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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抗战作为民族史上的重大事件需要不断重述书写，抗战记忆表象需要不断地再生产。反思战争并不是讴歌战争，而是反战的需要，也是当下历史重述的需要。每一代人也都需要重述属于自己的抗战，房伟的“抗战系列小说”，代表了70后作家对于历史的思考，代表了70后一代作家对“抗战书写”的新创造、新想象、新传承。
关键词：《猎舌师》 房伟 “抗战”小说
70后作家房伟最近出版的抗战系列小说集《猎舌师》，这是他抗战系列小说的一次集中展示。“抗战”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抗战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抗战文学”，而房伟的“抗战系列小说”则代表了70后一代作家对“抗战书写”的新创造、新想象、新传承与新超越。
一、小说的边界与历史的理性
《猎舌师》系列抗战小说所关注的是“历史的褶皱”。历史的理性精神和批判反思的视角，一直弥漫在《猎舌师》文本之中。著名学者王尧在《猎舌师》序中，对房伟的抗战系列小说做出了精当有力的概括：“跳出了国仇家恨的道德叙事局限，从历史精神高度审视这段民族国家的历史。”“新历史主义”小说出现在80年代中后期，是对此前历史小说被意识形态的强大力量所束缚的一种纠偏。莫言的《红高粱》可算是抗战题材的新历史小说的代表之作，借助于新历史主义的方法，莫言旨在呈现长期被忽略的民间抗日力量。在历史观上，这部小说仍然保留了对基本历史叙述的尊重。房伟对于历史的理解，有着伟大的史记传统，同时也有黑格尔所主张的伟大历史精神。新历史主义甫一出现，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方面，对于长期受政治意识形态束缚的文学来讲，是一种解放;另一方面，新历史主义很容易把文学引入历史的虚无。房伟有着强烈的历史理性精神，著名学者王尧先生在为这部小说集所作的序指出：“我们的历史文学，除了传奇性演绎特质之外，底色则是有着浓厚虚无天命观与道德化价值判断立场，在此之上则是强烈的意识形态化历史观念，历史成为意识形态图解工具。”“好的历史小说，应该是文学的感性体验与想象力，结合历史真实性与理性诉求的产物。”房伟的《猎舌师》抗战系列正是体现了文学的想象力与历史理性的融一。《猎舌师》抗战系列小说所涉及到的“抗战史实”皆有所本，也正是这些历史史实构成了这些小说的内核精神——历史理性精神，这就与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拉开了距离。
但是“文学”毕竟不同于“历史”，“历史小说”毕竟不同于“历史文本”，文学毕竟还是想象力的创造物。《猎舌师》中的历史理性成为小说的内在理性，成为小说所生成的依据。历史学家看待历史理性是从“事件”出发的，而小说家的历史理性是从个体的“心灵”出发的，在《五三》中，“我注定只是一个普通凡人，但凡人有了坚守的意义，也就有了心灵的安顿。凡人也就同样可以走入历史。”每一个凡人“也就同样可以走入历史”，“凡人”与“历史”的铆接之点在于“心灵的安顿”“坚守的意义”。王尧先生在序中提道：“ 寻找出一种总体性的心灵主体状态。”这是房伟的创造，也是70后一代作家的“抗战史观”：“这种想象不同于西方化历史观，也不同于革命叙事历史观和解构性历史观”（《风景的诱惑》）但历史理性所抽绎出的真理，也有其“历史霸权主义”的蛮横，它也碾压日常生活细节，漠视个体心灵情感。可贵的是：房伟的小说没有让历史主义、道德主义过分绑架，而是截断历史终极式的“沙盘推演”、数据修正，以追求黑格尔式的历史至上主义，并把历史还原为无数的个体心灵的冲突、感动与演绎。
房伟的“抗战系列”小说所体现的历史，并无意解构它的确定性和真实性。非但如此，房伟对“历史精神”充满了虔敬，更愿意遵从“历史的伟大精神”，而对历史细部充满的探秘冲动，把被历史主义删减、挤压、风化掉的一个个个体的毛茸茸的心灵，召唤出来，参与到历史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猎舌师》抗战系列小说，也是房伟对历史的“参与式”还原。房伟非但不是为了解构历史，相反，还是为了重塑历史精神，向伟大的史传传统致敬。相对于事件来讲，更关注人在历史事件中的行动、精神、情感，这里面既有历史大潮对人的覆盖式影响，也有个体的人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历史的进程。《白光》《游戏》《五三》等篇目让历史进入到当下，作为一种力量参与到我们的精神建构乃至日常行动中。作为历史虚无主义、现实虚无主义的反驳，也是对“历史的终结”一厢情愿的虚妄，做出了有力量的回应。
“《中国野人》取材于北海道的中国劳工的原型，《幽灵军》取材于南京大屠杀后失踪的川军部队的故事。《肃魂》取材于肃托事件。《副领事》《起义》《花火》《猎舌师》《鬼子妮》等小说都有历史事件或人物的原型” 。“试图展示一些战争横截面，有的是决定历史的时刻，有的则是普通人的生命瞬间，进而表现战争给民族国家、生命个体带来的创痛，揭示战争背后复杂的人性冲突，探究历史的幽微深处种种可能性”。 （《猎舌师》后记）在房伟的抗战系列小说中，几乎没有什么英雄的出现，他着眼于作为“非英雄”的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并由此，进入到历史的褶皱内部，探索作为小人物的“内心世界”。房伟关于抗战展开的反思，最早可追溯到2006年所发表的《殖民地微观政治学曖昧的奇观与误读——“鬼子”影像里的日本和中国》，在这篇文章中房伟认识到：“我们的记忆主要由红色话语塑造。……红色话语塑造的‘鬼子’形象是单面的、漫画式的、夸张的，既凶狠又愚蠢，既残忍又可笑。”文章接下来反问道：“难道鬼子就没有人性了吗？”“鬼子是很凶残，但是鬼子为什么这么凶残？难道鬼子一生下来就没有正常的人性？”①
《猎舌师》抗战系列小说，小心地清除掉“中日战争”历来叙述中的多种话语体系：革命话语系统、民间话语系统、西方人道主义话语系统、进化论话语系统。面对“事情本身”，从而克服了道德的、伦理的、游戏的、解构的价值观念对文学的干扰，让“各方势力被褪去了意识形态所强加的爱恨色彩”②摆脱对立准则：敌我，对叙事的制约，尤其是对叙事语调的制约。在做了这些技术上的清理之后，房伟开始建立自己的抗战叙事伦理。在更广阔的视野下，让“心灵”在“历史的褶皱”中，自己呈现自己。 二、人物内心的深度探索
在以往众多的抗战题材的文艺作品中，作为日军的个体形象具有强烈的概念化、脸谱化特征，大都残忍、骄傲、愚蠢，从而缺乏鲜明的个性特征。在房伟的《猎舌师》抗战系列小说中，呈现出丰富的、立体的、多层次的日本军人个体的精神情感世界。勾画出一个个日本年轻人，如何从农家子弟、学生、僧人变成的战争机器的组成部分或执行者，他们的人性发生了哪些变异？他们是否还存有作为人的良知？没有人生来就是军人，更没有人生来就是侵略者，杀人恶魔不是天生的，都是在后天的习得中，一步步滑向地狱的。
《杀胡》中，“佐藤是军医，昭和十四年五月，从东京同爱医院调来”，如果不是战争，佐藤就只是一位医生。战争改变了佐藤的命运轨迹。另一位俘虏三桥长吉本是千叶山区最窮苦的部民后代，那地方在明治时期还未开化。这个中国山村，虽然也不富裕，但生活条件远远好于三桥的家乡。“三桥参军，也不过是为吃口饱饭，哪谈得上圣战理想？生在日本千叶的穷苦农村的三桥，与中国偏远山村胡家楼也并没有太大区别。《地狱变》中的土冢大尉，原本是“北海道札幌的粗蛮小子”，“参军前朴实的农家小子”，来到中国战场上，却变成了恶魔。“他曾强奸过一些中国女孩，割开她们的肚子，将鸽子大小的子宫套在她的头上，让她们暴晒的太阳下。时间一长，女孩或失血过多而死，或被收缩的子宫活活累死。”土冢在战争的失序状态下，完全变成了一个杀人恶魔。又因畸形的跨国同性恋，产生的嫉妒乃至仇恨，使土冢完全疯狂，最后自杀。土冢的悲剧即是战争的悲剧，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痛苦，也给日本人民带来很大的痛苦，在某种程度上讲，毁灭了一代人。
侵略战争笼罩下的人性之光，在战争中显得格外可贵，《副领事》中的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的副领事有田吉，就具有这种“反战”的可贵精神。他的反战精神体现在对政治的不关心，文中写道：“作为日本外交官员，他对政治并不关心，为此他多次被公使训斥，非常压抑。”作为一个外交官，对于“政治”不感兴趣，在战时阶段，当然就是对于“战争”的消极怠工。这在后来的行动中体现得更明显，“我是有罪的人。这点小心意，权当做纪念，或表达歉意吧。”这种忏悔意识，代表了日本人当中持守正义与和平的力量。在眼看战争灾难马上降临到南京的时候，副领事的无力感、负罪感、绝望感导致自己意欲自杀，在南京街头的一家面馆里，竟然把一颗“金扣子”抵两碗卤面的价格，他的逻辑是“我是有罪的人。这点小心意，权当做纪念，或表达歉意吧。”即使是濒死的危险中，副领事认为：“如果说遭遇野兽，至少也减少对中国的责任。希望惨烈的死法，不会给中国带来麻烦。”（《副领事》）
对于日本军人的精神状态、情感运动，通过战争后期日本军人的挫败感、厌战、孤独、乡愁等表现出来的，《幽灵军》写的是一个日本下层军官长谷川信彦中尉在战争中所体验到的沮丧、幻灭感、无意义感以及“泛滥的乡愁”。文中写到“中尉其实是孤独的英雄，他的敌人，不是川军，也不是数不清的中国部队，而是世界的无意义。”这种无意义感与“厌战”“乡愁”在很大程度上起源于日本侵略者颓败的趋势，“……可少尉害怕上级军官的口令声。粗野、威严的声音响起，意味着要走上死亡之路。无数死亡，都在加强和暗示挫败，每次成功侥幸逃脱死亡，也不过挫败的延迟。”
日本发动的侵略中国的战争，在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下，日本败相渐渐显露，在日本军人中弥漫着厌战情绪。在《七生莲》中，鹤田英秋少尉认识到，“近期频繁扫荡，士兵疲惫不堪，渴望早些结束战斗。”就连他自己也是“厌倦了漂泊，到一个满是异国人的地方，衣食住行，都是别扭的，但还要忍耐。最讨厌的是无休止的训练，杀戮，再训练。”
《地狱变》中的日军中尉水清源：“战起如蝗，尸山血海，再难见无辜之人。说到底，我们都是魔鬼，不过是在乱世挣扎罢了。”
对日本军人个体的孤独的描述，也很精彩，“长谷川热爱孤独。孤独不仅是看着熟悉的事走远，且是看着陌生的人和事走来，是猝不及防，然后是害怕和逃避。最后，孤独会侵入身体，热闹也很难享受，似乎孤独才是实有。然而，孤独在时间的凝滞中最终也走向死亡。当死亡来临，孤独又成了对尊严最后的守卫。”
日本军人的幻灭感、厌战、孤独、乡愁等情绪，揭示了他们自己人性中的普遍部分，“任何不正常时代，哪怕双手鲜血的恶魔，同样可能是午夜辗转难眠的肉身凡胎。”而日本军人的这些幻灭感、厌战、孤独、乡愁等情绪的要义，其中之一就是指向死亡的。在战争题材的小说中，“死亡”本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主题。房伟在《猎舌师》一系列抗战小说中，所涉及的死亡，形态多样，死法诡异，具有死后的“幽灵”功能。“那些失去生命的士兵幽灵，将永远地被困在时间内部，与之相关的绝望号叫与卑污血泪，粗暴地地穿过桥梁、涵洞、水流、村庄，伴随着幽灵的死亡重演，被不断的濡染在回放的死亡瞬间，倒伏的尸体像青草般肥美……”房伟的“死亡美学”的核心概念即是“幽灵”。
三、战争对人日常生活的改变
1.对战争本身的反思
进入到新世纪以来，“抗战”的传播出现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现象，无论是抗战正剧对抗战意识形态的宣扬，还是抗战神剧对对于娱乐至上的狂欢化追求，都难以适应当下时代对“抗战”文艺的精神需求。前者缺乏对抗战的创新性转化，后者历史精神遭到解构乃至亵渎。抗战作为民族的伤痛和苦难记忆，也是民族涅槃和新生所在，它如何进入当下的现实生活，并与当下生活互相建构。《猎舌师》抗战系列小说，“超越了新历史主义对战争故事谱系的刻意改写与借用”③达到了扬弃了敌我双方对立模式的偏执书写，反思达到了哲学的品质。
追溯历史是为了直面当下，并对于矫正当下的焦虑与虚无，此种焦虑与虚无的直接表现就是“无意义感”“怎么都行”。房伟抗战系列小说叙事的逻辑起点，不再把注意力聚焦于“历史”，而是关注“历史的褶皱”。在历史的褶皱中展开一个小说家的“心灵的探寻”与“事件的探秘”。
为表达历史幽暗处的心灵，在房伟小说中有一种悲剧意识、历史意识。“小叙事”是以展现“小人物、小故事”为主线，“最逼真地切近当代人的身体与心灵的苦楚”的叙事手法，不依赖于历史背景与思想氛围，“仅凭借文学叙述、修辞与故事本身来吸引人，来打动我们对生活的特殊体验”。④这虽然是房伟对其他作者的评论，放在这里也同样有效。 2.日常生活的改变。战争文学研究学者赵启鹏认为：“战争，使人类遭遇到生死须臾间的极致生存状态，与流血、杀戮和死亡紧密相连，更与日常事件息息相关。”⑤房伟所说的“历史的褶皱”，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日常事件”。作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具有强大的“卷入性”。各行各业、各阶层人士都以自己的方式，主动或被动地参与了战争，并被战争所裹挟，所改变、所影响。《中国野人》就是被战争改变了的“日常事件”，是战争对个体生活影响的最好阐释。“中国野人”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有其真实人物、真实事件作为背景，这样一种创作有很大的难度，房伟在尊重历史基本事实的情况下，进行了大胆的小说化“内科手术式”的改造。不但恢复了事件的大体结构，也为这些事件中的人物找到了丰满的灵魂。中国野人“他要活着回家的一天。”作为他的信念支撑，彰显出中国人强大的内心精神结构。
《小太君》中的黑木星羽还是一个少年，“因为战争，他被派到了遥远的北中国。他原本是交流生，如果成绩好，是可以直接被保送到台湾的帝国军校，但就因为同情中国人，他被宣教官严厉呵斥，并被开除，从一个有大好前途的学生，变成了少年护兵。”（《小太君》）星羽在中国认识了济南女孩金娣，如果不是战争，这一对金童玉女般的跨国爱情，也是一段浪漫的佳话。可战争改变了这一切，星羽也命丧异乡。这一场跨国浪漫也成为了永远悬置的人间恨事。
战争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的生活内容、生活节奏，甚至连战争时的择偶标准和婚姻关系都受到改变，在《还乡》中，“典型的人，还有棉朵，多水灵的姑娘，当时就跳到台上发话，说谁参军打鬼子就嫁给他！结果还真嫁给了一个老光棍。”
而作为一名厨师的骆安宁，在战争中成为以技艺杀人的刺杀行动者，“这我知道！ 安宁打断他， 我永远退出厨师界。但我不后悔。給本多大佐那桌的高级菜品，……这些杀人狂魔，即使活下来，终生也不再有味觉。军人杀命，书生诛心，料理猎舌。”
甚至作为僧人，也被卷入战争之中，战争改变宗教性质：“法师顿首，说，战场是修罗道，少造杀孽，才能平安。鹤田不以为然，战场不过杀人与被杀，哪能苟且？”随军僧虚云，这是以往抗战小说中不多见的一个人物形象。他的任务是超度阵亡者。“这些杀人和尚，与其说安慰将士，不如说是没廉耻的杀星，据说他们杀死了不少放下武器的战俘。”
日本作家石川达三在他的小说《活着的士兵》中，写到随军僧片山玄澄：“片山又连砍数人。念珠在手腕上发出哗啦哗啦清脆的响声。他用军衣的袖口抹了一下从额头一直流到下巴的汗水，把血迹斑斑的工兵锹当做拐杖，拄着它，悠然自得地走出胡同。”⑥一手拿着佛珠，一手用军用铁锹一连砍死几十个已经放下武器并失去抵抗力的中国战俘。“但他不喜欢和尚，尤其是随军和尚。他们在狰狞杀场，已化身为披着袈裟的魔。”（《地狱变》）
四、抗战小说艺术形式新变
（一）灵异氛围与幻觉叙事
作为抗战历史小说的《猎舌师》，在“历史的褶皱”处，通过幻觉叙事制造出许多灵异的氛围，这些历史晦暗处的“幽灵”，也增加了这部小说作为“虚构”作品的创造性想象品质。《猎舌师》作为战争题材的小说，所收录的18篇小说，几乎每一篇都有“死人”事件的发生，而且在战争状态中，这些形态各异的“死”，都不是“善始善终”“寿终正寝”之“死”。这花样繁多的“死”，都可成为“横死”。在《白光》中，小说叙述到：“听说死人多的地方，怨气大，常有灵异事件。”这些“灵异事件”，首先是有一个与“死亡”相关的恐怖机制在起作用。恐怖氛围给人带来恐惧心理，黑格尔把人的恐惧归结为两大原因：“一是碰到外界有限事物的威力，一是认识到自在自为的绝对真理的威力。”⑦在《猎舌师》抗战系列小说中，无论是“有限事物的威力”，还是“绝对真理的威力”，实际上都是“死”的威力。
在《七生莲》中鹤田英秋“少尉突感脖颈发痛，仔细看时，才发现头颅已飞在半空。”“鹤田少尉的头飞起来了，在半空中穿越正在变淡的硝烟，正好看到了远处萧瑟的中国山岭。”这种奇异的写法，使人想到《莎乐美》中的死亡之吻。如此唯美至上情节，是对“历史目的论和阶级本质论”的超越。也使得《猎舌师》获得了超越现实的、道德判断的哲学力量。
房伟调动起敏锐的感觉，并把这种感觉付诸事物中，从而使外在事物获得了情感和意志，这种表达方式，增加了小说的文学质地。在主体向客体的“移情”中，“仿佛”一词，发挥了转换装置的功能。“仿佛”所引出的正是灌注了人物的生气和情感，带上了人物的意志和欲念：
“一个中国青年发狂地喊着，流着眼泪，用刺刀剖开了士兵的肚子，温热的血，陡然四溅，仿佛在那洁白的雪地燃烧起来，吱吱地叫着，在雪地寻找缝隙逃走。”
“狼藉的苞谷地仿佛倒伏着一群失去了头颅的死士，无言地诉说着时间的残忍。”
“早晨的雾，从地底弥漫而出，仿佛地狱中游荡而出的魂。”
“这一刻，我也是邪恶的。我恍惚间，仿佛看到无数亡灵的手掌，好似立于血海之中的怪石，乞求似的伸向我，我屹立在其间，冷酷而绝望。”
“想象70年前那场气壮山河的战争。他仿佛看到无数国军士兵，都趴在山梁一侧，沉默坚韧，而另一侧的日本兵，则伴着凶狠叫喊，正拼命向上冲。一个个日本兵倒在湿滑的泥土，中国兵也不断被击中，血肉横飞，无数呐喊声，还有炮弹爆炸声、机枪声，都交织在这块荒凉古岭。”
“呼吸停止之前，他仿佛一直在做‘怪梦’。 他梦到日本战败，天皇宣布终战玉音，老上级森将军剖腹自尽。父亲病死，母亲和弟弟饿死了。妹妹百合子迫于生活，嫁给了邻居清水丰，受尽虐待。他还梦到又过了几十年，他的骸骨被发现，送回了日本……”（《幽灵军》）
在幻觉所呈现的事物中，“蝴蝶”和离开了身体的“脑袋”，是作者所常用的意象。文中的“蝴蝶”“奇异”，“蝴蝶的翅膀，蓝中透红，异常宽阔舒展”：“朦胧之际，我看到一只蝴蝶，从铁象眼角钻出，轻盈地飞向远方。蝴蝶的翅膀，蓝中透红，异常宽阔舒展。顺着蝴蝶的轨迹，我似乎又看到青年房吉禄，正趴在墙头，泪流满面地看着院子。”在这里“蝴蝶”在感觉的变异中，导引出自己与祖父的相遇，成为小说叙事的闭环结构中的一个过渡。 更让人惊悚的是，小说中多次提到身首异处的“头颅”：“天赐跌坐在地上。日本军官的头，滚落在他的怀里。天赐累乏的没有气力，甚至不能把头颅踢走，但似乎有那么一瞬，天赐感到，人头似乎浅浅的叹息了一声。在失去知觉之前，天赐仿佛看见，灰暗的天幕，一只无头的巨鹤，正在对月而飞。”
“奇怪的是，三桥并没有前来追杀，而是站定身体，反手一刀，竟将自己的脑袋割下来，又用左手提了，对着佐藤不停摇晃。而被提在手中的三桥的头颅，居然无声地笑了，露出了佐藤熟悉的、健康的牙齿。”
这些身首异处的“头颅”，都有自己的表情、情绪、动作，这种状况在现实中很难出现，作者创造了这种惊悚之美，依然是服务于小说的整体表达，在失去头颅的鹤田、三桥，他们的生命已经被强大的命运——被卷入的、自己不可控的战争征用，但作为已经脱离了身体的“头颅”，也同样已经脱离了“命运”的控制，从而在“临死”前，“头颅”恢复到自己的“主体性”，作为“个体的”人的法则，呈现出自己的“私人性”的感受，鹤田的头颅“似乎浅浅的叹息了一声”，三桥的头颅“居然无声地笑了，露出佐藤熟悉的、健康的牙齿”。两颗“头颅”用自己的“生命”赎回了个体的自由，在这短暂的瞬间里，“浅浅的叹息”和“无声地笑”表达出对生命的眷恋以及对战争的嘲讽。
在《猎舌师》抗战系列小说中，《杀胡》在写法上整体的象征性，是对来自于聊斋传统灵异叙事的传承和创新。对于大山深处的胡家楼，“胡”即“狐”，竟然是得异人传授的狐狸王国。
“小颖缓缓地坐起，平静地告诉佐藤，胡氏一族，本为东海狐族，明末大乱，满族入寇中原，豫亲王多铎奉命入关攻打山东，胡家避祸山中，得到异人传授，皆吸食月华为延命，至今已三百余年。”
战争使人性中的“兽性”部分释放，人的精神性隐匿不彰，而人的兽性被激发显现。“人”“兽”变易，通过《杀胡》用寓言的形式传达出来。
“佐藤想要求救，喉咙竟发不出声，臀部有股力量不断膨胀，一条毛茸茸的尾巴冒出来。他的皮肤奇痒无比，先是生出很多红色小疹子，继而变成赤褐色，很多粗硬毛发一点点地生长，如同春天雨水充足的草地。佐藤丢掉军刺，伸手挠脊背，手掌出现厚厚脚垫，指甲变长，已是兽足的样子，他跌跌撞撞地爬起，却发现腰不能直立，只能四足着地，冲出山神庙门，衣服在他身上片片开裂，跑了许久，离山神庙越来越远了，他扭头回顾，才发觉倒影在水洼的影像，尖尖的嘴，细长却狡猾的眼，完全是只伤痕累累的野狐。”
这则现代寓言当然受到聊斋的影响，不过就其指向而言，聊斋中的花妖狐媚的说法有一个时代的信众基础，是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而《杀胡》中的这则寓言，显然已经失去了读者“信以为真”的基础，但在阅读的情势和故事的推演中，又会使读者对作者的创造，觉得合情合理，合乎文学的想象和表达。
（二）向大师致敬以及与小说对话
向伟大的中国小说传统致敬：蒲松龄、鲁迅、张爱玲、莫言等小说大师的致敬，甚至可以追溯到对《封神演义》的致敬、向小说的源头志异和志怪致敬。向西方大师学者的致敬，我们还可以看到向黑格尔、马尔克斯、本雅明、鲍德里亚的致敬。《猎舌师》正是汲取了这些大师的精神元素，才呈现出丰赡饱满的艺术质地。房伟在小说《后记》中称是向张爱玲致敬，但在“抗战系列”小说中，还隐约有向蒲松龄、鲁迅、施蛰存、莫言致敬的影子。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小说正文之前的小序上。
现代小说的起点尽管众说纷纭，但学术界多数还是认可把《狂人日记》当作现代小说的开山之作，具有现代小说的典范意义。《狂人日记》的小序对正文部分形成一种结构功能，使之成为“反讽的杰作”⑧。在《猎舌师》抗战系列小说中，《小太君》《副领事》《地狱变》《肃魂》《杀胡》《红龙》《手肴》等7部小说都有序，这些序的功能各不相同，大体上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提供敘事的基调，暗示故事的淡然伤感与风情无着的物哀怅惘，如《小太君》中的序：“节日，最好的要数端午了。这一天，菖蒲和艾草一起散发出香气，很好闻。上至皇宫，下至平民，每家每户都竞相插着许多菖蒲和艾草。这番新奇有趣的情景，在其他节日又怎能看到呢？傍晚，杜鹃啼叫，更是风情十足。”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这段序言并非作者自撰，而是出自被称为“日本散文鼻祖”的《枕草子》，属于这一类的还有《手肴》。第二类是《副领事》中的序，为小说的发展提供前置的依据。1934年6月9日上午9时半，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通知南京政府：“副领事失踪。”日本称“此次事件系拳匪事件时，杉山书记被杀以来最重大之事件，对南京当局要求严重之措置，并绝对采取强硬态度”。日方调派第三舰队二十七队驱逐舰“苇”号、巡洋舰“对马”号等开赴南京下关。行政院长汪精卫急电坐镇庐山指挥“剿共”的蒋介石。蒋电令：“南京全城戒严七十二小时，三天之内务必寻获副领事，违令者杀！”……第三类是《地狱变》《红龙》中的序，与正文内容形成反讽式结构，起到丰富内容、深化主题的作用。第四类如《肃魂》起到解释题目的作用，如果不加解释，就会造成难以理解、不知所云的尴尬后果。第五类是《杀胡》，序与小说正文互启互彰，这里的序，可以看作是对正文的题旨的概要。总之，这些序的存在，为小说正文增添了结构性意义，为读者阅读制造出“信实可靠”的阅读预设。
五、对现实的干预与建构
《猎舌师》抗战系列小说，作为历史小说的“历史”品质，体现在对当下生活的建构。房伟的文学活动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是对文学的挚爱导致他走向的文学研究，而文学研究又强化了他的文学创作的力量。他坦言：“对我而言，文学批评的本质，更在于做一个‘美与力的发现者’”。⑨虽然说这番话的时候，房伟指的是自己的文学批评的宗旨，但对他的文学创作活动来讲，也同样适用。在《猎舌师》系列抗战小说中，同样着力于“美与力的发现”。
（一）介入、反思与“再历史化”
关于抗战的小说从三十年代伴随着抗战几乎同步出现了，之后的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抗战书写”，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包括文学作品、美术作品、影视作品等抗战文艺形式。与以往的历史小说的书写背景迥然不同的是：历史虚无主义乃至“现实虚无主义”的弥漫，这一点对于第三世界国家尤其不利。房伟的《猎舌师》抗战系列小说，也是对历史虚无主义、“现实虚无主义”的回应。《小太君》《还乡》《五三》显示出历史与当下的关联，历史作为参与现实的影响因子，在其社会客观性上并不虚无，而是顽强而倔强地参与当下现实乃至未来。《指南》在整部《猎舌师》小说集中，具有承接“历史意义”的现实作用，历史游戏化、景观化，抽掉了历史的“实体”，也就是抽调了“主体”的反身可能。这带来了一代青年的心灵迷茫，房伟的历史小说意欲“对后现代的人性拯救”。 作为70后作家，房伟是看着山口百惠、大岛茂、高仓健的影视剧长大的，对于抗战仅仅来自书本知识与影视、网络信息，并没有切身的“愤怒”。这对于“抗战”的历史，不再用单一的“仇恨”视角，从而获得了更为广阔的“人类”视野，其“战争反思”的品质也大大超过了40后、50后、60后作家。
历史文学中的“历史”，不应仅仅只是理解一种“知识”、一种历史目的论的“必然”、一种道德立场和价值判定体系。因为“真正的文学并非道德立场、姿态或概念，而是一种人的内在心灵世界的呈现过程”。⑩
房伟对于“文学”，对于“历史”的真知灼见，这让他很难认同当下的抗战题材的文艺，他声称：“我对当下抗战历史小说也有诸多不满，很多作品或流于戏说，止步于传奇性与戏剧性，或过于沉重乏味，成为史料的堆积。”
（二）反思战争，超越仇恨
从人作为“类”来想念，“中国野人”已经克服了由单纯的“仇恨”而来的情绪，“中国野人”对“人”的“想念”，也表明了作者对战争反思的高度，发生在中日之间的战争，其具体的参与者大多已经离世，现在或者的中国人、日本人，对这场战争的应该超越“仇恨”，站在尊重历史、面向未来的立足点上，房伟的这篇小说在战争反思方面代表了中国70后作家的新高度。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同样也给日本人民带来灾难。《小太君》中的黑木星羽本来是到中国的“交流生”，“从一个有大好前途的学生，变成了少年护兵。”他的理想是“战争结束。他要和金娣回到日本去。他要当画家，金娣做护士。”这一切都被战争打断，黑木星羽因逃跑，命丧异国。
结 语
抗战作为民族史上的重大事件，其重述书写，需要不断地进行，抗战想象需要不断地再生产。反思战争并不是讴歌战争，而是反战的需要，也是当下历史重述的需要。每一代人都在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所以每一代人也都需要重述属于自己的抗战，房伟的“抗战系列小说”，代表了70后作家对于历史的思考，现实呼唤抗战书写的不断刷新。莫言称赞“房伟的《猎舌师》抗战系列小说，没有从惯常的历史观念去解读笔下的历史人物，而是专心致志地以个人的感悟来塑造文学形象，把历史和传奇化作了一组战争人物的个体‘心灵史’。他写了很多战争中的大人物，也写了不少小人物。他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对战争的细腻想象，写出了生命个体在特殊环境下的尊严、伦理和挣扎。”
注释：
①②房伟：《风景的诱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16页，第216页。
③赵启鹏：《战争文艺的新时代品质》，《文藝报》2018年1月24日。
④房伟、洪晓萌：《“中间态”定位与“小叙事”突围》，《山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11期。
⑤赵启鹏：《20世纪中国革命战争小说情爱叙事研究》，《文学评论》，2011年第6期。
⑥[日]石川达三：《活着的士兵》，钟庆安、欧希林译校，昆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页。
⑦[德]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88页。
⑧温如敏、旷新年：《狂人日记：反讽的迷宫》，《鲁迅研究月刊》，1990年第8期。
⑨房伟：《野地的灵踪——我的文学批评之路》，《艺术广角》，2014年第5期。
⑩房伟：《批评的自白书》，《南方文坛》，2012年第2期。
（作者单位：聊城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猎舌师》 房伟 “抗战”小说
70后作家房伟最近出版的抗战系列小说集《猎舌师》，这是他抗战系列小说的一次集中展示。“抗战”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抗战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抗战文学”，而房伟的“抗战系列小说”则代表了70后一代作家对“抗战书写”的新创造、新想象、新传承与新超越。
一、小说的边界与历史的理性
《猎舌师》系列抗战小说所关注的是“历史的褶皱”。历史的理性精神和批判反思的视角，一直弥漫在《猎舌师》文本之中。著名学者王尧在《猎舌师》序中，对房伟的抗战系列小说做出了精当有力的概括：“跳出了国仇家恨的道德叙事局限，从历史精神高度审视这段民族国家的历史。”“新历史主义”小说出现在80年代中后期，是对此前历史小说被意识形态的强大力量所束缚的一种纠偏。莫言的《红高粱》可算是抗战题材的新历史小说的代表之作，借助于新历史主义的方法，莫言旨在呈现长期被忽略的民间抗日力量。在历史观上，这部小说仍然保留了对基本历史叙述的尊重。房伟对于历史的理解，有着伟大的史记传统，同时也有黑格尔所主张的伟大历史精神。新历史主义甫一出现，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方面，对于长期受政治意识形态束缚的文学来讲，是一种解放;另一方面，新历史主义很容易把文学引入历史的虚无。房伟有着强烈的历史理性精神，著名学者王尧先生在为这部小说集所作的序指出：“我们的历史文学，除了传奇性演绎特质之外，底色则是有着浓厚虚无天命观与道德化价值判断立场，在此之上则是强烈的意识形态化历史观念，历史成为意识形态图解工具。”“好的历史小说，应该是文学的感性体验与想象力，结合历史真实性与理性诉求的产物。”房伟的《猎舌师》抗战系列正是体现了文学的想象力与历史理性的融一。《猎舌师》抗战系列小说所涉及到的“抗战史实”皆有所本，也正是这些历史史实构成了这些小说的内核精神——历史理性精神，这就与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拉开了距离。
但是“文学”毕竟不同于“历史”，“历史小说”毕竟不同于“历史文本”，文学毕竟还是想象力的创造物。《猎舌师》中的历史理性成为小说的内在理性，成为小说所生成的依据。历史学家看待历史理性是从“事件”出发的，而小说家的历史理性是从个体的“心灵”出发的，在《五三》中，“我注定只是一个普通凡人，但凡人有了坚守的意义，也就有了心灵的安顿。凡人也就同样可以走入历史。”每一个凡人“也就同样可以走入历史”，“凡人”与“历史”的铆接之点在于“心灵的安顿”“坚守的意义”。王尧先生在序中提道：“ 寻找出一种总体性的心灵主体状态。”这是房伟的创造，也是70后一代作家的“抗战史观”：“这种想象不同于西方化历史观，也不同于革命叙事历史观和解构性历史观”（《风景的诱惑》）但历史理性所抽绎出的真理，也有其“历史霸权主义”的蛮横，它也碾压日常生活细节，漠视个体心灵情感。可贵的是：房伟的小说没有让历史主义、道德主义过分绑架，而是截断历史终极式的“沙盘推演”、数据修正，以追求黑格尔式的历史至上主义，并把历史还原为无数的个体心灵的冲突、感动与演绎。
房伟的“抗战系列”小说所体现的历史，并无意解构它的确定性和真实性。非但如此，房伟对“历史精神”充满了虔敬，更愿意遵从“历史的伟大精神”，而对历史细部充满的探秘冲动，把被历史主义删减、挤压、风化掉的一个个个体的毛茸茸的心灵，召唤出来，参与到历史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猎舌师》抗战系列小说，也是房伟对历史的“参与式”还原。房伟非但不是为了解构历史，相反，还是为了重塑历史精神，向伟大的史传传统致敬。相对于事件来讲，更关注人在历史事件中的行动、精神、情感，这里面既有历史大潮对人的覆盖式影响，也有个体的人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历史的进程。《白光》《游戏》《五三》等篇目让历史进入到当下，作为一种力量参与到我们的精神建构乃至日常行动中。作为历史虚无主义、现实虚无主义的反驳，也是对“历史的终结”一厢情愿的虚妄，做出了有力量的回应。
“《中国野人》取材于北海道的中国劳工的原型，《幽灵军》取材于南京大屠杀后失踪的川军部队的故事。《肃魂》取材于肃托事件。《副领事》《起义》《花火》《猎舌师》《鬼子妮》等小说都有历史事件或人物的原型” 。“试图展示一些战争横截面，有的是决定历史的时刻，有的则是普通人的生命瞬间，进而表现战争给民族国家、生命个体带来的创痛，揭示战争背后复杂的人性冲突，探究历史的幽微深处种种可能性”。 （《猎舌师》后记）在房伟的抗战系列小说中，几乎没有什么英雄的出现，他着眼于作为“非英雄”的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并由此，进入到历史的褶皱内部，探索作为小人物的“内心世界”。房伟关于抗战展开的反思，最早可追溯到2006年所发表的《殖民地微观政治学曖昧的奇观与误读——“鬼子”影像里的日本和中国》，在这篇文章中房伟认识到：“我们的记忆主要由红色话语塑造。……红色话语塑造的‘鬼子’形象是单面的、漫画式的、夸张的，既凶狠又愚蠢，既残忍又可笑。”文章接下来反问道：“难道鬼子就没有人性了吗？”“鬼子是很凶残，但是鬼子为什么这么凶残？难道鬼子一生下来就没有正常的人性？”①
《猎舌师》抗战系列小说，小心地清除掉“中日战争”历来叙述中的多种话语体系：革命话语系统、民间话语系统、西方人道主义话语系统、进化论话语系统。面对“事情本身”，从而克服了道德的、伦理的、游戏的、解构的价值观念对文学的干扰，让“各方势力被褪去了意识形态所强加的爱恨色彩”②摆脱对立准则：敌我，对叙事的制约，尤其是对叙事语调的制约。在做了这些技术上的清理之后，房伟开始建立自己的抗战叙事伦理。在更广阔的视野下，让“心灵”在“历史的褶皱”中，自己呈现自己。 二、人物内心的深度探索
在以往众多的抗战题材的文艺作品中，作为日军的个体形象具有强烈的概念化、脸谱化特征，大都残忍、骄傲、愚蠢，从而缺乏鲜明的个性特征。在房伟的《猎舌师》抗战系列小说中，呈现出丰富的、立体的、多层次的日本军人个体的精神情感世界。勾画出一个个日本年轻人，如何从农家子弟、学生、僧人变成的战争机器的组成部分或执行者，他们的人性发生了哪些变异？他们是否还存有作为人的良知？没有人生来就是军人，更没有人生来就是侵略者，杀人恶魔不是天生的，都是在后天的习得中，一步步滑向地狱的。
《杀胡》中，“佐藤是军医，昭和十四年五月，从东京同爱医院调来”，如果不是战争，佐藤就只是一位医生。战争改变了佐藤的命运轨迹。另一位俘虏三桥长吉本是千叶山区最窮苦的部民后代，那地方在明治时期还未开化。这个中国山村，虽然也不富裕，但生活条件远远好于三桥的家乡。“三桥参军，也不过是为吃口饱饭，哪谈得上圣战理想？生在日本千叶的穷苦农村的三桥，与中国偏远山村胡家楼也并没有太大区别。《地狱变》中的土冢大尉，原本是“北海道札幌的粗蛮小子”，“参军前朴实的农家小子”，来到中国战场上，却变成了恶魔。“他曾强奸过一些中国女孩，割开她们的肚子，将鸽子大小的子宫套在她的头上，让她们暴晒的太阳下。时间一长，女孩或失血过多而死，或被收缩的子宫活活累死。”土冢在战争的失序状态下，完全变成了一个杀人恶魔。又因畸形的跨国同性恋，产生的嫉妒乃至仇恨，使土冢完全疯狂，最后自杀。土冢的悲剧即是战争的悲剧，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痛苦，也给日本人民带来很大的痛苦，在某种程度上讲，毁灭了一代人。
侵略战争笼罩下的人性之光，在战争中显得格外可贵，《副领事》中的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的副领事有田吉，就具有这种“反战”的可贵精神。他的反战精神体现在对政治的不关心，文中写道：“作为日本外交官员，他对政治并不关心，为此他多次被公使训斥，非常压抑。”作为一个外交官，对于“政治”不感兴趣，在战时阶段，当然就是对于“战争”的消极怠工。这在后来的行动中体现得更明显，“我是有罪的人。这点小心意，权当做纪念，或表达歉意吧。”这种忏悔意识，代表了日本人当中持守正义与和平的力量。在眼看战争灾难马上降临到南京的时候，副领事的无力感、负罪感、绝望感导致自己意欲自杀，在南京街头的一家面馆里，竟然把一颗“金扣子”抵两碗卤面的价格，他的逻辑是“我是有罪的人。这点小心意，权当做纪念，或表达歉意吧。”即使是濒死的危险中，副领事认为：“如果说遭遇野兽，至少也减少对中国的责任。希望惨烈的死法，不会给中国带来麻烦。”（《副领事》）
对于日本军人的精神状态、情感运动，通过战争后期日本军人的挫败感、厌战、孤独、乡愁等表现出来的，《幽灵军》写的是一个日本下层军官长谷川信彦中尉在战争中所体验到的沮丧、幻灭感、无意义感以及“泛滥的乡愁”。文中写到“中尉其实是孤独的英雄，他的敌人，不是川军，也不是数不清的中国部队，而是世界的无意义。”这种无意义感与“厌战”“乡愁”在很大程度上起源于日本侵略者颓败的趋势，“……可少尉害怕上级军官的口令声。粗野、威严的声音响起，意味着要走上死亡之路。无数死亡，都在加强和暗示挫败，每次成功侥幸逃脱死亡，也不过挫败的延迟。”
日本发动的侵略中国的战争，在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下，日本败相渐渐显露，在日本军人中弥漫着厌战情绪。在《七生莲》中，鹤田英秋少尉认识到，“近期频繁扫荡，士兵疲惫不堪，渴望早些结束战斗。”就连他自己也是“厌倦了漂泊，到一个满是异国人的地方，衣食住行，都是别扭的，但还要忍耐。最讨厌的是无休止的训练，杀戮，再训练。”
《地狱变》中的日军中尉水清源：“战起如蝗，尸山血海，再难见无辜之人。说到底，我们都是魔鬼，不过是在乱世挣扎罢了。”
对日本军人个体的孤独的描述，也很精彩，“长谷川热爱孤独。孤独不仅是看着熟悉的事走远，且是看着陌生的人和事走来，是猝不及防，然后是害怕和逃避。最后，孤独会侵入身体，热闹也很难享受，似乎孤独才是实有。然而，孤独在时间的凝滞中最终也走向死亡。当死亡来临，孤独又成了对尊严最后的守卫。”
日本军人的幻灭感、厌战、孤独、乡愁等情绪，揭示了他们自己人性中的普遍部分，“任何不正常时代，哪怕双手鲜血的恶魔，同样可能是午夜辗转难眠的肉身凡胎。”而日本军人的这些幻灭感、厌战、孤独、乡愁等情绪的要义，其中之一就是指向死亡的。在战争题材的小说中，“死亡”本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主题。房伟在《猎舌师》一系列抗战小说中，所涉及的死亡，形态多样，死法诡异，具有死后的“幽灵”功能。“那些失去生命的士兵幽灵，将永远地被困在时间内部，与之相关的绝望号叫与卑污血泪，粗暴地地穿过桥梁、涵洞、水流、村庄，伴随着幽灵的死亡重演，被不断的濡染在回放的死亡瞬间，倒伏的尸体像青草般肥美……”房伟的“死亡美学”的核心概念即是“幽灵”。
三、战争对人日常生活的改变
1.对战争本身的反思
进入到新世纪以来，“抗战”的传播出现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现象，无论是抗战正剧对抗战意识形态的宣扬，还是抗战神剧对对于娱乐至上的狂欢化追求，都难以适应当下时代对“抗战”文艺的精神需求。前者缺乏对抗战的创新性转化，后者历史精神遭到解构乃至亵渎。抗战作为民族的伤痛和苦难记忆，也是民族涅槃和新生所在，它如何进入当下的现实生活，并与当下生活互相建构。《猎舌师》抗战系列小说，“超越了新历史主义对战争故事谱系的刻意改写与借用”③达到了扬弃了敌我双方对立模式的偏执书写，反思达到了哲学的品质。
追溯历史是为了直面当下，并对于矫正当下的焦虑与虚无，此种焦虑与虚无的直接表现就是“无意义感”“怎么都行”。房伟抗战系列小说叙事的逻辑起点，不再把注意力聚焦于“历史”，而是关注“历史的褶皱”。在历史的褶皱中展开一个小说家的“心灵的探寻”与“事件的探秘”。
为表达历史幽暗处的心灵，在房伟小说中有一种悲剧意识、历史意识。“小叙事”是以展现“小人物、小故事”为主线，“最逼真地切近当代人的身体与心灵的苦楚”的叙事手法，不依赖于历史背景与思想氛围，“仅凭借文学叙述、修辞与故事本身来吸引人，来打动我们对生活的特殊体验”。④这虽然是房伟对其他作者的评论，放在这里也同样有效。 2.日常生活的改变。战争文学研究学者赵启鹏认为：“战争，使人类遭遇到生死须臾间的极致生存状态，与流血、杀戮和死亡紧密相连，更与日常事件息息相关。”⑤房伟所说的“历史的褶皱”，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日常事件”。作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具有强大的“卷入性”。各行各业、各阶层人士都以自己的方式，主动或被动地参与了战争，并被战争所裹挟，所改变、所影响。《中国野人》就是被战争改变了的“日常事件”，是战争对个体生活影响的最好阐释。“中国野人”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有其真实人物、真实事件作为背景，这样一种创作有很大的难度，房伟在尊重历史基本事实的情况下，进行了大胆的小说化“内科手术式”的改造。不但恢复了事件的大体结构，也为这些事件中的人物找到了丰满的灵魂。中国野人“他要活着回家的一天。”作为他的信念支撑，彰显出中国人强大的内心精神结构。
《小太君》中的黑木星羽还是一个少年，“因为战争，他被派到了遥远的北中国。他原本是交流生，如果成绩好，是可以直接被保送到台湾的帝国军校，但就因为同情中国人，他被宣教官严厉呵斥，并被开除，从一个有大好前途的学生，变成了少年护兵。”（《小太君》）星羽在中国认识了济南女孩金娣，如果不是战争，这一对金童玉女般的跨国爱情，也是一段浪漫的佳话。可战争改变了这一切，星羽也命丧异乡。这一场跨国浪漫也成为了永远悬置的人间恨事。
战争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的生活内容、生活节奏，甚至连战争时的择偶标准和婚姻关系都受到改变，在《还乡》中，“典型的人，还有棉朵，多水灵的姑娘，当时就跳到台上发话，说谁参军打鬼子就嫁给他！结果还真嫁给了一个老光棍。”
而作为一名厨师的骆安宁，在战争中成为以技艺杀人的刺杀行动者，“这我知道！ 安宁打断他， 我永远退出厨师界。但我不后悔。給本多大佐那桌的高级菜品，……这些杀人狂魔，即使活下来，终生也不再有味觉。军人杀命，书生诛心，料理猎舌。”
甚至作为僧人，也被卷入战争之中，战争改变宗教性质：“法师顿首，说，战场是修罗道，少造杀孽，才能平安。鹤田不以为然，战场不过杀人与被杀，哪能苟且？”随军僧虚云，这是以往抗战小说中不多见的一个人物形象。他的任务是超度阵亡者。“这些杀人和尚，与其说安慰将士，不如说是没廉耻的杀星，据说他们杀死了不少放下武器的战俘。”
日本作家石川达三在他的小说《活着的士兵》中，写到随军僧片山玄澄：“片山又连砍数人。念珠在手腕上发出哗啦哗啦清脆的响声。他用军衣的袖口抹了一下从额头一直流到下巴的汗水，把血迹斑斑的工兵锹当做拐杖，拄着它，悠然自得地走出胡同。”⑥一手拿着佛珠，一手用军用铁锹一连砍死几十个已经放下武器并失去抵抗力的中国战俘。“但他不喜欢和尚，尤其是随军和尚。他们在狰狞杀场，已化身为披着袈裟的魔。”（《地狱变》）
四、抗战小说艺术形式新变
（一）灵异氛围与幻觉叙事
作为抗战历史小说的《猎舌师》，在“历史的褶皱”处，通过幻觉叙事制造出许多灵异的氛围，这些历史晦暗处的“幽灵”，也增加了这部小说作为“虚构”作品的创造性想象品质。《猎舌师》作为战争题材的小说，所收录的18篇小说，几乎每一篇都有“死人”事件的发生，而且在战争状态中，这些形态各异的“死”，都不是“善始善终”“寿终正寝”之“死”。这花样繁多的“死”，都可成为“横死”。在《白光》中，小说叙述到：“听说死人多的地方，怨气大，常有灵异事件。”这些“灵异事件”，首先是有一个与“死亡”相关的恐怖机制在起作用。恐怖氛围给人带来恐惧心理，黑格尔把人的恐惧归结为两大原因：“一是碰到外界有限事物的威力，一是认识到自在自为的绝对真理的威力。”⑦在《猎舌师》抗战系列小说中，无论是“有限事物的威力”，还是“绝对真理的威力”，实际上都是“死”的威力。
在《七生莲》中鹤田英秋“少尉突感脖颈发痛，仔细看时，才发现头颅已飞在半空。”“鹤田少尉的头飞起来了，在半空中穿越正在变淡的硝烟，正好看到了远处萧瑟的中国山岭。”这种奇异的写法，使人想到《莎乐美》中的死亡之吻。如此唯美至上情节，是对“历史目的论和阶级本质论”的超越。也使得《猎舌师》获得了超越现实的、道德判断的哲学力量。
房伟调动起敏锐的感觉，并把这种感觉付诸事物中，从而使外在事物获得了情感和意志，这种表达方式，增加了小说的文学质地。在主体向客体的“移情”中，“仿佛”一词，发挥了转换装置的功能。“仿佛”所引出的正是灌注了人物的生气和情感，带上了人物的意志和欲念：
“一个中国青年发狂地喊着，流着眼泪，用刺刀剖开了士兵的肚子，温热的血，陡然四溅，仿佛在那洁白的雪地燃烧起来，吱吱地叫着，在雪地寻找缝隙逃走。”
“狼藉的苞谷地仿佛倒伏着一群失去了头颅的死士，无言地诉说着时间的残忍。”
“早晨的雾，从地底弥漫而出，仿佛地狱中游荡而出的魂。”
“这一刻，我也是邪恶的。我恍惚间，仿佛看到无数亡灵的手掌，好似立于血海之中的怪石，乞求似的伸向我，我屹立在其间，冷酷而绝望。”
“想象70年前那场气壮山河的战争。他仿佛看到无数国军士兵，都趴在山梁一侧，沉默坚韧，而另一侧的日本兵，则伴着凶狠叫喊，正拼命向上冲。一个个日本兵倒在湿滑的泥土，中国兵也不断被击中，血肉横飞，无数呐喊声，还有炮弹爆炸声、机枪声，都交织在这块荒凉古岭。”
“呼吸停止之前，他仿佛一直在做‘怪梦’。 他梦到日本战败，天皇宣布终战玉音，老上级森将军剖腹自尽。父亲病死，母亲和弟弟饿死了。妹妹百合子迫于生活，嫁给了邻居清水丰，受尽虐待。他还梦到又过了几十年，他的骸骨被发现，送回了日本……”（《幽灵军》）
在幻觉所呈现的事物中，“蝴蝶”和离开了身体的“脑袋”，是作者所常用的意象。文中的“蝴蝶”“奇异”，“蝴蝶的翅膀，蓝中透红，异常宽阔舒展”：“朦胧之际，我看到一只蝴蝶，从铁象眼角钻出，轻盈地飞向远方。蝴蝶的翅膀，蓝中透红，异常宽阔舒展。顺着蝴蝶的轨迹，我似乎又看到青年房吉禄，正趴在墙头，泪流满面地看着院子。”在这里“蝴蝶”在感觉的变异中，导引出自己与祖父的相遇，成为小说叙事的闭环结构中的一个过渡。 更让人惊悚的是，小说中多次提到身首异处的“头颅”：“天赐跌坐在地上。日本军官的头，滚落在他的怀里。天赐累乏的没有气力，甚至不能把头颅踢走，但似乎有那么一瞬，天赐感到，人头似乎浅浅的叹息了一声。在失去知觉之前，天赐仿佛看见，灰暗的天幕，一只无头的巨鹤，正在对月而飞。”
“奇怪的是，三桥并没有前来追杀，而是站定身体，反手一刀，竟将自己的脑袋割下来，又用左手提了，对着佐藤不停摇晃。而被提在手中的三桥的头颅，居然无声地笑了，露出了佐藤熟悉的、健康的牙齿。”
这些身首异处的“头颅”，都有自己的表情、情绪、动作，这种状况在现实中很难出现，作者创造了这种惊悚之美，依然是服务于小说的整体表达，在失去头颅的鹤田、三桥，他们的生命已经被强大的命运——被卷入的、自己不可控的战争征用，但作为已经脱离了身体的“头颅”，也同样已经脱离了“命运”的控制，从而在“临死”前，“头颅”恢复到自己的“主体性”，作为“个体的”人的法则，呈现出自己的“私人性”的感受，鹤田的头颅“似乎浅浅的叹息了一声”，三桥的头颅“居然无声地笑了，露出佐藤熟悉的、健康的牙齿”。两颗“头颅”用自己的“生命”赎回了个体的自由，在这短暂的瞬间里，“浅浅的叹息”和“无声地笑”表达出对生命的眷恋以及对战争的嘲讽。
在《猎舌师》抗战系列小说中，《杀胡》在写法上整体的象征性，是对来自于聊斋传统灵异叙事的传承和创新。对于大山深处的胡家楼，“胡”即“狐”，竟然是得异人传授的狐狸王国。
“小颖缓缓地坐起，平静地告诉佐藤，胡氏一族，本为东海狐族，明末大乱，满族入寇中原，豫亲王多铎奉命入关攻打山东，胡家避祸山中，得到异人传授，皆吸食月华为延命，至今已三百余年。”
战争使人性中的“兽性”部分释放，人的精神性隐匿不彰，而人的兽性被激发显现。“人”“兽”变易，通过《杀胡》用寓言的形式传达出来。
“佐藤想要求救，喉咙竟发不出声，臀部有股力量不断膨胀，一条毛茸茸的尾巴冒出来。他的皮肤奇痒无比，先是生出很多红色小疹子，继而变成赤褐色，很多粗硬毛发一点点地生长，如同春天雨水充足的草地。佐藤丢掉军刺，伸手挠脊背，手掌出现厚厚脚垫，指甲变长，已是兽足的样子，他跌跌撞撞地爬起，却发现腰不能直立，只能四足着地，冲出山神庙门，衣服在他身上片片开裂，跑了许久，离山神庙越来越远了，他扭头回顾，才发觉倒影在水洼的影像，尖尖的嘴，细长却狡猾的眼，完全是只伤痕累累的野狐。”
这则现代寓言当然受到聊斋的影响，不过就其指向而言，聊斋中的花妖狐媚的说法有一个时代的信众基础，是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而《杀胡》中的这则寓言，显然已经失去了读者“信以为真”的基础，但在阅读的情势和故事的推演中，又会使读者对作者的创造，觉得合情合理，合乎文学的想象和表达。
（二）向大师致敬以及与小说对话
向伟大的中国小说传统致敬：蒲松龄、鲁迅、张爱玲、莫言等小说大师的致敬，甚至可以追溯到对《封神演义》的致敬、向小说的源头志异和志怪致敬。向西方大师学者的致敬，我们还可以看到向黑格尔、马尔克斯、本雅明、鲍德里亚的致敬。《猎舌师》正是汲取了这些大师的精神元素，才呈现出丰赡饱满的艺术质地。房伟在小说《后记》中称是向张爱玲致敬，但在“抗战系列”小说中，还隐约有向蒲松龄、鲁迅、施蛰存、莫言致敬的影子。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小说正文之前的小序上。
现代小说的起点尽管众说纷纭，但学术界多数还是认可把《狂人日记》当作现代小说的开山之作，具有现代小说的典范意义。《狂人日记》的小序对正文部分形成一种结构功能，使之成为“反讽的杰作”⑧。在《猎舌师》抗战系列小说中，《小太君》《副领事》《地狱变》《肃魂》《杀胡》《红龙》《手肴》等7部小说都有序，这些序的功能各不相同，大体上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提供敘事的基调，暗示故事的淡然伤感与风情无着的物哀怅惘，如《小太君》中的序：“节日，最好的要数端午了。这一天，菖蒲和艾草一起散发出香气，很好闻。上至皇宫，下至平民，每家每户都竞相插着许多菖蒲和艾草。这番新奇有趣的情景，在其他节日又怎能看到呢？傍晚，杜鹃啼叫，更是风情十足。”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这段序言并非作者自撰，而是出自被称为“日本散文鼻祖”的《枕草子》，属于这一类的还有《手肴》。第二类是《副领事》中的序，为小说的发展提供前置的依据。1934年6月9日上午9时半，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通知南京政府：“副领事失踪。”日本称“此次事件系拳匪事件时，杉山书记被杀以来最重大之事件，对南京当局要求严重之措置，并绝对采取强硬态度”。日方调派第三舰队二十七队驱逐舰“苇”号、巡洋舰“对马”号等开赴南京下关。行政院长汪精卫急电坐镇庐山指挥“剿共”的蒋介石。蒋电令：“南京全城戒严七十二小时，三天之内务必寻获副领事，违令者杀！”……第三类是《地狱变》《红龙》中的序，与正文内容形成反讽式结构，起到丰富内容、深化主题的作用。第四类如《肃魂》起到解释题目的作用，如果不加解释，就会造成难以理解、不知所云的尴尬后果。第五类是《杀胡》，序与小说正文互启互彰，这里的序，可以看作是对正文的题旨的概要。总之，这些序的存在，为小说正文增添了结构性意义，为读者阅读制造出“信实可靠”的阅读预设。
五、对现实的干预与建构
《猎舌师》抗战系列小说，作为历史小说的“历史”品质，体现在对当下生活的建构。房伟的文学活动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是对文学的挚爱导致他走向的文学研究，而文学研究又强化了他的文学创作的力量。他坦言：“对我而言，文学批评的本质，更在于做一个‘美与力的发现者’”。⑨虽然说这番话的时候，房伟指的是自己的文学批评的宗旨，但对他的文学创作活动来讲，也同样适用。在《猎舌师》系列抗战小说中，同样着力于“美与力的发现”。
（一）介入、反思与“再历史化”
关于抗战的小说从三十年代伴随着抗战几乎同步出现了，之后的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抗战书写”，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包括文学作品、美术作品、影视作品等抗战文艺形式。与以往的历史小说的书写背景迥然不同的是：历史虚无主义乃至“现实虚无主义”的弥漫，这一点对于第三世界国家尤其不利。房伟的《猎舌师》抗战系列小说，也是对历史虚无主义、“现实虚无主义”的回应。《小太君》《还乡》《五三》显示出历史与当下的关联，历史作为参与现实的影响因子，在其社会客观性上并不虚无，而是顽强而倔强地参与当下现实乃至未来。《指南》在整部《猎舌师》小说集中，具有承接“历史意义”的现实作用，历史游戏化、景观化，抽掉了历史的“实体”，也就是抽调了“主体”的反身可能。这带来了一代青年的心灵迷茫，房伟的历史小说意欲“对后现代的人性拯救”。 作为70后作家，房伟是看着山口百惠、大岛茂、高仓健的影视剧长大的，对于抗战仅仅来自书本知识与影视、网络信息，并没有切身的“愤怒”。这对于“抗战”的历史，不再用单一的“仇恨”视角，从而获得了更为广阔的“人类”视野，其“战争反思”的品质也大大超过了40后、50后、60后作家。
历史文学中的“历史”，不应仅仅只是理解一种“知识”、一种历史目的论的“必然”、一种道德立场和价值判定体系。因为“真正的文学并非道德立场、姿态或概念，而是一种人的内在心灵世界的呈现过程”。⑩
房伟对于“文学”，对于“历史”的真知灼见，这让他很难认同当下的抗战题材的文艺，他声称：“我对当下抗战历史小说也有诸多不满，很多作品或流于戏说，止步于传奇性与戏剧性，或过于沉重乏味，成为史料的堆积。”
（二）反思战争，超越仇恨
从人作为“类”来想念，“中国野人”已经克服了由单纯的“仇恨”而来的情绪，“中国野人”对“人”的“想念”，也表明了作者对战争反思的高度，发生在中日之间的战争，其具体的参与者大多已经离世，现在或者的中国人、日本人，对这场战争的应该超越“仇恨”，站在尊重历史、面向未来的立足点上，房伟的这篇小说在战争反思方面代表了中国70后作家的新高度。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同样也给日本人民带来灾难。《小太君》中的黑木星羽本来是到中国的“交流生”，“从一个有大好前途的学生，变成了少年护兵。”他的理想是“战争结束。他要和金娣回到日本去。他要当画家，金娣做护士。”这一切都被战争打断，黑木星羽因逃跑，命丧异国。
结 语
抗战作为民族史上的重大事件，其重述书写，需要不断地进行，抗战想象需要不断地再生产。反思战争并不是讴歌战争，而是反战的需要，也是当下历史重述的需要。每一代人都在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所以每一代人也都需要重述属于自己的抗战，房伟的“抗战系列小说”，代表了70后作家对于历史的思考，现实呼唤抗战书写的不断刷新。莫言称赞“房伟的《猎舌师》抗战系列小说，没有从惯常的历史观念去解读笔下的历史人物，而是专心致志地以个人的感悟来塑造文学形象，把历史和传奇化作了一组战争人物的个体‘心灵史’。他写了很多战争中的大人物，也写了不少小人物。他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对战争的细腻想象，写出了生命个体在特殊环境下的尊严、伦理和挣扎。”
注释：
①②房伟：《风景的诱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16页，第216页。
③赵启鹏：《战争文艺的新时代品质》，《文藝报》2018年1月24日。
④房伟、洪晓萌：《“中间态”定位与“小叙事”突围》，《山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11期。
⑤赵启鹏：《20世纪中国革命战争小说情爱叙事研究》，《文学评论》，2011年第6期。
⑥[日]石川达三：《活着的士兵》，钟庆安、欧希林译校，昆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页。
⑦[德]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88页。
⑧温如敏、旷新年：《狂人日记：反讽的迷宫》，《鲁迅研究月刊》，1990年第8期。
⑨房伟：《野地的灵踪——我的文学批评之路》，《艺术广角》，2014年第5期。
⑩房伟：《批评的自白书》，《南方文坛》，2012年第2期。
（作者单位：聊城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