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后期，“新写实”小说成为一支劲旅在中国文坛上异军突起，从那以后，它一直都是评论界所关注的一个焦点。“‘新写实’小说囊括的作品中包含不同的文学观念，即使在同一部作品里，表现手法也并非出自一家，这是近年来文学多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或者说，是一种开放性的文学价值结构在创作中的具体体现。譬如，在‘新写实’小说中，既可以找到它与十九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初期俄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联系，又可以看到它与现代主义文学的联系。”如方方作品中的面对现实，注重生活画面的逼真性和细节的真实，注重写人物故事，就都跟现实主义传统一脉相承，然而她的作品在承继中也有疏离和悖谬。它“除细节的真实外”，放弃了“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因而，方方的小说虽然重细节重人物故事，艺术的表层似与现代主义风马牛不相及，但因其作品中吸收了关注生存状态的西方哲学文化思想，所以它与现代派小说有其重合或相通的东西，况且还采用了荒诞、变形、意识流等不少现代主义的技法。我们在方方的诸多作品中都能找到这种现代意识的痕迹。
　　一.冷静、客观的叙事方式
　　方方的艺术视野较为开阔，笔力较为强悍，她是一个对现实生活怀有浓厚兴趣，又善于大量地、迅速地汲取新的生活印象的作家。其许多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只问本真描写，不问价值判断。在作品中，用一种相对冷静、客观的叙述，作者不再是与作品中的主人公同位，或是与小说的叙事人同位，而是以声色不动的局外人姿态，提供着人物行为的动因，提供着不可忽视的生活细节，既真实描绘出当代市民的生活“风景”，又深掘这种生存风景背后的人性变异。将读者引入极普通、极日常化却又极复杂的现象层面，让读者更深地卷入她叙写的生存现实，去感受体味真实的生活本质。方方几乎是成功地避离了能够对读者阅读产生制约的主观理解和社会道德的评价，尽管她在充分写实的小说空间中仍留下理性思索的空白。但却将这些统统留给读者去凭自己的识解，凭自己的感悟和思索一点点地耐心充填。当从俗从众的都市传奇故事读也好，或在小说的艺术传通中去探寻都市底层的生存本相；或是返顾人类本体生命的缺陷悲哀出罢，面对层次不同的读者的阅读选择，方方更体现出写实的从容和随和，而且我们也清楚看到，她把小说中的“我”从作品中挤出去，恰恰给读者的“切入”留下余地，这与西方意识流小说的“作者退出小说”的特点有着相似之处。
　　如《白驹》是方方写城市青年特别是他们当中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作。这篇小说实际上写了两类城市青年：一类是象麦子和夏春冬秋那样的青年知识分子，一类是象小男那样的青年工人。但在写小男时，也是从夏春冬秋和麦子的角度来写的，用夏春冬秋和麦子的眼光来审视小男的行为和心态，而且无论是麦子和夏春冬秋的洒脱、冷漠和随心所欲，还是小男的萎琐、自私和玩世不恭，都从一个侧面十分真切地反映了城市青年的一种生存意识和生存形态。小说的作者很隐蔽，不作任何判断，她只是客观冷静地将这些青年的行为和心态和盘托出，把价值判断完全留给读者。
　　方方的作品，突出表现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小人物”，通过细致真切地描写这些小人物卑微琐碎的人生及他们性格中的矛盾，揭示和反映现实的社会问题。这些作品表现了作者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关注，对人性中虚伪与丑陋的一面冷峻而又不无调侃的批判态度。方方小说的一贯长处是描写平凡人物的平凡生活及其喜怒哀乐、酸甜苦辣，并从中表现出某种普遍意义的主题；在凡俗人生的背后有着浓厚的底蕴，但它都不由作家特别指出，而是被埋藏在大量具有原生形态的细节描写之中。这是作者对读者阅读和鉴赏心理的一种尊重。即使是主体情绪比较投入的小说，如《祖父在父亲心中》、《风景》，作者也还是让人物形象和生活画面自身说话，而不由作者现身说话。
　　二、荒诞、幽默的叙事手法
　　作品中的荒诞意识，在有些情况下，能使作品达到一种较高的艺术境界。方方的《风景》、《白梦》、《白驹》、《落日》等小说，以其辛辣的讽刺，适度的变形和夸张，诙谐的调侃，在新时期的讽刺幽默小说中占据了引人注目的位置。
　　方方小说中的荒诞是其作品的取材、人物、情节浑然一体的，作品中的人物和生活是具体而真实的。小说《风景》再现了汉口“河南棚子”中底层平民辛苦而麻木的生存状态。父亲是酒鬼、虐待狂，以打老婆、孩子宣泄莫名的苦闷；母亲是受虐狂，常常惹事生非；受父母的影响，几个孩子也以彼此折磨为乐事。当作者把人间悲剧放在家庭中展演时，她也就无情地消解了“家庭”一词的温馨意味，写出了人生“深渊最黑暗的所在”。那一家人在贫困与粗俗中“把这个世界的一切连同这个世界本身都看得一钱不值”。为了改变卑贱的命运，二哥和七哥尝试通过读书进入上层社会。但二哥的梦想被“文革”击毁了。七哥虽借助联姻挤入了上层社会，却也付出了情感的代价。全篇借早夭的小八子的亡灵展开叙事，进一步突出了荒诞与虚无的主题：“一个活人和一个死者这之间又有多大的差距呢？”不过，在谈及《风景》的主题时，方方又格外强调“环境决定命运”的意义，这使她在“新写实”作家群中更具有批判现实主义的色彩：“文化素质的低劣同时代因素有关，但更与其生活环境有关”。七哥们的奋斗也许是不高尚的，但“比起那些不劳而获者，七哥们倒也显得高尚得多。毕竟，他们花费过心机且劳碌过一番”。因此，“该责难和痛恨的是生长七哥们的土壤”。
　　由此可见，《风景》的题材是现实的，故事本身也完全采用了写实的手法，但叙述这整个故事的，是一个“生下来16天就夭折了”的“小八子”，死去的小八子，化作作家的全能视角，从容而冷静地分叙每位家庭成员（自己的父母、兄姐）的生命秘密。“……我什么都不是，我只是冷静而恒久地去看山下那变幻无穷的最美丽的风景”。《风景》借一个“死魂灵”的眼光看取活人的生活，这显然是与现实生活形态不相符合的，因而这种手法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的，而是非现实的或者超现实的，具体而言，则是对于现代主义的荒诞手法的借鉴和运用。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地看，就不难看出，在这个总体荒诞的叙事框架中，作品的“一雕栏”，“一画础”，却是严格写实的。“严格”到真正是不加任何修饰地赤裸裸地揭示生活的本来面貌和真实面目。如方方对“河南棚子”的描写，使其成为一种特定的地域特色，为许多人所称道。而且，就《风景》对于“荒诞”的运用而言，也只是取它作为非现实的艺术变形手法的一面，并未进一步深入地涉及“荒诞”作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普遍主题所具备的哲学意义。这就是说，《风景》只是借“荒诞”的形式看取现实生活，并未将现实生活纳入“荒诞”的哲学主题。因此从整体的艺术精神来看《风景》依旧是写实主义的，但因其对于现实主义的变形手法的成功的借用而使这种写实的精神贯彻得更加深入彻底。
　　通过以上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方方小说的现代意识是吸收和融入了现代主义文学的某些因素。不过，方方也清醒的看到了现代主义文学意识与中国大多数读者价值观念和欣赏趣味相疏离。如现代派有些小说表现的“局外人”、“荒诞人”、“变形人”的心态，对于认识都市的部份知识青年的心绪无疑是有价值的，然而那种哲学观念远离了中国的民族的心理特征，而且对现实生存环境似乎格格不入。而方方的小说则不然，如同她所言“使命感是去不掉的”她和“读者是一样的生活，……因此也就没有道理不为读者着想。”所以，她的创作消解了现代派某些属于西方而非东方的那种曲高和哲思与情调，用它描写的凡人俗事与普通人联合起来。这种形式、风格“能够共生并存，这固然表明人类文学遗产具有永恒的艺术价值；但最重要的是文学对外来的模仿，正逐渐与本土的‘实’融合在一起”。这正是对方方小说现代意识的概括，而其现代意识是融合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的因素，使她的视野更加开阔，也使她的创作得到了更大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