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在我国发展海上之路的历史进程中，文化遗产的发现与研究为我国“一带一路”建设带来了重要的学术支撑。自汉代以来，我国南海周边地区的民族文化遗产呈现了我国古代民族与周边国家和地区许多真实的历史记录，是我国海疆权益的有效证据，也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与文化商贸国际化的珍贵历史文献。当然，我国南海周边地区权利的维护与发展，还有待于诸多社会力量的有机整合与通力协作。只有当经济、文化、政治、军事和外交等领域协同发展的时候，中国南海及周边地区权益问题的解决以及“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才能由美好理想转化为坚强的现实。
【关键词】南海周边民族 文化遗产 海上丝绸之路 历史考察
【中图分类号】 S922.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6.23.005
美国学者迈克尔·曼认为：“社会权力的主要因素来自于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意识形态，可见文化与政治、经济、军事一样，是社会存在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之一。”①作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南海周边地区留下了许多重要的景观文化与历史记忆。一个民族的文化生活，一群古墓的珍贵宝藏，都在述说着中国南海周边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标志着我国对于南海周边海疆的政治管控、文化交往、商业贸易和海疆权益；同时也以独特的方式展示出钦州北海地区与长三角之间的经济文化差异。挖掘我国南海周边地区的历史与文化资源，强化这一地区的文化遗产研究与建设，从古代与域外吸纳历史经验与智慧，发展经济与文化事业并重视其与政治、军事、外交等社会力量的协作，协同南海周边地区与国内外诸多积极有效的因素，是我国南海周边地区建设与发展以及推进我国南海周边地区国家利益与海疆权益的有效保证。
中国京族人民的文化生活与历史记忆
我国南海周边的诸多少数民族为海上丝绸之路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献。京族是中华民族较为古老的族裔之一，他们与其他民族一起生活、工作，一起抗击国外殖民主义势力的侵略。他们在自己的历史空间内，在我国南海周边，书写着中华民族的历史。
对话、史料与京族族裔由来的历史轨迹。在与京族老人的对话过程中，京族文化历史的传承人苏维芳说：“我们从明代中叶就生活在京族三岛，和中国其他民族一起出海打鱼，一起劳作，一起从事工艺制作与商务活动。”苏维芳指出，9000余名京族人居住于广西防城各族自治县江平镇的巫头、澫尾、山心、谭吉等大队，其余与汉壮各族杂居于江平镇江龙大队的红坎、恒望、寨头、米漏、瓦村和东兴公社竹山大队的三德村等地。京族形成与发展的经历及其在政治、经济、文化与日常生活中留下的许多珍贵的传说、文字、景观与历史记忆，对我们考察南海周边民族历史与文化，以及维护国家陆地与海疆主权具有重要的意义。
那么，自明代以来有哪些历史文献和相关记录呢？
巫头哈亭：《京族史歌》里有“年号洪顺三年间，先祖漂流到福安”的记载，意即公元1511年，京族祖先迁居此地，至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②山心哈亭：建筑史同巫头哈亭，为1511年间。③（作者按：1511年为明代中叶）
澫尾哈亭内古对联：
风云一篇白腾江上接威灵，社稷两回青史边中垂火烈。上等英灵。
古在南邦成原例山河之永固，今朝北国敬严存社稷之遗风。圣躬万岁。
这两副对联是京族祖先迁居澫尾村后，于1530年前后，第一代京族人在岛上建立哈亭时书写的。④ （作者按：1530年亦为明代中叶）
巫头灵山寺中记，作于清乾隆景兴42年，即1781年；澫尾澫东界碑，建于清光绪16年，即1890年⑤；红坎哈亭：建筑史略晚于巫头哈亭，约为1610年。
谭吉庙：2002年，京族文化历史传承人苏维芳到谭吉村调查，他指出：“听那里的老人说，从越南清化、宜安等地来到北部湾畔谭吉的京族已经有400年的历史”，“最早从当时的越南迁来谭吉的有阮、裴、黎、陈、曾等姓，如今谭吉京族人口有1000多人”。哈亭旧祭文中也有记述：“洪顺三年，贯在涂山，漂流福安，居在乡邑。”⑥显然，洪顺三年，即1511年，是一个标志性新时代的开始。
可见，自明代中叶以来，京族及京族三岛已经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京族许多文献资料与文化遗产表明：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年）封丁部领之子丁连为安南王，越南首次被列为外藩，斯时钦属广南西路。元设中书行省，为路为道，钦属海北海南道，隶湖广行省。明代全国分为十三布政司。明惠帝建文元年（1399年），安南国太师黎季牦废君自立，改国号为大虞。明成祖永乐四年（1406年）征夷将军张辅等领兵十万罚之，获季牦归金陵。翌年该安南为安趾布政司。⑦可见，钦州及其北海与京族三岛，自明代中叶即为中国领土。
京族文化遗产案例：独弦琴与喃字。京族的海上作业、贝壳文化及海洋动植物养殖与手工艺均有着深厚而悠久的历史，然而，作为京族文化传承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则应是喃字和独弦琴。自我国明代以来，喃字和独弦琴就以不同的方式记录和书写着我国京族人民的日常生活、聪明才智与喜怒哀乐。喃字吸纳了汉字的偏旁部首，融入了京族人民自己的智慧与情感；独弦琴则是京族人民独有的一种弦乐，被称为“世界上最凄凉的音乐”。喃字和独弦琴都是中华民族历史文献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珍贵的文化遗产。
京族的独弦琴有着400多年的历史，京族群众平常过节、喜获丰收，都喜欢用独弦琴来伴奏唱哈。苏春发5岁就开始随他的叔叔学习演奏独弦琴，虽然他今年只有40多岁，但已是这个岛上年纪最大的独弦琴传人。⑧喃字是为了书写越南语，借用汉字和仿造汉字的形式创造的，属于京族本民族文字。直到50年前，京族人仍在歌本和宗教典籍中使用喃字。但随着时代变迁，使用喃字的人越来越少，只有七八十岁的老人能懂得其书写读音及用意。 与苏春发一样，68岁的苏维芳也是土生土长的京族人。小时候，他的外公经常教他识、读、抄用喃字写的京族史诗。后来，苏维芳在大学学习中文，并做过越南语翻译，打下了良好的语言基础。2002年退休后，苏维芳用两年时间，走访了80多位民间艺人和学者，用录音机收集京族传统民歌，并整理成喃字资料。
京族与其他民族协同抗法之文献辑要。1883年，法帝国主义曾侵略江平一代，骚扰几天后才撤走。1886年，法国侵略军又向江平沿海一带发动进攻，在澫尾等地登陆。他们登陆后，进行残暴地烧杀和掠夺，强迫京、汉族人民去鱼囊岭和白龙尾修建炮台和营寨，企图长期盘踞。京族地区于1950年1月获得解放，不再受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欺辱。但是，越南人民仍遭受到法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过着水深火热的苦难生活。“越盟”游击队到京族地区借居，建立抗法基地，得到京族人民的全力支持。……除此之外，京族人民还和其他民族一起参加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战争，留下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献。苏维芳先生通过查阅历史文献和诸多访谈，写出了记录京族人民与汉族人民共同抗击法国殖民主义者的许多文稿。在《京族人民与“越盟”抗法事记》一文中，记录了我国京族人民与越南人民共同抗击法国殖民者的历史事迹。苏维芬著《京族抗美援朝志愿兵》还记录了我国京族与汉族人民同仇敌忾，共同打击美国侵略者的爱国主义民族精神。⑨
除了法国殖民主义者对我国南海周边地区的侵占和伤害之外，日本侵略者也曾疯狂地轰炸我国南海周边地区，在我国京族和汉族人民面前犯下滔天罪行。据1993年出版的《防城县志》记载，1938年3月29日至1942年10月期间，日军先后17次出动战机近100架次，轰炸企沙、江平、东兴、白龙、那梭、防城等12个乡镇。1940年12月9日9时左右，30架日机从越南海防起飞轰炸东兴街。东兴居民听到防空警报后，向守安街和德福寺两个方向驱散。涌向德福寺的数百名居民，由于人多密集，被日机发现。日机组成三个编队，对数百名手无寸铁的居民进行轮番轰炸扫射，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德福寺惨案。⑩日本人在我国南海周边地区经常制造类似这样的惨案，直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我国京族、汉族人民同仇敌忾、生死相依，为捍卫祖国的领土完整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而共同战斗。
古墓及古代丝路的现代视角
南海地区合浦汉墓及博物馆的大量收藏将海内外诸多文献紧密联系在一起，向人们述说着历史上真正古老而苍凉的海上丝绸之路。
《汉书·地理志》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两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入者俱入海市明珠、壁琉璃、奇石异物、赉黄金杂缯而往。所至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八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己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汉武帝元鼎六年，也就是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定了南越国，在岭南一带设立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詹耳、珠崖九个郡。合浦见载于史册至今已有2120年历史。合浦，字面意思是“江河汇集于海的地方”，这里自古水路交通发达，境内大小河流如织，更有南流江自东北向西南贯穿县境，溯江而上，通过秦始皇开凿的灵渠进入长江水系，顺西南而下入海，沿北部湾可远航至南海诸岛及南亚地区。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时已形成一条从合浦郡始发，通往印度、斯里兰卡的航线，作为郡治的所在地及对外贸易的港口，合浦成为南疆一大都会。?我国内地许多陶瓷技艺传到合浦，连同陶瓷作品一起传到东南亚及南亚地区。陶瓷之路，就是我国早期的海上丝绸之路。
此书记述了我国由合浦出海的海上丝绸之路，是一条玉石之路、陶瓷之路、明珠之路。证据来自何处？合浦县考古队自有答案。试举要如下：
明珠琉璃。合浦汉墓出土的琉璃，以串珠居多，也有耳珰、管状饰、环、壁、龟形器等配饰品和杯盘等器皿，数量远超过东南亚各地和国内各省。从合浦出土的汉代琉璃数量较多，说明琉璃的使用在汉代的合浦已经相当普遍。1971年，望牛岭M1西汉墓出土算珠形串珠653颗，深蓝色、半透明。1988年，母猪岭M1新莽墓出土算珠形串珠63颗，有紫、蓝、黑、赭四种颜色，不透明。1988年，红头岭M34西汉墓出土深蓝色玻璃杯一件，口径9.2厘米，高5.8厘米；1990年，黄泥岗M1东汉墓出土湖蓝色玻璃杯一件，口径9.2厘米，高6.7厘米。两件玻璃杯均为半透明，腹壁斜直、圆唇、微敞口、深腹圜底，腹部装饰三道凸弦纹。2011年，九只岭M6东汉墓出土琉璃珠3869颗，是广西出土琉璃珠数量最多的汉墓。近年来，合浦考古队一直在继续发掘，新的考古文献资料也在不断地发现之中。
令人关注的是，琉璃在域外交往过程中留下了许多印记。在东南欧、西亚、南亚等地，也有相关案例及其相似性。
在世界范围内，琉璃发掘最早是在公元前2500年，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最早制造玻璃使用卷芯法，后来逐步使用烧铸法，并很快传播到埃及和叙利亚等地。公元前十世纪后，古希腊罗马成为世界玻璃技术交流的中心。中国玻璃技艺可追溯到公元前11世纪西周时代，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相比稍晚。比较重要的是，广西出土的钾硅琉璃，在印度和东南亚也有出土，一部分是在交州刺史部区域内制作，也就是在交趾与合浦制作，一部分则从海外输入。美国学者彼得·弗朗西斯认为：印度洋—太平洋玻璃珠首先在印度阿里满都生产，这个地区是亚洲的玻璃制造中心，兴盛时期大约从公元前三世纪到十世纪，这些玻璃串珠及玻璃工艺沿海岸向东传播。除此之外，还有琥珀、玛瑙、石珠、水晶、熏炉、香料、金花球等民族工艺及其国际交往的记录。?可见，我国汉代之后就已经拥有了一条历史悠久而且十分成熟的玉石、陶瓷与明珠等国际交往的海上丝绸之路。
陶瓷、琥珀、香料与其他。在合浦的发掘工作中，陶瓷、铜制品、纺织品等生活与工艺品占据较大的分量，这些工艺品从多方面显示出与周边国家、地区的交流与合作，也是我国南海周边地区在南亚和东南亚影响较大的民族工艺。南亚、东南亚及其相关国家是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区域。
宋代周去非著《岭外代答》中记载：注辇国（今印度南部）有杂色琥珀。合浦氮肥厂M1汉墓出土的石榴子石串珠为系领状串珠，在印度阿里卡梅也有出土和发掘，该项发现与1993年风门岭麻纺厂M4汉墓出土的双锥形、圆形和系领形串珠都是从印度和斯里兰卡传入中国的。由此可见，从汉代至宋代，我国与东南亚及南亚国家有着丰富的经济与文化交流。
金花球工艺来自古希腊，印度、越南等地也有发现。它的传播路线是：地中海、波斯湾、印度洋和南海，从西方来到东方。1996年，经中国历史博物馆俞伟超研究员鉴定：根据造型与风格，金花球工艺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2003年，风门岭M24号墓出土的陶熏炉内有香料残余。韩槐准《龙脑香考》证实：汉时，苏门塔拉、马来半岛、婆罗洲等地盛产香料，合浦汉墓出土的炭化香料与这些地区的海外贸易密切相关。这些材料表明，自汉代以来，通过丝绸之路，我国已经与南亚、东南亚，乃至西方国家形成深厚的经济与文化交流。
我国南海周边地区的文化遗产已经得到较为充分的继承和发展，与周边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较为繁荣，然而，与我国内地相比，发展则较为缓慢。南海周边的钦州坭兴陶、壮锦等文化遗产，与国内同行业相比，尤其是与景德镇和龙泉的瓷器、南京的云锦和苏州的苏绣相比则较为落后。仅就价格而言，苏绣与宜兴陶的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代表作每件价格在几十万，可是广西的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代表作价格则在几千元。这一类问题，是我们在关注国家、民族权利的同时所产生的思考与关切，应当引起研究者及相关机构的足够重视。
中国南海周边民族文化研究之启示
中国南海周边民族文化有其丰富的思想内涵与历史背景，这一问题的考察与研究对于我们文化与经济发展战略的反思与考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首先，族裔文化及其权利是民族国家建设与发展进程中重要的历史记忆。京族自明代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他们与汉族、壮族紧密生活在一起，他们共同劳作、渔猎，进行商贸往来，他们的生活、文化、政治与地理疆域是我国陆上与海疆权益的重要标志。在国际形势与地缘政治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尤其是美国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情况下，发展与巩固南海周边地区的经济与文化建设，对于国家周边及南海疆域权益的巩固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只有通过历史记忆激发民族的政治意识、经济意识、文化意识和法律意识，才能有效地建设和捍卫我们的国家。“如果我们建立了以南海任何一个中国岛屿来规定中国的海疆与海权的法律，就可以更有效地捍卫我国的海疆与海权，任何一个国家的军舰靠近我国任何一片海域、任何一个岛屿，我们均可以用正当手段捍卫自己的主权。”?显然，我国南海周边地区文化及其遗产的历史记忆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区域文明”是一个有机的、相对稳定的整体，群落的习俗、文化传统、商业活动与日常生活都有力地打上了该地区的烙印，因此“区域文明”同时具有排他性。?中国南海周边地区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地理区域与历史空间，体现出充分的整体性与排他性。尽管出现过来自西方国家的所谓地理考察与海洋测量、海上探险与海洋贸易、宗教信仰与文化传播、海外扩张与殖民主义，但南海及周边地区作为中国的神圣领土与疆域，不会发生任何改变，南海及南海诸岛永远是中国的千里石塘和万里长沙。
其次，学术观点及其文献的持续性关联。《汉书》及相关文献中对于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叙述，越发得到较为丰富的文献资料佐证，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在内涵、路线和价值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得到有效地拓展和证明；历史上，南海权益存在并得到我国人民维护的事实，也有相关历史资料证明。从1873年开始，我国南海周边民族就已经开始团结协作，共同与法国侵略者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捍卫我国边疆与海域的主权；1932年之后，我国壮族、京族和汉族同胞同仇敌忾，充分发挥多民族的智慧，用不同的方式誓死保卫祖国的南疆权益。?
学术文献的开发与利用是我们守护南海及其周边地区权益的重要条件。自晚清民国以来，我们检索到的许多文字与地图足以证明我国对于南海及其周边地区的国家权益。无论在知识分子领域，还是教育界，或是民国政府等不同的社会全体与社会阶层，无论是从英国、美国、法国，还是俄国与日本，我们都可以获得足够的地图及相关材料，这是我国对于南海及其周边地区拥有绝对权益的有效证据。?
更重要的是，南海周边地区还有许多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印记。在合浦博物馆，诸多汉墓中有大量异族风格的琉璃工艺品，更有来自斯里兰卡、印度以及西亚诸多国家和地区的瓷器、香炉、香料，以及其他陶罐、陶仓、陶灶、陶屋等雕塑建筑和宗教艺术类工艺品与生活用品。?这足以说明，自汉代以来，我国南海周边地区就已经有一条明晰的与海外协作与交流的丝绸之路。历史上的经济与文化交往不只是丝绸之路久远悠长的证据，更能为我们“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与发展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与参照系。
再次，国际化背景下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方法的拓展及提升。在南海语境中，以英联邦国家研究、南海周边国家地图及证据链研究为基础，我们对南海周边民族文化传统及其国际化问题进行考察研究，先后访问美国、日本、意大利、澳大利亚、巴基斯坦、马来西亚等国，在国内访问敦煌、南宁、北海、防城港、肇庆、龙泉、景德镇等地，搜集到一些珍贵的文献资料，与国内外不同领域、不同学科学者协同创新，对南海及海上丝绸之路与海疆权益面临的挑战问题进行新的思考与研究。
在近代西方国家，有许多成功捍卫海岛权益的案例，其中英国最具代表性。他们对马岛权益的捍卫，对海峡群岛的坚守，是整个世界海权发展史上最出色的典范。为什么英国人在1953年司法仲裁及其他重大事件面前，始终能够拥有对于海峡群岛的控制权？为什么对于其历史性权利和地理距离的佐证十分有力？此外，英国人在殖民主义时代不仅充分使用海峡群岛的地缘性优势，还在商务方面稳定国际关系。更重要的是，在二战时期德国人已经占有海峡群岛的时候，英国人依然以军事存在和诸多因素协作，始终没有放松过对海峡群岛权益的期待与坚守。在任何一种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协作与坚守始终是英国能够有效控制海峡群岛权益的成功经验与智慧。 还有，传统文化遗产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然而它的现代形态又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与我国南海周边民族文化遗产相比，长三角地区锦绣之路与陶瓷之路文化遗产凭借深厚的经济与文化土壤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两者之间的比较与协作是带动中华民族文化伟大复兴的极好机会；更为重要的是，来自古代与现实的诸多案例证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存在形式之一。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与经济及其协同研究与创新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我国的文化与经济战略有别于西方国家，但是，仅仅依靠经济与文化的发展难以且不能担当起长远发展规划及其历史使命。南海周边地区的许多墓藏及文献资料给我们带来新的思考，我们需要从古代和西方社会中吸纳经验与智慧，有效地建设现代民族国家。
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协作可以推进南海周边地区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南海周边地区不只是国家权益的重要领地，也是经济协作与文化发展的重要地区。我们应该关注南海周边地区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事业，关注南海周边地区文化遗产传播与经济建设不平衡等因素，文化与经济的协调与有效发展对于国家发展战略是十分重要的贡献。在南海周边地区，既要有效保护少数民族文字、音乐与诸多传统文化，也要有效开发传统工艺及文化遗产，加强与国内发达地区的交流与协作，缩小地区性差异，实现不同地区传统文化遗产交流与协作，从而推进我国南海周边地区经济与文化建设事业。南海周边地区传统文化遗产多种多样，尤其是手工工艺与内地差别较大。比如，钦州与宜兴的紫砂之间差距很大，宜兴高级工艺师的优质作品（如紫砂壶）市场价格在两万以上，可是钦州高级工艺师的同等作品价格则在两千左右，大师们级别越高，差距就越大，其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呢？不仅如此，在壮锦与云锦、宋锦之间，也是如此。在历史与文化、技术与艺术、质地与形式、工艺与技巧、色彩与构图等要素之间，我们可以从中获得许多智慧、经验与技巧，从而将南海周边文化与经济建设推向我国经济与文化建设的前台，为我国南海周边地区国家权益与海疆建设服务。
1839年，威灵顿公爵在与他的同僚海军官员托马斯·西蒙兹讨论英属海峡群岛的时候说：“没有人比我更清楚海峡群岛对我们国家的重要性。”他相信：蒸汽船的到来会改变海峡群岛的防御布局，使其遭受攻击的不确定性增加。此外，他强调英法实力之间的对比，而且还提醒军方关注法国地中海舰队的发展，警惕来自法国的威胁，并建议政府加大财政预算。?这位曾经在滑铁卢战役中立功，并拥有七国元帅军衔的英国首相，对于海权的重视与理解十分深刻独到，足以显示英国人掌控海洋权益的历史经验与民族智慧。从南海周边地区的历史、地理、文化与生活等诸多因素考察出发，从国内外诸多国家与地区的历史考察与现实状况出发，以南海周边地区自我发展为立足点，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加强南海周边地区国内外诸多因素的战略协作，有益于推进我国的海疆权益建设与总体发展规划。令人关注的是，南海周边地区文化与经济的发展是我国总体国家建设与历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伟大传统和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战略导向有效地结合在一起，是统筹兼顾与全面发展的关键。当然，只有当经济、文化与政治、军事和外交等领域协同发展的时候，中国南海及其周边地区权益问题的解决以及“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才能由美好理想转化为坚强的现实。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刘晓倩为本文的第二作者；感谢合浦博物馆廉世明馆长提供部分文献资料）
注释
[英]迈克尔·曼：《社会权利的起源》（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13～539页。
苏维芳等：《京族海洋文化》，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73、179页。
京族字喃文化研究中心编：《京族社会历史铭刻文书文献汇编》，广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9，3、7，142页。
苏维芳：《京族历史研究》，苏维芳、苏凯：《魅力京岛》，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9页。
苏维芳、苏凯：《魅力京岛》，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39页。
苏维芳：《京族人民与“越盟”抗法记事》，苏维芬：《京族抗美援朝志愿兵》，苏维芳、苏凯：《魅力京岛》，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2～26页。
中国政协广西区委编：《京族百年实录》，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15年，第104～105页。
叶吉旺：《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第11，37、54，25～37、47页。
于文杰、朱静怡、徐桑奕：《文明中心转移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人民论坛》，2015年10月。
于文杰、朱静怡：《区域文明语境中西方殖民主义及其双重危害——以中国南海问题研究为中心》，《史学月刊》，2015年第8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京族百年实录》，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15年，第208～210页。
于文杰等：《民国时期地图绘制及南海诸岛之称的历史演变》，《学术研究》，2016年第2期。
James A. Sharp， 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Services of Real-Admiral Sir William Symonds， London， 1858， pp.75-76.
责 编∕戴雨洁
【关键词】南海周边民族 文化遗产 海上丝绸之路 历史考察
【中图分类号】 S922.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6.23.005
美国学者迈克尔·曼认为：“社会权力的主要因素来自于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意识形态，可见文化与政治、经济、军事一样，是社会存在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之一。”①作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南海周边地区留下了许多重要的景观文化与历史记忆。一个民族的文化生活，一群古墓的珍贵宝藏，都在述说着中国南海周边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标志着我国对于南海周边海疆的政治管控、文化交往、商业贸易和海疆权益；同时也以独特的方式展示出钦州北海地区与长三角之间的经济文化差异。挖掘我国南海周边地区的历史与文化资源，强化这一地区的文化遗产研究与建设，从古代与域外吸纳历史经验与智慧，发展经济与文化事业并重视其与政治、军事、外交等社会力量的协作，协同南海周边地区与国内外诸多积极有效的因素，是我国南海周边地区建设与发展以及推进我国南海周边地区国家利益与海疆权益的有效保证。
中国京族人民的文化生活与历史记忆
我国南海周边的诸多少数民族为海上丝绸之路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献。京族是中华民族较为古老的族裔之一，他们与其他民族一起生活、工作，一起抗击国外殖民主义势力的侵略。他们在自己的历史空间内，在我国南海周边，书写着中华民族的历史。
对话、史料与京族族裔由来的历史轨迹。在与京族老人的对话过程中，京族文化历史的传承人苏维芳说：“我们从明代中叶就生活在京族三岛，和中国其他民族一起出海打鱼，一起劳作，一起从事工艺制作与商务活动。”苏维芳指出，9000余名京族人居住于广西防城各族自治县江平镇的巫头、澫尾、山心、谭吉等大队，其余与汉壮各族杂居于江平镇江龙大队的红坎、恒望、寨头、米漏、瓦村和东兴公社竹山大队的三德村等地。京族形成与发展的经历及其在政治、经济、文化与日常生活中留下的许多珍贵的传说、文字、景观与历史记忆，对我们考察南海周边民族历史与文化，以及维护国家陆地与海疆主权具有重要的意义。
那么，自明代以来有哪些历史文献和相关记录呢？
巫头哈亭：《京族史歌》里有“年号洪顺三年间，先祖漂流到福安”的记载，意即公元1511年，京族祖先迁居此地，至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②山心哈亭：建筑史同巫头哈亭，为1511年间。③（作者按：1511年为明代中叶）
澫尾哈亭内古对联：
风云一篇白腾江上接威灵，社稷两回青史边中垂火烈。上等英灵。
古在南邦成原例山河之永固，今朝北国敬严存社稷之遗风。圣躬万岁。
这两副对联是京族祖先迁居澫尾村后，于1530年前后，第一代京族人在岛上建立哈亭时书写的。④ （作者按：1530年亦为明代中叶）
巫头灵山寺中记，作于清乾隆景兴42年，即1781年；澫尾澫东界碑，建于清光绪16年，即1890年⑤；红坎哈亭：建筑史略晚于巫头哈亭，约为1610年。
谭吉庙：2002年，京族文化历史传承人苏维芳到谭吉村调查，他指出：“听那里的老人说，从越南清化、宜安等地来到北部湾畔谭吉的京族已经有400年的历史”，“最早从当时的越南迁来谭吉的有阮、裴、黎、陈、曾等姓，如今谭吉京族人口有1000多人”。哈亭旧祭文中也有记述：“洪顺三年，贯在涂山，漂流福安，居在乡邑。”⑥显然，洪顺三年，即1511年，是一个标志性新时代的开始。
可见，自明代中叶以来，京族及京族三岛已经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京族许多文献资料与文化遗产表明：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年）封丁部领之子丁连为安南王，越南首次被列为外藩，斯时钦属广南西路。元设中书行省，为路为道，钦属海北海南道，隶湖广行省。明代全国分为十三布政司。明惠帝建文元年（1399年），安南国太师黎季牦废君自立，改国号为大虞。明成祖永乐四年（1406年）征夷将军张辅等领兵十万罚之，获季牦归金陵。翌年该安南为安趾布政司。⑦可见，钦州及其北海与京族三岛，自明代中叶即为中国领土。
京族文化遗产案例：独弦琴与喃字。京族的海上作业、贝壳文化及海洋动植物养殖与手工艺均有着深厚而悠久的历史，然而，作为京族文化传承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则应是喃字和独弦琴。自我国明代以来，喃字和独弦琴就以不同的方式记录和书写着我国京族人民的日常生活、聪明才智与喜怒哀乐。喃字吸纳了汉字的偏旁部首，融入了京族人民自己的智慧与情感；独弦琴则是京族人民独有的一种弦乐，被称为“世界上最凄凉的音乐”。喃字和独弦琴都是中华民族历史文献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珍贵的文化遗产。
京族的独弦琴有着400多年的历史，京族群众平常过节、喜获丰收，都喜欢用独弦琴来伴奏唱哈。苏春发5岁就开始随他的叔叔学习演奏独弦琴，虽然他今年只有40多岁，但已是这个岛上年纪最大的独弦琴传人。⑧喃字是为了书写越南语，借用汉字和仿造汉字的形式创造的，属于京族本民族文字。直到50年前，京族人仍在歌本和宗教典籍中使用喃字。但随着时代变迁，使用喃字的人越来越少，只有七八十岁的老人能懂得其书写读音及用意。 与苏春发一样，68岁的苏维芳也是土生土长的京族人。小时候，他的外公经常教他识、读、抄用喃字写的京族史诗。后来，苏维芳在大学学习中文，并做过越南语翻译，打下了良好的语言基础。2002年退休后，苏维芳用两年时间，走访了80多位民间艺人和学者，用录音机收集京族传统民歌，并整理成喃字资料。
京族与其他民族协同抗法之文献辑要。1883年，法帝国主义曾侵略江平一代，骚扰几天后才撤走。1886年，法国侵略军又向江平沿海一带发动进攻，在澫尾等地登陆。他们登陆后，进行残暴地烧杀和掠夺，强迫京、汉族人民去鱼囊岭和白龙尾修建炮台和营寨，企图长期盘踞。京族地区于1950年1月获得解放，不再受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欺辱。但是，越南人民仍遭受到法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过着水深火热的苦难生活。“越盟”游击队到京族地区借居，建立抗法基地，得到京族人民的全力支持。……除此之外，京族人民还和其他民族一起参加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战争，留下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献。苏维芳先生通过查阅历史文献和诸多访谈，写出了记录京族人民与汉族人民共同抗击法国殖民主义者的许多文稿。在《京族人民与“越盟”抗法事记》一文中，记录了我国京族人民与越南人民共同抗击法国殖民者的历史事迹。苏维芬著《京族抗美援朝志愿兵》还记录了我国京族与汉族人民同仇敌忾，共同打击美国侵略者的爱国主义民族精神。⑨
除了法国殖民主义者对我国南海周边地区的侵占和伤害之外，日本侵略者也曾疯狂地轰炸我国南海周边地区，在我国京族和汉族人民面前犯下滔天罪行。据1993年出版的《防城县志》记载，1938年3月29日至1942年10月期间，日军先后17次出动战机近100架次，轰炸企沙、江平、东兴、白龙、那梭、防城等12个乡镇。1940年12月9日9时左右，30架日机从越南海防起飞轰炸东兴街。东兴居民听到防空警报后，向守安街和德福寺两个方向驱散。涌向德福寺的数百名居民，由于人多密集，被日机发现。日机组成三个编队，对数百名手无寸铁的居民进行轮番轰炸扫射，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德福寺惨案。⑩日本人在我国南海周边地区经常制造类似这样的惨案，直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我国京族、汉族人民同仇敌忾、生死相依，为捍卫祖国的领土完整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而共同战斗。
古墓及古代丝路的现代视角
南海地区合浦汉墓及博物馆的大量收藏将海内外诸多文献紧密联系在一起，向人们述说着历史上真正古老而苍凉的海上丝绸之路。
《汉书·地理志》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两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入者俱入海市明珠、壁琉璃、奇石异物、赉黄金杂缯而往。所至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八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己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汉武帝元鼎六年，也就是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定了南越国，在岭南一带设立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詹耳、珠崖九个郡。合浦见载于史册至今已有2120年历史。合浦，字面意思是“江河汇集于海的地方”，这里自古水路交通发达，境内大小河流如织，更有南流江自东北向西南贯穿县境，溯江而上，通过秦始皇开凿的灵渠进入长江水系，顺西南而下入海，沿北部湾可远航至南海诸岛及南亚地区。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时已形成一条从合浦郡始发，通往印度、斯里兰卡的航线，作为郡治的所在地及对外贸易的港口，合浦成为南疆一大都会。?我国内地许多陶瓷技艺传到合浦，连同陶瓷作品一起传到东南亚及南亚地区。陶瓷之路，就是我国早期的海上丝绸之路。
此书记述了我国由合浦出海的海上丝绸之路，是一条玉石之路、陶瓷之路、明珠之路。证据来自何处？合浦县考古队自有答案。试举要如下：
明珠琉璃。合浦汉墓出土的琉璃，以串珠居多，也有耳珰、管状饰、环、壁、龟形器等配饰品和杯盘等器皿，数量远超过东南亚各地和国内各省。从合浦出土的汉代琉璃数量较多，说明琉璃的使用在汉代的合浦已经相当普遍。1971年，望牛岭M1西汉墓出土算珠形串珠653颗，深蓝色、半透明。1988年，母猪岭M1新莽墓出土算珠形串珠63颗，有紫、蓝、黑、赭四种颜色，不透明。1988年，红头岭M34西汉墓出土深蓝色玻璃杯一件，口径9.2厘米，高5.8厘米；1990年，黄泥岗M1东汉墓出土湖蓝色玻璃杯一件，口径9.2厘米，高6.7厘米。两件玻璃杯均为半透明，腹壁斜直、圆唇、微敞口、深腹圜底，腹部装饰三道凸弦纹。2011年，九只岭M6东汉墓出土琉璃珠3869颗，是广西出土琉璃珠数量最多的汉墓。近年来，合浦考古队一直在继续发掘，新的考古文献资料也在不断地发现之中。
令人关注的是，琉璃在域外交往过程中留下了许多印记。在东南欧、西亚、南亚等地，也有相关案例及其相似性。
在世界范围内，琉璃发掘最早是在公元前2500年，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最早制造玻璃使用卷芯法，后来逐步使用烧铸法，并很快传播到埃及和叙利亚等地。公元前十世纪后，古希腊罗马成为世界玻璃技术交流的中心。中国玻璃技艺可追溯到公元前11世纪西周时代，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相比稍晚。比较重要的是，广西出土的钾硅琉璃，在印度和东南亚也有出土，一部分是在交州刺史部区域内制作，也就是在交趾与合浦制作，一部分则从海外输入。美国学者彼得·弗朗西斯认为：印度洋—太平洋玻璃珠首先在印度阿里满都生产，这个地区是亚洲的玻璃制造中心，兴盛时期大约从公元前三世纪到十世纪，这些玻璃串珠及玻璃工艺沿海岸向东传播。除此之外，还有琥珀、玛瑙、石珠、水晶、熏炉、香料、金花球等民族工艺及其国际交往的记录。?可见，我国汉代之后就已经拥有了一条历史悠久而且十分成熟的玉石、陶瓷与明珠等国际交往的海上丝绸之路。
陶瓷、琥珀、香料与其他。在合浦的发掘工作中，陶瓷、铜制品、纺织品等生活与工艺品占据较大的分量，这些工艺品从多方面显示出与周边国家、地区的交流与合作，也是我国南海周边地区在南亚和东南亚影响较大的民族工艺。南亚、东南亚及其相关国家是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区域。
宋代周去非著《岭外代答》中记载：注辇国（今印度南部）有杂色琥珀。合浦氮肥厂M1汉墓出土的石榴子石串珠为系领状串珠，在印度阿里卡梅也有出土和发掘，该项发现与1993年风门岭麻纺厂M4汉墓出土的双锥形、圆形和系领形串珠都是从印度和斯里兰卡传入中国的。由此可见，从汉代至宋代，我国与东南亚及南亚国家有着丰富的经济与文化交流。
金花球工艺来自古希腊，印度、越南等地也有发现。它的传播路线是：地中海、波斯湾、印度洋和南海，从西方来到东方。1996年，经中国历史博物馆俞伟超研究员鉴定：根据造型与风格，金花球工艺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2003年，风门岭M24号墓出土的陶熏炉内有香料残余。韩槐准《龙脑香考》证实：汉时，苏门塔拉、马来半岛、婆罗洲等地盛产香料，合浦汉墓出土的炭化香料与这些地区的海外贸易密切相关。这些材料表明，自汉代以来，通过丝绸之路，我国已经与南亚、东南亚，乃至西方国家形成深厚的经济与文化交流。
我国南海周边地区的文化遗产已经得到较为充分的继承和发展，与周边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较为繁荣，然而，与我国内地相比，发展则较为缓慢。南海周边的钦州坭兴陶、壮锦等文化遗产，与国内同行业相比，尤其是与景德镇和龙泉的瓷器、南京的云锦和苏州的苏绣相比则较为落后。仅就价格而言，苏绣与宜兴陶的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代表作每件价格在几十万，可是广西的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代表作价格则在几千元。这一类问题，是我们在关注国家、民族权利的同时所产生的思考与关切，应当引起研究者及相关机构的足够重视。
中国南海周边民族文化研究之启示
中国南海周边民族文化有其丰富的思想内涵与历史背景，这一问题的考察与研究对于我们文化与经济发展战略的反思与考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首先，族裔文化及其权利是民族国家建设与发展进程中重要的历史记忆。京族自明代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他们与汉族、壮族紧密生活在一起，他们共同劳作、渔猎，进行商贸往来，他们的生活、文化、政治与地理疆域是我国陆上与海疆权益的重要标志。在国际形势与地缘政治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尤其是美国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情况下，发展与巩固南海周边地区的经济与文化建设，对于国家周边及南海疆域权益的巩固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只有通过历史记忆激发民族的政治意识、经济意识、文化意识和法律意识，才能有效地建设和捍卫我们的国家。“如果我们建立了以南海任何一个中国岛屿来规定中国的海疆与海权的法律，就可以更有效地捍卫我国的海疆与海权，任何一个国家的军舰靠近我国任何一片海域、任何一个岛屿，我们均可以用正当手段捍卫自己的主权。”?显然，我国南海周边地区文化及其遗产的历史记忆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区域文明”是一个有机的、相对稳定的整体，群落的习俗、文化传统、商业活动与日常生活都有力地打上了该地区的烙印，因此“区域文明”同时具有排他性。?中国南海周边地区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地理区域与历史空间，体现出充分的整体性与排他性。尽管出现过来自西方国家的所谓地理考察与海洋测量、海上探险与海洋贸易、宗教信仰与文化传播、海外扩张与殖民主义，但南海及周边地区作为中国的神圣领土与疆域，不会发生任何改变，南海及南海诸岛永远是中国的千里石塘和万里长沙。
其次，学术观点及其文献的持续性关联。《汉书》及相关文献中对于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叙述，越发得到较为丰富的文献资料佐证，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在内涵、路线和价值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得到有效地拓展和证明；历史上，南海权益存在并得到我国人民维护的事实，也有相关历史资料证明。从1873年开始，我国南海周边民族就已经开始团结协作，共同与法国侵略者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捍卫我国边疆与海域的主权；1932年之后，我国壮族、京族和汉族同胞同仇敌忾，充分发挥多民族的智慧，用不同的方式誓死保卫祖国的南疆权益。?
学术文献的开发与利用是我们守护南海及其周边地区权益的重要条件。自晚清民国以来，我们检索到的许多文字与地图足以证明我国对于南海及其周边地区的国家权益。无论在知识分子领域，还是教育界，或是民国政府等不同的社会全体与社会阶层，无论是从英国、美国、法国，还是俄国与日本，我们都可以获得足够的地图及相关材料，这是我国对于南海及其周边地区拥有绝对权益的有效证据。?
更重要的是，南海周边地区还有许多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印记。在合浦博物馆，诸多汉墓中有大量异族风格的琉璃工艺品，更有来自斯里兰卡、印度以及西亚诸多国家和地区的瓷器、香炉、香料，以及其他陶罐、陶仓、陶灶、陶屋等雕塑建筑和宗教艺术类工艺品与生活用品。?这足以说明，自汉代以来，我国南海周边地区就已经有一条明晰的与海外协作与交流的丝绸之路。历史上的经济与文化交往不只是丝绸之路久远悠长的证据，更能为我们“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与发展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与参照系。
再次，国际化背景下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方法的拓展及提升。在南海语境中，以英联邦国家研究、南海周边国家地图及证据链研究为基础，我们对南海周边民族文化传统及其国际化问题进行考察研究，先后访问美国、日本、意大利、澳大利亚、巴基斯坦、马来西亚等国，在国内访问敦煌、南宁、北海、防城港、肇庆、龙泉、景德镇等地，搜集到一些珍贵的文献资料，与国内外不同领域、不同学科学者协同创新，对南海及海上丝绸之路与海疆权益面临的挑战问题进行新的思考与研究。
在近代西方国家，有许多成功捍卫海岛权益的案例，其中英国最具代表性。他们对马岛权益的捍卫，对海峡群岛的坚守，是整个世界海权发展史上最出色的典范。为什么英国人在1953年司法仲裁及其他重大事件面前，始终能够拥有对于海峡群岛的控制权？为什么对于其历史性权利和地理距离的佐证十分有力？此外，英国人在殖民主义时代不仅充分使用海峡群岛的地缘性优势，还在商务方面稳定国际关系。更重要的是，在二战时期德国人已经占有海峡群岛的时候，英国人依然以军事存在和诸多因素协作，始终没有放松过对海峡群岛权益的期待与坚守。在任何一种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协作与坚守始终是英国能够有效控制海峡群岛权益的成功经验与智慧。 还有，传统文化遗产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然而它的现代形态又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与我国南海周边民族文化遗产相比，长三角地区锦绣之路与陶瓷之路文化遗产凭借深厚的经济与文化土壤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两者之间的比较与协作是带动中华民族文化伟大复兴的极好机会；更为重要的是，来自古代与现实的诸多案例证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存在形式之一。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与经济及其协同研究与创新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我国的文化与经济战略有别于西方国家，但是，仅仅依靠经济与文化的发展难以且不能担当起长远发展规划及其历史使命。南海周边地区的许多墓藏及文献资料给我们带来新的思考，我们需要从古代和西方社会中吸纳经验与智慧，有效地建设现代民族国家。
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协作可以推进南海周边地区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南海周边地区不只是国家权益的重要领地，也是经济协作与文化发展的重要地区。我们应该关注南海周边地区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事业，关注南海周边地区文化遗产传播与经济建设不平衡等因素，文化与经济的协调与有效发展对于国家发展战略是十分重要的贡献。在南海周边地区，既要有效保护少数民族文字、音乐与诸多传统文化，也要有效开发传统工艺及文化遗产，加强与国内发达地区的交流与协作，缩小地区性差异，实现不同地区传统文化遗产交流与协作，从而推进我国南海周边地区经济与文化建设事业。南海周边地区传统文化遗产多种多样，尤其是手工工艺与内地差别较大。比如，钦州与宜兴的紫砂之间差距很大，宜兴高级工艺师的优质作品（如紫砂壶）市场价格在两万以上，可是钦州高级工艺师的同等作品价格则在两千左右，大师们级别越高，差距就越大，其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呢？不仅如此，在壮锦与云锦、宋锦之间，也是如此。在历史与文化、技术与艺术、质地与形式、工艺与技巧、色彩与构图等要素之间，我们可以从中获得许多智慧、经验与技巧，从而将南海周边文化与经济建设推向我国经济与文化建设的前台，为我国南海周边地区国家权益与海疆建设服务。
1839年，威灵顿公爵在与他的同僚海军官员托马斯·西蒙兹讨论英属海峡群岛的时候说：“没有人比我更清楚海峡群岛对我们国家的重要性。”他相信：蒸汽船的到来会改变海峡群岛的防御布局，使其遭受攻击的不确定性增加。此外，他强调英法实力之间的对比，而且还提醒军方关注法国地中海舰队的发展，警惕来自法国的威胁，并建议政府加大财政预算。?这位曾经在滑铁卢战役中立功，并拥有七国元帅军衔的英国首相，对于海权的重视与理解十分深刻独到，足以显示英国人掌控海洋权益的历史经验与民族智慧。从南海周边地区的历史、地理、文化与生活等诸多因素考察出发，从国内外诸多国家与地区的历史考察与现实状况出发，以南海周边地区自我发展为立足点，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加强南海周边地区国内外诸多因素的战略协作，有益于推进我国的海疆权益建设与总体发展规划。令人关注的是，南海周边地区文化与经济的发展是我国总体国家建设与历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伟大传统和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战略导向有效地结合在一起，是统筹兼顾与全面发展的关键。当然，只有当经济、文化与政治、军事和外交等领域协同发展的时候，中国南海及其周边地区权益问题的解决以及“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才能由美好理想转化为坚强的现实。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刘晓倩为本文的第二作者；感谢合浦博物馆廉世明馆长提供部分文献资料）
注释
[英]迈克尔·曼：《社会权利的起源》（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13～539页。
苏维芳等：《京族海洋文化》，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73、179页。
京族字喃文化研究中心编：《京族社会历史铭刻文书文献汇编》，广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9，3、7，142页。
苏维芳：《京族历史研究》，苏维芳、苏凯：《魅力京岛》，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9页。
苏维芳、苏凯：《魅力京岛》，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39页。
苏维芳：《京族人民与“越盟”抗法记事》，苏维芬：《京族抗美援朝志愿兵》，苏维芳、苏凯：《魅力京岛》，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2～26页。
中国政协广西区委编：《京族百年实录》，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15年，第104～105页。
叶吉旺：《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第11，37、54，25～37、47页。
于文杰、朱静怡、徐桑奕：《文明中心转移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人民论坛》，2015年10月。
于文杰、朱静怡：《区域文明语境中西方殖民主义及其双重危害——以中国南海问题研究为中心》，《史学月刊》，2015年第8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京族百年实录》，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15年，第208～210页。
于文杰等：《民国时期地图绘制及南海诸岛之称的历史演变》，《学术研究》，2016年第2期。
James A. Sharp， 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Services of Real-Admiral Sir William Symonds， London， 1858， pp.75-76.
责 编∕戴雨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