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依然对是什么造成了2007年的金融危机莫衷一是。是政府的错吗？如果是，错在何处？
　　2010年12月，在美国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FCIC）中占少数的共和党率先指出，错在提升相对贫穷人群住房自有率的政策，太多人背上了自己根本无法承担的次级抵押贷款。
　　这一说法颇有市场，特别是在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中，对2012年总统选举也会产生影响。但他们能拿出证据吗？美国穷人应该为危机负责吗？
　　麻省理工学院的达伦·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他将共和党的结论分解为三大问题。其一，有什么证据表明，美国政客会对低收入选民的偏好或愿望做出反应？
　　现有证据既不能证实，也不足以否认这一问题。但从手头的证据看，在过去50年中，整个美国政治精英早已不再与中低收入选民有共同偏好。美国官员的观点与收入分配金字塔顶层的人群要接近得多。
　　另外，阿西莫格鲁总结了关于游说的最新研究。他认为，不少私人部门希望金融规则能变得更宽松，并为达到这一目的投入重金、不遗余力地奔走。次贷市场大繁荣的动力来自私人部门：由大投行在背后支持、由次贷巨头操作金融“创新”。实事求是地说，在危机后得到政府慷慨援助的机构，并非过度举债的房屋所有者，而是华尔街巨头。
　　阿西莫格鲁接着问道，有什么证据表明美国收入分配在20世纪90年代末逐渐恶化，促使政客以放松向“后进”人口发放贷款的标准作为应对手段？事实上，美国收入分配状况在过去40年中一直在恶化，但其时间路径与金融危机根本对不上。
　　比如，最高端的10％的美国人，其收入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大幅上涨。同时，后50％以及最低端的10％的人群，收入增长缓慢。但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段，中低端人群的收入增长相对更快。因此，在21世纪最初几年，也就是次贷疯狂正盛的时候，中低端人群正是最有斗志的一批人。
　　还有数据指出，美国人收入最高的1％的工资分配动态与其他人不同。这一人群挣钱能力迅速提升似乎与金融业的去监管化关系密切。换句话说，过去30年“金融创新”的最大受益者并不是穷人，而是富人，即收入本已很高的人群。
　　最后，阿西莫格鲁考察了联邦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支持。平心而论，美国对自住屋主的补贴由来已久，但补贴并不能解释地产繁荣出现的时间和不同寻常的抵押贷款行为。
　　FCIC中的共和党将矛头指向了通过提供各种担保支持住房贷款的房地美、房利美和其他政府支持机构。不错，房地美和房利美是“大而不能倒”的机构，使得它们能以更低的利率融资并承担更多的风险，导致缺少足够的股本来为风险暴露提供缓冲。
　　虽然房地美和房利美跳进了可疑抵押贷款的泥沼，并与抵押贷款商勾结，但其动作并不大，且下水的时间也已是地产繁荣末期。房市繁荣的主要动力是贴着“私人标签”的证券化机制。私有巨头们一直试图将房地美和房利美边缘化，将其排除在快速扩张的细分市场外。
　　FCIC中的共和党将政府置于危机罪魁最大嫌疑人的地位，这是对的。但政府之错并非在于手伸得太长、管得太多。相反，30年来，监管者和各派政客均被私人部门所蛊惑，实施了大规模的金融去监管化，使得一小撮私人部门精英独吞了房地产繁荣最甜美的部分。
　　而房地产繁荣的苦果则由其他社会阶层来吞，特别是那些教育程度和收入相对较低的人群，他们如今丢掉了自己的房子、工作、孩子的希望，甚至以上一切。这些人并没有造成危机，却在为危机埋单。
　　作者为IMF前首席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