行了平行剪辑，颇有影射的意味。表面上两个事件并无关联，在最后也没有交叉融合之处，但动作的一致性实际上强化了矛盾冲突。通过这一手段，导演将李维杰架空在完全不知情的状态，而观众在这段观影过程中则处于全知视角，神经逐渐绷紧。这段平行蒙太奇，既完成了母女二人误杀素察的过程，也为李维杰寻找不在场证明做了铺垫。平行蒙太奇在客观上不仅能够控制速度，在主观上也能强化观众的观影情感、烘托紧张气氛、加强矛盾冲突的作用。从该层面来看，镜头语言的改编更符合中国观众的观影心理。
3. 借用符号凸显中国语境
一部电影的成功翻拍需要在其母本产生的表达能力的基础上通过二次创作从而引导或改变某些素材进而达到创作者将全新元素融入至影片的意图。在《误杀》中，符号的输入就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众所周知，符号是具有代表意义的标识，在电影中更是作为承载着导演想要传达给观众隐性信息的载体。在影片《误杀》中，先后7次出现的“羊”既是一条隐线，同样也是作为符号承载着中国语境，推动着剧情发展。
3.1 羊符号的第一层意义：替罪
在中国语境当中，“替罪羊”一词比喻代人受过的人，而这些人往往是弱势群体。在影片中关于“替罪”有两处体现：一是警察桑坤与李维杰发生争执后，桑坤暴怒，开枪打死了路过的羊，表明桑坤将不满发泄在了羊身上，由人引起的冲突却让口不能言的动物变成了泄愤的工具。二是开棺验尸时，本该是装有素察尸体的棺木，开棺后出现了被桑坤打死的羊，羊代替了素察，但并非是替素察受死，而是作为一项“不是素察尸体”的证据，使得李维杰免受牢狱之灾，此时的羊代表了牺牲，承担了李维杰所犯的罪。 3.2 羊符号的第二层意义：善良
在周代《礼记》中，天子用以祭祀社稷之物为牛、羊、豕，被称之“太牢之礼”。其牺牲之物是只有尊贵的一国之君才有资格享用的佳品。羊肉为上，牛肉为中，猪肉为下。另外，“善”字结构中也包含了一个“羊”字，“善”中之“羊”象征德，李维杰是信教之人，一次次将实物或金钱布施给他人是他寻求内心平静和善良的表现。但为保家人平安，他不得不在善恶之间做出挣扎和博弈，所以最后才会发生此“误杀”事件。
3.3 羊符号的第三层含义：愚民
《误杀》被英译为《Sheep Without A Shepherd》，直译为“没有牧羊人的羊”，意译为“乌合之众”。出自《后汉书’耿弇传》：“归发突骑以辚乌合之众，如摧枯折腐耳”。在中国语境中比喻临时杂凑的、毫无组织纪律的一群人。在影片中，当警察来学校盘问平平有关素察之死的相关内容，平平正在学习关于羊的基本知识：视力不好、容易离群、被动型动物。“视力不好”“被动型”暗指大众容易相信浮于表面的事实，而会忽略冰山下真正存在的事实。以人喻羊的李维杰也恰好利用了这一点为家人编造了不在场证明，正如牧羊人引领视力不好的群羊般轻车熟路。在这场与警察瞒天过海的斗争中，李维杰以过人的聪慧通过打乱时间空间进而重新拼接组合，以压倒性优势占据主导地位，而群众接收到来自李维杰提供的信息源以及对此的反应也成为案件中各个必不可少的分支，最终推动了李维杰的“胜利”。
4. 反转结局体现中国价值
对比中印两版不同的结局，笔者认为都有其合理之处。
在母本《误杀瞒天记》中，由于警方没有找到萨姆的尸体因而缺少指控维杰的有力证据，因此维杰最后逃过了法律的制裁并且过上了平静的生活。在印度社会的宗教痕迹下，女性的贞洁被看作是上天最大的恩赐，失去贞洁恐终身不婚，面对一个犯下了不可饶恕罪行的人，即便他是警察局长的儿子，也不应被宽恕。而这场涉及到阶级矛盾的斗争也不由的引发了观众的选择倾向，在印度庞大的社会体系社会中，中下阶层民众占绝大多数。情感的推动使得观众更想看到弱势群体的胜利。所以这不仅是为民除害的表现，更体现着属于中下阶层人民的胜利。于是在情与理的抉择中，导演的选择也就不言而喻了。
而在中国版《误杀》中，即使最终警方没有找到素察的尸体，但是李维杰还是选择了自首。观影之后，影迷们也认为自首的结局是对全片的一种升华。从法律意义上来说，李维杰的自首是必然，因为在人物建构中，通过李维杰一次次的布施为自我救赎奠定了基础。影片结尾处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镜头：小女儿涂改考卷分数向爸爸换取口琴。在经历了这场公然和法律道德的对抗后，让小女儿在幼小的心灵里认可了欺瞒行为的“正确性”，使得她們看待世界的方式受到冲击。这是有悖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也正是由于这一要素，为李维杰自首埋下了伏笔。李维杰的自首不仅是传递正确的社会价值导向，同时也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再回溯中国历史，自夏朝开始便有了法律制度，“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因为夏朝社会混乱因而制定了刑法。同理，偌大的国家如若没有规则的制定和法律的约束，社会秩序势必将混乱。监制陈思诚谈到，在“误杀”事件中，无论谁都是受害者，切勿抱有侥幸心理。在很多看过原版《误杀瞒天记》的观众里，思考过后对于国内反转式结尾也持肯定态度，这样的结局本身也更能体现中国价值。
5. 结语
观影结束，我们感叹李维杰作为男人、丈夫和父亲三种角色合为一体的中国式担当;也感动于他为了保护家人而不惜铤而走险的魄力;更惊叹于他面对“误杀”事件时与精英阶层的高智商对决。但同样也能发现他在“成功”后却依然选择伏罪的内心。这个故事并非是单纯打造一部简单的“犯罪”爽片，它更希望观众看到的是“爽片”背后的意义，因为以恶制恶也难以做到风过无痕。《误杀》在保留原作创意内容的基础上，融入了颇具创新的制作。影片能够进行成功地本土化改编，不仅是在尝试改编之路上走出的正确一步，开发出更符合中国观众的文化心理以及观影模式，也为国内电影市场对于今后影片翻拍提供了借鉴。
参考文献：
[1]虞晓.《误杀》：“旧瓶装新酒”的工艺样板[N/OL].中国电影报.
[2]郭羽.《幻想与情感追逐——泽维尔·多兰的电影魅力》[D].重庆：西南大学，2017.
[3]彭爽.《承传与流转：“乌”之意象的二元结构》[J].《古代文学理论研究》，2017，2：175-188.
[4]丁海亮.《韩国语成语翻译研究》[D].青岛：中国海洋大学，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