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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贸易流量持续增长的好日子，似乎因金融危机而断送。不过世界贸易组织（WTO）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并不悲观。“鼎盛时期可能一去不复返了，但世界贸易可能会回到危机前的水平。”1月20日，拉米接受《财经》记者越洋电话专访时说。
2011年世界贸易增长的机会在新兴和发展中国家。这一趋势在2010年前三季度就得以体现：中国出口额增长速度为34％，进口额增长速度达到42％。仅前三季度，中国贸易进口对世界贸易进口的贡献居首，达14.8％，出口贡献也居世界第一，达13.8％。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小济认为，中国外贸复苏除得益于世界经济复苏和2009年同期基数较低，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对非传统出口市场的增长，如东盟、巴西、印度。
巴西和中国的贸易正在渐入佳境。据巴西发展、工业和外贸部的数据，2010年巴西向中国出口255.91亿美元，从中国进口307.86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46.0％和60.2％。
中国是巴西最大的出口目的国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国，同时跻身巴西贸易伙伴之首。外界相信，中国对铁矿石、原油等大宗商品和大豆等农产品的需求都将是巴西出口贸易的主要推动力量。
有媒体甚至大胆推测，在双方宣布一系列的钢铁、港口、制造业与农业合作协议之后，中国将成为2010年巴西最大的直接投资国，而此前一年，中国的这一排名还在第20位。
“过激版”日本？
中国的对外投资热潮，似乎是40年前日本在巴西经历的复制。
1964年至1974年，日本和巴西双边贸易增长近3000个百分点。巴西向日本提供了急需的大宗商品；日本为巴西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提供了廉价的消费品和资本货物。最终，贸易演变为直接投资，巴西成为上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海外投资的第三大接受国。
回顾历史，政治风险顾问公司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高级顾问奥村纯（Jun Okumura）对《财经》记者说：“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前和危机过程中的日本和现在的中国很相似，二者都经历了大规模而高速的经济增长期，对自然资源和技术手段及财政盈余需求强劲，而政府的支持则体现在通过直接对外投资来满足这些需求。”
但奥村纯从中看到时移世易带来的变数：中国的贸易伙伴已今非昔比。巴西作为新兴经济体，其经济相较世界其他经济体甚至更有实力，更成熟，其工业产品也更具竞争力，与40年前日本进入巴西市场时不可同日而语。
当年日本投资被视为资金短缺的巴西经济一个有力的资金来源，但巴西现在已是举足轻重的石油和电力生产国，未来在能源领域更要大施拳脚。
在部分研究者眼里，中国被称为“过激版”的日本：中国的投资率更高，贸易顺差更大，消费更低。奥村纯指出，上世纪80年代日本逐渐转型，变成外国直接投资主要输出国——日本企业海外收购风起云涌，从1985年到1990年，日本企业共进行了21起500亿日元以上的巨型海外并购案，其中有18起并购对象是美国公司。
“自然资源、金融和制造业投资完全不同，对于前二者日本并未有所建树，有时候甚至以灾难收尾。在制造业上则有政治压力卷入，日本在北美浓墨重彩地投资，在西欧也有，但程度要轻；在东南亚，日本的投资先是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反应，很快就演变成寻找更廉价的出口平台。”奥村纯说。
中国也不甘人后，按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出规模已达约480亿美元，世界排名第六。摩根大通的统计显示，2010年上半年，中国作为收购方的并购交易额排在美国后，居全球第二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均的发展速度已高达70％多。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金杰认为，按英国学者邓宁的投资发展轨迹学说，一个国家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出与流入大都经历五个阶段，中国正处于投资发展轨迹的第三个阶段，即以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率的放慢和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的加速为特征。
由于中国许多领域的企业所有权优势都达到了与发达国家企业大致相当的水平，经营活动中政府所起的引致因素越来越少，加之国内市场需求趋于饱和、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国内企业利用内部化优势，开始倾向于资产转移战略，为寻求更大的经济效益和消化国内生产能力的过剩，纷纷向国外投资。
中国企业身份也发生改变，从以往的资产被收购者逐渐变成主要的资产收购方。不过进行多领域海外投资的中国企业，面临着与西方企业在经营规模、企业绩效和国际化程度的差异。
中国欧盟商会秘书长丁凯（Dirk Moens）的一个担心是，中国企业做生意的模式。他对《财经》记者说：“如果中国企业采用进入一个企业、运行一两年时间后把企业迁回中国的模式，必将自设壁垒引发争议。”
国际投行业的一个共识是，不同于日本财团海外收购“立足长远、做好铺垫，最后顺理成章收购”，中国企业的海外收购因缺乏经验，单纯模仿美国私募资本的股权投资路数，以国家战略性的行为屏蔽了很多隐性成本，大张旗鼓，变相抬高自己的收购价格。
但这种在短时间内从小规模的制造业投资，转变成进行动辄多达上百亿美元的大宗资源股权的收购，成功率并不高。在布鲁金斯学会客座研究员保罗·布卢斯坦（Paul Blustein）看来，中国以海外投资减少贸易失衡，“这种实践起到的作用和中国对原材料的胃口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其有益的影响也部分被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带来的影响抵消，”他对《财经》记者说。
因此在巴西，一方面中国在增加投资，一方面巴西一浪接一浪地对中国提起反倾销诉讼。
贸易强国的可能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前主席保拉·斯特恩(Paula Stern)十年前来北京时，恰逢中国加入WTO前夕。十年后，当她再次来京时，中国在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推动下，已深深植根于国际经济链条之中，左手连着亚洲市场，右手牵着欧美市场。
保拉·斯特恩对《财经》记者说，“在全球贸易体系中，中国的影响力迅速扩张，我认为中国是世界贸易组织及世界贸易体系的最大受益者。”
也是在保拉·斯特恩二次来华期间，中国跨入了中等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同时成为贸易大国。回顾世界经济史，这一时期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若经济发展方式不能及时转型，经济就会面临对原有的增长经济锁定的模式，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
上世纪80年代，亚洲四小龙也曾面临劳动密集型产业失去优势的困境。
台湾挣脱困境的转身颇有代表性。台湾地区当时的产业政策以“科技导向”为宗旨，有识之士认为台湾应找到既有相当的劳动密集、又需要相当高度的科技和精密的资本设备的产品，来摆脱低工资国家和地区的竞争，而对资本雄厚而科技远较台湾发达的国家与地区又占成本优势。香港和新加坡则利用经济体量小、好转身的特点转型到服务业上。韩国选择保留了当时汽车、钢铁等产业支撑，也参与到电子行业中，但是转型远未达到台湾的成功。
谈及亚洲四小龙的转型经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宋泓对《财经》记者说，“他们进行产业结构升级时，正值中国提出‘国际经济大循环’战略，产业梯度的转移由中国承接过来，中国参与到区域生产网络之中，亚洲四小龙升级也得以完成。”
但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由传统自给自足型或自立型产业成长方式，到依附型的产业成长方式转型的情况，这种转型伴随有逆向的工业化或逆向的民族化过程发生，许多发展中大国陷入“病态依附”的泥潭之中。在宋泓看来，中国的产业成长方式有滑向“病态依附”模式的倾向。
挑战同样来自金融危机后的国际环境。有学者指出，不强劲的经济复苏使各方在纠正双重失衡方面进展缓慢，没有发达经济体的同步发展，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增长难以持续。
对中国而言，在出口实现恢复性增长后，继续扩张的难度也很大；在国际贸易领域，虽然新兴经济体进出口强劲反弹，但发达经济体复苏疲软，其缓慢且不稳定的经济增长将是今后中国国际贸易增长的重要制约。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对《财经》记者强调，“第一出口大国并不等同于第一生产大国，关键看出口中有多少自己生产的产品，人们往往对中国在工业界所起的作用有理解的误解和错判，这要看中国真正融入到全球贸易的深度。”
以苹果公司的iPod等热销产品为例，拉米说，iPod只有5％的经济价值产自中国，但所有的iPod都在中国组装、出口，人们会误以为中国赚了iPod产品100％的钱。“贸易、生产和制造间的关系取决于核心技术、竞争力，当然也取决于中国政府的宏观政策。”
法国巴黎政治学院（Sciences Po）经济学教授帕特里克·梅瑟利（Patrick Messerli）对《财经》记者说，中国在全世界寻找原材料来满足生产，出口廉价物品到富裕国家，再从它们那里进口高精尖产品。改变这一局面的可选因素，是对人民币重新估值。但要“渐进而可持续”，以确保中国商人能从容适应更贵的人民币，避免突然升值对中国生产商和欧美消费者带来破坏性的冲击。
从欧洲的现实来看，帕特里克·梅瑟利不认为汇率是外贸转型的强力驱动剂，否则欧洲各国经济就都和德国一样强劲了。“中国需要开放服务业，使其更有竞争力，这样一方面中国内陆省份居民可以快速与现代化服务对接，同时增加中国进口，减少贸易顺差及其附带的国际压力。”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卡门·莱因哈特，是研究国际金融史繁荣与萧条循环往复的专家，她关注中国资本账户的开放。她对《财经》记者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近来与新兴市场间的贸易拓展成为新的亮点，但中国的重要性在扩展的同时，需要发展资本市场和更深层面的金融市场，才能与实体经济的发展相协调。
丁凯认为，如果把学习曲线分成四个部分：失败、尝试摸索、熟练，最后才是引领。中国现在可能处在这个学习曲线的第二、第三个阶段之间。
学者们认为，在资本积累的世界性过程的中心从美国逐渐转移到东亚地区时，有必要再回顾一下历史。帕特里克·梅瑟利说，如果看世界经济霸权的更迭，从最初的意大利城邦到欧洲的低地国家如葡萄牙、西班牙，再到英美日等国，它们共同特点是体量小，除美国外原材料也不丰富。
但它们的成功有赖于企业家精神，创新精神，比如15世纪葡萄牙的舰队已经到达中国沿海；还有赖于更有效的治理，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是有远见的王子，在英美等国则是对法治和制衡观念的维护及宗教信念，这释放了个人能量，带来充分竞争的市场。
回顾日本产业的腾飞，奥村纯说，这要归功于充分的国内竞争，高度发展的本土技术基地的形成，这使日本的工业企业很少有遗产成本。
中国出口到美国和其他工业国家的产品多隶属于这些国外企业或外资附属公司，而日本更多是本土企业自主生产出口。中国已开始推动国企改革和民营企业自主创新，但是路还很长。
奥村纯说，日本从来没有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导者，如果说当年关贸总协定谈判的东京回合（Tokyo Round）是个标志，那也只是个地方而不是一个角色，而中国离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角色也还有相当的距离。
2011年世界贸易增长的机会在新兴和发展中国家。这一趋势在2010年前三季度就得以体现：中国出口额增长速度为34％，进口额增长速度达到42％。仅前三季度，中国贸易进口对世界贸易进口的贡献居首，达14.8％，出口贡献也居世界第一，达13.8％。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小济认为，中国外贸复苏除得益于世界经济复苏和2009年同期基数较低，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对非传统出口市场的增长，如东盟、巴西、印度。
巴西和中国的贸易正在渐入佳境。据巴西发展、工业和外贸部的数据，2010年巴西向中国出口255.91亿美元，从中国进口307.86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46.0％和60.2％。
中国是巴西最大的出口目的国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国，同时跻身巴西贸易伙伴之首。外界相信，中国对铁矿石、原油等大宗商品和大豆等农产品的需求都将是巴西出口贸易的主要推动力量。
有媒体甚至大胆推测，在双方宣布一系列的钢铁、港口、制造业与农业合作协议之后，中国将成为2010年巴西最大的直接投资国，而此前一年，中国的这一排名还在第20位。
“过激版”日本？
中国的对外投资热潮，似乎是40年前日本在巴西经历的复制。
1964年至1974年，日本和巴西双边贸易增长近3000个百分点。巴西向日本提供了急需的大宗商品；日本为巴西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提供了廉价的消费品和资本货物。最终，贸易演变为直接投资，巴西成为上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海外投资的第三大接受国。
回顾历史，政治风险顾问公司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高级顾问奥村纯（Jun Okumura）对《财经》记者说：“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前和危机过程中的日本和现在的中国很相似，二者都经历了大规模而高速的经济增长期，对自然资源和技术手段及财政盈余需求强劲，而政府的支持则体现在通过直接对外投资来满足这些需求。”
但奥村纯从中看到时移世易带来的变数：中国的贸易伙伴已今非昔比。巴西作为新兴经济体，其经济相较世界其他经济体甚至更有实力，更成熟，其工业产品也更具竞争力，与40年前日本进入巴西市场时不可同日而语。
当年日本投资被视为资金短缺的巴西经济一个有力的资金来源，但巴西现在已是举足轻重的石油和电力生产国，未来在能源领域更要大施拳脚。
在部分研究者眼里，中国被称为“过激版”的日本：中国的投资率更高，贸易顺差更大，消费更低。奥村纯指出，上世纪80年代日本逐渐转型，变成外国直接投资主要输出国——日本企业海外收购风起云涌，从1985年到1990年，日本企业共进行了21起500亿日元以上的巨型海外并购案，其中有18起并购对象是美国公司。
“自然资源、金融和制造业投资完全不同，对于前二者日本并未有所建树，有时候甚至以灾难收尾。在制造业上则有政治压力卷入，日本在北美浓墨重彩地投资，在西欧也有，但程度要轻；在东南亚，日本的投资先是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反应，很快就演变成寻找更廉价的出口平台。”奥村纯说。
中国也不甘人后，按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出规模已达约480亿美元，世界排名第六。摩根大通的统计显示，2010年上半年，中国作为收购方的并购交易额排在美国后，居全球第二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均的发展速度已高达70％多。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金杰认为，按英国学者邓宁的投资发展轨迹学说，一个国家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出与流入大都经历五个阶段，中国正处于投资发展轨迹的第三个阶段，即以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率的放慢和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的加速为特征。
由于中国许多领域的企业所有权优势都达到了与发达国家企业大致相当的水平，经营活动中政府所起的引致因素越来越少，加之国内市场需求趋于饱和、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国内企业利用内部化优势，开始倾向于资产转移战略，为寻求更大的经济效益和消化国内生产能力的过剩，纷纷向国外投资。
中国企业身份也发生改变，从以往的资产被收购者逐渐变成主要的资产收购方。不过进行多领域海外投资的中国企业，面临着与西方企业在经营规模、企业绩效和国际化程度的差异。
中国欧盟商会秘书长丁凯（Dirk Moens）的一个担心是，中国企业做生意的模式。他对《财经》记者说：“如果中国企业采用进入一个企业、运行一两年时间后把企业迁回中国的模式，必将自设壁垒引发争议。”
国际投行业的一个共识是，不同于日本财团海外收购“立足长远、做好铺垫，最后顺理成章收购”，中国企业的海外收购因缺乏经验，单纯模仿美国私募资本的股权投资路数，以国家战略性的行为屏蔽了很多隐性成本，大张旗鼓，变相抬高自己的收购价格。
但这种在短时间内从小规模的制造业投资，转变成进行动辄多达上百亿美元的大宗资源股权的收购，成功率并不高。在布鲁金斯学会客座研究员保罗·布卢斯坦（Paul Blustein）看来，中国以海外投资减少贸易失衡，“这种实践起到的作用和中国对原材料的胃口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其有益的影响也部分被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带来的影响抵消，”他对《财经》记者说。
因此在巴西，一方面中国在增加投资，一方面巴西一浪接一浪地对中国提起反倾销诉讼。
贸易强国的可能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前主席保拉·斯特恩(Paula Stern)十年前来北京时，恰逢中国加入WTO前夕。十年后，当她再次来京时，中国在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推动下，已深深植根于国际经济链条之中，左手连着亚洲市场，右手牵着欧美市场。
保拉·斯特恩对《财经》记者说，“在全球贸易体系中，中国的影响力迅速扩张，我认为中国是世界贸易组织及世界贸易体系的最大受益者。”
也是在保拉·斯特恩二次来华期间，中国跨入了中等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同时成为贸易大国。回顾世界经济史，这一时期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若经济发展方式不能及时转型，经济就会面临对原有的增长经济锁定的模式，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
上世纪80年代，亚洲四小龙也曾面临劳动密集型产业失去优势的困境。
台湾挣脱困境的转身颇有代表性。台湾地区当时的产业政策以“科技导向”为宗旨，有识之士认为台湾应找到既有相当的劳动密集、又需要相当高度的科技和精密的资本设备的产品，来摆脱低工资国家和地区的竞争，而对资本雄厚而科技远较台湾发达的国家与地区又占成本优势。香港和新加坡则利用经济体量小、好转身的特点转型到服务业上。韩国选择保留了当时汽车、钢铁等产业支撑，也参与到电子行业中，但是转型远未达到台湾的成功。
谈及亚洲四小龙的转型经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宋泓对《财经》记者说，“他们进行产业结构升级时，正值中国提出‘国际经济大循环’战略，产业梯度的转移由中国承接过来，中国参与到区域生产网络之中，亚洲四小龙升级也得以完成。”
但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由传统自给自足型或自立型产业成长方式，到依附型的产业成长方式转型的情况，这种转型伴随有逆向的工业化或逆向的民族化过程发生，许多发展中大国陷入“病态依附”的泥潭之中。在宋泓看来，中国的产业成长方式有滑向“病态依附”模式的倾向。
挑战同样来自金融危机后的国际环境。有学者指出，不强劲的经济复苏使各方在纠正双重失衡方面进展缓慢，没有发达经济体的同步发展，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增长难以持续。
对中国而言，在出口实现恢复性增长后，继续扩张的难度也很大；在国际贸易领域，虽然新兴经济体进出口强劲反弹，但发达经济体复苏疲软，其缓慢且不稳定的经济增长将是今后中国国际贸易增长的重要制约。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对《财经》记者强调，“第一出口大国并不等同于第一生产大国，关键看出口中有多少自己生产的产品，人们往往对中国在工业界所起的作用有理解的误解和错判，这要看中国真正融入到全球贸易的深度。”
以苹果公司的iPod等热销产品为例，拉米说，iPod只有5％的经济价值产自中国，但所有的iPod都在中国组装、出口，人们会误以为中国赚了iPod产品100％的钱。“贸易、生产和制造间的关系取决于核心技术、竞争力，当然也取决于中国政府的宏观政策。”
法国巴黎政治学院（Sciences Po）经济学教授帕特里克·梅瑟利（Patrick Messerli）对《财经》记者说，中国在全世界寻找原材料来满足生产，出口廉价物品到富裕国家，再从它们那里进口高精尖产品。改变这一局面的可选因素，是对人民币重新估值。但要“渐进而可持续”，以确保中国商人能从容适应更贵的人民币，避免突然升值对中国生产商和欧美消费者带来破坏性的冲击。
从欧洲的现实来看，帕特里克·梅瑟利不认为汇率是外贸转型的强力驱动剂，否则欧洲各国经济就都和德国一样强劲了。“中国需要开放服务业，使其更有竞争力，这样一方面中国内陆省份居民可以快速与现代化服务对接，同时增加中国进口，减少贸易顺差及其附带的国际压力。”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卡门·莱因哈特，是研究国际金融史繁荣与萧条循环往复的专家，她关注中国资本账户的开放。她对《财经》记者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近来与新兴市场间的贸易拓展成为新的亮点，但中国的重要性在扩展的同时，需要发展资本市场和更深层面的金融市场，才能与实体经济的发展相协调。
丁凯认为，如果把学习曲线分成四个部分：失败、尝试摸索、熟练，最后才是引领。中国现在可能处在这个学习曲线的第二、第三个阶段之间。
学者们认为，在资本积累的世界性过程的中心从美国逐渐转移到东亚地区时，有必要再回顾一下历史。帕特里克·梅瑟利说，如果看世界经济霸权的更迭，从最初的意大利城邦到欧洲的低地国家如葡萄牙、西班牙，再到英美日等国，它们共同特点是体量小，除美国外原材料也不丰富。
但它们的成功有赖于企业家精神，创新精神，比如15世纪葡萄牙的舰队已经到达中国沿海；还有赖于更有效的治理，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是有远见的王子，在英美等国则是对法治和制衡观念的维护及宗教信念，这释放了个人能量，带来充分竞争的市场。
回顾日本产业的腾飞，奥村纯说，这要归功于充分的国内竞争，高度发展的本土技术基地的形成，这使日本的工业企业很少有遗产成本。
中国出口到美国和其他工业国家的产品多隶属于这些国外企业或外资附属公司，而日本更多是本土企业自主生产出口。中国已开始推动国企改革和民营企业自主创新，但是路还很长。
奥村纯说，日本从来没有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导者，如果说当年关贸总协定谈判的东京回合（Tokyo Round）是个标志，那也只是个地方而不是一个角色，而中国离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角色也还有相当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