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人类情感从其传播上说，是一种有意义的文化象征交流形式。是人类最基本的支撑力量和创造力量。情感需要激发、需要互动、需要共享。大众传媒是塑造情感文化、传播积极情感的重要手段。《中国好声音》的成功，即在于打造了一条 “互动仪式链”，从而唤醒了情感、激发了情感，使情感的正价值、正能量得以传播， 通过“互动仪式”这个舞台，一方面营造了新的真诚、平等、尊重的互动情感空间，另一方面也展现、传播、建构了一种新的情感文化，在塑造情感文明、推动社会团结、建构公共情感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互动仪式；情感传播；公共情感
情感在人类社会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可以说，“人类的独特特征之一就是在形成社会纽带和建构复杂社会结构时对情感的依赖”。[1]1由于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媒介是一个准互动媒介，因此在激发情感能量、营造仪式空间、传播正确的情感价值观、建构新的情感文化和情感文明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近些年取得成功的电视节目如《感动中国》、《中国梦想秀》、《向幸福出发》等，无不是因为打“情感”牌而获得巨大成功。而刚刚落幕的大型电视音乐秀节目《中国好声音》更是如此，虽然这种节目形式源自国外，但由于其节目内容上的独特性、新颖性、本土性，使得其独树一帜，在社会上赢得广泛赞誉。它的创新之处即在于打造了一条 “ 互动仪式链”，从而唤醒了情感，使情感的正价值、正能量得以传播，在塑造情感认同、推动社会团结、建构公共情感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仪式”与“互动仪式”的界定
一般认为，仪式是“组织化的象征活动与典礼活动，用以界定和表现特殊的时刻、事件或变化所包含的社会与文化意味”。[2]243从现象上看，仪式是被一个群体内的人们普遍接受的按某种既定程序进行的身体的活动与行为。与传统和习俗类似，仪式经常固定地、重复地在某个时间或某一特定情况下举行，并且承载着某种象征意义。从传播学角度看，仪式本身即是人类一种充分、卓越的文化交流行为。通过仪式，人们传递情感，交流思想，共享价值，促进团结，确认秩序，强化认同，增进融合。自人类诞生以来，仪式这种“集体艺术”，就是最重要、最古老的一种传播形式。因为“我们的感官，以一种有意义的、熟练的、创造性的、积极的、与人共享的方式，对世界作出反应。这种反应就是‘集体艺术’（仪式）。”[3]281它是一个“健全社会”应具备的生活方式。
“互动仪式”一词最早来自美国社会学家戈尔曼，是指一种表达意义性的程序化活动。这类活动对群体生活和团结来说具有重要意义。从本体论角度而言，互动仪式是人类一种重复性、固定化、程序化的交流行为。尤其从微观社会学层面看，人们特定的社会关系，是通过各种互动仪式形成和维持的。它存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从见面的问好，到“吸烟仪式”、“性爱仪式”及各种交换仪式，互动仪式是人们最基本的活动，是社会学研究的基点。因此，微观社会学家柯林斯尤其重视互动仪式的研究，在《互动仪式链》一书中，他明确指出“互动仪式是际遇者由资本和情感的交换而进行的日常程序化活动”。[4]4它强调小范围的、即时即地发生的面对面互动，是行动的场景和社会行动者的基点，它能揭开大规模宏观社会变迁的秘密。为此，柯林斯详细地分析了互动仪式的作用、特点及组成要素和传播效果。他认为互动仪式（IR）有四种主要的组成要素或起始条件：
1.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聚集在同一场所，因此不管他们是否会特别有意识地关注对方，都能通过其身体在场而相互影响。2.对局外人设定了界限，因此参与者知道谁在参加，而谁被排除在外。3.人们将其注意力集中在共同的对象或活动上，并通过相互传达该关注焦点，而彼此知道了关注的焦点。4.人们分享共同的情绪或情感体验。[4]86“互动仪式理论的核心机制是高度地相互关注，即高度地互为主体性，跟高度的情感连带——通过身体的协调一致、相互激起/唤起参加者的神经系统——结合在一起，从而导致形成了与认知符号相关联的成员身份感；同时也为每个参加者带来了情感能量，使他们感到有信心、热情和愿望去从事他们认为道德上容许的活动”。[4]79
从柯林斯对互动仪式的分析看，我们发现《中国好声音》正是一个典型的互动仪式，从而为我们解读《中国好声音》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
互动仪式与“情感互动”
人有“七情六欲”，不过情感从来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产物， 它是在互动中人们主动选择和创造的结果， 并通过特定的行为和符号来表现、传达和显示， 因此， 情感既构成了人们行动的原材料， 又构成了人们互动交流的符号象征和社会交流的工具。可以说，正是《中国好声音》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互动仪式”舞台，从而为情感意义的获得、感受和表达提供了平台，也使得情感的回报成为可能。
仪式互动是情感形成的主要机制，也是情感互动的主要表达媒介。在《中国好声音》中，互动贯穿整个节目的流程。由于互动仪式的核心机制是相互关注和感情连带，因此在导师之间、学员之间、家长之间、观众之间、媒体之间，进而在社会上，《中国好声音》迅速形成了一种瞬间的、共有的情感热点，激起和唤起了对参与者的情感关注和情感连带，导致“互动仪式链”和“情感互动”的产生。
从某种意义上说，情感的本质特性是社会性和互动性。人们有“情”才会感，有“感”才会动，情感互动强调情感交流的双向性、互动性、共享性。情感学家诺尔曼·丹森认为“情感互动是两个人之间通过相互作用而进行的情感转让，使一个人情不自禁地进入对方的感受和意向性感受状态的过程。情感互动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它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结合在一个共同和共享的情感体验领域之中”。[5]203它有以下特点：1.共有感或感受的共同性；2.伙伴感；3.情感感染；4.情感同一；5.共享的情感性。[5]212可以说，这些特点在《中国好声音》中均表现得淋漓尽致。如刘欢和杨坤多次被学员用声音传递的情怀和情感，以及他们不懈追求音乐梦想的精神感动落泪；那英情不自禁先后两次上台与平民学员同台演唱，她脱下鞋子体验黄鹤赤脚歌唱的场景，充满了欢乐和温馨。在这里，情感像“光线”一样， 在穿透他人情感的同时， 也接受了他人反射而来的情感光线。这种情感互动和情感体验，揭示了个体对自己和他人所持有的情感意义和情感价值，关爱、同情、尊重、真诚、善意，这些美好的情感，“通过道德交往和情感交往的过程，人的自我进入并表现于相互作用的世界”。“通过使自己和他人参与并受制于情感性，他们与包围着他们的社会秩序缔结了一种社会契约。”这样的情感世界“是一个理解、解释和意义存在的世界。个体所寻求的正是这个世界，因为他们的交往需要这个世界”。[5]429 互动仪式与“情感唤醒”
现代心理学强调“情感乃是‘带目的性的’现象，因此，它可以表现为包括信仰、判断、理性和思想的认知状态。每种情感都表达了主体有特殊意义的内驱力、本能、需要、动机、目标或期望”。[6]264人类是地球上最具情感的动物，“人类的认知、行为以及社会组织的任何一个方面几乎都受到情感驱动。在人际互动中，情感是隐藏在对他人的社会承诺背后的力量。不仅如此，情感也是决定社会结构形成的力量”。[7]7不过，由于情感具有隐秘性、私人性和个体性，不易被察觉，因此需要激发和唤醒。
在柯林斯看来，互动仪式的主要目的是唤醒情感，而造成情感唤醒的最基本原因是期望和奖惩。期望导致需要，“某种需要状态是激励人们行动的根本力量”。而这种需要状态，在塑造社会文化时不可能不唤醒情感。情感社会学家认为，有五种需要在人际互动中最易“唤醒情感”。它包括：“1.证明自己的需要；2.获益交换的需要；3.群体归属的需要；4.信任的需要；5.确定性的需要”。[7]91可以说，这五种需要在《中国好声音》中都存在，正是这种情感需要促使歌者踏上追寻音乐的梦想舞台。
每个人在社会中生活，都需要得到他人的认同和承认，这是形成自我、获得前行方向的最有力保障。很多参加《中国好声音》的歌手就是为达到这个目的来的。如那个要“用我的声音证明自己不比别人差”的哈尼族王子李维真；专唱武侠歌、具有“侠骨柔肠”的“蒙面仙女”董贞；还有那个苦苦寻求认可，在音乐中爆发能量的孤寂男孩王乃恩——除此之外，那个“想证明自己是否有个好声音”的台湾盲女张玉霞，“我想让我父母为我骄傲”的湖南女孩赵露，被称作“音乐疯子”的张玮，以及被称为“天才歌手”的吉克隽逸，这些歌手无不是在电视的仪式舞台上，在与导师、观众、媒体的互动中展现出了自己的魅力，获得了大家的一致肯定、赞美和承认，从而体验到强烈的幸福、满足、高兴、喜悦、激动等正情感。同时在互动仪式中，当情感唤醒后，它会成为一种情感性能源， 滋生出强大的情感力量。如自豪感——导师为学员的出色表现感到自豪，学员也为能得到大师级导师的肯定、认同而自豪。自豪是一种积极的情感，它能够加强人际反应的彼此协调，促进彼此尊敬和关照，强化相互的赞同和一致，增强社会连接，提高社会的团结水平。
正如涂尔于所说，在仪式中产生的社会的情感能量，是一种有信心、有勇气采取行动、大胆无畏的感觉。它是一种富有道德意义的能量；它使每个人感到不仅是好的，而且是高尚的，觉得自己所做的是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事情。除此之外，它创造了共同的情感和符号，形成了与情感符号相关联的成员身份感和集体归属感，也为社会信任和社会团结提供了基础。
“互动仪式”与情感传播
人类情感从其传播上说，是一种有意义的文化象征交流形式。情感是人类创造的最基本的支撑力量。
大众传媒是塑造情感文化、传播积极情感的重要手段，此次《中国好声音》的成功，正是通过生动的节目形式，通过人们的仪式参与，把社会情感文化系统，如情感价值观、情感道德观内化到人格系统，通过营造新的真诚、平等、尊重的互动仪式氛围，塑造、展现和传播了一种新的情感文化。
按照情感社会学家的划分，情感可分为正性情感如喜悦、快乐、狂欢、热爱、骄傲等，负性情感如悲哀、痛苦、愤怒、憎恨、绝望等，或者说积极情感如振奋、紧张、热忱、勇敢等，消极情感如消沉、松懈、颓丧、灰心等。由于每一种需要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不同的情感效应，因此“如果人们越多地认为他人促进了自己交易需要的满足，越有可能对他人给予正性情感奖励，包括感激。如果人们越多地认为社团的结构和文化促进了自己交易需要的满足，越有可能对这些文化和结构产生承诺。如果人们越多地认为范畴之中的成员促进了自己交易需要的满足，越有可能对范畴之中的成员形成积极的观念”。[7]110与以往的任何选秀节目不同，也与屡遭诟病的“毒舌”评委、无聊争吵不同，此次《中国好声音》深受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四位大腕导师坦诚开放、率真活泼所营造的极具人文关怀的情感平等氛围，它传播了一种新的“价值型”情感文化，这就是真诚与关爱、平等与尊重、信任与鼓励、理解与同情。
在现场担任嘉宾的著名歌手刘欢、那英、庾澄庆、杨坤，既有明星导师的风范，更有强烈的人文关怀精神，他们对每一个歌手都平等真诚相待，对每一个心怀梦想的音乐人都爱护有加、尊重信任，即使由于比赛规则不得不淘汰歌手，他们也尽可能地去鼓励支持。可以说通过媒体以及作为评委如刘欢、那英等“意见领袖”的引导和仪式传播，让人们的情感行动摒弃功利性、自私性、冷漠性，转而追求服务于自我情感的尊严、责任、善和自我实现。这种看重“内在的社会报酬”的情感文化， 极大满足了人们精神上和心灵上的愉悦、自豪和幸福，不但有效地增加了社会的认同感、融合感与向心力，而且还极大地呼应了公民社会情感平等、情感民主的社会理想。
互动仪式与公共情感建构
“情感一方面属于私人领域，因为它们在经历口头表达和书面表达之前已经被个体的内在自我体验到了；另一方面，当情感缘自于文化的激发，置身于社会关系之中，作为交流方式而成为一种社会现象时，它们就是‘公共的’。”[6]38
可以说，一个社会的公共情感氛围，涉及所有人的幸福感。没有了崇高道德的追求和约束，没有了真挚的情感作为动力，一个社会系统或许能够自主运行，但此时置身其中的人，只不过是系统的零件。他会感到孤独、失望、冷漠，甚至绝望。因此，作为社会公器的电视媒体有责任、有义务积极营造一个平等、正义、宽容、祥和，充满温暖、关怀、善心、爱心的情感空间。
一般而言， 情感是铸造社会关系，建立和保持对社会结构与文化承诺的重要力量。互动仪式激发与传播的公共情感如社会正义感、社会平等感、社会关爱感、社会尊重感、社会信任感是社会正常运行的润滑剂和黏合剂。尤其我们目前处在一个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断裂”和“失衡”社会中，在现实社会里，我们看到公共情感严重失范的状态比比皆是，一些比较美好的情感如善良、纯真、忠诚、同情心、羞耻感等正在逐步消退；而有些情感，往往是相对比较负面的，比如猜忌、愤怒、仇恨、怨毒、绝望等却在不断强化。我们看到，随便哪个论坛，都能发现网民们怒气冲天的留言；发生一件事，人们立即会对政府官员和富人充满讥讽和怨恨。在许多影视作品中，情感表现得越来越阴暗、虚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充满尔虞我诈、相互倾轧。虽然这也许是社会事实，但作为有责任的媒体完全可以有另外的选择。 其实，在当下，在满足基本的物质温饱后，人们渴望更多的精神情感需求。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在满足基本需要——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后，对归属和爱的需要、自尊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就变得尤为强烈。尤其是自尊需要，“社会上所有的人都有一种对于他们稳定的、牢固不变的、通常较高的评价的需要或欲望，有一种对于自尊、自重和来自他人的尊重的需要或欲望。这种需要可以分为两类：第一，对于实力、成就、优势、胜任、面对世界时的自信、独立和自由等欲望。第二，对于名誉或威信（来自他人对自己尊敬或尊重）的欲望”。而对于地位、声望、荣誉、支配、公认、注意、重要性、高贵或赞赏等欲望的满足，将“导致一种自信的感情，使人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有价值、有力量、有能力、有位置、有用处和必不可少”。[8]53
可以说，《中国好声音》的成功，正是因为极大满足了普通人对自尊的需要，对自我实现的渴望，它为那些默默无闻、渴望被承认、渴望自我实现音乐梦想的年轻人搭建了一个既能感受到人的价值和尊严，又能感到振奋和温暖的情感舞台。如那个“想唱更多的歌给大家听，想让民族歌曲唱到世界去”的来自大凉山的彝族女孩吉克隽逸；那个在幕后十年，只能默默给人递话筒的刘悦；还有那个“灵魂歌者”袁娅维以及只能寂寞孤独自卑地独自唱歌给自己听的权振东——他们不但完全靠自己的声音魅力、靠自己的演唱实力，赢得了导师当之无愧的尊重，更赢得了观众最真实和最真诚的尊重。它不是靠外在的美貌、装扮以及无根据的奉承，也摒弃了节目外在的包装、华丽，从而真正回归到音乐的本质、艺术的本质、人的本质，更回归到媒体的本质，那就是真正担负起公共社会责任，为人们营造一个积极向上、平等、关爱、温馨、真诚的公共情感空间。
有专家指出，现代社会正从同情伦理向尊重伦理、从“身份政治”向“承认政治”转变。在传统社会中，同情不但经常是难以有保障的，而且带有屈尊和施舍的味道。而在现代社会中，我们所应遵循的是尊重伦理。这不仅是因为在一个基本解决温饱问题的社会中，民众社会尊重的需求应该得到满足，也是因为现代社会的运作，更多的是基于平等者之间的合作，而非零和性的权威模式。具体而言，尊重是一种对待他人及其权利的态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人格尊重和权利尊重。尊重他人，也就是给予他人应得的尊严。同时，尊重本身就是一种美德。[9]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这种尊重更多地表现在几个导师身上，他们用言语、用行动、用歌声在传递着对学员、对歌者深切尊重、关爱的同时，也赢得了自身的尊严，得到了更多人的爱戴和尊敬。
美国情感学家诺尔曼·丹森认为“情感处于社会生活所有层次即微观的、宏观的、个人的、组织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以及宗教的等等中心”。[5]1情感既是社会与道德交往的基础，也是日常生活中人们认识与理解的基础。情感交织于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之中，尤其是人们追求的公共情感价值如信任、荣誉、真诚、自豪、同情、正义、勇敢和爱。“这些揭示了个体对自己和他人所持的内在意义的情感，正是构成普通人的材料，这样的人面对道德和社会的堕落能够忍辱负重。他们不怕失败仍继续奋斗！”[5]424的确，情感是维持和改变社会现实的能量，它对社会的结构和文化具有重要的效应。情感社会学家乔纳森·特纳指出：“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国家是由人们指向社会结构和文化的正性情感凝聚而成，如果说存在社会秩序和变革的微观基础，那么就是人们在嵌套于中观和宏观结构之中的互动过程所唤醒的情感。”[7]159
不可否认，媒体也曾经大量地制造一些低俗的“情感文化”，使情感过度商业化、功利化、同质化。因此如何遏制这种情感“恶毒症”，建构一种新的情感文明，充分发挥情感的社会作用和文化价值，营造一个平等、信任、真诚、充满爱心的情感空间，促使人的情感更丰富、更纯真、更美好，让所有人有尊严且幸福地生活，从而增强个体对社会的归属感、认同感、团结感、向心力和凝聚力，彰显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的社会责任，《中国好声音》的成功，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意义。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电视媒介仪式与文化传播》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09BC029）]
参考文献：
[1][美]乔纳森·特纳.情感社会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2]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3][美]E.弗洛姆.健全的社会[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4][美]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5][美]诺尔曼·丹森.情感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
[6][意]史华罗.中国历史中的情感文化[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7][美]乔纳森·特纳.人类情感[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
[8][美]马斯洛.动机与人格[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9]成伯清.从同情到尊敬——中国政治文化与公共情感的变迁[J].时事观察，2011（9）.
（作者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后、硕士生导师）
编校：施 宇
【关键词】互动仪式；情感传播；公共情感
情感在人类社会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可以说，“人类的独特特征之一就是在形成社会纽带和建构复杂社会结构时对情感的依赖”。[1]1由于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媒介是一个准互动媒介，因此在激发情感能量、营造仪式空间、传播正确的情感价值观、建构新的情感文化和情感文明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近些年取得成功的电视节目如《感动中国》、《中国梦想秀》、《向幸福出发》等，无不是因为打“情感”牌而获得巨大成功。而刚刚落幕的大型电视音乐秀节目《中国好声音》更是如此，虽然这种节目形式源自国外，但由于其节目内容上的独特性、新颖性、本土性，使得其独树一帜，在社会上赢得广泛赞誉。它的创新之处即在于打造了一条 “ 互动仪式链”，从而唤醒了情感，使情感的正价值、正能量得以传播，在塑造情感认同、推动社会团结、建构公共情感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仪式”与“互动仪式”的界定
一般认为，仪式是“组织化的象征活动与典礼活动，用以界定和表现特殊的时刻、事件或变化所包含的社会与文化意味”。[2]243从现象上看，仪式是被一个群体内的人们普遍接受的按某种既定程序进行的身体的活动与行为。与传统和习俗类似，仪式经常固定地、重复地在某个时间或某一特定情况下举行，并且承载着某种象征意义。从传播学角度看，仪式本身即是人类一种充分、卓越的文化交流行为。通过仪式，人们传递情感，交流思想，共享价值，促进团结，确认秩序，强化认同，增进融合。自人类诞生以来，仪式这种“集体艺术”，就是最重要、最古老的一种传播形式。因为“我们的感官，以一种有意义的、熟练的、创造性的、积极的、与人共享的方式，对世界作出反应。这种反应就是‘集体艺术’（仪式）。”[3]281它是一个“健全社会”应具备的生活方式。
“互动仪式”一词最早来自美国社会学家戈尔曼，是指一种表达意义性的程序化活动。这类活动对群体生活和团结来说具有重要意义。从本体论角度而言，互动仪式是人类一种重复性、固定化、程序化的交流行为。尤其从微观社会学层面看，人们特定的社会关系，是通过各种互动仪式形成和维持的。它存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从见面的问好，到“吸烟仪式”、“性爱仪式”及各种交换仪式，互动仪式是人们最基本的活动，是社会学研究的基点。因此，微观社会学家柯林斯尤其重视互动仪式的研究，在《互动仪式链》一书中，他明确指出“互动仪式是际遇者由资本和情感的交换而进行的日常程序化活动”。[4]4它强调小范围的、即时即地发生的面对面互动，是行动的场景和社会行动者的基点，它能揭开大规模宏观社会变迁的秘密。为此，柯林斯详细地分析了互动仪式的作用、特点及组成要素和传播效果。他认为互动仪式（IR）有四种主要的组成要素或起始条件：
1.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聚集在同一场所，因此不管他们是否会特别有意识地关注对方，都能通过其身体在场而相互影响。2.对局外人设定了界限，因此参与者知道谁在参加，而谁被排除在外。3.人们将其注意力集中在共同的对象或活动上，并通过相互传达该关注焦点，而彼此知道了关注的焦点。4.人们分享共同的情绪或情感体验。[4]86“互动仪式理论的核心机制是高度地相互关注，即高度地互为主体性，跟高度的情感连带——通过身体的协调一致、相互激起/唤起参加者的神经系统——结合在一起，从而导致形成了与认知符号相关联的成员身份感；同时也为每个参加者带来了情感能量，使他们感到有信心、热情和愿望去从事他们认为道德上容许的活动”。[4]79
从柯林斯对互动仪式的分析看，我们发现《中国好声音》正是一个典型的互动仪式，从而为我们解读《中国好声音》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
互动仪式与“情感互动”
人有“七情六欲”，不过情感从来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产物， 它是在互动中人们主动选择和创造的结果， 并通过特定的行为和符号来表现、传达和显示， 因此， 情感既构成了人们行动的原材料， 又构成了人们互动交流的符号象征和社会交流的工具。可以说，正是《中国好声音》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互动仪式”舞台，从而为情感意义的获得、感受和表达提供了平台，也使得情感的回报成为可能。
仪式互动是情感形成的主要机制，也是情感互动的主要表达媒介。在《中国好声音》中，互动贯穿整个节目的流程。由于互动仪式的核心机制是相互关注和感情连带，因此在导师之间、学员之间、家长之间、观众之间、媒体之间，进而在社会上，《中国好声音》迅速形成了一种瞬间的、共有的情感热点，激起和唤起了对参与者的情感关注和情感连带，导致“互动仪式链”和“情感互动”的产生。
从某种意义上说，情感的本质特性是社会性和互动性。人们有“情”才会感，有“感”才会动，情感互动强调情感交流的双向性、互动性、共享性。情感学家诺尔曼·丹森认为“情感互动是两个人之间通过相互作用而进行的情感转让，使一个人情不自禁地进入对方的感受和意向性感受状态的过程。情感互动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它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结合在一个共同和共享的情感体验领域之中”。[5]203它有以下特点：1.共有感或感受的共同性；2.伙伴感；3.情感感染；4.情感同一；5.共享的情感性。[5]212可以说，这些特点在《中国好声音》中均表现得淋漓尽致。如刘欢和杨坤多次被学员用声音传递的情怀和情感，以及他们不懈追求音乐梦想的精神感动落泪；那英情不自禁先后两次上台与平民学员同台演唱，她脱下鞋子体验黄鹤赤脚歌唱的场景，充满了欢乐和温馨。在这里，情感像“光线”一样， 在穿透他人情感的同时， 也接受了他人反射而来的情感光线。这种情感互动和情感体验，揭示了个体对自己和他人所持有的情感意义和情感价值，关爱、同情、尊重、真诚、善意，这些美好的情感，“通过道德交往和情感交往的过程，人的自我进入并表现于相互作用的世界”。“通过使自己和他人参与并受制于情感性，他们与包围着他们的社会秩序缔结了一种社会契约。”这样的情感世界“是一个理解、解释和意义存在的世界。个体所寻求的正是这个世界，因为他们的交往需要这个世界”。[5]429 互动仪式与“情感唤醒”
现代心理学强调“情感乃是‘带目的性的’现象，因此，它可以表现为包括信仰、判断、理性和思想的认知状态。每种情感都表达了主体有特殊意义的内驱力、本能、需要、动机、目标或期望”。[6]264人类是地球上最具情感的动物，“人类的认知、行为以及社会组织的任何一个方面几乎都受到情感驱动。在人际互动中，情感是隐藏在对他人的社会承诺背后的力量。不仅如此，情感也是决定社会结构形成的力量”。[7]7不过，由于情感具有隐秘性、私人性和个体性，不易被察觉，因此需要激发和唤醒。
在柯林斯看来，互动仪式的主要目的是唤醒情感，而造成情感唤醒的最基本原因是期望和奖惩。期望导致需要，“某种需要状态是激励人们行动的根本力量”。而这种需要状态，在塑造社会文化时不可能不唤醒情感。情感社会学家认为，有五种需要在人际互动中最易“唤醒情感”。它包括：“1.证明自己的需要；2.获益交换的需要；3.群体归属的需要；4.信任的需要；5.确定性的需要”。[7]91可以说，这五种需要在《中国好声音》中都存在，正是这种情感需要促使歌者踏上追寻音乐的梦想舞台。
每个人在社会中生活，都需要得到他人的认同和承认，这是形成自我、获得前行方向的最有力保障。很多参加《中国好声音》的歌手就是为达到这个目的来的。如那个要“用我的声音证明自己不比别人差”的哈尼族王子李维真；专唱武侠歌、具有“侠骨柔肠”的“蒙面仙女”董贞；还有那个苦苦寻求认可，在音乐中爆发能量的孤寂男孩王乃恩——除此之外，那个“想证明自己是否有个好声音”的台湾盲女张玉霞，“我想让我父母为我骄傲”的湖南女孩赵露，被称作“音乐疯子”的张玮，以及被称为“天才歌手”的吉克隽逸，这些歌手无不是在电视的仪式舞台上，在与导师、观众、媒体的互动中展现出了自己的魅力，获得了大家的一致肯定、赞美和承认，从而体验到强烈的幸福、满足、高兴、喜悦、激动等正情感。同时在互动仪式中，当情感唤醒后，它会成为一种情感性能源， 滋生出强大的情感力量。如自豪感——导师为学员的出色表现感到自豪，学员也为能得到大师级导师的肯定、认同而自豪。自豪是一种积极的情感，它能够加强人际反应的彼此协调，促进彼此尊敬和关照，强化相互的赞同和一致，增强社会连接，提高社会的团结水平。
正如涂尔于所说，在仪式中产生的社会的情感能量，是一种有信心、有勇气采取行动、大胆无畏的感觉。它是一种富有道德意义的能量；它使每个人感到不仅是好的，而且是高尚的，觉得自己所做的是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事情。除此之外，它创造了共同的情感和符号，形成了与情感符号相关联的成员身份感和集体归属感，也为社会信任和社会团结提供了基础。
“互动仪式”与情感传播
人类情感从其传播上说，是一种有意义的文化象征交流形式。情感是人类创造的最基本的支撑力量。
大众传媒是塑造情感文化、传播积极情感的重要手段，此次《中国好声音》的成功，正是通过生动的节目形式，通过人们的仪式参与，把社会情感文化系统，如情感价值观、情感道德观内化到人格系统，通过营造新的真诚、平等、尊重的互动仪式氛围，塑造、展现和传播了一种新的情感文化。
按照情感社会学家的划分，情感可分为正性情感如喜悦、快乐、狂欢、热爱、骄傲等，负性情感如悲哀、痛苦、愤怒、憎恨、绝望等，或者说积极情感如振奋、紧张、热忱、勇敢等，消极情感如消沉、松懈、颓丧、灰心等。由于每一种需要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不同的情感效应，因此“如果人们越多地认为他人促进了自己交易需要的满足，越有可能对他人给予正性情感奖励，包括感激。如果人们越多地认为社团的结构和文化促进了自己交易需要的满足，越有可能对这些文化和结构产生承诺。如果人们越多地认为范畴之中的成员促进了自己交易需要的满足，越有可能对范畴之中的成员形成积极的观念”。[7]110与以往的任何选秀节目不同，也与屡遭诟病的“毒舌”评委、无聊争吵不同，此次《中国好声音》深受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四位大腕导师坦诚开放、率真活泼所营造的极具人文关怀的情感平等氛围，它传播了一种新的“价值型”情感文化，这就是真诚与关爱、平等与尊重、信任与鼓励、理解与同情。
在现场担任嘉宾的著名歌手刘欢、那英、庾澄庆、杨坤，既有明星导师的风范，更有强烈的人文关怀精神，他们对每一个歌手都平等真诚相待，对每一个心怀梦想的音乐人都爱护有加、尊重信任，即使由于比赛规则不得不淘汰歌手，他们也尽可能地去鼓励支持。可以说通过媒体以及作为评委如刘欢、那英等“意见领袖”的引导和仪式传播，让人们的情感行动摒弃功利性、自私性、冷漠性，转而追求服务于自我情感的尊严、责任、善和自我实现。这种看重“内在的社会报酬”的情感文化， 极大满足了人们精神上和心灵上的愉悦、自豪和幸福，不但有效地增加了社会的认同感、融合感与向心力，而且还极大地呼应了公民社会情感平等、情感民主的社会理想。
互动仪式与公共情感建构
“情感一方面属于私人领域，因为它们在经历口头表达和书面表达之前已经被个体的内在自我体验到了；另一方面，当情感缘自于文化的激发，置身于社会关系之中，作为交流方式而成为一种社会现象时，它们就是‘公共的’。”[6]38
可以说，一个社会的公共情感氛围，涉及所有人的幸福感。没有了崇高道德的追求和约束，没有了真挚的情感作为动力，一个社会系统或许能够自主运行，但此时置身其中的人，只不过是系统的零件。他会感到孤独、失望、冷漠，甚至绝望。因此，作为社会公器的电视媒体有责任、有义务积极营造一个平等、正义、宽容、祥和，充满温暖、关怀、善心、爱心的情感空间。
一般而言， 情感是铸造社会关系，建立和保持对社会结构与文化承诺的重要力量。互动仪式激发与传播的公共情感如社会正义感、社会平等感、社会关爱感、社会尊重感、社会信任感是社会正常运行的润滑剂和黏合剂。尤其我们目前处在一个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断裂”和“失衡”社会中，在现实社会里，我们看到公共情感严重失范的状态比比皆是，一些比较美好的情感如善良、纯真、忠诚、同情心、羞耻感等正在逐步消退；而有些情感，往往是相对比较负面的，比如猜忌、愤怒、仇恨、怨毒、绝望等却在不断强化。我们看到，随便哪个论坛，都能发现网民们怒气冲天的留言；发生一件事，人们立即会对政府官员和富人充满讥讽和怨恨。在许多影视作品中，情感表现得越来越阴暗、虚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充满尔虞我诈、相互倾轧。虽然这也许是社会事实，但作为有责任的媒体完全可以有另外的选择。 其实，在当下，在满足基本的物质温饱后，人们渴望更多的精神情感需求。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在满足基本需要——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后，对归属和爱的需要、自尊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就变得尤为强烈。尤其是自尊需要，“社会上所有的人都有一种对于他们稳定的、牢固不变的、通常较高的评价的需要或欲望，有一种对于自尊、自重和来自他人的尊重的需要或欲望。这种需要可以分为两类：第一，对于实力、成就、优势、胜任、面对世界时的自信、独立和自由等欲望。第二，对于名誉或威信（来自他人对自己尊敬或尊重）的欲望”。而对于地位、声望、荣誉、支配、公认、注意、重要性、高贵或赞赏等欲望的满足，将“导致一种自信的感情，使人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有价值、有力量、有能力、有位置、有用处和必不可少”。[8]53
可以说，《中国好声音》的成功，正是因为极大满足了普通人对自尊的需要，对自我实现的渴望，它为那些默默无闻、渴望被承认、渴望自我实现音乐梦想的年轻人搭建了一个既能感受到人的价值和尊严，又能感到振奋和温暖的情感舞台。如那个“想唱更多的歌给大家听，想让民族歌曲唱到世界去”的来自大凉山的彝族女孩吉克隽逸；那个在幕后十年，只能默默给人递话筒的刘悦；还有那个“灵魂歌者”袁娅维以及只能寂寞孤独自卑地独自唱歌给自己听的权振东——他们不但完全靠自己的声音魅力、靠自己的演唱实力，赢得了导师当之无愧的尊重，更赢得了观众最真实和最真诚的尊重。它不是靠外在的美貌、装扮以及无根据的奉承，也摒弃了节目外在的包装、华丽，从而真正回归到音乐的本质、艺术的本质、人的本质，更回归到媒体的本质，那就是真正担负起公共社会责任，为人们营造一个积极向上、平等、关爱、温馨、真诚的公共情感空间。
有专家指出，现代社会正从同情伦理向尊重伦理、从“身份政治”向“承认政治”转变。在传统社会中，同情不但经常是难以有保障的，而且带有屈尊和施舍的味道。而在现代社会中，我们所应遵循的是尊重伦理。这不仅是因为在一个基本解决温饱问题的社会中，民众社会尊重的需求应该得到满足，也是因为现代社会的运作，更多的是基于平等者之间的合作，而非零和性的权威模式。具体而言，尊重是一种对待他人及其权利的态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人格尊重和权利尊重。尊重他人，也就是给予他人应得的尊严。同时，尊重本身就是一种美德。[9]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这种尊重更多地表现在几个导师身上，他们用言语、用行动、用歌声在传递着对学员、对歌者深切尊重、关爱的同时，也赢得了自身的尊严，得到了更多人的爱戴和尊敬。
美国情感学家诺尔曼·丹森认为“情感处于社会生活所有层次即微观的、宏观的、个人的、组织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以及宗教的等等中心”。[5]1情感既是社会与道德交往的基础，也是日常生活中人们认识与理解的基础。情感交织于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之中，尤其是人们追求的公共情感价值如信任、荣誉、真诚、自豪、同情、正义、勇敢和爱。“这些揭示了个体对自己和他人所持的内在意义的情感，正是构成普通人的材料，这样的人面对道德和社会的堕落能够忍辱负重。他们不怕失败仍继续奋斗！”[5]424的确，情感是维持和改变社会现实的能量，它对社会的结构和文化具有重要的效应。情感社会学家乔纳森·特纳指出：“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国家是由人们指向社会结构和文化的正性情感凝聚而成，如果说存在社会秩序和变革的微观基础，那么就是人们在嵌套于中观和宏观结构之中的互动过程所唤醒的情感。”[7]159
不可否认，媒体也曾经大量地制造一些低俗的“情感文化”，使情感过度商业化、功利化、同质化。因此如何遏制这种情感“恶毒症”，建构一种新的情感文明，充分发挥情感的社会作用和文化价值，营造一个平等、信任、真诚、充满爱心的情感空间，促使人的情感更丰富、更纯真、更美好，让所有人有尊严且幸福地生活，从而增强个体对社会的归属感、认同感、团结感、向心力和凝聚力，彰显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的社会责任，《中国好声音》的成功，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意义。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电视媒介仪式与文化传播》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09BC029）]
参考文献：
[1][美]乔纳森·特纳.情感社会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2]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3][美]E.弗洛姆.健全的社会[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4][美]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5][美]诺尔曼·丹森.情感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
[6][意]史华罗.中国历史中的情感文化[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7][美]乔纳森·特纳.人类情感[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
[8][美]马斯洛.动机与人格[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9]成伯清.从同情到尊敬——中国政治文化与公共情感的变迁[J].时事观察，2011（9）.
（作者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后、硕士生导师）
编校：施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