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装假茅台、小作坊生产假冒名牌、假冒名牌运动鞋出现“专卖市场”……虽然各地对此类作为严厉打击，但新案例仍时有所闻。全国两会期间，多位代表委员建议进一步完善立法，降低制售假货入刑门槛，引入惩罚性赔偿，重拳严打制假售假，让制售假货者“倾家荡产”，筑牢打假的“防火墙”。

线上线下合围，对制售假货不留情

　　针对制售假货乱象，线上线下共同发力，合围打击。2017年12月，公安部开展了为期2个月的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春雷行动”，特别针对屡打不绝的地域性造假等顽疾展开集中整治。2017年，阿里巴巴关闭24万个淘宝疑似侵权店铺;向司法机关提供线索，协助抓捕涉案人员1606名，捣毁窝点1328个，涉案金额约43亿元。
　　最高检工作报告显示，过去五年，广东、四川、宁夏等30个省区市建成打击侵权假冒执法司法信息共享平台，起诉制售伪劣商品、侵犯知识产权犯罪12万余人，是前五年的2.1倍。
　　据统计，过去五年，全国公安机关破获侵权假冒犯罪案件13.57万起，涉案总价值逾930亿元，抓获犯罪嫌疑人14.9万名，先后打掉2200余个跨区域、跨国境、产业化特大犯罪网络。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将全面实施“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决不允许假冒伪劣滋生蔓延。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实行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让问题产品无处藏身、不法制售者难逃法网，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安全。

打击制售假货面临三大难题

　　一些代表委员认为，虽然近年来打击制售假货违法犯罪取得显著成绩，但目前仍面临制售假货行为入刑门槛高、执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等问题，加之制售假货行为借助互联网呈现跨国境跨平台流窜等新特点，这些都给立案处罚、依法打击制售假货违法犯罪增加了难度。
　　有关专家认为，当前惩治假货的刑罚模式中，“唯数额论”的定罪标准容易给制假售假分子留下恶意规避法律制裁的空间。
　　按照刑法规定，“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等假货类犯罪的定罪标准，为三万或五万元的金额。而制假者通常会通过货物、商标分离，分散生产、售前组装，订单化生产假货而不囤货等方式，减少被查获的假货货值，规避刑事风险。
　　同时，互联网时代，制售假货的犯罪产业链呈现分散化趋势，越来越多的假货跨平台跨国境流窜。
　　全国政协委员朱征夫认为，跨平台跨国境的制售假货行为还存在取证认证难、监管滞后造成的定罪量刑难、线上线下供应渠道多发带来的刑事电子证据认定难，这些因素提高了执法成本，给打假带来了新挑战。
　　朱征夫说：“现行刑法对‘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规定的最高法定刑为三到七年。现实中存在着制售假货犯罪的收益增长了，但本法条未曾修改的现象。”

对制售假货“零容忍”

　　多位代表委员建议，通过完善立法，加重刑罚，降低制售假货入刑门槛，引入惩罚性赔偿等举措，筑牢打假的“防火墙”。
　　全国人大代表蔡继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出，应在适当时机启动对有关制假售假的刑法修改，降低制售假货入刑门槛，推动制假行为直接入刑，并加大对制售假货人员的经济惩罚等。
　　有关专家建议，治理假货要多管齐下，可将“多次制假售假”“受过行政处罚后又制假售假”等情形也作为定罪标准，同时把假货类犯罪的金额标准降低。
　　专家建议，增强刑罚的威慑力并健全非刑罚性的配套法律措施，比如明确设定适用缓刑的条件以限制适用缓刑;设立更高的惩罚性赔偿措施，以经营额为计算基准，实现“一次造假、终身负债”的经济制裁等。
　　一些法律界人士认为，互联网时代制售假货犯罪的隐蔽手段层出不穷，亟须制定适应网络交易新形势的法律法规，对新兴网络平台（包括社交平台）上涉及制售假货行为的不同情况出台明确、可操作的规范和标准。
　　还有一些代表委员提出，建立“黑名单”制度，将制假售假者从市场生产活动中彻底排除，并通过限制其银行贷款，实行乘坐飞机、高铁等信用惩戒让其得不偿失。
　　全国人大代表张兆安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出的组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将有助于进一步推进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加大源头打击制售假货行为的力度，加强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让人民群众买得放心、用得放心、吃得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