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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迟来的心动
脚步姗姗来迟，姚安不是我青春期的一见钟情。
循着史籍文字的凿印，在雕版印刷与繁体书法的方块字中艰难跋涉。历史的艰涩与文字的芳香扑面而来、难分难解，庞杂茂盛的文字长势，时时原始森林般掩没历史的脉络路径。我就是在这样如履薄冰的坚韧探涉中，有过迷惘，有过懵懂，辛苦并激动着，竭尽心力。感激先贤，他们把文以载道的传统一代代弘扬，留下千古不朽的文字，见证流水逝波的历史沧桑。
滇中姚安，“文献名邦”绝不是一块过眼烟云的苍白招牌，而是一座座古典文字建筑而成的文化秘宫、精神城池。
文化景观，从来都不是走马观花的感观刺激。青灯黄卷，面壁求索，于文字矿石中苦炼精丹，在情感与理智的煎熬里日复一日。终于，天地大观的佳境逐渐显现，如饮陈酿的心醉神怡，如天眼洞开的豁然开朗，自然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文字陶醉之后，我一步步踏进姚安。此前，我虽然多次来过姚安县城，但来去匆匆，只作短暂停留，没有去过光禄古镇，没有走过《梅葛》故里，更不用说对这方厚重的文化底蕴有多少深入细致的探查、理解。
踏上古镇光禄，活佛寺首先俘获了我的眼球。佛家至尊、绘画、书法、飞檐翘角、雕梁画栋，无不透出古典文化的精华气息，令千百年后的人衷心叹服。
《梅葛》故里马游坪来去匆匆。一个真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本式彝乡，在我们眼前、心底展现了一方前所未见的世界。文化奇观的魅力，远甚于自然景观的诱惑。
走进这样的境界，猝不及防的我，只能用脚步探测，用眼睛寻觅，用心灵感悟，游走于悠远的时空邃道，屏息凝神，去感应千年历史的丝丝脉动。光阴逝水，岁月不居，沧海桑田，江山依旧，物是人非，今夕何夕！“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的感触，最是让我心动不已，并激活我懒惰的思想，力尽所能去搜索、探访。
二、姚安怀古
我们来迟了。
徐霞客比我们来得很早。但，相对于姚安的历史岁月，徐霞客也来迟了。
无论如何，滇中这块土地应该对徐霞客致以深深的敬意。
明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十一月初六日，大旅行家、地理学家、文学家徐霞客从昆明出发，用他那殷勤的双脚和犀利的双眼，“观螳螂川下流，而取道武定，以往鸡足”。应该说，徐霞客此行前往宾川鸡足山的目标是十分明确的，而他以一个地理学家的精明，舍弃了从滇池碧鸡关、安宁、楚雄、南华、祥云、宾川的通衢大道和直行捷径，却出人意料地走富民、武定、元谋、大姚、姚安，进入姚嶲古道，再逶迤西行。这条既艰险又绕道的S型路线，对一个“不走回头路”的旅行家来说，其中的深意，不言自明：一生以见识山川为乐事，艰难困苦，又何足惧焉？
十二月十二日，在大姚县妙峰山德云寺吃过早饭，徐霞客沐浴着清新的朝阳，下山西行。一路山水迎送，鸟鸣山更幽的逸趣中，野梅在旷天野地里恣意开放红艳与香浓，阳光朗朗，温暖如春。病体方愈的徐霞客乘兴造访了唐代白塔。而后，向南而行，从岐直小路，过烟村人家，进入姚安地界。《徐霞客游记》写道：“……海子西南尽，有路直抵大山下，为高土官家。由其西南入峡中，上坡一里半，有神庙当坡峡间。又上半里，活佛寺临其后。其西大山名龙凤山，又名广木山。寺号龙华，僧号寂空。是日下午，寂空留止后轩东厢。其后有深峡下悬，峡外即危峰高峙，庭中药栏花砌甚幽。墙外古梅一株，花甚盛，下临深箐，外映重峦。”行万里路而见多识广的徐霞客十分衷情于姚安山水风物，“十三日，昧爽起，……饭而下山。二里，仍出土官家后，遂转南行……”。当晚，“……入姚安府北门，歇青莲庵。”十四日，过观音寺、古寺山、祥龟寺、羊片湖、弥兴、宿孙家湾。“十五日，昧爽……南上坡，溯小流入……有哨当涧东坡上，是为龙马哨，有哨无人。山壑幽阻，溪环石隘，树木深密，一路梅花，幽香时度。”真个是大笔如椽，徐霞客的文字，比当今靠读图冲击眼球的瞬间力量，实在要久远和深邃得多。
徐霞客不是历史学家，他一生为山水立传，当然没有考证姚安历史的义务。
姚安，古属滇国地区。公元前286年周赧王时，庄蹻入滇。其部将小卜率军征战于斯，功成身亡，葬于姚安，至今坟墓尚存。
一条古道使一个人千古扬名。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了从首都长安出玉门关、天山南北路、越葱岭到达西亚、北非乃至欧洲的丝绸之路，为中外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而另外一条古道却早已沉醉在自己的辉煌中，默默无闻。比张骞通西域还早两个世纪，公元前四世纪，南方丝绸之路就从四川成都起步，经雅安、汉源、西昌、会理，而后渡金沙江，进入崇山峻岭的云南永仁、大姚、姚安，再蜿蜒迂回滇西，经祥云、弥渡、大理、保山，最后从腾冲进入缅甸，再北上抵达印度，这就是后来人所谓的“蜀身毒道”。它途经“西南夷”，是古代蜀地通往印度，连接南亚、东南亚的重要通道。
其实，雄才大略、穷兵黩武而“略输文采”的汉武帝，又何尝不对“西南夷”垂涎三尺呢？
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命鄱阳令唐蒙招降夜郎，命司马相如招降邛笮（西昌）。同时，命唐蒙和司马相如分别开通“南夷道”和“西夷道”。在崇山峻岭中修筑西南夷道，工程浩大，困难重重，汉武帝是以王朝的一半命运作为赌注的。据史载，每天都有数万人参加筑路，而粮食必须从外地运往，一时供给不济，只得到附近山寨购买。历时九年的劳民伤财，对当地居民侵扰颇多，不断引起地方少数民族部落的反抗，朝廷只能屡次派兵镇压。边民的反抗，筑路徭役的厌倦，筑路所消耗的粮食和经费，即使倾尽了整个巴蜀的租赋也难以为继。加之，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北方匈奴，精疲力竭、国库空虚的汉武帝不得不忍痛暂时放弃“西南夷”。公元前126年，西南夷道全面停工。司马相如历尽千辛万苦、在民间商旅“蜀身毒道”基础上开凿的“南夷道”，只从成都修到西昌，就此半途而废。 汉武帝就是汉武帝！ 征服匈奴以后，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广征巴蜀士兵，筑路与进兵同步，恩威并施征服云南。从此，南夷道得以一路南下，顺利开通。开道与开边一举两得，从此，“化外之邦”的古滇疆土归入汉朝版图。开道在先，开边随之，蜻蛉河畔的姚安、大姚乃至云南全境归于中原王朝的版图。开路之功，功不可没。
比徐霞客早1750年（公元前109年），汉王朝铁骑汹涌而来。车辚辚，马啸啸，旌旗遮天蔽日，剑戟寒光耀野。开道功臣、汉赋泰斗的司马相如，在帅旗下骑着高头大马，随汉王军队，顺南夷道南下，跨越千山万水，威风抖擞，雄赳赳气昂昂来到姚安。
这条司马相如亲身参与开辟的官道——南夷道，虽不如他的文字作品《子虚赋》、《上林赋》、《长门赋》等出名，但却是使他名垂青史的一部物质作品。所以，踏上这条官道，文官开道功臣司马相如，比鲜为人知的武官开疆功臣还耀武扬威。春风得意，文人性情，司马相如有趾高气扬的底气！史载，司马相如曾在滇西一带传播过汉文化。路过姚安时，在短暂停留间隙中，他为士子讲学，启蒙后生，传播诗赋文章。姚安边土受益颇多，从此，播下了中原文明的一粒重要的种子。
兵威所及，滇土臣服。汉王朝在姚安及周边地区设益州郡、越？郡，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之治”，笼络地方势力，任命民族头人为官，同时派遣王朝官员前来协助治理。少数民族首领骑在马上，马笼头却被汉官牵着，这就叫“羁縻”。汉王朝当时在姚安设的弄栋县，属益州郡24县之一。
姚安战略地位的重要和蜀身毒道的特殊，历史注定要与它结交不解之缘。
诸葛亮南征，别无选择走蜀身毒道。
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为稳定蜀中大后方计，“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兵分三路进入云南。他亲自率领西路大军追剿孟获，采取“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之方略平定南中。传说，首擒孟获之地即在姚安。这次率军南征，成就了他一生中最后的辉煌。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有言：“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乃治戎讲武，以俟大举。”不愧千古一相，滇民心悦诚服。
从汉朝直到两晋、南北朝，弄栋县480年的长寿，在后人眼中，瞬间过去了。
隋朝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在姚安设置弄栋总管府。
唐朝开始，南夷道滇中段被冠名姚嶲道。史书记载，唐代姚嶲道由黎溪南下渡金沙江，从泸津关（今天永仁拉咋）起，二十里至末栅馆（永仁大龙潭），七十里至伽毗馆（永仁县城）、八十里至渠桑驿（永仁与大姚交界的江底河）、七十四里至藏傍馆（大姚赵家店）、六十里至杨褒馆（大姚县城）、七十里至弄栋馆（姚安县城）、八十里至外弥荡馆（姚安弥兴）、一百里至求赠馆（祥云普棚）、七十里至云南驿（祥云云南驿）。茫茫群山中，悠悠古道接通中原，那是云南与祖国内地连通的动脉。
姚安被史家称之为“六诏之中分，三川之门户，南中之锁钥”，中原王朝对此逐渐有了清楚的认识。唐朝武德四年（公元621年），设立姚州都督府，归剑南道节度使管辖，所辖范围扩大到今滇西、滇东、黔西、川南地区，羁縻（辖领）57州、县，创造了姚安历史上的疆土之最。
江山易帜，朝代更迭，南诏时的弄栋节度、宋朝的统矢府、元朝的姚安路军民总管府、明朝的姚安军民府，到清朝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改为州，隶属楚雄府管辖。从此后，姚安的政治、军事地位逐步走向衰落。版图格局“古大今小”的历史形成。
三、光禄访古
姚安的历史，甚至远比今天的省会昆明市的历史还要漫长许多。在姚安这块地盘上，光禄镇的历史年轮，又比姚安县城悠长了许多。
岁月使然，光禄古镇老了。老有老的根基，经济的、文化的根基与积淀，是光禄古镇老而不朽的理由。比起其他老而衰没的古村、古镇，光禄的生命活力，我不敢在此断言。反正，该保留的遗迹文物，光禄保留了，该继承的历史文化，光禄也继承了——尽管无情的历史为它打了折扣。
活佛寺，这座始建于后唐天佑年间（公元904_907年）的寺院，原名卧佛庵。由“卧佛”而“活佛，”一字之差，已承载着说不完的人世沧桑与佛法无边的无奈与永恒。
曾任河南光山县知县的邑人蔡有松撰写的重修龙华山活佛寺碑记：“因神僧出现，从方外以寻来，夜半辞行将天王引去，由斯灵迹之显然，遂称其刹为活佛……”
其实，活佛寺与其说是神迹的演绎，莫如说是历史的民间版本。
宋代，高氏为大理国相国。公元1278年，元世祖忽必烈征云南，大理国王段智兴逃亡昆明，后向元军投降，延续300多年的大理国灭亡。相国高泰祥退避姚安募兵勤王，兵败被俘，杀于大理五华楼。传说高泰祥斩首之时，原本晴空丽日，忽然山川黯色，狂风怒吼，暴雨倾盆，元兵大惊失色。国破家亡，高相国九子一女在逃亡中走散，生死茫茫。其女菩提少有崇佛之心，生逢乱世，避入卧佛寺为尼。将早年一位番僧送给她的九粒菩提籽种于寺内，以此占卜九个兄弟的生死。九粒种子均发芽成活，且健壮茂盛。菩提女心中暗幸。那年的农历二月初八日，十兄妹终于团聚于光禄。心愿已了，年方十八的菩提女在寺中含笑坐化。元世祖平定云南后，为笼络地方势力，仍给高氏封官赐爵，高琦为世袭姚府土官，为追念其妹之德，扩建卧佛寺，塑像祭之，并更名活佛寺。活佛寺，一座被民间神话的寺庙，世俗与神祗的光芒交相辉映，世代香火旺盛，声名远播。至今，一年一度的二月八光禄龙华庙会，游人如织，商贸兴旺。清代高氏后裔、云南名人赵鹤清有诗颂曰：“岁岁早春天，寻春到佛前。二月八日，游人万万千，喜连连，相约飞凤山头见”。
从活佛寺下山，徜佯于光禄古镇。白发垂髫的老迈身影，蹒姗于巷闾；俊男婧女的现代潇洒，轻快穿梭于街道；小鸟依人的儿童，嬉戏于门庭。老而不衰的古镇，代代相因的古镇人，淳朴、安祥、从容、淡定，固执坚守却又随遇而安。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历史与现实的碰撞，古镇是尴尬的。光阴易老，岁月不居，一代一代的光禄人归入祖茔化作泥土，我们还能奢望光禄在岁月长河中长生不老么？古宅的门楣诉说以往的辉煌岁月，也诉说如今掩饰不住的苍老容颜。当传统民居雕梁画栋只能用现代相机来抢救记录时，我们捕捉的不仅仅是兴奋与快感，更是失落与苍凉。这座饱经沧桑的古镇，会像太多的其他古镇一样，被钢筋水泥的现代文明吞噬么？我不忍心再作如此沉重而悲观的追问，因为，一场保护与开发光禄古镇的重头戏，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着。我们有理由为日益理智的时代、为光禄古镇的美好未来，充满向往， 而不是其他。
寻寻觅觅，一辆破旧的马车“的士”把我们拉进汉朝弄栋县治旧址——旧城村。时光回到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朝铁骑入滇，弄栋县成为益州郡二十四县之一。汉朝、南诏、唐朝，或者县治，或者府治都在旧城。直到唐睿宗景云元年（公元710年），御史李知古新筑土城于今姚安县城，经历829年辉煌的旧城，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终于走向衰落。
历史就是这样的无情，再显赫的历史，都将被它埋葬。威仪堂堂的官府和峨带博冠的高官，都被无私岁月雨打风吹去！到如今，旧城已是炊烟缭绕，鸡犬鸣吠，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凡村庄，哪里还寻得到一丝半点的高贵历史痕迹？
重返光禄古镇，姚安路军民总管府的辉煌依稀可见。
姚安路军民总管府旧址，俗呼高土司衙门，雅称高让公故里。高氏世袭大理相国，据称蜀汉平定南中的高定为其先祖。大理国第十二代传至段廉义，为权臣杨义贞所害。危亡之际，高升泰起兵诛杀杨氏，挽救大理国政权于不倒。但段氏历此重创，国运式微，群臣拥戴高升泰为国君，改国号为“大中国”。两年后高升泰病危，遗嘱归还国政于段氏，世称高升泰为“国让公”。其子高泰明遵父遗训，还帝位于段正淳。位高权重的高泰明生育三个儿子，推长子高明顺为相国，封次子高明量于威楚（楚雄），封三子高明清于姚安。从高明清起，高氏家族世袭领辖姚安二十余世，历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可谓显要滇中，尊荣之极。有“九爽七公八宰相，三王一帝五封侯”之家史政绩。
元代，中央政权设置姚州，后升格为路，高氏一直执掌权柄。姚安军民总管府遗址，唐代初建，后朝屡修，巍峨气派，现存正殿五间，进深四间；过厅五间，进深四间；门厅七间，进深四间；北厢其址犹存，南厢已毁。府址北邻高雪君（奣映）祠，是一幢精美的法式建筑，建于1936年。一墙之隔，高土司衙门与高雪君祠一中一洋，一古一今，无声地，见证岁月的变迁，诉说江山的更迭。它们，是穿越时空的邂逅？是一脉相承的偶然？它们哲学家一样的沉默，行为艺术家一样的坦荡。每一个耳聪目明的智者，只要倾心向往，都能聆听到历史的脉动，洞察到时代的影子。就这是光禄的一隅，令我流连忘返。
四、守望人生
一个老人，就是一部活着的书，而且是有声有色有形有象的古书。特别是那些智慧与年寿共同增长的古稀老人，更是不可多得的缮本、孤本。在光禄镇，只要留心，到处都找得见这样的缮本、孤本。
老人坐在高雪君祠院中的一棵老梧桐树下，静静地，如倦鸟栖息。她面前，满场的金黄稻谷正在晾晒。天气很好。采访间隙中，我不经意间踏进这个已经改作敬老院的院子。白发苍苍的老妪，猝不及防，我用不太成熟的摄影技术，对着她接连两次摁下快门。
老妪反应过来，说：连累你啰，我这大的年纪，你还给我照像。多谢啰，谢谢啰！
我问：老人家，您能不能给我讲讲年轻时候的事情，我是来这点采访的，您不要怕。
她说：我不怕，我不怕，活到这个岁数，我一样都不怕了。
我说：您精神这么好，等下次来采访，我一定专门来看您。
……
一个月后，我重访光禄，直接奔进敬老院去找她——这个幽默乐观的80岁老人。很不凑巧，2006年11月19日是个星期日，光禄赶街，她又到大街上看热闹去了。
敬老院的护理员非常热情，让我们坐进活动室等待，然后一溜烟跑到街上叫她。
老人好像预感到我要来采访似的，自己回到院中。一听说有人在等，她迈开裹着的小脚，蹬蹬蹬走上楼来，笑对我说：哦，你真的又来了格？我真的又见着你了格？
我们都笑了。
她叫杨秋兰，光禄镇王家村出生，家中富有，被光禄镇河里渡杨氏看中，18岁时，一顶花轿，数匹骏马，一行人众敲锣打鼓，欢欢乐乐进到了夫家。
新郎杨宜春聪明好学，婚后返回姚安、楚雄读书，毕业后又到外乡教书，新娘的被窝都没捂热。一大家子人的生计，都压在了杨氏身上。事奉公婆、小姑小叔和他们的爷爷奶奶，田间劳作回来，赶紧烧火煮饭，恭恭敬敬端上桌。人吃毕，洗过碗，喂饱猪，累得脚瘫手软，倒在床上，全身麻木，旋即入眠。公鸡一叫，睁开眼睛，周而复始……。
杨秋兰享受了多少婚姻幸福，我们不得而知。我们所知道的是，结婚三年后，云南全境解放。她的丈夫却从此杳无音讯。又是三年，有了确切消息，丈夫在建水坐牢。岁月匆匆，匆匆岁月，1973年，47岁的杨秋兰，终于蹒蹒姗姗去到建水，与丈夫团聚了整整一个月。这一个月，是我们已知的杨秋兰最幸福的婚姻生活时光。
问到有无夫妻合影，老人蹬蹬蹬跑出去，不到一分钟，就拿来两张完全一样的照片，只是其中一张着了颜色。
这张定格她一生幸福的照片中，大小姐的娇媚早已被沧桑岁月抹去，也看不出久别胜新婚的喜悦。照片背面，一段俊秀的圆珠笔字：“一九七三年三月廿四日，我俩在建水临别时作此留影。送给秋兰常见宜春，于建水”。这分明是从此天涯两茫茫，生死难预料的诀别。
一辈子的守候，换来这一个月的幸福。她为杨家老老小小三代人送终，后来丈夫刑满释放直至十年后去世，家中却只是多了一个让她服侍汤药的人而已。
我实在不忍心再写下去，从沉重中解脱出来的孤寡老人杨秋兰，自我总结坎坷人生，只用了出人意料的两个字：命牢！
细如游丝的生命，在她的身上，为何如此牢不可断呢？人世间，有多少人像她一样命牢？
命牢者，还有一位88岁高龄的高培仁。高老出生在大姚县新街乡，11岁入赘光禄世代显赫的高氏后人之家。1937年起在光禄小学任教，有四十多年教龄。文革期间，妻子被殴打致病，不治而亡；在东川矿务局机修厂工作的长子，被勒令回籍，劳动中伤残致死；次子13岁，为求每日六两粮食，参加修建公路，常年负重，落下残疾；三子无力供养而送人……。历尽劫难，88岁的老人依然性格倔强，精神健旺，参与修成《高氏族谱》。
五、梅葛故里与花灯之乡
官屯乡马游坪村。
清代创办的义学遗址、鲜艳的彝族服饰，欢乐的彝族歌舞，悠扬的葫芦笙音乐，坐在门口晒太阳的彝族老妪，田地中劳作的彝家儿女……，组合成一幅时光悠远的乡居图画。
这里是生长艺术的地方，是生长歌舞的地方， 2006年被国家文化部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地。小小一个村子，竟然有三位农民被省文化厅命名为民族民间艺人。他们中间，有葫芦笙演奏和制作艺人郭自林，有剪纸和刺绣艺人罗玉芳，还有梅葛艺人郭有珍。
郭有珍73岁了，她说自己是为梅葛而生的。据前两天来过的记者讲，他们在马游坪五个小时，她老人家竟然五个小时都在不停歌唱。可惜我们无缘得见，她上省城表演去了。
可是我们没有白来。几位在家门口享受阳光的老头老太见我们走过，主动唱了起来，让我们一饱耳福，听到了天籁之音。因为我们来到的是马游坪，来到的是天宽地阔的梅葛故里。
《梅葛》是楚雄彝族的一部长篇史诗。经大姚出生的郭思九和原昆明师范学院1955级民间文学调查组的初步搜集整理，再经过对古典文学、当代文学和民间文学素养很高的徐嘉瑞先生亲自修改，于1958年初版以后，一步一步，最终成为蜚声世界的民间文学史诗典范，效应波及全世界。
“梅葛”一词，是滇中彝族语言的音译，是彝族歌唱形式的一种名称，是彝族世代相传、经久不衰的口碑“根谱”。它概括反应了彝族人民生产生活、历史发展、宗教信仰、原始哲学等等领域的原始思考，是彝族不朽的百科全书。
《梅葛》第一部“创世”开篇，如是唱道：
“远古的时候没有天，我们来造天；远古的时候没有地，我们来造地……”
在《梅葛》第二部“造物”又唱道：
“哪个来盖房？帕颇来盖房。盖房没有树，帕颇撒树种，哪个来撒种？ 东方山坡小姑娘，树种草种是她撒；帕颇向她要种子，树种草种要来了。”
《梅葛》第三部“婚事与恋歌”采用比兴手法，更加精彩地唱道：
“树花开了，草也开花了，百兽开花了，百鸟也开花了，家禽开花了，耕畜也开开花了，没有不开花的草木，没有不开花的鸟兽。草木鸟兽开花完，人类忙着把花开……”
三天三夜也唱不完的《梅葛》古调，层层递进，不绝如缕。
《梅葛》第四部“丧葬”唱尽了世间的悲欢离合。
“世人都会死，一百岁的人会死，三十多岁的人也会死，几岁的人也会死，生下地的娃娃也会死；男人会死，女人也会死；做大官的人会死，做小吏的也会死；穷人会死，发财的人也会死……”
对亲人的永远离去，他们的歌声，既悲伤感怀，又达观理性，对于生与死的辩证关系，彝人有着透彻地理解。
花灯，是姚安引以为荣的又一门歌舞艺术。
以花灯之乡而著称的姚安，花灯歌舞源远流长。据说起源于明朝，是云南花灯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数百年的民间流衍，姚安花灯分为小邑拉花、花灯歌舞、花灯戏剧、坝子腔、莲花落等种类。
在小邑村，采访“拉花”原生地。土生土长的各色演员生、旦、丑全都是荷锄肩担的农家儿女。传承人李守达70岁了，带着年轻人表演起来一点也不显老态。他说他的传承人地位是师傅选的，谁跳得好就传给谁，一般不按照家传。演员九人，灯头“打岔佬”除外，男女各四。传统的“拉花”，原为开场戏，一阵紧锣密鼓过场，九人载歌载舞上阵，先是“打岔佬”数来唱开腔：“歹个歹，岔个岔，让我老头来打岔，有岔无岔尽管打，留在肚中作啥嘛……”崴步翩翩，演员以彩扇、膏药伞为道具。这种纸裱膏药伞过去伞边挂满膏药，主要用来驱病除邪；现在已经变为“四季平安”、“风调雨顺”、“六畜兴旺”、“五谷丰登”的大花伞。演员唱“平腔”、“升财门”、“猜调”、“十二月采花”等曲调，丑角插科打诨，生、旦表演贴近生活，通俗易懂，变幻齐整的舞姿，赢得观众的阵阵喝彩和欢笑。
小邑拉花曾经唱遍省州，1953年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汪培改编，云南省知名艺术家石宝风、扬帆曾到中南海怀仁堂演出，后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多次进行播出，深得观（听）众的喜爱。
村民说，小邑拉花是为驱除疾病灾害，祈求百姓安康而演唱的，所谓“三年不跳灯，牛死马害瘟”，跳了才顺。看来艺术起源于巫术又有了一个例证。不过艺术掩没了巫术，是小邑拉花长盛不衰的事实。
六、天宝战争的文学版本
透过历史风烟，唐王朝与南诏政权，演绎半部唐朝历史。
诉说姚安古往，我们怎么也难绕过唐朝这段历史。特别是天宝战争的尸山血海事件，名在洱海演绎，实则姚安肇始。
唐高宗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唐王朝正式在弄栋设立姚州都督府，所辖范围相当于蜀汉时期云南郡故地。到天宝初年，姚州都督府领三十二州、五十七县，随后新增十州，辖区扩张到今滇西、滇东、黔西、川南大片地区。姚安一度成为威镇西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重镇。
何以故？历史的天空使然！
在空前强盛的唐王朝崛起的同时，西南边疆也崛起一个少数民族政权____南诏。斯时，吐蕃统一了西藏各部，并南下占领了洱海地区和四川盐源、茂县一带，造成对成都的威胁。为抵抗吐蕃势力，唐朝竭力扶持有意靠拢的南诏。唐玄宗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皮逻阁统一了洱海周围的六诏；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朝庭封皮逻阁为云南王、越国公，赐名蒙归义。天宝七年（公元748年），阁逻凤登上南诏国王位。南诏遂成为唐王朝与吐蕃之间的西南屏障。
设立隶属于剑南道节度使的姚州都督府，唐王朝用心良苦：凭借姚州这着棋，东连滇池，西接洱海，北慑吐蕃，中央政权可保无虞也。
问题是，南诏统一后，与大唐王朝的关系若即若离。盖因吐蕃势力的长期渗透，西洱河流域诏民从社会生活到宗教信仰，都深受吐蕃的影响。北靠吐蕃，南面唐朝，南诏腹背受敌，左右为难。在吐蕃僧人的挑动下，阳瓜州刺史蒙俭父子，于高宗咸亨三年（公元672年）起兵反唐，首攻姚州。朝庭调兵遣将，付出沉重代价，方才平息了叛乱。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以幕僚的身份随军入滇，在姚州写下《兵部奏姚州破贼诺没弄杨虔柳露布》、《兵部奏破贼设蒙俭等露布》两篇文采斐然的军事文书流传至今。
天宝初，唐王朝开始经营南北连通安南、戎州两都督府的“步头路”。此时，剑南节度使派出竹灵倩坐镇安宁修筑城池，诸爨以“赋重役繁”、“政苛人弊”为由攻陷安宁，杀死竹灵倩。朝庭派大军前往镇压，并命令姚州都督府传檄南诏协同作战。对滇池早有窥伺之心的南昭王皮逻阁、阁逻凤父子趁机浑水摸鱼，挥师东进，任唐军与爨军争斗消耗，坐收渔人之利，将势力扩张到滇池地区，“日以骄大”，割据云南之企图显露。于是，唐朝与南诏的矛盾公开化了。
姚州都督、边关统帅张虔陀，为了牵制南诏，采取两手策略，一面扶持皮逻阁谪子诚节与皮逻阁养子阁逻凤争夺王位，以引起南诏内讧，不果；一面“筑城收质，缮甲练兵”，加强戒备。
天宝九年（公元750年），阁逻凤携妻子途经姚州，到成都进谒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张虔陀当面调戏阁逻凤妻子，并索要巨额贿赂。阁逻凤不应，张虔陀一纸奏章，污陷阁逻凤意欲谋反。阁逻凤一怒之下，突然发兵攻下姚州，张虔陀饮鸠自杀。
天宝战争从此拉开大幕。
天宝十一年，鲜于仲通率军6万征讨南诏。阁逻凤派使者求和，陈述张虔陀咎由自取。可是，鲜于仲通“唯言杀戮”。阁逻凤转而投靠吐蕃。西洱河畔，南诏与吐蕃联合夹击唐军，鲜于仲通大败逃走。
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侍御史剑南留后李宓率7万大军浩浩荡荡进征南诏，落得个沉江自尽。
阁逻凤为留后路，收敛阵亡将士尸体，“祭而葬之”，于是有了今天下关市天宝公园内的“万人冢”；又在王都太和城竖立“德化碑”，表明叛唐实属不得而已，决心“世世事唐”之意。
连年征战，唐军二十万人弃尸洱海，“皆中国利兵”。经济上，“数年间渐减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逃亡成都，“天宝盛世”宣告结束。
文学版本，见证了天宝战争的尸山血海。
有感于李宓在北方征兵以进攻南诏，北人恐惧“南蛮”之地“毒瘴”而不愿往，杨国忠派人截路搜捕，铐送兵营，士兵父母妻子哭声震野的暴行， 诗仙李白愤怒谴责道：“喧呼救边急，群鸟皆夜鸣……长号别严亲，日月惨光晶；泣尽继以血，心摧两无声……”。
白居易 “新丰老翁八十八，头鬓眉须皆似雪……无何天宝大征兵，户有三丁点一丁……此臂折来六十年，一肢虽废一身全……不然当时泸水头，身死魂孤骨不收。应作云南望乡鬼，万人冢上哭呦呦……”。 宁愿以折臂之残，保全性命一条，正是新丰老翁的无奈反抗？
姚安清代土司高？映有《天宝战士合冢》：“不愁寂寞葬蛮乡，十万雄师一冢藏。未见松楸驯兔雉，常留荆棘拢牛羊。要君相国虚传捷，谀世词人滥颂扬。鬼蜮此中无女谒，丈夫群合自冰霜。”
天宝战争之后，又是安史之乱，一个伟大的王朝从此一蹶不振，病入膏肓。沧海桑田，再后来，姚安作为云南政治、军事、文化中心的地位也渐渐淡出历史。
七、李贽与杨慎的姚安情结
历史睡了，岁月醒着。历史老人在岁月中打盹，却被时代骄子高亢的歌声唱醒。时光悠悠，日升月沉，寒来暑往。江山易帜，朝代更替，风流人物一代代踏上姚州大地，他们的足印化作历史，成为一道灿烂的历史文化景观。
明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一代名儒，一位堪称中国思想家和学术界的杰出人物——李贽（原名林载贽），后改姓李，因避讳明穆宗朱载垕，所以，去“载”），在他50岁的时候，赴姚州担任知府。他的生平，可谓经历丰富，多灾多难。初，家乡读书；再，外出谋生，考取举人，出任河南辉县教谕；三，在南京、北京当国子监博士，后升迁北京礼部司务南京员外郎。再后，赴任姚安知府。他牧姚三年，以民为本，清廉为官，颇著政声。政务之外，李贽倾心课徒，即兴作文，开一代风气之先，尽心竭力培养本地人才，为姚安成为文献名邦铺垫了坚实的基础。
李贽谙熟前朝历史与当朝现状，但他的“童心说”以及种种思想与行为，被当朝士大夫所不容。他爱憎分明的性格，特立独行的文化见解，不同凡响的思想境界，超越现实的人生理想，都构筑了自己一生的不幸。
至情至性的李贽，与在他之前就任云南巡守道的骆问礼、巡抚王凝思想抵触。他们诬陷李贽“大坏风化”，声言“当以法治之”，在《又书使通州诗后》中，李贽坦言：“吾之居哀牢，尽弃交游，独步万里，戚戚无欢，谁是谅我者？其时诸上官，又谁是不恶我者？”艰难之中，他挂印而去。在“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腐败大环境之中，李贽三年知府离任，“囊中仅图书数卷。士民遮道相送，车不得发。”这一时刻，他才真正体验到了谁是谅我者！ 他55岁以后，寄居湖北黄安、麻城，从此10余年间，埋头读书、著述、讲学。70岁以后，读书不辍，勤奋撰述，流寓四方，直至76岁卧病在床时被逮捕入狱。受尽折磨的李贽，夺刀自刎于通州监狱之中，结束了自己铁骨铮铮的生命。
一代硕儒李贽，并不因他的生命终结而终结。他的思想，他的《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等等一系列著作，对中国的后来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如蔡尚思教授所言：“李贽，……在中国思想史上，有其他思想家所难比的地位……以学术问题而被害死的，李卓吾便成为惟一无二的一个思想家了，此其一。李卓吾的批评孔子，坚持到七十多岁的高年……此其二。李卓吾是死于独尊孔子的封建社会时代，而不是死在封建社会已经动摇和被推翻以后，所以他为反孔而牺牲生命，不仅前无古人，而且后无来者，此其三。具此三个特点，在中国思想史上，有谁能比得上他呢？”
姚州知府三年，是李贽思想转变最大的时期，也是姚州人民受惠最深、承上启下的关健年代。时至今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是李贽在姚安开一代风气之先，反对重男轻女，招收女弟子入学；是他培养了如陶珽等享誉国中的姚州先贤。但，我们已说不清：姚州三年，是否是他人生的重大转折点之一？我们所知道的是，他对姚安人民的深厚情感，直到生命倒计时的不久，在遥寄南方诗友的诗中，还是如此深情依然：“为郎怜白下，秉性忆南中。一万苍山路，三千鲁国风。及门推第一，时迤向西东。闻有袈裟石，何由寄远公。”一片真情，跃然笔端。
云南著名学者、诗人李元阳有感于李贽的学问、操守与德行，感慨之余，写下诗篇赠予李贽，诗曰：“姚安太守古贤豪，倚剑青冥道独高。僧话不嫌参天牍，俸钱常喜赎民劳。八风空景摇山岳，半夜歌声出海涛。我欲从君问真谛，梅花霜月正萧骚。”
后人说不尽的李贽，在姚安留下遗迹李贽桥、德丰寺三台书院、《龙山说》、《青莲寺二首》等物质与精神财富。岁月无私，人间有情，姚安人至今把他佳话、神话也不足为奇。因为，他留下太多太多的恩惠。姚安人民永远也没有理由忘记像李贽这样的清官、高贤，并且千古传颂他在府衙楹柱写下的两幅对联：从故乡而来，两地疮痍同满目；
当兵事之后，万家疾苦总关心。
听政有余闲，不妨甓运陶斋，花栽潘县；
做官无别物，只此一庭明月，两袖清风。
杨慎，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明正德年间内阁大学士杨廷和的长子。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24岁的杨慎考中进士，旋即殿试第一。状元及第，春风得意，初授翰林院修撰，后改任经？讲官。当时，朝廷上下围绕世宗皇帝的宗序问题争论不休（史称“大礼议”），杨升庵追随父亲数次犯颜直谏，世宗龙颜大怒。杨升庵被罚杖刑后贬谪云南，戌永昌（今保山）卫，永不叙用。从此，满腹诗书的杨升庵，与滇西边地结下不解之缘。在充军蛮荒、流戌云南近40年的漫长岁月里，他往来途经姚州20余次。身世的沉浮，旅途的艰难，激起他孤独寂寞、怀才不遇的无限感叹。诗歌，是折射人类心灵的底片，清晰地烛照了杨升庵从“姚？道”经蜻蛉河往返西蜀的心路脉络。
杨升庵时代，比之于中原，云南毕竟边僻蛮荒，属化外之邦。被贬谪入滇，他愁肠百结，沉沦憔悴，内心凄苦难以释怀。在今天的楚雄境内，所过之处，他的每一首诗歌，几乎都是孤芳自赏和伤时感世之作，而且以后者居多：过南华苴力铺，作《垂柳篇》，以“肠断关山明月楼，一声横笛清霜坂”为结尾；过元谋，作《宿金沙江》，以“江声月色那堪说，肠断金沙万里楼”为曲终。
我们发现，杨升庵的滇中述怀诗文，蜻蛉情结很重。
蜻蛉川，硪碌野。铁箐穷崖，飞鸟不下。？结成群行，白日腥风洒。击我耗牛驱笮马，金鸡庙前无行者。使君坐紫城，桴鼓卧不鸣。苍山平，洱水清，守犬无夜惊，行商到天明。白羽蠹，青苗生，南山踏歌北山耕。愿留使君住，只愁使君去。畏途前番君不闻，高车驷马亦使君，？商车下殷车轮。（《蜻蛉谣》）
在流放状元杨升庵的笔下，蜻蛉河畔，楚雄（硪碌）原野，匪盗出没，恃险而骄，大姚险途铁索箐连飞鸟都难逃过，商旅往来频繁，夜犬见惯不惊，少数民族土著生息劳作、歌舞耕种、热情留客，.他官场失意，远离家乡，却依然被当作尊贵的“使君”。一曲《蜻蛉谣》，把边地淳朴民风，白描似地勾画出来。与生俱来乐观旷达的土著民族，给了他落魄的精神世界一抹温暖的阳光。杨升庵对蜻蛉河、禺同山、金马碧鸡等大姚风物的频频作颂，倒使我们得以窥见他对这方土地的热爱之情：蜻蛉绝塞怨离居，金雁桥头几岁除。易求海上琼枝树，难得闺中锦字书（蜻蛉行二首之一）
哪怕是给家中写信，也要把“蜻蛉”作为相思的驿站，向他的结发妻子、诗人黄娥倾诉珍宝易求，家书难得的感慨。从这个角度而言，杨升庵不愧一个天性难改的情种。而耳鬓厮磨，心有灵犀的元配夫人黄娥，一首《寄外》诗作，也把蜻蛉风物回赠给流寓滇土的丈夫：“曰归曰归愁岁暮，其雨其雨怨朝阳。相闻空有刀环约，何日金鸡下夜郎？”，她多么期盼丈夫乘上金马，化作碧鸡，穿越千山万水，早日来到自己身边！读诗至此，我们不禁感叹：好一对夫唱妇随的苦命鸳鸯！
蜻蛉河畔的姚安、大姚、金马碧鸡，是激发杨升庵诗歌情感的一块厚土：“鸡鸣残月映长庚，马嘶又促蜻蛉行”、“君领铜鱼问碧鸡......禺山阁道盘丹徼......”腹有诗书气自雄，杨升庵以大手笔、大场景，把蜻蛉河畔姚安、大姚的风物环境感慨于笔端，留给后人无限广阔的文学视野。
李贽与杨升庵，把沉睡千年的姚安历史唱醒的众多先贤中的两位，从心灵深处，我们应该对他们虔诚礼拜、倾心鞠躬！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再现，面对前人以诗歌定格下来当时的社会场景，我们只能用心灵去抚摸这些方块字的的情感温度。江山代有才人出，岁月醒着，以他睿智的慧眼，时不时给后来人以深情的回眸。
脚步姗姗来迟，姚安不是我青春期的一见钟情。
循着史籍文字的凿印，在雕版印刷与繁体书法的方块字中艰难跋涉。历史的艰涩与文字的芳香扑面而来、难分难解，庞杂茂盛的文字长势，时时原始森林般掩没历史的脉络路径。我就是在这样如履薄冰的坚韧探涉中，有过迷惘，有过懵懂，辛苦并激动着，竭尽心力。感激先贤，他们把文以载道的传统一代代弘扬，留下千古不朽的文字，见证流水逝波的历史沧桑。
滇中姚安，“文献名邦”绝不是一块过眼烟云的苍白招牌，而是一座座古典文字建筑而成的文化秘宫、精神城池。
文化景观，从来都不是走马观花的感观刺激。青灯黄卷，面壁求索，于文字矿石中苦炼精丹，在情感与理智的煎熬里日复一日。终于，天地大观的佳境逐渐显现，如饮陈酿的心醉神怡，如天眼洞开的豁然开朗，自然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文字陶醉之后，我一步步踏进姚安。此前，我虽然多次来过姚安县城，但来去匆匆，只作短暂停留，没有去过光禄古镇，没有走过《梅葛》故里，更不用说对这方厚重的文化底蕴有多少深入细致的探查、理解。
踏上古镇光禄，活佛寺首先俘获了我的眼球。佛家至尊、绘画、书法、飞檐翘角、雕梁画栋，无不透出古典文化的精华气息，令千百年后的人衷心叹服。
《梅葛》故里马游坪来去匆匆。一个真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本式彝乡，在我们眼前、心底展现了一方前所未见的世界。文化奇观的魅力，远甚于自然景观的诱惑。
走进这样的境界，猝不及防的我，只能用脚步探测，用眼睛寻觅，用心灵感悟，游走于悠远的时空邃道，屏息凝神，去感应千年历史的丝丝脉动。光阴逝水，岁月不居，沧海桑田，江山依旧，物是人非，今夕何夕！“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的感触，最是让我心动不已，并激活我懒惰的思想，力尽所能去搜索、探访。
二、姚安怀古
我们来迟了。
徐霞客比我们来得很早。但，相对于姚安的历史岁月，徐霞客也来迟了。
无论如何，滇中这块土地应该对徐霞客致以深深的敬意。
明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十一月初六日，大旅行家、地理学家、文学家徐霞客从昆明出发，用他那殷勤的双脚和犀利的双眼，“观螳螂川下流，而取道武定，以往鸡足”。应该说，徐霞客此行前往宾川鸡足山的目标是十分明确的，而他以一个地理学家的精明，舍弃了从滇池碧鸡关、安宁、楚雄、南华、祥云、宾川的通衢大道和直行捷径，却出人意料地走富民、武定、元谋、大姚、姚安，进入姚嶲古道，再逶迤西行。这条既艰险又绕道的S型路线，对一个“不走回头路”的旅行家来说，其中的深意，不言自明：一生以见识山川为乐事，艰难困苦，又何足惧焉？
十二月十二日，在大姚县妙峰山德云寺吃过早饭，徐霞客沐浴着清新的朝阳，下山西行。一路山水迎送，鸟鸣山更幽的逸趣中，野梅在旷天野地里恣意开放红艳与香浓，阳光朗朗，温暖如春。病体方愈的徐霞客乘兴造访了唐代白塔。而后，向南而行，从岐直小路，过烟村人家，进入姚安地界。《徐霞客游记》写道：“……海子西南尽，有路直抵大山下，为高土官家。由其西南入峡中，上坡一里半，有神庙当坡峡间。又上半里，活佛寺临其后。其西大山名龙凤山，又名广木山。寺号龙华，僧号寂空。是日下午，寂空留止后轩东厢。其后有深峡下悬，峡外即危峰高峙，庭中药栏花砌甚幽。墙外古梅一株，花甚盛，下临深箐，外映重峦。”行万里路而见多识广的徐霞客十分衷情于姚安山水风物，“十三日，昧爽起，……饭而下山。二里，仍出土官家后，遂转南行……”。当晚，“……入姚安府北门，歇青莲庵。”十四日，过观音寺、古寺山、祥龟寺、羊片湖、弥兴、宿孙家湾。“十五日，昧爽……南上坡，溯小流入……有哨当涧东坡上，是为龙马哨，有哨无人。山壑幽阻，溪环石隘，树木深密，一路梅花，幽香时度。”真个是大笔如椽，徐霞客的文字，比当今靠读图冲击眼球的瞬间力量，实在要久远和深邃得多。
徐霞客不是历史学家，他一生为山水立传，当然没有考证姚安历史的义务。
姚安，古属滇国地区。公元前286年周赧王时，庄蹻入滇。其部将小卜率军征战于斯，功成身亡，葬于姚安，至今坟墓尚存。
一条古道使一个人千古扬名。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了从首都长安出玉门关、天山南北路、越葱岭到达西亚、北非乃至欧洲的丝绸之路，为中外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而另外一条古道却早已沉醉在自己的辉煌中，默默无闻。比张骞通西域还早两个世纪，公元前四世纪，南方丝绸之路就从四川成都起步，经雅安、汉源、西昌、会理，而后渡金沙江，进入崇山峻岭的云南永仁、大姚、姚安，再蜿蜒迂回滇西，经祥云、弥渡、大理、保山，最后从腾冲进入缅甸，再北上抵达印度，这就是后来人所谓的“蜀身毒道”。它途经“西南夷”，是古代蜀地通往印度，连接南亚、东南亚的重要通道。
其实，雄才大略、穷兵黩武而“略输文采”的汉武帝，又何尝不对“西南夷”垂涎三尺呢？
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命鄱阳令唐蒙招降夜郎，命司马相如招降邛笮（西昌）。同时，命唐蒙和司马相如分别开通“南夷道”和“西夷道”。在崇山峻岭中修筑西南夷道，工程浩大，困难重重，汉武帝是以王朝的一半命运作为赌注的。据史载，每天都有数万人参加筑路，而粮食必须从外地运往，一时供给不济，只得到附近山寨购买。历时九年的劳民伤财，对当地居民侵扰颇多，不断引起地方少数民族部落的反抗，朝廷只能屡次派兵镇压。边民的反抗，筑路徭役的厌倦，筑路所消耗的粮食和经费，即使倾尽了整个巴蜀的租赋也难以为继。加之，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北方匈奴，精疲力竭、国库空虚的汉武帝不得不忍痛暂时放弃“西南夷”。公元前126年，西南夷道全面停工。司马相如历尽千辛万苦、在民间商旅“蜀身毒道”基础上开凿的“南夷道”，只从成都修到西昌，就此半途而废。 汉武帝就是汉武帝！ 征服匈奴以后，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广征巴蜀士兵，筑路与进兵同步，恩威并施征服云南。从此，南夷道得以一路南下，顺利开通。开道与开边一举两得，从此，“化外之邦”的古滇疆土归入汉朝版图。开道在先，开边随之，蜻蛉河畔的姚安、大姚乃至云南全境归于中原王朝的版图。开路之功，功不可没。
比徐霞客早1750年（公元前109年），汉王朝铁骑汹涌而来。车辚辚，马啸啸，旌旗遮天蔽日，剑戟寒光耀野。开道功臣、汉赋泰斗的司马相如，在帅旗下骑着高头大马，随汉王军队，顺南夷道南下，跨越千山万水，威风抖擞，雄赳赳气昂昂来到姚安。
这条司马相如亲身参与开辟的官道——南夷道，虽不如他的文字作品《子虚赋》、《上林赋》、《长门赋》等出名，但却是使他名垂青史的一部物质作品。所以，踏上这条官道，文官开道功臣司马相如，比鲜为人知的武官开疆功臣还耀武扬威。春风得意，文人性情，司马相如有趾高气扬的底气！史载，司马相如曾在滇西一带传播过汉文化。路过姚安时，在短暂停留间隙中，他为士子讲学，启蒙后生，传播诗赋文章。姚安边土受益颇多，从此，播下了中原文明的一粒重要的种子。
兵威所及，滇土臣服。汉王朝在姚安及周边地区设益州郡、越？郡，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之治”，笼络地方势力，任命民族头人为官，同时派遣王朝官员前来协助治理。少数民族首领骑在马上，马笼头却被汉官牵着，这就叫“羁縻”。汉王朝当时在姚安设的弄栋县，属益州郡24县之一。
姚安战略地位的重要和蜀身毒道的特殊，历史注定要与它结交不解之缘。
诸葛亮南征，别无选择走蜀身毒道。
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为稳定蜀中大后方计，“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兵分三路进入云南。他亲自率领西路大军追剿孟获，采取“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之方略平定南中。传说，首擒孟获之地即在姚安。这次率军南征，成就了他一生中最后的辉煌。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有言：“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乃治戎讲武，以俟大举。”不愧千古一相，滇民心悦诚服。
从汉朝直到两晋、南北朝，弄栋县480年的长寿，在后人眼中，瞬间过去了。
隋朝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在姚安设置弄栋总管府。
唐朝开始，南夷道滇中段被冠名姚嶲道。史书记载，唐代姚嶲道由黎溪南下渡金沙江，从泸津关（今天永仁拉咋）起，二十里至末栅馆（永仁大龙潭），七十里至伽毗馆（永仁县城）、八十里至渠桑驿（永仁与大姚交界的江底河）、七十四里至藏傍馆（大姚赵家店）、六十里至杨褒馆（大姚县城）、七十里至弄栋馆（姚安县城）、八十里至外弥荡馆（姚安弥兴）、一百里至求赠馆（祥云普棚）、七十里至云南驿（祥云云南驿）。茫茫群山中，悠悠古道接通中原，那是云南与祖国内地连通的动脉。
姚安被史家称之为“六诏之中分，三川之门户，南中之锁钥”，中原王朝对此逐渐有了清楚的认识。唐朝武德四年（公元621年），设立姚州都督府，归剑南道节度使管辖，所辖范围扩大到今滇西、滇东、黔西、川南地区，羁縻（辖领）57州、县，创造了姚安历史上的疆土之最。
江山易帜，朝代更迭，南诏时的弄栋节度、宋朝的统矢府、元朝的姚安路军民总管府、明朝的姚安军民府，到清朝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改为州，隶属楚雄府管辖。从此后，姚安的政治、军事地位逐步走向衰落。版图格局“古大今小”的历史形成。
三、光禄访古
姚安的历史，甚至远比今天的省会昆明市的历史还要漫长许多。在姚安这块地盘上，光禄镇的历史年轮，又比姚安县城悠长了许多。
岁月使然，光禄古镇老了。老有老的根基，经济的、文化的根基与积淀，是光禄古镇老而不朽的理由。比起其他老而衰没的古村、古镇，光禄的生命活力，我不敢在此断言。反正，该保留的遗迹文物，光禄保留了，该继承的历史文化，光禄也继承了——尽管无情的历史为它打了折扣。
活佛寺，这座始建于后唐天佑年间（公元904_907年）的寺院，原名卧佛庵。由“卧佛”而“活佛，”一字之差，已承载着说不完的人世沧桑与佛法无边的无奈与永恒。
曾任河南光山县知县的邑人蔡有松撰写的重修龙华山活佛寺碑记：“因神僧出现，从方外以寻来，夜半辞行将天王引去，由斯灵迹之显然，遂称其刹为活佛……”
其实，活佛寺与其说是神迹的演绎，莫如说是历史的民间版本。
宋代，高氏为大理国相国。公元1278年，元世祖忽必烈征云南，大理国王段智兴逃亡昆明，后向元军投降，延续300多年的大理国灭亡。相国高泰祥退避姚安募兵勤王，兵败被俘，杀于大理五华楼。传说高泰祥斩首之时，原本晴空丽日，忽然山川黯色，狂风怒吼，暴雨倾盆，元兵大惊失色。国破家亡，高相国九子一女在逃亡中走散，生死茫茫。其女菩提少有崇佛之心，生逢乱世，避入卧佛寺为尼。将早年一位番僧送给她的九粒菩提籽种于寺内，以此占卜九个兄弟的生死。九粒种子均发芽成活，且健壮茂盛。菩提女心中暗幸。那年的农历二月初八日，十兄妹终于团聚于光禄。心愿已了，年方十八的菩提女在寺中含笑坐化。元世祖平定云南后，为笼络地方势力，仍给高氏封官赐爵，高琦为世袭姚府土官，为追念其妹之德，扩建卧佛寺，塑像祭之，并更名活佛寺。活佛寺，一座被民间神话的寺庙，世俗与神祗的光芒交相辉映，世代香火旺盛，声名远播。至今，一年一度的二月八光禄龙华庙会，游人如织，商贸兴旺。清代高氏后裔、云南名人赵鹤清有诗颂曰：“岁岁早春天，寻春到佛前。二月八日，游人万万千，喜连连，相约飞凤山头见”。
从活佛寺下山，徜佯于光禄古镇。白发垂髫的老迈身影，蹒姗于巷闾；俊男婧女的现代潇洒，轻快穿梭于街道；小鸟依人的儿童，嬉戏于门庭。老而不衰的古镇，代代相因的古镇人，淳朴、安祥、从容、淡定，固执坚守却又随遇而安。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历史与现实的碰撞，古镇是尴尬的。光阴易老，岁月不居，一代一代的光禄人归入祖茔化作泥土，我们还能奢望光禄在岁月长河中长生不老么？古宅的门楣诉说以往的辉煌岁月，也诉说如今掩饰不住的苍老容颜。当传统民居雕梁画栋只能用现代相机来抢救记录时，我们捕捉的不仅仅是兴奋与快感，更是失落与苍凉。这座饱经沧桑的古镇，会像太多的其他古镇一样，被钢筋水泥的现代文明吞噬么？我不忍心再作如此沉重而悲观的追问，因为，一场保护与开发光禄古镇的重头戏，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着。我们有理由为日益理智的时代、为光禄古镇的美好未来，充满向往， 而不是其他。
寻寻觅觅，一辆破旧的马车“的士”把我们拉进汉朝弄栋县治旧址——旧城村。时光回到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朝铁骑入滇，弄栋县成为益州郡二十四县之一。汉朝、南诏、唐朝，或者县治，或者府治都在旧城。直到唐睿宗景云元年（公元710年），御史李知古新筑土城于今姚安县城，经历829年辉煌的旧城，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终于走向衰落。
历史就是这样的无情，再显赫的历史，都将被它埋葬。威仪堂堂的官府和峨带博冠的高官，都被无私岁月雨打风吹去！到如今，旧城已是炊烟缭绕，鸡犬鸣吠，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凡村庄，哪里还寻得到一丝半点的高贵历史痕迹？
重返光禄古镇，姚安路军民总管府的辉煌依稀可见。
姚安路军民总管府旧址，俗呼高土司衙门，雅称高让公故里。高氏世袭大理相国，据称蜀汉平定南中的高定为其先祖。大理国第十二代传至段廉义，为权臣杨义贞所害。危亡之际，高升泰起兵诛杀杨氏，挽救大理国政权于不倒。但段氏历此重创，国运式微，群臣拥戴高升泰为国君，改国号为“大中国”。两年后高升泰病危，遗嘱归还国政于段氏，世称高升泰为“国让公”。其子高泰明遵父遗训，还帝位于段正淳。位高权重的高泰明生育三个儿子，推长子高明顺为相国，封次子高明量于威楚（楚雄），封三子高明清于姚安。从高明清起，高氏家族世袭领辖姚安二十余世，历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可谓显要滇中，尊荣之极。有“九爽七公八宰相，三王一帝五封侯”之家史政绩。
元代，中央政权设置姚州，后升格为路，高氏一直执掌权柄。姚安军民总管府遗址，唐代初建，后朝屡修，巍峨气派，现存正殿五间，进深四间；过厅五间，进深四间；门厅七间，进深四间；北厢其址犹存，南厢已毁。府址北邻高雪君（奣映）祠，是一幢精美的法式建筑，建于1936年。一墙之隔，高土司衙门与高雪君祠一中一洋，一古一今，无声地，见证岁月的变迁，诉说江山的更迭。它们，是穿越时空的邂逅？是一脉相承的偶然？它们哲学家一样的沉默，行为艺术家一样的坦荡。每一个耳聪目明的智者，只要倾心向往，都能聆听到历史的脉动，洞察到时代的影子。就这是光禄的一隅，令我流连忘返。
四、守望人生
一个老人，就是一部活着的书，而且是有声有色有形有象的古书。特别是那些智慧与年寿共同增长的古稀老人，更是不可多得的缮本、孤本。在光禄镇，只要留心，到处都找得见这样的缮本、孤本。
老人坐在高雪君祠院中的一棵老梧桐树下，静静地，如倦鸟栖息。她面前，满场的金黄稻谷正在晾晒。天气很好。采访间隙中，我不经意间踏进这个已经改作敬老院的院子。白发苍苍的老妪，猝不及防，我用不太成熟的摄影技术，对着她接连两次摁下快门。
老妪反应过来，说：连累你啰，我这大的年纪，你还给我照像。多谢啰，谢谢啰！
我问：老人家，您能不能给我讲讲年轻时候的事情，我是来这点采访的，您不要怕。
她说：我不怕，我不怕，活到这个岁数，我一样都不怕了。
我说：您精神这么好，等下次来采访，我一定专门来看您。
……
一个月后，我重访光禄，直接奔进敬老院去找她——这个幽默乐观的80岁老人。很不凑巧，2006年11月19日是个星期日，光禄赶街，她又到大街上看热闹去了。
敬老院的护理员非常热情，让我们坐进活动室等待，然后一溜烟跑到街上叫她。
老人好像预感到我要来采访似的，自己回到院中。一听说有人在等，她迈开裹着的小脚，蹬蹬蹬走上楼来，笑对我说：哦，你真的又来了格？我真的又见着你了格？
我们都笑了。
她叫杨秋兰，光禄镇王家村出生，家中富有，被光禄镇河里渡杨氏看中，18岁时，一顶花轿，数匹骏马，一行人众敲锣打鼓，欢欢乐乐进到了夫家。
新郎杨宜春聪明好学，婚后返回姚安、楚雄读书，毕业后又到外乡教书，新娘的被窝都没捂热。一大家子人的生计，都压在了杨氏身上。事奉公婆、小姑小叔和他们的爷爷奶奶，田间劳作回来，赶紧烧火煮饭，恭恭敬敬端上桌。人吃毕，洗过碗，喂饱猪，累得脚瘫手软，倒在床上，全身麻木，旋即入眠。公鸡一叫，睁开眼睛，周而复始……。
杨秋兰享受了多少婚姻幸福，我们不得而知。我们所知道的是，结婚三年后，云南全境解放。她的丈夫却从此杳无音讯。又是三年，有了确切消息，丈夫在建水坐牢。岁月匆匆，匆匆岁月，1973年，47岁的杨秋兰，终于蹒蹒姗姗去到建水，与丈夫团聚了整整一个月。这一个月，是我们已知的杨秋兰最幸福的婚姻生活时光。
问到有无夫妻合影，老人蹬蹬蹬跑出去，不到一分钟，就拿来两张完全一样的照片，只是其中一张着了颜色。
这张定格她一生幸福的照片中，大小姐的娇媚早已被沧桑岁月抹去，也看不出久别胜新婚的喜悦。照片背面，一段俊秀的圆珠笔字：“一九七三年三月廿四日，我俩在建水临别时作此留影。送给秋兰常见宜春，于建水”。这分明是从此天涯两茫茫，生死难预料的诀别。
一辈子的守候，换来这一个月的幸福。她为杨家老老小小三代人送终，后来丈夫刑满释放直至十年后去世，家中却只是多了一个让她服侍汤药的人而已。
我实在不忍心再写下去，从沉重中解脱出来的孤寡老人杨秋兰，自我总结坎坷人生，只用了出人意料的两个字：命牢！
细如游丝的生命，在她的身上，为何如此牢不可断呢？人世间，有多少人像她一样命牢？
命牢者，还有一位88岁高龄的高培仁。高老出生在大姚县新街乡，11岁入赘光禄世代显赫的高氏后人之家。1937年起在光禄小学任教，有四十多年教龄。文革期间，妻子被殴打致病，不治而亡；在东川矿务局机修厂工作的长子，被勒令回籍，劳动中伤残致死；次子13岁，为求每日六两粮食，参加修建公路，常年负重，落下残疾；三子无力供养而送人……。历尽劫难，88岁的老人依然性格倔强，精神健旺，参与修成《高氏族谱》。
五、梅葛故里与花灯之乡
官屯乡马游坪村。
清代创办的义学遗址、鲜艳的彝族服饰，欢乐的彝族歌舞，悠扬的葫芦笙音乐，坐在门口晒太阳的彝族老妪，田地中劳作的彝家儿女……，组合成一幅时光悠远的乡居图画。
这里是生长艺术的地方，是生长歌舞的地方， 2006年被国家文化部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地。小小一个村子，竟然有三位农民被省文化厅命名为民族民间艺人。他们中间，有葫芦笙演奏和制作艺人郭自林，有剪纸和刺绣艺人罗玉芳，还有梅葛艺人郭有珍。
郭有珍73岁了，她说自己是为梅葛而生的。据前两天来过的记者讲，他们在马游坪五个小时，她老人家竟然五个小时都在不停歌唱。可惜我们无缘得见，她上省城表演去了。
可是我们没有白来。几位在家门口享受阳光的老头老太见我们走过，主动唱了起来，让我们一饱耳福，听到了天籁之音。因为我们来到的是马游坪，来到的是天宽地阔的梅葛故里。
《梅葛》是楚雄彝族的一部长篇史诗。经大姚出生的郭思九和原昆明师范学院1955级民间文学调查组的初步搜集整理，再经过对古典文学、当代文学和民间文学素养很高的徐嘉瑞先生亲自修改，于1958年初版以后，一步一步，最终成为蜚声世界的民间文学史诗典范，效应波及全世界。
“梅葛”一词，是滇中彝族语言的音译，是彝族歌唱形式的一种名称，是彝族世代相传、经久不衰的口碑“根谱”。它概括反应了彝族人民生产生活、历史发展、宗教信仰、原始哲学等等领域的原始思考，是彝族不朽的百科全书。
《梅葛》第一部“创世”开篇，如是唱道：
“远古的时候没有天，我们来造天；远古的时候没有地，我们来造地……”
在《梅葛》第二部“造物”又唱道：
“哪个来盖房？帕颇来盖房。盖房没有树，帕颇撒树种，哪个来撒种？ 东方山坡小姑娘，树种草种是她撒；帕颇向她要种子，树种草种要来了。”
《梅葛》第三部“婚事与恋歌”采用比兴手法，更加精彩地唱道：
“树花开了，草也开花了，百兽开花了，百鸟也开花了，家禽开花了，耕畜也开开花了，没有不开花的草木，没有不开花的鸟兽。草木鸟兽开花完，人类忙着把花开……”
三天三夜也唱不完的《梅葛》古调，层层递进，不绝如缕。
《梅葛》第四部“丧葬”唱尽了世间的悲欢离合。
“世人都会死，一百岁的人会死，三十多岁的人也会死，几岁的人也会死，生下地的娃娃也会死；男人会死，女人也会死；做大官的人会死，做小吏的也会死；穷人会死，发财的人也会死……”
对亲人的永远离去，他们的歌声，既悲伤感怀，又达观理性，对于生与死的辩证关系，彝人有着透彻地理解。
花灯，是姚安引以为荣的又一门歌舞艺术。
以花灯之乡而著称的姚安，花灯歌舞源远流长。据说起源于明朝，是云南花灯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数百年的民间流衍，姚安花灯分为小邑拉花、花灯歌舞、花灯戏剧、坝子腔、莲花落等种类。
在小邑村，采访“拉花”原生地。土生土长的各色演员生、旦、丑全都是荷锄肩担的农家儿女。传承人李守达70岁了，带着年轻人表演起来一点也不显老态。他说他的传承人地位是师傅选的，谁跳得好就传给谁，一般不按照家传。演员九人，灯头“打岔佬”除外，男女各四。传统的“拉花”，原为开场戏，一阵紧锣密鼓过场，九人载歌载舞上阵，先是“打岔佬”数来唱开腔：“歹个歹，岔个岔，让我老头来打岔，有岔无岔尽管打，留在肚中作啥嘛……”崴步翩翩，演员以彩扇、膏药伞为道具。这种纸裱膏药伞过去伞边挂满膏药，主要用来驱病除邪；现在已经变为“四季平安”、“风调雨顺”、“六畜兴旺”、“五谷丰登”的大花伞。演员唱“平腔”、“升财门”、“猜调”、“十二月采花”等曲调，丑角插科打诨，生、旦表演贴近生活，通俗易懂，变幻齐整的舞姿，赢得观众的阵阵喝彩和欢笑。
小邑拉花曾经唱遍省州，1953年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汪培改编，云南省知名艺术家石宝风、扬帆曾到中南海怀仁堂演出，后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多次进行播出，深得观（听）众的喜爱。
村民说，小邑拉花是为驱除疾病灾害，祈求百姓安康而演唱的，所谓“三年不跳灯，牛死马害瘟”，跳了才顺。看来艺术起源于巫术又有了一个例证。不过艺术掩没了巫术，是小邑拉花长盛不衰的事实。
六、天宝战争的文学版本
透过历史风烟，唐王朝与南诏政权，演绎半部唐朝历史。
诉说姚安古往，我们怎么也难绕过唐朝这段历史。特别是天宝战争的尸山血海事件，名在洱海演绎，实则姚安肇始。
唐高宗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唐王朝正式在弄栋设立姚州都督府，所辖范围相当于蜀汉时期云南郡故地。到天宝初年，姚州都督府领三十二州、五十七县，随后新增十州，辖区扩张到今滇西、滇东、黔西、川南大片地区。姚安一度成为威镇西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重镇。
何以故？历史的天空使然！
在空前强盛的唐王朝崛起的同时，西南边疆也崛起一个少数民族政权____南诏。斯时，吐蕃统一了西藏各部，并南下占领了洱海地区和四川盐源、茂县一带，造成对成都的威胁。为抵抗吐蕃势力，唐朝竭力扶持有意靠拢的南诏。唐玄宗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皮逻阁统一了洱海周围的六诏；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朝庭封皮逻阁为云南王、越国公，赐名蒙归义。天宝七年（公元748年），阁逻凤登上南诏国王位。南诏遂成为唐王朝与吐蕃之间的西南屏障。
设立隶属于剑南道节度使的姚州都督府，唐王朝用心良苦：凭借姚州这着棋，东连滇池，西接洱海，北慑吐蕃，中央政权可保无虞也。
问题是，南诏统一后，与大唐王朝的关系若即若离。盖因吐蕃势力的长期渗透，西洱河流域诏民从社会生活到宗教信仰，都深受吐蕃的影响。北靠吐蕃，南面唐朝，南诏腹背受敌，左右为难。在吐蕃僧人的挑动下，阳瓜州刺史蒙俭父子，于高宗咸亨三年（公元672年）起兵反唐，首攻姚州。朝庭调兵遣将，付出沉重代价，方才平息了叛乱。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以幕僚的身份随军入滇，在姚州写下《兵部奏姚州破贼诺没弄杨虔柳露布》、《兵部奏破贼设蒙俭等露布》两篇文采斐然的军事文书流传至今。
天宝初，唐王朝开始经营南北连通安南、戎州两都督府的“步头路”。此时，剑南节度使派出竹灵倩坐镇安宁修筑城池，诸爨以“赋重役繁”、“政苛人弊”为由攻陷安宁，杀死竹灵倩。朝庭派大军前往镇压，并命令姚州都督府传檄南诏协同作战。对滇池早有窥伺之心的南昭王皮逻阁、阁逻凤父子趁机浑水摸鱼，挥师东进，任唐军与爨军争斗消耗，坐收渔人之利，将势力扩张到滇池地区，“日以骄大”，割据云南之企图显露。于是，唐朝与南诏的矛盾公开化了。
姚州都督、边关统帅张虔陀，为了牵制南诏，采取两手策略，一面扶持皮逻阁谪子诚节与皮逻阁养子阁逻凤争夺王位，以引起南诏内讧，不果；一面“筑城收质，缮甲练兵”，加强戒备。
天宝九年（公元750年），阁逻凤携妻子途经姚州，到成都进谒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张虔陀当面调戏阁逻凤妻子，并索要巨额贿赂。阁逻凤不应，张虔陀一纸奏章，污陷阁逻凤意欲谋反。阁逻凤一怒之下，突然发兵攻下姚州，张虔陀饮鸠自杀。
天宝战争从此拉开大幕。
天宝十一年，鲜于仲通率军6万征讨南诏。阁逻凤派使者求和，陈述张虔陀咎由自取。可是，鲜于仲通“唯言杀戮”。阁逻凤转而投靠吐蕃。西洱河畔，南诏与吐蕃联合夹击唐军，鲜于仲通大败逃走。
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侍御史剑南留后李宓率7万大军浩浩荡荡进征南诏，落得个沉江自尽。
阁逻凤为留后路，收敛阵亡将士尸体，“祭而葬之”，于是有了今天下关市天宝公园内的“万人冢”；又在王都太和城竖立“德化碑”，表明叛唐实属不得而已，决心“世世事唐”之意。
连年征战，唐军二十万人弃尸洱海，“皆中国利兵”。经济上，“数年间渐减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逃亡成都，“天宝盛世”宣告结束。
文学版本，见证了天宝战争的尸山血海。
有感于李宓在北方征兵以进攻南诏，北人恐惧“南蛮”之地“毒瘴”而不愿往，杨国忠派人截路搜捕，铐送兵营，士兵父母妻子哭声震野的暴行， 诗仙李白愤怒谴责道：“喧呼救边急，群鸟皆夜鸣……长号别严亲，日月惨光晶；泣尽继以血，心摧两无声……”。
白居易 “新丰老翁八十八，头鬓眉须皆似雪……无何天宝大征兵，户有三丁点一丁……此臂折来六十年，一肢虽废一身全……不然当时泸水头，身死魂孤骨不收。应作云南望乡鬼，万人冢上哭呦呦……”。 宁愿以折臂之残，保全性命一条，正是新丰老翁的无奈反抗？
姚安清代土司高？映有《天宝战士合冢》：“不愁寂寞葬蛮乡，十万雄师一冢藏。未见松楸驯兔雉，常留荆棘拢牛羊。要君相国虚传捷，谀世词人滥颂扬。鬼蜮此中无女谒，丈夫群合自冰霜。”
天宝战争之后，又是安史之乱，一个伟大的王朝从此一蹶不振，病入膏肓。沧海桑田，再后来，姚安作为云南政治、军事、文化中心的地位也渐渐淡出历史。
七、李贽与杨慎的姚安情结
历史睡了，岁月醒着。历史老人在岁月中打盹，却被时代骄子高亢的歌声唱醒。时光悠悠，日升月沉，寒来暑往。江山易帜，朝代更替，风流人物一代代踏上姚州大地，他们的足印化作历史，成为一道灿烂的历史文化景观。
明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一代名儒，一位堪称中国思想家和学术界的杰出人物——李贽（原名林载贽），后改姓李，因避讳明穆宗朱载垕，所以，去“载”），在他50岁的时候，赴姚州担任知府。他的生平，可谓经历丰富，多灾多难。初，家乡读书；再，外出谋生，考取举人，出任河南辉县教谕；三，在南京、北京当国子监博士，后升迁北京礼部司务南京员外郎。再后，赴任姚安知府。他牧姚三年，以民为本，清廉为官，颇著政声。政务之外，李贽倾心课徒，即兴作文，开一代风气之先，尽心竭力培养本地人才，为姚安成为文献名邦铺垫了坚实的基础。
李贽谙熟前朝历史与当朝现状，但他的“童心说”以及种种思想与行为，被当朝士大夫所不容。他爱憎分明的性格，特立独行的文化见解，不同凡响的思想境界，超越现实的人生理想，都构筑了自己一生的不幸。
至情至性的李贽，与在他之前就任云南巡守道的骆问礼、巡抚王凝思想抵触。他们诬陷李贽“大坏风化”，声言“当以法治之”，在《又书使通州诗后》中，李贽坦言：“吾之居哀牢，尽弃交游，独步万里，戚戚无欢，谁是谅我者？其时诸上官，又谁是不恶我者？”艰难之中，他挂印而去。在“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腐败大环境之中，李贽三年知府离任，“囊中仅图书数卷。士民遮道相送，车不得发。”这一时刻，他才真正体验到了谁是谅我者！ 他55岁以后，寄居湖北黄安、麻城，从此10余年间，埋头读书、著述、讲学。70岁以后，读书不辍，勤奋撰述，流寓四方，直至76岁卧病在床时被逮捕入狱。受尽折磨的李贽，夺刀自刎于通州监狱之中，结束了自己铁骨铮铮的生命。
一代硕儒李贽，并不因他的生命终结而终结。他的思想，他的《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等等一系列著作，对中国的后来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如蔡尚思教授所言：“李贽，……在中国思想史上，有其他思想家所难比的地位……以学术问题而被害死的，李卓吾便成为惟一无二的一个思想家了，此其一。李卓吾的批评孔子，坚持到七十多岁的高年……此其二。李卓吾是死于独尊孔子的封建社会时代，而不是死在封建社会已经动摇和被推翻以后，所以他为反孔而牺牲生命，不仅前无古人，而且后无来者，此其三。具此三个特点，在中国思想史上，有谁能比得上他呢？”
姚州知府三年，是李贽思想转变最大的时期，也是姚州人民受惠最深、承上启下的关健年代。时至今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是李贽在姚安开一代风气之先，反对重男轻女，招收女弟子入学；是他培养了如陶珽等享誉国中的姚州先贤。但，我们已说不清：姚州三年，是否是他人生的重大转折点之一？我们所知道的是，他对姚安人民的深厚情感，直到生命倒计时的不久，在遥寄南方诗友的诗中，还是如此深情依然：“为郎怜白下，秉性忆南中。一万苍山路，三千鲁国风。及门推第一，时迤向西东。闻有袈裟石，何由寄远公。”一片真情，跃然笔端。
云南著名学者、诗人李元阳有感于李贽的学问、操守与德行，感慨之余，写下诗篇赠予李贽，诗曰：“姚安太守古贤豪，倚剑青冥道独高。僧话不嫌参天牍，俸钱常喜赎民劳。八风空景摇山岳，半夜歌声出海涛。我欲从君问真谛，梅花霜月正萧骚。”
后人说不尽的李贽，在姚安留下遗迹李贽桥、德丰寺三台书院、《龙山说》、《青莲寺二首》等物质与精神财富。岁月无私，人间有情，姚安人至今把他佳话、神话也不足为奇。因为，他留下太多太多的恩惠。姚安人民永远也没有理由忘记像李贽这样的清官、高贤，并且千古传颂他在府衙楹柱写下的两幅对联：从故乡而来，两地疮痍同满目；
当兵事之后，万家疾苦总关心。
听政有余闲，不妨甓运陶斋，花栽潘县；
做官无别物，只此一庭明月，两袖清风。
杨慎，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明正德年间内阁大学士杨廷和的长子。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24岁的杨慎考中进士，旋即殿试第一。状元及第，春风得意，初授翰林院修撰，后改任经？讲官。当时，朝廷上下围绕世宗皇帝的宗序问题争论不休（史称“大礼议”），杨升庵追随父亲数次犯颜直谏，世宗龙颜大怒。杨升庵被罚杖刑后贬谪云南，戌永昌（今保山）卫，永不叙用。从此，满腹诗书的杨升庵，与滇西边地结下不解之缘。在充军蛮荒、流戌云南近40年的漫长岁月里，他往来途经姚州20余次。身世的沉浮，旅途的艰难，激起他孤独寂寞、怀才不遇的无限感叹。诗歌，是折射人类心灵的底片，清晰地烛照了杨升庵从“姚？道”经蜻蛉河往返西蜀的心路脉络。
杨升庵时代，比之于中原，云南毕竟边僻蛮荒，属化外之邦。被贬谪入滇，他愁肠百结，沉沦憔悴，内心凄苦难以释怀。在今天的楚雄境内，所过之处，他的每一首诗歌，几乎都是孤芳自赏和伤时感世之作，而且以后者居多：过南华苴力铺，作《垂柳篇》，以“肠断关山明月楼，一声横笛清霜坂”为结尾；过元谋，作《宿金沙江》，以“江声月色那堪说，肠断金沙万里楼”为曲终。
我们发现，杨升庵的滇中述怀诗文，蜻蛉情结很重。
蜻蛉川，硪碌野。铁箐穷崖，飞鸟不下。？结成群行，白日腥风洒。击我耗牛驱笮马，金鸡庙前无行者。使君坐紫城，桴鼓卧不鸣。苍山平，洱水清，守犬无夜惊，行商到天明。白羽蠹，青苗生，南山踏歌北山耕。愿留使君住，只愁使君去。畏途前番君不闻，高车驷马亦使君，？商车下殷车轮。（《蜻蛉谣》）
在流放状元杨升庵的笔下，蜻蛉河畔，楚雄（硪碌）原野，匪盗出没，恃险而骄，大姚险途铁索箐连飞鸟都难逃过，商旅往来频繁，夜犬见惯不惊，少数民族土著生息劳作、歌舞耕种、热情留客，.他官场失意，远离家乡，却依然被当作尊贵的“使君”。一曲《蜻蛉谣》，把边地淳朴民风，白描似地勾画出来。与生俱来乐观旷达的土著民族，给了他落魄的精神世界一抹温暖的阳光。杨升庵对蜻蛉河、禺同山、金马碧鸡等大姚风物的频频作颂，倒使我们得以窥见他对这方土地的热爱之情：蜻蛉绝塞怨离居，金雁桥头几岁除。易求海上琼枝树，难得闺中锦字书（蜻蛉行二首之一）
哪怕是给家中写信，也要把“蜻蛉”作为相思的驿站，向他的结发妻子、诗人黄娥倾诉珍宝易求，家书难得的感慨。从这个角度而言，杨升庵不愧一个天性难改的情种。而耳鬓厮磨，心有灵犀的元配夫人黄娥，一首《寄外》诗作，也把蜻蛉风物回赠给流寓滇土的丈夫：“曰归曰归愁岁暮，其雨其雨怨朝阳。相闻空有刀环约，何日金鸡下夜郎？”，她多么期盼丈夫乘上金马，化作碧鸡，穿越千山万水，早日来到自己身边！读诗至此，我们不禁感叹：好一对夫唱妇随的苦命鸳鸯！
蜻蛉河畔的姚安、大姚、金马碧鸡，是激发杨升庵诗歌情感的一块厚土：“鸡鸣残月映长庚，马嘶又促蜻蛉行”、“君领铜鱼问碧鸡......禺山阁道盘丹徼......”腹有诗书气自雄，杨升庵以大手笔、大场景，把蜻蛉河畔姚安、大姚的风物环境感慨于笔端，留给后人无限广阔的文学视野。
李贽与杨升庵，把沉睡千年的姚安历史唱醒的众多先贤中的两位，从心灵深处，我们应该对他们虔诚礼拜、倾心鞠躬！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再现，面对前人以诗歌定格下来当时的社会场景，我们只能用心灵去抚摸这些方块字的的情感温度。江山代有才人出，岁月醒着，以他睿智的慧眼，时不时给后来人以深情的回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