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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上任的丹麦驻华大使裴德盛57岁,这个硬朗的北欧男人有着32年的外交经验,在来中国之前,他是丹麦驻美国大使。裴德盛一直记得自己在美国被人追问从驻美大使到驻华大使的心理感受,以及丹麦政府对中国国际地位的考量,并且把他的官方说法带到了中国:“毋庸置疑,中国将在未来成为丹麦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
实际上,这个颇具外交手腕的老资格新大使展现给记者的第一面,更像是一名热情的丹麦政策和丹麦产品推介员。
9月27日,是裴德盛在中国正式走马上任的第27天。下午2点的暖阳透过落地窗印在大使官邸的墙上,照亮了一室北欧风情的精美家居。来见记者之前,裴德盛刚和中国的相关部门领导进行了两小时的交谈。“我们一直在聊丹麦的工业设计,你看这个小管子,它实际上是一个过滤装置,你可以通过它直接饮用地表水。这个设计已经在非洲、欧洲等地试用过了。”裴德盛一脸认真地告诉《商务周刊》。
一连串热情的介绍,让人一时有些头大,但在之后的采访中,裴德盛慢慢向记者阐明了他手里那些琳琅满目的小设计对于丹麦经济发展、居民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加强与中国的相关性
《商务周刊》:从您的简历可以看出,您有近30年的外交经验。来中国之前,您刚刚结束了在美国的5年任期。在您来看,中国与丹麦的关系近年来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变化?未来两国间将侧重于哪方面的合作?
裴德盛:众所周知,丹麦很早即涉足了国际贸易,我们在1616年就成立了丹麦东印度公司,通过海运和世界其他国家建立商贸关系。但备受瞩目的是,过去20年中,丹麦和中国之间的经济往来可以用“不寻常的加速度”来形容。在此期间,丹麦在能源、环保等领域的科学技术有了长足进步,这为丹麦和中国间的合作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工业设计、能源、农业、制药、节能环保等方面成为了丹麦和中国的主要合作领域。
今天早些时候与中国领导人会面时,我们将讨论的重点放在未来如何进一步加强丹麦和中国两国政府间的往来,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作为东方大国,拥有13亿人口,而丹麦地处北欧,只有550万人口,但两国间可以通过频繁的交往加深合作。从今年年初到9月,丹麦的食品与农业大臣、科技大臣以及环保大臣都相继来中国访问,与此同时,中国卫生部的领导也率代表团到访丹麦。从我的立场来看,本国经济发展以及和中国的政治相关性这两点是主导欧洲国家,比如丹麦与中国形成全新关系的关键因素。
在未来,我们将在环保领域进行密切的合作,因为我们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在精良的工业设计、能源合理利用等方面,而这些恰恰符合中国政府正在追寻的更加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合作其实就是互相学习,我们在带来技术的同时,也从中国汲取发展的灵感。中国历史久远、文化底蕴深厚,这里的绘画、纺织等技艺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商务周刊》:为了促进中国和丹麦两国之间的商业合作以及政府间交流,您是否已经为自己的新任期设定了一些工作计划?
裴德盛:今年是丹麦与中国建交60周年,我们很荣幸丹麦是欧洲大陆上最早一批认识到中国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国家之一。在和中国政府、中国社会加强交往的同时,我们非常希望看到两国在能源、环保、气候变化、食物安全、药品安全等领域有更进一步的合作。
如何做呢?两国政府以及驻对方的大使馆要起到桥梁的作用,帮助更多的本国企业了解并进入对方国家市场。当前,科技的发展确实给经济带来了巨大活力,让国家间的商贸往来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当然,现在的商贸往来并未发展到一个最完美的状态,因为仍然有很多贸易壁垒存在,这也说明了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在通过航运发展商业之前,丹麦的发展仅仅是依靠本国有限的资源,所以我们只能是靠勤奋努力保证自给自足。这使得丹麦成为了一个非常开放的国家,我们喜欢遨游世界,并在其中认识世界,增进自身的发展。如果你在全世界旅行,就会发现不论是喜马拉雅山上,还是南非,又或者是上海和厦门,总能发现丹麦人的身影。
在亚洲,我们看到了潜在的巨大合作契机。随着科技、创造力水平的提升,加上自身巨大的市场潜力,中国的国际地位愈加彰显,再加上中国政府正不遗余力的提升环保产业水平,我们看到了巨大的商业合作空间。比如丹麦很擅长设计制造风机,中国目前也确实需要这样的能力,让风电成为一个良性发展的产业。
在丹麦,我们总是鼓励工业设计者们将设计建立在产品的功能性上,保证设计出的产品体现出其环保和高性价比的优势,而不是成为一件华而不实的产品。我相信在未来,由科技主导的一系列解决人们日常生活中所遇问题的产品,将会成为我们和中国之间新经济关系中的关键。
当然,每个地方的人对不同的产品有不同的兴趣,我们在中国的工作之一就是找到中国各地区民众对哪些产品感兴趣,并把丹麦的设计理念、技术和产品带到那里去。我们对这一工作有着非常高的决心,打算将丹麦和中国之间的双边贸易以及我们在中国的投资都带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从目前的内部准备工作来看,丹麦驻华使馆以及一些贸易促进机构已经在上海、重庆、广州、香港等地建立分支机构。它们是为了将丹麦企业推介至全世界而设立,在我刚刚离开的美国也有这样的丹麦机构。
把中国当做第二故乡
《商务周刊》:近年来,特别是本轮危机之后,很多跨国公司都将中国视作自己的“第二故乡”,丹麦企业是否也有此打算?而在群雄逐鹿的中国市场上,相较于其他欧美公司,丹麦企业具有哪些比较优势?
裴德盛:中国确实是一个特殊的市场,尽管和丹麦本土远隔万里,但这个市场对我们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就像世界上其他跨国公司一样,那些走出海外的大型丹麦公司同样将中国市场当作了自己的第二故乡。另外,丹麦还有一些规模较小的跨国公司,他们目前可能还不具备将中国培养为其第一海外市场的实力,但据我所知,大部分这样的中小企业都希望在未来能够作为供应商或承包商在中国开展业务,并将这里作为重要市场。
我非常认同那些做出如此决定的丹麦企业,因为中国已经将极高的经济发展速度保持了很多年。我们鼓励那些有此志向的丹麦企业,并在政府层面为他们提供支持,但是作为一家有能力闯荡世界市场的企业,丹麦公司更应该凭借自身实力,努力将中国市场塑造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目前,已经有很多丹麦企业登陆中国,比如大家熟悉的维斯塔斯,它于1970年代开始制造风机,目前是世界最大的风机设备制造商。另外,丹麦的Danisco公司也是一家大型食品企业,现在大概占据了世界70%的市场份额,其业务不仅仅涉及谷物,还包括生物科学的众多领域,它们还将在2011年进军生物能源领域。另外,丹麦100多年前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当然现在我们的商业重心进行了转移,但即使现在科技发展迅猛,我们的就业人数里仍有很大一部分是服务于农业的,并且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经验老到的人,这极大地促进了丹麦的农产品出口。这些质量一流的农产品目前已经进入了美国、中东和欧洲市场,在未来我们希望这些来自丹麦的农产品也能进入中国,并为中国提升农业生产力做出贡献。
像这样的丹麦企业还有很多,涉足的领域也是五花八门,但它们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没有一个像GE那样,业务遍及数个领域,而是一直坚守在自己的领域里,围绕自己的核心业务发展,并且很多都会成为这个领域里最大的企业。
丹麦的企业文化中重要的几点是让客户对企业有可靠、可信赖的印象,并坚守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产品也具有高质量、设计先进等特点,这些是丹麦企业在中国市场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就是因为这些优势,他们已经在欧洲市场获得了肯定,现在正长途跋涉来到中国,在这里继续体现自己的价值,为中国顾客带来世界一流水平的产品。如果深入的和丹麦企业接触,你就会发现他们都希望在中国成为最有价值的风机、物流、食品等领域的供应商。
我很高兴看到,中国政府正在不遗余力的创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与之相关的政策也都非常有执行力度,比如近期中国政府推出了一些鼓励外资企业进入节能、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的政策,而这些领域恰好是丹麦企业擅长的。我非常能理解中国政府这样做的初衷,从现在做起,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美好的生存环境,在保证高质量的生活水平的同时,还能让孩子们看到湖光山色、碧空如洗。丹麦企业能为此做出贡献,我感到非常荣幸。
一切设计、生产、发展都是为了提升现有的生活方式
《商务周刊》:哥本哈根大会于去年12月召开,并将气候问题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大会上做出了自愿性减排声明。但近期,为了实现“十一五”减排目标,很多地方出现了拉闸限电的极端作法。我们是否可以从“丹麦范本”中学到一些可行的减排办法?
裴德盛:尽管在人均资源禀赋上我们占有优势,但是对于如何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同时又不牺牲掉环境,是每个国家共同的博弈话题。
在丹麦,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共识,现实中最快获得高效生活的捷径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做好环保工作,也就是在生产的时候注意使用可再生能源,避免产生环境污染,而不是一意孤行的先发展经济再反过头来治理污染,后者造成的损失要大得多。
这些并不是纸上谈兵,而是我们用惨重代价换来的。我们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犯过大错误,我们希望中国能够在现阶段看到我们过去犯过的错,吸取我们的教训,不要重蹈覆辙,避免为收拾残局付出昂贵代价。
在丹麦,我们给排碳量高的能源定了很高的价格。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在丹麦买一部车的总费用要比其他国家高很多。这让人们认识到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节省能源,进而保护环境,是生活的一部分。每个人都在这些政策中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现在,哥本哈根37%的上班族都选择骑自行车上下班,因为这样更高效省时,还能节省能源、锻炼身体。
我们的税收体系除了对排碳能源消费起到抑制作用,也对其他相关能源产生了影响。大家在认识到传统化石能源对自己财富的“扼杀”之后,转而更加关注新兴的可再生能源,理由很简单,使用风能、太阳能等其他可再生能源的成本相对较低。
最近30年,我们和美国一样,经济实现了68%的增长,但与此同时我们的能源使用量没有增加,这证明经济增长和节能之间不存在负相关关系。现在,丹麦高效的节能减排实力不仅为我们省下了大笔预算开支,甚至成为了这个国家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
《商务周刊》:从《京都议定书》到哥本哈根大会,各国都已认可要为保护全球气候做出贡献,这其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合作是重要的一环,那么您认为发展中国家能够从发达国家那里得到哪些具体的帮助,比如环保技术的转让?
裴德盛: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在社会中确立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导向。其实要想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首要的核心任务就是民众选择正确的生活生存方式,比如尽量用自行车代替汽车。而后我们再为解决这些问题发展那些环保技术,以支持我们最初设定的生活方式。
形成一种生活方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首先,我们要认识到是不是真的存在“牺牲”,也就是说认清经济发展和保护全球气候之间是不是一种冲突。这样我们之后实施的税收体系才能制定有助于促进节能环保的合理价格。
就我目前的观察,中国的大部分民众可能还没有意识到,现在遭遇到的气候变化问题与我们过去的经济发展方式有关。我想中国正处在认识的阶段。中国政府已经下大力度实行了一系列支持可持续发展的政策,问题就在于政府将采取哪些措施让民众理解这些做法,民众又将有怎样的耐心去理解政策背后的深刻含义,并采取正确的执行办法。当然,我们和其他欧美国家都在这个问题上摸索了很长时间,我相信以中国政府的决心,一定可以找到一种属于自己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
今年,我的工作重心之一就是将丹麦的“Design to improve life”展览带到中国来,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我们做一切的设计、生产、发展,都是为了提升现有的生活方式,后者才是前进的目标。在这个展览上,中国的民众将看到来自丹麦的各种设计展示,其中的一些设计是与低碳社会相关的。
实际上,这个颇具外交手腕的老资格新大使展现给记者的第一面,更像是一名热情的丹麦政策和丹麦产品推介员。
9月27日,是裴德盛在中国正式走马上任的第27天。下午2点的暖阳透过落地窗印在大使官邸的墙上,照亮了一室北欧风情的精美家居。来见记者之前,裴德盛刚和中国的相关部门领导进行了两小时的交谈。“我们一直在聊丹麦的工业设计,你看这个小管子,它实际上是一个过滤装置,你可以通过它直接饮用地表水。这个设计已经在非洲、欧洲等地试用过了。”裴德盛一脸认真地告诉《商务周刊》。
一连串热情的介绍,让人一时有些头大,但在之后的采访中,裴德盛慢慢向记者阐明了他手里那些琳琅满目的小设计对于丹麦经济发展、居民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加强与中国的相关性
《商务周刊》:从您的简历可以看出,您有近30年的外交经验。来中国之前,您刚刚结束了在美国的5年任期。在您来看,中国与丹麦的关系近年来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变化?未来两国间将侧重于哪方面的合作?
裴德盛:众所周知,丹麦很早即涉足了国际贸易,我们在1616年就成立了丹麦东印度公司,通过海运和世界其他国家建立商贸关系。但备受瞩目的是,过去20年中,丹麦和中国之间的经济往来可以用“不寻常的加速度”来形容。在此期间,丹麦在能源、环保等领域的科学技术有了长足进步,这为丹麦和中国间的合作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工业设计、能源、农业、制药、节能环保等方面成为了丹麦和中国的主要合作领域。
今天早些时候与中国领导人会面时,我们将讨论的重点放在未来如何进一步加强丹麦和中国两国政府间的往来,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作为东方大国,拥有13亿人口,而丹麦地处北欧,只有550万人口,但两国间可以通过频繁的交往加深合作。从今年年初到9月,丹麦的食品与农业大臣、科技大臣以及环保大臣都相继来中国访问,与此同时,中国卫生部的领导也率代表团到访丹麦。从我的立场来看,本国经济发展以及和中国的政治相关性这两点是主导欧洲国家,比如丹麦与中国形成全新关系的关键因素。
在未来,我们将在环保领域进行密切的合作,因为我们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在精良的工业设计、能源合理利用等方面,而这些恰恰符合中国政府正在追寻的更加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合作其实就是互相学习,我们在带来技术的同时,也从中国汲取发展的灵感。中国历史久远、文化底蕴深厚,这里的绘画、纺织等技艺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商务周刊》:为了促进中国和丹麦两国之间的商业合作以及政府间交流,您是否已经为自己的新任期设定了一些工作计划?
裴德盛:今年是丹麦与中国建交60周年,我们很荣幸丹麦是欧洲大陆上最早一批认识到中国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国家之一。在和中国政府、中国社会加强交往的同时,我们非常希望看到两国在能源、环保、气候变化、食物安全、药品安全等领域有更进一步的合作。
如何做呢?两国政府以及驻对方的大使馆要起到桥梁的作用,帮助更多的本国企业了解并进入对方国家市场。当前,科技的发展确实给经济带来了巨大活力,让国家间的商贸往来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当然,现在的商贸往来并未发展到一个最完美的状态,因为仍然有很多贸易壁垒存在,这也说明了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在通过航运发展商业之前,丹麦的发展仅仅是依靠本国有限的资源,所以我们只能是靠勤奋努力保证自给自足。这使得丹麦成为了一个非常开放的国家,我们喜欢遨游世界,并在其中认识世界,增进自身的发展。如果你在全世界旅行,就会发现不论是喜马拉雅山上,还是南非,又或者是上海和厦门,总能发现丹麦人的身影。
在亚洲,我们看到了潜在的巨大合作契机。随着科技、创造力水平的提升,加上自身巨大的市场潜力,中国的国际地位愈加彰显,再加上中国政府正不遗余力的提升环保产业水平,我们看到了巨大的商业合作空间。比如丹麦很擅长设计制造风机,中国目前也确实需要这样的能力,让风电成为一个良性发展的产业。
在丹麦,我们总是鼓励工业设计者们将设计建立在产品的功能性上,保证设计出的产品体现出其环保和高性价比的优势,而不是成为一件华而不实的产品。我相信在未来,由科技主导的一系列解决人们日常生活中所遇问题的产品,将会成为我们和中国之间新经济关系中的关键。
当然,每个地方的人对不同的产品有不同的兴趣,我们在中国的工作之一就是找到中国各地区民众对哪些产品感兴趣,并把丹麦的设计理念、技术和产品带到那里去。我们对这一工作有着非常高的决心,打算将丹麦和中国之间的双边贸易以及我们在中国的投资都带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从目前的内部准备工作来看,丹麦驻华使馆以及一些贸易促进机构已经在上海、重庆、广州、香港等地建立分支机构。它们是为了将丹麦企业推介至全世界而设立,在我刚刚离开的美国也有这样的丹麦机构。
把中国当做第二故乡
《商务周刊》:近年来,特别是本轮危机之后,很多跨国公司都将中国视作自己的“第二故乡”,丹麦企业是否也有此打算?而在群雄逐鹿的中国市场上,相较于其他欧美公司,丹麦企业具有哪些比较优势?
裴德盛:中国确实是一个特殊的市场,尽管和丹麦本土远隔万里,但这个市场对我们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就像世界上其他跨国公司一样,那些走出海外的大型丹麦公司同样将中国市场当作了自己的第二故乡。另外,丹麦还有一些规模较小的跨国公司,他们目前可能还不具备将中国培养为其第一海外市场的实力,但据我所知,大部分这样的中小企业都希望在未来能够作为供应商或承包商在中国开展业务,并将这里作为重要市场。
我非常认同那些做出如此决定的丹麦企业,因为中国已经将极高的经济发展速度保持了很多年。我们鼓励那些有此志向的丹麦企业,并在政府层面为他们提供支持,但是作为一家有能力闯荡世界市场的企业,丹麦公司更应该凭借自身实力,努力将中国市场塑造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目前,已经有很多丹麦企业登陆中国,比如大家熟悉的维斯塔斯,它于1970年代开始制造风机,目前是世界最大的风机设备制造商。另外,丹麦的Danisco公司也是一家大型食品企业,现在大概占据了世界70%的市场份额,其业务不仅仅涉及谷物,还包括生物科学的众多领域,它们还将在2011年进军生物能源领域。另外,丹麦100多年前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当然现在我们的商业重心进行了转移,但即使现在科技发展迅猛,我们的就业人数里仍有很大一部分是服务于农业的,并且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经验老到的人,这极大地促进了丹麦的农产品出口。这些质量一流的农产品目前已经进入了美国、中东和欧洲市场,在未来我们希望这些来自丹麦的农产品也能进入中国,并为中国提升农业生产力做出贡献。
像这样的丹麦企业还有很多,涉足的领域也是五花八门,但它们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没有一个像GE那样,业务遍及数个领域,而是一直坚守在自己的领域里,围绕自己的核心业务发展,并且很多都会成为这个领域里最大的企业。
丹麦的企业文化中重要的几点是让客户对企业有可靠、可信赖的印象,并坚守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产品也具有高质量、设计先进等特点,这些是丹麦企业在中国市场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就是因为这些优势,他们已经在欧洲市场获得了肯定,现在正长途跋涉来到中国,在这里继续体现自己的价值,为中国顾客带来世界一流水平的产品。如果深入的和丹麦企业接触,你就会发现他们都希望在中国成为最有价值的风机、物流、食品等领域的供应商。
我很高兴看到,中国政府正在不遗余力的创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与之相关的政策也都非常有执行力度,比如近期中国政府推出了一些鼓励外资企业进入节能、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的政策,而这些领域恰好是丹麦企业擅长的。我非常能理解中国政府这样做的初衷,从现在做起,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美好的生存环境,在保证高质量的生活水平的同时,还能让孩子们看到湖光山色、碧空如洗。丹麦企业能为此做出贡献,我感到非常荣幸。
一切设计、生产、发展都是为了提升现有的生活方式
《商务周刊》:哥本哈根大会于去年12月召开,并将气候问题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大会上做出了自愿性减排声明。但近期,为了实现“十一五”减排目标,很多地方出现了拉闸限电的极端作法。我们是否可以从“丹麦范本”中学到一些可行的减排办法?
裴德盛:尽管在人均资源禀赋上我们占有优势,但是对于如何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同时又不牺牲掉环境,是每个国家共同的博弈话题。
在丹麦,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共识,现实中最快获得高效生活的捷径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做好环保工作,也就是在生产的时候注意使用可再生能源,避免产生环境污染,而不是一意孤行的先发展经济再反过头来治理污染,后者造成的损失要大得多。
这些并不是纸上谈兵,而是我们用惨重代价换来的。我们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犯过大错误,我们希望中国能够在现阶段看到我们过去犯过的错,吸取我们的教训,不要重蹈覆辙,避免为收拾残局付出昂贵代价。
在丹麦,我们给排碳量高的能源定了很高的价格。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在丹麦买一部车的总费用要比其他国家高很多。这让人们认识到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节省能源,进而保护环境,是生活的一部分。每个人都在这些政策中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现在,哥本哈根37%的上班族都选择骑自行车上下班,因为这样更高效省时,还能节省能源、锻炼身体。
我们的税收体系除了对排碳能源消费起到抑制作用,也对其他相关能源产生了影响。大家在认识到传统化石能源对自己财富的“扼杀”之后,转而更加关注新兴的可再生能源,理由很简单,使用风能、太阳能等其他可再生能源的成本相对较低。
最近30年,我们和美国一样,经济实现了68%的增长,但与此同时我们的能源使用量没有增加,这证明经济增长和节能之间不存在负相关关系。现在,丹麦高效的节能减排实力不仅为我们省下了大笔预算开支,甚至成为了这个国家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
《商务周刊》:从《京都议定书》到哥本哈根大会,各国都已认可要为保护全球气候做出贡献,这其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合作是重要的一环,那么您认为发展中国家能够从发达国家那里得到哪些具体的帮助,比如环保技术的转让?
裴德盛: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在社会中确立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导向。其实要想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首要的核心任务就是民众选择正确的生活生存方式,比如尽量用自行车代替汽车。而后我们再为解决这些问题发展那些环保技术,以支持我们最初设定的生活方式。
形成一种生活方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首先,我们要认识到是不是真的存在“牺牲”,也就是说认清经济发展和保护全球气候之间是不是一种冲突。这样我们之后实施的税收体系才能制定有助于促进节能环保的合理价格。
就我目前的观察,中国的大部分民众可能还没有意识到,现在遭遇到的气候变化问题与我们过去的经济发展方式有关。我想中国正处在认识的阶段。中国政府已经下大力度实行了一系列支持可持续发展的政策,问题就在于政府将采取哪些措施让民众理解这些做法,民众又将有怎样的耐心去理解政策背后的深刻含义,并采取正确的执行办法。当然,我们和其他欧美国家都在这个问题上摸索了很长时间,我相信以中国政府的决心,一定可以找到一种属于自己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
今年,我的工作重心之一就是将丹麦的“Design to improve life”展览带到中国来,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我们做一切的设计、生产、发展,都是为了提升现有的生活方式,后者才是前进的目标。在这个展览上,中国的民众将看到来自丹麦的各种设计展示,其中的一些设计是与低碳社会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