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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文盲 文化与文盲这两个词一直被社会各阶层广泛运用，且约定俗成地大众化地认为是相悖的、不能同时空存在于某个具体的对象的两个概念：有文化的人必定不是文盲，是文盲必定没有文化。
实际上，文化与文盲并非一对矛盾。文化应该是一个历史积淀。这个历史积淀是经验的，是人类一定时期内某种系列活动中大浪淘沙后凝结成的大家普遍接受的思考、意味甚至方式方法等的结晶体。文化有时是一种个人修养与另一种个人修养的交集或某个群体（民族）的生活习惯与生活方式的升华，甚至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存在于举手投足之间，并在二者的历史行进中不断得到补给或增减。但万事万物、举手投足并不就是文化。它既不能是具体的，也不会是抽象的。许多媒体、许多场合都有人不断提出如酒文化、茶文化、饮食文化、节日文化，甚至广场舞文化等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有一种说法：你这人没有文化、他是个文化人等等。这话可能就不一定准确、不一定科学，甚至完全让人费解、与文化的本真内涵相左的伪命题。“你这人没有文化”或“他是个文化人”，我想其本意应该是指“你”或“他”没什么知识甚至是没什么素质，或有一定知识、有一定素质，可没什么知识、没什么素质或有一定知识、有一定素质不等于没文化、有文化，有一定知识的人或有一定素质的人不一定代表其怎么样有文化。许多深通高、精、尖知识的人，却不一定知道某些所谓“繁文缛节”，或乡村习俗、街巷俚语。所谓“近水知鱼性，近山识鸟音”。其实说白一点，所谓“繁文缛节”、“街巷俚语”，甚至乡村习俗实际就是前文所述之文化。
文盲顾名思义是指不识字的成年人。因为“文”代表的应该是“文字”。“不识字”深究一点来说，我认为应该指两个方面：一是不能读出母语字的音，一是读出了这个音（世界上一些表音文字的国家特别是全音素文字，只要了解最起码的发音规则，就能读出其发音，进而通过语音来理解文字的意思。所以使用这类文字的国家很少有通常意义上的文盲），却不知其义，也就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实际就涉及到了“文盲”这一词。汉字经过千年的运行、变迁、发展、积淀，形成了丰富的宝贵财富。我们今天所用汉字及其意义不过冰山一角。当然，即使是这冰山一角也是浩瀚的，足已让我们耗尽一生也无法探底，并因而形成一种前文所述之文化。如果把它叫做“字文化”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字文化”与“文盲”仍然不是相对立的。因为“字文化”仍然是一种文化。不识字不一定等于不知“字文化”。当然“字文化”不能属于某一个单纯的字，正如文化不能只属于具休的某一个人。
上个世纪的农村，不识字的人很多。所以通常意义上的文盲也就大多在此。他们“先天不足”。我因而认为文盲的意义也应该到此为止。之所以说到此为止，是因为他们这些“先天不足”，也仅仅是我前文所述之第一方面“读不出字的音”，而与其他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必然联系。甚至在其他方面他们有“巧夺天工”之妙，有神来之笔！比如挑花，比如刺绣，比如劳动号子……需要说明一点，我无意为“文盲”翻案。“文盲”当然是要不得的，作为一个优秀的民族，也不應该再生长出新的文盲。
文化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是一片永远都“正在生长”的大森林。人类通过自己的行为或生活的方式方法这条补给线不断向文化这座森林输送营养，文化因而枝繁叶茂。文化在枝繁叶茂的同时，当然总会有年深月久的叶片递进或递退式沉静，沉静过后有的叶片会变黄变枯，然后完全脱落，走向沉寂。沉寂不是死亡。文化这片大森林的叶片不会腐烂，它具有唤醒装置。人类在适当的时候一定能通过这个唤醒装置唤醒它，在其忘川为其构建“回路系统”，找到“沉寂的那部分”，并“自将红烛上楼看”（唐·王涯），享受“灯火阑珊”的美妙。
文化没有对立面。它虽然挂一漏万，但它不仅在其生长之初就具有无限的包容性，且其生长的土地就属生长“文盲”（人）的土地——也就是说文盲（人）先于文化而存在。即先有文盲（人），而后有文化，并形成了文字──文化应该早于文字。但作为整体的文化系统来说，有早有迟。因而文化只有漏掉的部分，而没有拒绝的部分。从这方面讲，文盲（人）应该是文化的一部分，是文化的根，即逻辑出发点。也就是说文盲（人）的成长及其过程产生了文化。但文化一旦被产生，它便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存在。但“人体是动力系统，他不仅接受来自外界的文化要素，而且还作用于它”（《文化科学》怀特著）。正因为有了这个“作用”，才有文化的不断成长、茂盛。实际上，有了文化的不断成长、茂盛，才有了文盲（人）逐渐不再文盲。据此，上述“你这人没有文化、他是个文化人”等等陈述应该具体更正为“你这人不懂某某文化、他是个懂某某文化的人”如此等等。
文化 知识 文化与知识虽然有缘，却不完全同源。知识既存在于文化之中，也存在于文化之外。在其中时，有时浑然一体，有时却是“三千溺水，仅取一瓢饮”。在其外时，却泾渭分明，各唱各的调。
知识的被掌握应该晚于文化──之所以说被掌握，是因为知识是一种客观存在，是“非人类的”。但只有进入文明社会之后，知识才逐一并将继续被人类掌握，才有机会被“还原”。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甚至人类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前即前文明时期，世界就有了文化雏形。而知识的被掌握应该是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的事。柏拉图认为：一条陈述能称得上是知识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它一定是被验证过的，正确的，而且是被人们相信的。这也吻合了我前述之观点：有了人才有了文化，有了人才有了知识。从大体上来讲，知识是理性的，文化是感性的。这种感性是以行动为导向，这个行动指的是某种具体的系列活动。在一定层面上，它不是逻辑的、思考的。也就是说逻辑的、思考的，就应该属于知识的。但是，我们仍然不能据此认定文化就是非逻辑的、非思考的。属于文化的逻辑与思考具有一定的层面性。超出一定的层面之后，它就不再属于文化。而应该属于知识。
知识以物为本，文化以人为本。当然，“以物为本”的知识必然要通过人。因为，有且只有通过人才能实现其“以物为本”之“本”。 从汉字的字面来看，“知”，字从矢从口，矢亦声。“矢”指“射箭”，“口”指“说话”。因而其本义是指说的很准（一语中的）。“识”，繁体从言从戠，戠亦声。“戠”字从音从戈，指古代军队的方阵操练。“音”指教官口令声（包括号令军阵进退的鼓声、军人喊杀声），“戈”指武器。随着教官指令，军阵会出现整体的前退及参演人员整齐划一的动作所形成的各种图形。 因此，“戠”字本义就是“规则图形及其变换”。凡从“戠”之字皆此义。例如“织”就是在布匹制造过程中加入图案，使其成花布。综上所述，“识”的本义是用语言描述图案的形状和细节。 引申为区别、辨别等。
培根认为，“全部对自然的解释由感觉开始，由感官的知觉沿着一条径直的、有规则的、谨慎的道路达到理智的知觉”（培根《新工具》）。这种“径直的、有规则的、谨慎的道路”就是知识获取的道路。这也就验证了，知识是经验的结果。那么，什么是经验？洛克认为，感觉和反省是我们获得全部知识的两个源泉。经验来源于经历、体验。有人认为经历、体验与经验是同义词，也就是说经历、体验等同于经验。这应该是不准确的。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某人吃了一颗变质的葡萄，发现它是苦的。这是经历、是体验。当某人再次看见同样的葡萄的时候，他就知道这样的葡萄是苦的、变了质的。这就是经验。实际上，经历、体验要成为经验必须经过多次多轮的思考、提升、转换才能成为经验（比如变质的葡萄之苦）。回到洛克的话，其所谓“感觉和反省”实际就是经历、体验。经历了便是感觉了，体验了便是反省了。
知识是经验的结果。但经验不能等同于知识，经验只是知识的原材料。有了经验，人类就有了一条正确的通往知识的通道，类似于“准女婿”行列。这条通道有长有短，有曲有直，有宽有窄，甚至有风有雨，甚至“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北宋·林逋）
经验这个“准女婿”要修成正果，必须经过“严刑拷打”。这种“严刑拷打”有切割、有焊接、有粉碎、有粘合，有物理的、有化学的。但它并非“刑讯逼供”。因为“刑讯逼供”可能导致“冤假错案”。经验总是有着非同寻常的“韧性”，必须循循善诱、持续不断地对其进行“抽丝剥茧”，方能找到其十分隐秘的“藏身之处”。
文化与知识并非孪生兄妹，严格来说只能算是两个血亲关系中的叔侄。之所以是叔侄关系，证明文化在前，知识在后，知识中有文化的基因，文化中也有知识的因子。这个基因或因子实际并不是它们的交集。它们仍然处在两个维度上。当然，这样的两个维度并非一定相左。文化具有疏朗性，向着疏朗的维度运动，而知识总是缜密的，密不透风地完成其不可辩驳的一生。
文化 诗歌 文化是诗歌的一部分。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诗歌展现了文化的一部分。许多文化本身就是一首优美的诗歌，而许多诗歌反应了许多文化。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诗经》。其许多篇章记载的直接就是一种文化，《关雎》、《伐檀》、《子衿》、《绸缪》等等。外国的一些史诗如《荷马史诗》也是如此。
文化是诗歌的一个重要来源或渠道。正如前文所述，文化是人类一定时期内某种系列活动中大浪淘沙后凝结成的大家普遍接受的思考、意味甚至方式方法等的結晶体。这种思考、意味甚至方式方法等的结晶体通过诗人的思考后，形成新的结晶体。这个新的结晶体就是诗歌。我个人同意“诗歌是文化的镜像”这样一个观点。这个观点表明，诗歌总是照映着文化，是文化的缩影、投影抑或剪影。这个缩影、投影抑或剪影从方方面面折射开去，同时，方方面面也向其集中投射进来。这些文本的折射与投射无一例外都是一种文化──某个时代的某个群体的文化。我们同时也可以认为，诗歌是文化的一种审美激活，既深深插入文化的内部，在文化那里通过自己四通八达的根系源源不断地吸起养料，又依靠这些养料，生长自己的枝叶，这些枝叶或盎然地旁逸斜出，或勃勃的直插天空。零度写作、反抒情、先锋诗、知识分子写作等等，即便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即便是里尔克的作品、博尔赫斯的作品、布罗茨基的作品，也仍然是文化的一部分，或者它们本身就是从其本民族的某种文化中渗透出来。“根据地写作”、“故乡写作”等写作主张、观点实际也都是文化在“作祟”。
诗歌除了是“文化的镜像”之外，重要的一点，我认为，它是文化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资本论》的核心概念之一。而这个核心概念是马克思在阅读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著作时“诊断”所得。这个“诊断”的结果在“结果”之前被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著作深深掩盖──所谓掩盖就是已经存在。而这个掩盖的后果，导致“剩余价值”没能以应有的存在形式而存在。马克思通过自己的“症候阅读”恢复了它应有的存在形式，“恢复了另一些术语所掩盖的未出现的术语。他把掩盖未出现的术语的另一些术语翻译出来，恢复了它们省略的内容，说出了这些术语没有表示出来的东西。”（路易·阿尔都塞《读〈资本论〉》）
所谓“症候阅读”是指无论怎样成功的理论还是文学的文本，总是隐含着某些缺失──这种缺失，当然与文本高下无涉。它表现为某个方面的沉默、脱节和疏漏。这个缺失的原因正如道路的分支，作者总只能沿着某一条道路行走，而将其不知不觉生长出来的另一部分“暂时”性关闭式疏漏。“症候阅读”实际就是开启这些被“暂时”性关闭式疏漏的道路。从这些“症候”入手，去发现更为宽广、更加风景秀丽的道路，解读文本背后所“沉默、脱节和疏漏”的东西，使之公之于众。
文化的“剩余价值”一旦表现为诗歌，必将导致诗歌很快、多形式地摆脱某个具体文化这个具象，而“放情林壑，与琴酒自适，纵烟霞而独往”（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甚至“神游八极，羽化而登仙”。当然，“神游八极”后的诗歌也仍然会出现“症候”，仍然有“沉默、脱节和疏漏”的现象发生──我们阅读诗歌实际进行的就是“症候阅读”。正如马舍雷所说，任何作品都隐含着一个有待释放的意义，作品的文字往往只是动人却又具有欺骗性的面具，作品的意义就包裹在其中。当然，马舍雷所说任何作品应该是指成功的作品，而非其他。这个“欺骗性的面具”需要我们通过“症候阅读”去发掘、去披露。这同样也是文本应该具有的“剩余价值”。 一部优秀的作品或一首优秀的诗歌，主要的不是看它文本所表现的“价值”，而是要看它的“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在文本中是意味深长的沉默，它蹲守在文本的空白与间隙之处。这个“剩余价值”的最终价值仍然是文化的，是文化的投射，是文化在事物秩序上的“精准的一瞥”。这个“精准的一瞥”类似于晋代画家宗炳之所谓“澄怀观道”。 宗白华认为澄怀观道是“人类最高的精神活动，艺术境界与哲理境界，是最自由最充沛的深心的自我。这充沛的自我，真力弥满，万象在旁”。（ 宗白华《美学散步》）
文化成为诗歌后，实际又返过来溢美、丰满了文化。没有一部流传至今的《诗经》，我们就很难知道我们的祖先那些绚丽多彩的殉葬、天文、灾异、农耕文化，那些栩栩如生的场景哺育了多少学子书童，照亮了多少能人雅士的漫漫岁月！
知识 诗歌 诗歌界一直有知识分子写作一说。知识分子与写作并置一方面表明了一个态度。这个态度表明：这个“写作”是由知识分子来进行。另一方面也亮明了一个身份。这个身份亮明：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写作者，而是一个特殊群体──“知识分子”。当然，不从事“知识分子写作”不等于不是知识分子，或者从事“知识分子写作”不等于就一定必须是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程光炜把知识分子写作提升到写作的根本性高度，他在《不知所终的旅行——九十年代诗歌综论》（《山花》1997年11期）中写道“写作者首先是一个具有独立见解和立场的知识分子，其次才是一个诗人。”此话表明从事知识分子写作是一个“具有独立见解和立场”的群体。欧阳江河在《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花城》1994年5期）一文中进一步阐明“我所说的知识分子诗人有两层意思：一是说明我们的写作已带有工作和专业的性质；二是说明我们的身份是典型的边缘人身份，不仅在社会阶层中，而且在知识分子阶层中我们也是边缘人。”
知识分子写作将知识与诗歌或远或近地连在了一起。知识在大众化的眼中，历来被认为是在某个领域具有某種独到的精密性和不可辩驳性，也就是程光炜及其欧阳江河们所倡导的“具有独立见解和立场”及“专业性质”。知识与诗歌是一对无论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有着相当多的交集的概念。许多知识，即便是自然科学知识也能入诗，“量子纠缠”一般成为诗歌的一部分，而诗歌本身也就是知识的一部分，起码是一种领域内的一种知识。正如臧棣所说，“在范式的意义上，诗歌仍然是一种知识，它涉及的是人的想象和感觉的语言化”（《诗探索》1999 年4期《当代诗歌中的知识分子写作》）。因此，诗歌应该是独立于科学（自然科学）、历史、经济、政治、哲学等知识形态以外的一种知识。
当然，知识与诗歌在某种程度上实际又是一对矛盾，有时甚至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知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不可避免地要进行具体说理，并有理有据、刨根问底地通过逻辑归纳、推理达到彼岸，实现目标。这种只见躯干不见枝蔓、寡淡而无味甚至是“无情无义”的逻辑推理导致其难以入诗。诗缘情、诗言志。自诗歌诞生的那一刻起，它就是情的衍生物及其载体。“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哪一个字不饱含深情？“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是事可可。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犹压香衾卧”（柳永《定风波·自春来》）哪一处不是伤心处、不是情感四溅呢？不论是英雄主义，还是浪漫主义，不论是牧歌还是颂歌，即便是波特莱尔的“忍住呕吐”式的炼狱也仍然是“情”的存在、“情”的演练。当然这种“情”是通常情况下的那种“情”的“变体”或“异化”。
文学就是意味（沈天鸿语）。诗歌当然不例外。怎样产生并鉴别出这个意味的“味”？味既历久弥香，又久存变质。因而它只能由味蕾来识别。无论是让人回味无穷的高汤，还是“丰满峭拔”的麻辣，这个“味”都浓烈地渗透到了每一叶片的每一叶脉，让我们不断去品、去回肠荡气。这个不断去品、去回肠荡气的东西就是存在于诗中的炙热的“情”── “忍住呕吐”式的冷抒情或反抒情，其“冷”与“反”的也仍然是一种“情”。冷抒情或反抒情不等于不要“情”。它只是通过“冷”与“反”的处理方式进行情感的思考，并通过思考将其“宣泄”渗透出来。之所以能让我们不断去“品”，是因为它里面蔓延着一种独一无二的精神个体，进行的是一种个体的有别于其它任何味道的思考。这个味道能给读者带来全身心的审美愉悦或米勒“你带手绢了吗”式的情感体验。
知识则与此相异。知识是冷寂的，它一定不是情感的衍生物。如果硬要说知识特别是自然知识里面渗透着某种情感，那它也仅存在于人类对知识的执着的探求精神之中，而非知识本身。知识无论如何遵循并遵守的是普遍原则。它对经验进行总体把握，对数据进行总体统计与分析。知识是一棵除去了几乎所有枝叶的大树，它只有躯干，直挺挺地伸向天空或深入大地。但它仍然健硕。只有等我们摇晃或翘望它的时候，才感觉到它是活的，并真实地存在、影响着我们。
回到前文所述知识分子写作。知识分子写作不等于是用某种专业知识来进行写作，也不等于专家写作或学者写作。知识契入诗歌必须审慎地找到知识与诗歌可能结合的临界点，在这个点上进行光和作用，实行光芒四射的叙述。这个光芒四射的叙述实际就是让知识这棵只有躯干没有枝叶的大树在光和作用下长出碧绿的叶片。否则，诗之文本将成为某种科普文或说明文，或者干脆就成了某一哲学及其解构。
知识不可避免具有思辨性。也正是因为这一点，知识入诗才有了无限可能性。而思辨性同时又具有两重性：一是逻辑推理，一是灵动闪亮。诗人只有将思辨性的逻辑推理打碎、断裂、瓦解、切割。这种打碎应该是“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吕氏春秋·诚廉》）式的打碎。只有这样，才能让它的“灵动闪亮”浮出水面，从而实现知识的诗性转身，使诗歌不断充满生机与活力，步入“非此不可”的诗性轨道。
实际上，文化与文盲并非一对矛盾。文化应该是一个历史积淀。这个历史积淀是经验的，是人类一定时期内某种系列活动中大浪淘沙后凝结成的大家普遍接受的思考、意味甚至方式方法等的结晶体。文化有时是一种个人修养与另一种个人修养的交集或某个群体（民族）的生活习惯与生活方式的升华，甚至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存在于举手投足之间，并在二者的历史行进中不断得到补给或增减。但万事万物、举手投足并不就是文化。它既不能是具体的，也不会是抽象的。许多媒体、许多场合都有人不断提出如酒文化、茶文化、饮食文化、节日文化，甚至广场舞文化等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有一种说法：你这人没有文化、他是个文化人等等。这话可能就不一定准确、不一定科学，甚至完全让人费解、与文化的本真内涵相左的伪命题。“你这人没有文化”或“他是个文化人”，我想其本意应该是指“你”或“他”没什么知识甚至是没什么素质，或有一定知识、有一定素质，可没什么知识、没什么素质或有一定知识、有一定素质不等于没文化、有文化，有一定知识的人或有一定素质的人不一定代表其怎么样有文化。许多深通高、精、尖知识的人，却不一定知道某些所谓“繁文缛节”，或乡村习俗、街巷俚语。所谓“近水知鱼性，近山识鸟音”。其实说白一点，所谓“繁文缛节”、“街巷俚语”，甚至乡村习俗实际就是前文所述之文化。
文盲顾名思义是指不识字的成年人。因为“文”代表的应该是“文字”。“不识字”深究一点来说，我认为应该指两个方面：一是不能读出母语字的音，一是读出了这个音（世界上一些表音文字的国家特别是全音素文字，只要了解最起码的发音规则，就能读出其发音，进而通过语音来理解文字的意思。所以使用这类文字的国家很少有通常意义上的文盲），却不知其义，也就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实际就涉及到了“文盲”这一词。汉字经过千年的运行、变迁、发展、积淀，形成了丰富的宝贵财富。我们今天所用汉字及其意义不过冰山一角。当然，即使是这冰山一角也是浩瀚的，足已让我们耗尽一生也无法探底，并因而形成一种前文所述之文化。如果把它叫做“字文化”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字文化”与“文盲”仍然不是相对立的。因为“字文化”仍然是一种文化。不识字不一定等于不知“字文化”。当然“字文化”不能属于某一个单纯的字，正如文化不能只属于具休的某一个人。
上个世纪的农村，不识字的人很多。所以通常意义上的文盲也就大多在此。他们“先天不足”。我因而认为文盲的意义也应该到此为止。之所以说到此为止，是因为他们这些“先天不足”，也仅仅是我前文所述之第一方面“读不出字的音”，而与其他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必然联系。甚至在其他方面他们有“巧夺天工”之妙，有神来之笔！比如挑花，比如刺绣，比如劳动号子……需要说明一点，我无意为“文盲”翻案。“文盲”当然是要不得的，作为一个优秀的民族，也不應该再生长出新的文盲。
文化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是一片永远都“正在生长”的大森林。人类通过自己的行为或生活的方式方法这条补给线不断向文化这座森林输送营养，文化因而枝繁叶茂。文化在枝繁叶茂的同时，当然总会有年深月久的叶片递进或递退式沉静，沉静过后有的叶片会变黄变枯，然后完全脱落，走向沉寂。沉寂不是死亡。文化这片大森林的叶片不会腐烂，它具有唤醒装置。人类在适当的时候一定能通过这个唤醒装置唤醒它，在其忘川为其构建“回路系统”，找到“沉寂的那部分”，并“自将红烛上楼看”（唐·王涯），享受“灯火阑珊”的美妙。
文化没有对立面。它虽然挂一漏万，但它不仅在其生长之初就具有无限的包容性，且其生长的土地就属生长“文盲”（人）的土地——也就是说文盲（人）先于文化而存在。即先有文盲（人），而后有文化，并形成了文字──文化应该早于文字。但作为整体的文化系统来说，有早有迟。因而文化只有漏掉的部分，而没有拒绝的部分。从这方面讲，文盲（人）应该是文化的一部分，是文化的根，即逻辑出发点。也就是说文盲（人）的成长及其过程产生了文化。但文化一旦被产生，它便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存在。但“人体是动力系统，他不仅接受来自外界的文化要素，而且还作用于它”（《文化科学》怀特著）。正因为有了这个“作用”，才有文化的不断成长、茂盛。实际上，有了文化的不断成长、茂盛，才有了文盲（人）逐渐不再文盲。据此，上述“你这人没有文化、他是个文化人”等等陈述应该具体更正为“你这人不懂某某文化、他是个懂某某文化的人”如此等等。
文化 知识 文化与知识虽然有缘，却不完全同源。知识既存在于文化之中，也存在于文化之外。在其中时，有时浑然一体，有时却是“三千溺水，仅取一瓢饮”。在其外时，却泾渭分明，各唱各的调。
知识的被掌握应该晚于文化──之所以说被掌握，是因为知识是一种客观存在，是“非人类的”。但只有进入文明社会之后，知识才逐一并将继续被人类掌握，才有机会被“还原”。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甚至人类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前即前文明时期，世界就有了文化雏形。而知识的被掌握应该是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的事。柏拉图认为：一条陈述能称得上是知识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它一定是被验证过的，正确的，而且是被人们相信的。这也吻合了我前述之观点：有了人才有了文化，有了人才有了知识。从大体上来讲，知识是理性的，文化是感性的。这种感性是以行动为导向，这个行动指的是某种具体的系列活动。在一定层面上，它不是逻辑的、思考的。也就是说逻辑的、思考的，就应该属于知识的。但是，我们仍然不能据此认定文化就是非逻辑的、非思考的。属于文化的逻辑与思考具有一定的层面性。超出一定的层面之后，它就不再属于文化。而应该属于知识。
知识以物为本，文化以人为本。当然，“以物为本”的知识必然要通过人。因为，有且只有通过人才能实现其“以物为本”之“本”。 从汉字的字面来看，“知”，字从矢从口，矢亦声。“矢”指“射箭”，“口”指“说话”。因而其本义是指说的很准（一语中的）。“识”，繁体从言从戠，戠亦声。“戠”字从音从戈，指古代军队的方阵操练。“音”指教官口令声（包括号令军阵进退的鼓声、军人喊杀声），“戈”指武器。随着教官指令，军阵会出现整体的前退及参演人员整齐划一的动作所形成的各种图形。 因此，“戠”字本义就是“规则图形及其变换”。凡从“戠”之字皆此义。例如“织”就是在布匹制造过程中加入图案，使其成花布。综上所述，“识”的本义是用语言描述图案的形状和细节。 引申为区别、辨别等。
培根认为，“全部对自然的解释由感觉开始，由感官的知觉沿着一条径直的、有规则的、谨慎的道路达到理智的知觉”（培根《新工具》）。这种“径直的、有规则的、谨慎的道路”就是知识获取的道路。这也就验证了，知识是经验的结果。那么，什么是经验？洛克认为，感觉和反省是我们获得全部知识的两个源泉。经验来源于经历、体验。有人认为经历、体验与经验是同义词，也就是说经历、体验等同于经验。这应该是不准确的。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某人吃了一颗变质的葡萄，发现它是苦的。这是经历、是体验。当某人再次看见同样的葡萄的时候，他就知道这样的葡萄是苦的、变了质的。这就是经验。实际上，经历、体验要成为经验必须经过多次多轮的思考、提升、转换才能成为经验（比如变质的葡萄之苦）。回到洛克的话，其所谓“感觉和反省”实际就是经历、体验。经历了便是感觉了，体验了便是反省了。
知识是经验的结果。但经验不能等同于知识，经验只是知识的原材料。有了经验，人类就有了一条正确的通往知识的通道，类似于“准女婿”行列。这条通道有长有短，有曲有直，有宽有窄，甚至有风有雨，甚至“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北宋·林逋）
经验这个“准女婿”要修成正果，必须经过“严刑拷打”。这种“严刑拷打”有切割、有焊接、有粉碎、有粘合，有物理的、有化学的。但它并非“刑讯逼供”。因为“刑讯逼供”可能导致“冤假错案”。经验总是有着非同寻常的“韧性”，必须循循善诱、持续不断地对其进行“抽丝剥茧”，方能找到其十分隐秘的“藏身之处”。
文化与知识并非孪生兄妹，严格来说只能算是两个血亲关系中的叔侄。之所以是叔侄关系，证明文化在前，知识在后，知识中有文化的基因，文化中也有知识的因子。这个基因或因子实际并不是它们的交集。它们仍然处在两个维度上。当然，这样的两个维度并非一定相左。文化具有疏朗性，向着疏朗的维度运动，而知识总是缜密的，密不透风地完成其不可辩驳的一生。
文化 诗歌 文化是诗歌的一部分。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诗歌展现了文化的一部分。许多文化本身就是一首优美的诗歌，而许多诗歌反应了许多文化。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诗经》。其许多篇章记载的直接就是一种文化，《关雎》、《伐檀》、《子衿》、《绸缪》等等。外国的一些史诗如《荷马史诗》也是如此。
文化是诗歌的一个重要来源或渠道。正如前文所述，文化是人类一定时期内某种系列活动中大浪淘沙后凝结成的大家普遍接受的思考、意味甚至方式方法等的結晶体。这种思考、意味甚至方式方法等的结晶体通过诗人的思考后，形成新的结晶体。这个新的结晶体就是诗歌。我个人同意“诗歌是文化的镜像”这样一个观点。这个观点表明，诗歌总是照映着文化，是文化的缩影、投影抑或剪影。这个缩影、投影抑或剪影从方方面面折射开去，同时，方方面面也向其集中投射进来。这些文本的折射与投射无一例外都是一种文化──某个时代的某个群体的文化。我们同时也可以认为，诗歌是文化的一种审美激活，既深深插入文化的内部，在文化那里通过自己四通八达的根系源源不断地吸起养料，又依靠这些养料，生长自己的枝叶，这些枝叶或盎然地旁逸斜出，或勃勃的直插天空。零度写作、反抒情、先锋诗、知识分子写作等等，即便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即便是里尔克的作品、博尔赫斯的作品、布罗茨基的作品，也仍然是文化的一部分，或者它们本身就是从其本民族的某种文化中渗透出来。“根据地写作”、“故乡写作”等写作主张、观点实际也都是文化在“作祟”。
诗歌除了是“文化的镜像”之外，重要的一点，我认为，它是文化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资本论》的核心概念之一。而这个核心概念是马克思在阅读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著作时“诊断”所得。这个“诊断”的结果在“结果”之前被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著作深深掩盖──所谓掩盖就是已经存在。而这个掩盖的后果，导致“剩余价值”没能以应有的存在形式而存在。马克思通过自己的“症候阅读”恢复了它应有的存在形式，“恢复了另一些术语所掩盖的未出现的术语。他把掩盖未出现的术语的另一些术语翻译出来，恢复了它们省略的内容，说出了这些术语没有表示出来的东西。”（路易·阿尔都塞《读〈资本论〉》）
所谓“症候阅读”是指无论怎样成功的理论还是文学的文本，总是隐含着某些缺失──这种缺失，当然与文本高下无涉。它表现为某个方面的沉默、脱节和疏漏。这个缺失的原因正如道路的分支，作者总只能沿着某一条道路行走，而将其不知不觉生长出来的另一部分“暂时”性关闭式疏漏。“症候阅读”实际就是开启这些被“暂时”性关闭式疏漏的道路。从这些“症候”入手，去发现更为宽广、更加风景秀丽的道路，解读文本背后所“沉默、脱节和疏漏”的东西，使之公之于众。
文化的“剩余价值”一旦表现为诗歌，必将导致诗歌很快、多形式地摆脱某个具体文化这个具象，而“放情林壑，与琴酒自适，纵烟霞而独往”（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甚至“神游八极，羽化而登仙”。当然，“神游八极”后的诗歌也仍然会出现“症候”，仍然有“沉默、脱节和疏漏”的现象发生──我们阅读诗歌实际进行的就是“症候阅读”。正如马舍雷所说，任何作品都隐含着一个有待释放的意义，作品的文字往往只是动人却又具有欺骗性的面具，作品的意义就包裹在其中。当然，马舍雷所说任何作品应该是指成功的作品，而非其他。这个“欺骗性的面具”需要我们通过“症候阅读”去发掘、去披露。这同样也是文本应该具有的“剩余价值”。 一部优秀的作品或一首优秀的诗歌，主要的不是看它文本所表现的“价值”，而是要看它的“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在文本中是意味深长的沉默，它蹲守在文本的空白与间隙之处。这个“剩余价值”的最终价值仍然是文化的，是文化的投射，是文化在事物秩序上的“精准的一瞥”。这个“精准的一瞥”类似于晋代画家宗炳之所谓“澄怀观道”。 宗白华认为澄怀观道是“人类最高的精神活动，艺术境界与哲理境界，是最自由最充沛的深心的自我。这充沛的自我，真力弥满，万象在旁”。（ 宗白华《美学散步》）
文化成为诗歌后，实际又返过来溢美、丰满了文化。没有一部流传至今的《诗经》，我们就很难知道我们的祖先那些绚丽多彩的殉葬、天文、灾异、农耕文化，那些栩栩如生的场景哺育了多少学子书童，照亮了多少能人雅士的漫漫岁月！
知识 诗歌 诗歌界一直有知识分子写作一说。知识分子与写作并置一方面表明了一个态度。这个态度表明：这个“写作”是由知识分子来进行。另一方面也亮明了一个身份。这个身份亮明：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写作者，而是一个特殊群体──“知识分子”。当然，不从事“知识分子写作”不等于不是知识分子，或者从事“知识分子写作”不等于就一定必须是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程光炜把知识分子写作提升到写作的根本性高度，他在《不知所终的旅行——九十年代诗歌综论》（《山花》1997年11期）中写道“写作者首先是一个具有独立见解和立场的知识分子，其次才是一个诗人。”此话表明从事知识分子写作是一个“具有独立见解和立场”的群体。欧阳江河在《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花城》1994年5期）一文中进一步阐明“我所说的知识分子诗人有两层意思：一是说明我们的写作已带有工作和专业的性质；二是说明我们的身份是典型的边缘人身份，不仅在社会阶层中，而且在知识分子阶层中我们也是边缘人。”
知识分子写作将知识与诗歌或远或近地连在了一起。知识在大众化的眼中，历来被认为是在某个领域具有某種独到的精密性和不可辩驳性，也就是程光炜及其欧阳江河们所倡导的“具有独立见解和立场”及“专业性质”。知识与诗歌是一对无论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有着相当多的交集的概念。许多知识，即便是自然科学知识也能入诗，“量子纠缠”一般成为诗歌的一部分，而诗歌本身也就是知识的一部分，起码是一种领域内的一种知识。正如臧棣所说，“在范式的意义上，诗歌仍然是一种知识，它涉及的是人的想象和感觉的语言化”（《诗探索》1999 年4期《当代诗歌中的知识分子写作》）。因此，诗歌应该是独立于科学（自然科学）、历史、经济、政治、哲学等知识形态以外的一种知识。
当然，知识与诗歌在某种程度上实际又是一对矛盾，有时甚至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知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不可避免地要进行具体说理，并有理有据、刨根问底地通过逻辑归纳、推理达到彼岸，实现目标。这种只见躯干不见枝蔓、寡淡而无味甚至是“无情无义”的逻辑推理导致其难以入诗。诗缘情、诗言志。自诗歌诞生的那一刻起，它就是情的衍生物及其载体。“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哪一个字不饱含深情？“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是事可可。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犹压香衾卧”（柳永《定风波·自春来》）哪一处不是伤心处、不是情感四溅呢？不论是英雄主义，还是浪漫主义，不论是牧歌还是颂歌，即便是波特莱尔的“忍住呕吐”式的炼狱也仍然是“情”的存在、“情”的演练。当然这种“情”是通常情况下的那种“情”的“变体”或“异化”。
文学就是意味（沈天鸿语）。诗歌当然不例外。怎样产生并鉴别出这个意味的“味”？味既历久弥香，又久存变质。因而它只能由味蕾来识别。无论是让人回味无穷的高汤，还是“丰满峭拔”的麻辣，这个“味”都浓烈地渗透到了每一叶片的每一叶脉，让我们不断去品、去回肠荡气。这个不断去品、去回肠荡气的东西就是存在于诗中的炙热的“情”── “忍住呕吐”式的冷抒情或反抒情，其“冷”与“反”的也仍然是一种“情”。冷抒情或反抒情不等于不要“情”。它只是通过“冷”与“反”的处理方式进行情感的思考，并通过思考将其“宣泄”渗透出来。之所以能让我们不断去“品”，是因为它里面蔓延着一种独一无二的精神个体，进行的是一种个体的有别于其它任何味道的思考。这个味道能给读者带来全身心的审美愉悦或米勒“你带手绢了吗”式的情感体验。
知识则与此相异。知识是冷寂的，它一定不是情感的衍生物。如果硬要说知识特别是自然知识里面渗透着某种情感，那它也仅存在于人类对知识的执着的探求精神之中，而非知识本身。知识无论如何遵循并遵守的是普遍原则。它对经验进行总体把握，对数据进行总体统计与分析。知识是一棵除去了几乎所有枝叶的大树，它只有躯干，直挺挺地伸向天空或深入大地。但它仍然健硕。只有等我们摇晃或翘望它的时候，才感觉到它是活的，并真实地存在、影响着我们。
回到前文所述知识分子写作。知识分子写作不等于是用某种专业知识来进行写作，也不等于专家写作或学者写作。知识契入诗歌必须审慎地找到知识与诗歌可能结合的临界点，在这个点上进行光和作用，实行光芒四射的叙述。这个光芒四射的叙述实际就是让知识这棵只有躯干没有枝叶的大树在光和作用下长出碧绿的叶片。否则，诗之文本将成为某种科普文或说明文，或者干脆就成了某一哲学及其解构。
知识不可避免具有思辨性。也正是因为这一点，知识入诗才有了无限可能性。而思辨性同时又具有两重性：一是逻辑推理，一是灵动闪亮。诗人只有将思辨性的逻辑推理打碎、断裂、瓦解、切割。这种打碎应该是“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吕氏春秋·诚廉》）式的打碎。只有这样，才能让它的“灵动闪亮”浮出水面，从而实现知识的诗性转身，使诗歌不断充满生机与活力，步入“非此不可”的诗性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