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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戴埴，字仲培或作仲培父、培父，鄞县（浙江宁波）桃源乡人。著有筆记《鼠璞》;诗五首《和王教暮春出游》《辇下曲》《雹》《彗星》《和陈府教授渐增》;文《论鹤文》与《群仙赋》，另有朱彝尊《经义考》卷192所记载亡佚的《春秋志》和《具庆堂记》中所言《六经讲义》。他的诗被《全宋诗》卷3306所收，文被《全宋文》第346册卷7792所收。《鼠璞》作为一部宋代的笔记，全书共八十八条例，涉及范围广阔，因此对《鼠璞》的探析不仅能推动笔记这类文体的发展，更能从其所记载的内容中探究其历史意义。本文主要从历史角度探析《鼠璞》的史料价值。
【关键词】 鼠璞;史料;价值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24-0045-02
基金项目：本文是科研创新基金项目“戴埴《鼠璞》价值研究”（项目编号IF2020054）阶段性研究成果。本课题由宁波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资助。
戴埴字仲培或作仲培父、培父，南宋鄞县（浙江宁波）人，戴机之孙，戴燧之子，戴埙之弟。嘉熙二年（1238）进士，任季官将漕即季官转运使终官为朝奉大夫。楼钥《攻媿集》卷一百零六，《戴伯度墓志铭》中记载：“戴氏世为鄞人居桃源乡。”陆心源《仪顾堂题跋》卷八《鼠璞跋》云：“埴。鄞县人。祖机，字伯度，绍兴初以特恩补官，为金华主簿。父璲，亦进士。”
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云：“宋戴埴撰。埴字仲培桃源人。仕履无考。书中‘楮券源流’一条。历陈庆元、开禧、嘉定之弊，知为南宋末人，故《书录解题》著录，而《读书志》不著录也。”
王应麟《桃源世谱引》云：“戴氏本事桃源乡望族，埴之自署桃源者以此，而埴为埙弟，与仲培父之字正合” 左圭《学海》同云戴埴为桃源乡人。《宝庆四明志》亦云，其为桃源乡人。张寿镛《鼠璞序》中云：“仲培戴先生学行世或鲜知者，独鼠璞一书著录清四库……余读《陆式仪郑堂题跋》，更证诸王伯厚《桃源世谱》恍然于相传为桃源人者，即吾鄞人桃源乡人也。”
《鼠璞》所记录的时事涵盖的范围宽广，包括时政、时人。时人记录的时事，是后人了解那一时代较为可信的资料。与此同时戴埴是个关心时政且胸怀抱负之人，尤其对时政弊端的指责，因此具有独一无二的史料价值。本文将条例细分为政治、经济、军事三类且选取典型条例进行分析。
一、政治类
《鬻爵》一文中戴埴明确指出卖爵是晁错的过失，而卖官比卖爵更加危害社会：“今之鬻爵，泛滥极矣，多咎晁错之作俑，余谓今之弊非鬻爵也，鬻官也。”这里“鬻爵”指的是晁错“卖官鬻爵”的思想。
晁错是西汉时期有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他明确提出重农抑商的思想，认为重农的关键就在贵粟，继而提出“使民以粟为赏罚”的主张。
在《论贵粟疏》中说道：“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
这段话主要表达的意思是，百姓可以通过粟达到拜爵、除罪的目的。商人也可以利用粮食获得名利或者免罪。买官鬻爵的需要促使百姓主动耕作与务农，因此储备了丰厚的粮食，起到了重农稳定社会的作用，更保证了边疆军事所需要的粮食。
但当政令发布后，“入爵除罪”为某些人利用，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原来的卖虚官、虚爵变成实官、实爵。按“粟”除罪变成了按任何值钱的东西除罪，由此这项政令彻底变质，成了滋长腐败的温床，严重败坏社会风气。
戴埴在《鬻爵》中也指出：“鬻爵，所鬻者虚，利归于上;鬻官，所鬻者实，利归于下。”他认为鬻爵与鬻官都有弊端，但是鬻官危害更大，因为鬻官的利益是归于朝廷官员，所以会导致贪腐。由此认为汉灵帝所学的“鬻爵思想”并非政策本质。“至灵帝，鸿都榜卖公卿及州郡黄散，段颍、张温、崔烈”而是“以货贿得之”的实官，实在是“大为所笑”。
戴埴通过“鬻爵”“鬻官”的对比发展，意图是劝诫当今的朝廷不要以卖官的方式来充盈国库，鬻官非但不会达到预期效果，反而助长了贪污腐败之风。
二、经济类
《楮券源流》主要谈论的是“楮劵”发售过度导致的通货膨胀问题。文中直言政府官员不懂经济，无限制发放楮劵，打破了原本运行的市场，“会子，少则重，多则轻，可谓讲究本末，庆元后券日增，开禧所出益移，第十一界三千六百三十二万六千二百，第十二界四千七百五十八万九百，第十三届五千五百四十八万，几及一亿四千万，其价浸损。”
面对市场的通货膨胀，戴埴提出自己的见解：“今日病在楮多，不在钱少，如欲钱与楮俱多，则物益重矣”，其认为市场混乱的原因，是楮券的兑换量发行过多。虽然古人没有用“通货膨胀”这样的字眼来形容当时物价上升，货币贬值的现象，但是从行文中可以看出，古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且戴埴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且指责统治者乱发楮券，不顾市场的行为。
戴埴对于楮券所持有的态度，在今看来具有一定的争议性。纸币代替钱币是经济发展的必然，有利于经济的运行，资金的流通。戴埴认为“谷、粟、桑、麻及诸用物、食物。食物，本也;钱，末也。楮，又末之末，楮惟便于商贾。”“弊久矣，固所当禁，而不足以旧目前之急。今之所虑，在楮日益而不知止耳。”对朝廷乱发楮券进行记录指出缺点加以指责可见其并非恭维之徒，对于这种混乱现象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法可以看出，戴埴具有一定的金融知识以及经济控制能力。
三、军事类
在军事方面，戴埴的《防海》最具代表性，其记录了南宋海防情况。根据此文可以了解南宋海军建立的时间、防海出现的时间、以及朝廷与戴埴对于防海的态度。 戴埴认为：“舟师始于吴、越，惟曹、刘赤壁为大战，南北分境，仗以防江。建炎南渡，始有防海之说。”海军始于吴越之地，而且防海之说开始于建炎南渡。建炎南渡即指公元1127年，两宋交替之际康王赵构为了躲避北边女真族的追击而南逃至江南的事件。
对于防范敌人从海上进攻这件事，沈与求认为：“虏造海舟，虑为虚声以俱我，议者多欲于明州向头设备。”敌人造海船是虚张声势，是为了让统治者惧怕，不具有实际的危险。理由是：“海舟自京东入海，必由泰州港口，通州料角，东则通明镇等，次至平江而北洋，次至金山，次至向头。料角水势湍险，一失水道，舟必沦溺，得沙上水手方转。料胡人舍馬不能有所为，一舟容几马。”
由此可见敌人想从北方到南方是很困难的，理由有二：第一，料角这个地方水势湍急很险要，一般要熟悉环境水性的掌舵者来控制舟，一旦控制不好就会翻船，全部沉溺。第二，舟小马大，一舟能够容纳的马匹有限，因此即使渡江也不会有很强的战斗力。
戴埴对此表示认同，且在此基础上举例李宝以及胶西之战进一步证明，敌人是虚张声势，不具威胁。“李宝放苏州洋，三日风怒，舟散漫不能收，酹酒自誓，风止，波涛如山，经月不得进，南人 谙道者也，于舟楫非不便利，犹艰阻如此，况北人乎？”“胶西之战，女真匍匐而睡，略不能动;采石之胜，亦女真不谙水道，能施放弓箭者，每舟不过数人，尽死于中流。”所以在戴埴眼里，朝廷不需要投入过多的精力和财力在海防上在他看来“船少无以取胜”。但是戴埴作为一个忧国忧民之人，并不是只有指责朝廷投资过甚，他更是给出了自己对于海防的建议“土豪谙练海道，凭恃海食之利，能役船户，欲于江海要处，分寨以为豪主，使土豪挠于舟楫之间，官兵扼于塘岸之上，则官无虚费，民无横扰。”由此可见，戴埴对于当朝者海防政策并非说是反对，而是认为海防的投入要适度。
《鼠璞》的史料价值，主要体现在时事、对前朝事实的记录、评判以及对历史事实的考证两大类中。对于时事的记载是后人研究南宋时事的一手资料，后人不仅从中可以得知戴埴的态度，更能发掘其中史料价值。
参考文献：
[1]（明）贝琼.清江贝先生文集[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2]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3]甘肃师范大学注释组注.晁错著作选注[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76.
[4]（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M].1983.
[5]（清）纪昀.四库全书简明目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478.
[6]（汉）刘向.战国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7]（唐）李商隐.李义山诗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8]（清）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2.
[9]杨讷.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10]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11]（元）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2]张林川.中国古籍书名考释辞典[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13]张富祥.宋代文献学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14]张寿镛.戴仲培先生诗文序[M].扬州：古籍出版社，1930.
[15]张寿镛.鼠璞序[M].扬州：古籍刻印社，1930.
[16]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著.宋元浙江方志集成[M].杭州：杭州出版社，2009.
【关键词】 鼠璞;史料;价值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24-0045-02
基金项目：本文是科研创新基金项目“戴埴《鼠璞》价值研究”（项目编号IF2020054）阶段性研究成果。本课题由宁波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资助。
戴埴字仲培或作仲培父、培父，南宋鄞县（浙江宁波）人，戴机之孙，戴燧之子，戴埙之弟。嘉熙二年（1238）进士，任季官将漕即季官转运使终官为朝奉大夫。楼钥《攻媿集》卷一百零六，《戴伯度墓志铭》中记载：“戴氏世为鄞人居桃源乡。”陆心源《仪顾堂题跋》卷八《鼠璞跋》云：“埴。鄞县人。祖机，字伯度，绍兴初以特恩补官，为金华主簿。父璲，亦进士。”
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云：“宋戴埴撰。埴字仲培桃源人。仕履无考。书中‘楮券源流’一条。历陈庆元、开禧、嘉定之弊，知为南宋末人，故《书录解题》著录，而《读书志》不著录也。”
王应麟《桃源世谱引》云：“戴氏本事桃源乡望族，埴之自署桃源者以此，而埴为埙弟，与仲培父之字正合” 左圭《学海》同云戴埴为桃源乡人。《宝庆四明志》亦云，其为桃源乡人。张寿镛《鼠璞序》中云：“仲培戴先生学行世或鲜知者，独鼠璞一书著录清四库……余读《陆式仪郑堂题跋》，更证诸王伯厚《桃源世谱》恍然于相传为桃源人者，即吾鄞人桃源乡人也。”
《鼠璞》所记录的时事涵盖的范围宽广，包括时政、时人。时人记录的时事，是后人了解那一时代较为可信的资料。与此同时戴埴是个关心时政且胸怀抱负之人，尤其对时政弊端的指责，因此具有独一无二的史料价值。本文将条例细分为政治、经济、军事三类且选取典型条例进行分析。
一、政治类
《鬻爵》一文中戴埴明确指出卖爵是晁错的过失，而卖官比卖爵更加危害社会：“今之鬻爵，泛滥极矣，多咎晁错之作俑，余谓今之弊非鬻爵也，鬻官也。”这里“鬻爵”指的是晁错“卖官鬻爵”的思想。
晁错是西汉时期有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他明确提出重农抑商的思想，认为重农的关键就在贵粟，继而提出“使民以粟为赏罚”的主张。
在《论贵粟疏》中说道：“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
这段话主要表达的意思是，百姓可以通过粟达到拜爵、除罪的目的。商人也可以利用粮食获得名利或者免罪。买官鬻爵的需要促使百姓主动耕作与务农，因此储备了丰厚的粮食，起到了重农稳定社会的作用，更保证了边疆军事所需要的粮食。
但当政令发布后，“入爵除罪”为某些人利用，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原来的卖虚官、虚爵变成实官、实爵。按“粟”除罪变成了按任何值钱的东西除罪，由此这项政令彻底变质，成了滋长腐败的温床，严重败坏社会风气。
戴埴在《鬻爵》中也指出：“鬻爵，所鬻者虚，利归于上;鬻官，所鬻者实，利归于下。”他认为鬻爵与鬻官都有弊端，但是鬻官危害更大，因为鬻官的利益是归于朝廷官员，所以会导致贪腐。由此认为汉灵帝所学的“鬻爵思想”并非政策本质。“至灵帝，鸿都榜卖公卿及州郡黄散，段颍、张温、崔烈”而是“以货贿得之”的实官，实在是“大为所笑”。
戴埴通过“鬻爵”“鬻官”的对比发展，意图是劝诫当今的朝廷不要以卖官的方式来充盈国库，鬻官非但不会达到预期效果，反而助长了贪污腐败之风。
二、经济类
《楮券源流》主要谈论的是“楮劵”发售过度导致的通货膨胀问题。文中直言政府官员不懂经济，无限制发放楮劵，打破了原本运行的市场，“会子，少则重，多则轻，可谓讲究本末，庆元后券日增，开禧所出益移，第十一界三千六百三十二万六千二百，第十二界四千七百五十八万九百，第十三届五千五百四十八万，几及一亿四千万，其价浸损。”
面对市场的通货膨胀，戴埴提出自己的见解：“今日病在楮多，不在钱少，如欲钱与楮俱多，则物益重矣”，其认为市场混乱的原因，是楮券的兑换量发行过多。虽然古人没有用“通货膨胀”这样的字眼来形容当时物价上升，货币贬值的现象，但是从行文中可以看出，古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且戴埴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且指责统治者乱发楮券，不顾市场的行为。
戴埴对于楮券所持有的态度，在今看来具有一定的争议性。纸币代替钱币是经济发展的必然，有利于经济的运行，资金的流通。戴埴认为“谷、粟、桑、麻及诸用物、食物。食物，本也;钱，末也。楮，又末之末，楮惟便于商贾。”“弊久矣，固所当禁，而不足以旧目前之急。今之所虑，在楮日益而不知止耳。”对朝廷乱发楮券进行记录指出缺点加以指责可见其并非恭维之徒，对于这种混乱现象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法可以看出，戴埴具有一定的金融知识以及经济控制能力。
三、军事类
在军事方面，戴埴的《防海》最具代表性，其记录了南宋海防情况。根据此文可以了解南宋海军建立的时间、防海出现的时间、以及朝廷与戴埴对于防海的态度。 戴埴认为：“舟师始于吴、越，惟曹、刘赤壁为大战，南北分境，仗以防江。建炎南渡，始有防海之说。”海军始于吴越之地，而且防海之说开始于建炎南渡。建炎南渡即指公元1127年，两宋交替之际康王赵构为了躲避北边女真族的追击而南逃至江南的事件。
对于防范敌人从海上进攻这件事，沈与求认为：“虏造海舟，虑为虚声以俱我，议者多欲于明州向头设备。”敌人造海船是虚张声势，是为了让统治者惧怕，不具有实际的危险。理由是：“海舟自京东入海，必由泰州港口，通州料角，东则通明镇等，次至平江而北洋，次至金山，次至向头。料角水势湍险，一失水道，舟必沦溺，得沙上水手方转。料胡人舍馬不能有所为，一舟容几马。”
由此可见敌人想从北方到南方是很困难的，理由有二：第一，料角这个地方水势湍急很险要，一般要熟悉环境水性的掌舵者来控制舟，一旦控制不好就会翻船，全部沉溺。第二，舟小马大，一舟能够容纳的马匹有限，因此即使渡江也不会有很强的战斗力。
戴埴对此表示认同，且在此基础上举例李宝以及胶西之战进一步证明，敌人是虚张声势，不具威胁。“李宝放苏州洋，三日风怒，舟散漫不能收，酹酒自誓，风止，波涛如山，经月不得进，南人 谙道者也，于舟楫非不便利，犹艰阻如此，况北人乎？”“胶西之战，女真匍匐而睡，略不能动;采石之胜，亦女真不谙水道，能施放弓箭者，每舟不过数人，尽死于中流。”所以在戴埴眼里，朝廷不需要投入过多的精力和财力在海防上在他看来“船少无以取胜”。但是戴埴作为一个忧国忧民之人，并不是只有指责朝廷投资过甚，他更是给出了自己对于海防的建议“土豪谙练海道，凭恃海食之利，能役船户，欲于江海要处，分寨以为豪主，使土豪挠于舟楫之间，官兵扼于塘岸之上，则官无虚费，民无横扰。”由此可见，戴埴对于当朝者海防政策并非说是反对，而是认为海防的投入要适度。
《鼠璞》的史料价值，主要体现在时事、对前朝事实的记录、评判以及对历史事实的考证两大类中。对于时事的记载是后人研究南宋时事的一手资料，后人不仅从中可以得知戴埴的态度，更能发掘其中史料价值。
参考文献：
[1]（明）贝琼.清江贝先生文集[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2]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3]甘肃师范大学注释组注.晁错著作选注[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76.
[4]（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M].1983.
[5]（清）纪昀.四库全书简明目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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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唐）李商隐.李义山诗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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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杨讷.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10]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11]（元）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2]张林川.中国古籍书名考释辞典[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13]张富祥.宋代文献学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14]张寿镛.戴仲培先生诗文序[M].扬州：古籍出版社，1930.
[15]张寿镛.鼠璞序[M].扬州：古籍刻印社，1930.
[16]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著.宋元浙江方志集成[M].杭州：杭州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