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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
在新世纪诗坛上，作为一个重要诗歌现象，朵渔的写作受到诸多关注。朵渔二十余年的写作，一方面是其诗歌个性不断变化、发展与成熟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时代写作潮流的一个缩影。“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的分立，可以说是自九十年代以来当代诗坛最具影响力的事件。朵渔起自“民间写作”，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观念的变化，他又表现出向“知识分子写作”靠近的倾向，因而被称为“民间知识分子”诗人。事实上他既保有了“民间写作”的身体性、现场感，也摄纳“知识分子写作”的形上气质、宏大关怀，同时尽力扬弃两者的不足。朵渔是一个智慧的诗人，这种智慧首先表现在他拥有一种强烈的自省意识，他能够根据常识、经验、直觉和思考，及时地发现自身的偏颇而加以调整;其次，他的智慧还体现在他是一个有信仰的诗人，信仰是一种力量，能够使我们超越复杂而艰难的困境，抵达更为高远的精神空间。朵渔的写作关注人性的内核，但他并不沉溺于此，而是尽可能把对爱的信念贯注其中;他抒写爱的艰难，表达对爱的渴念，也描述爱的令人颤栗的力量。这使他得以在一种高度融合了感性与理性、自由与担当、美感与正义之后，进入一种更为开阔的诗学境界。
——微蓝
朵渔
朵渔，诗人，随笔作家。1973年出生于山东。1994年毕业于北师大中文系。现居天津，独立写作，主持出版工作室。主要作品有诗集《追蝴蝶》《暗街》《高原上》《非常爱》等，文史随笔集《史间道》《禅机》《十张脸》等。现主编诗歌民刊《诗歌现场》。曾获得华语传媒年度诗人奖、柔刚诗歌奖等多项诗歌奖。
问：朵渔你好！听到不少诗人或评论家评价你是有担当的诗人，这自然是指你的诗歌中呈现的责任意识和价值取向。你认为诗歌应该有怎样的担当？
答：我们通常讲“有担当”，大意是指承担你个人之外的一些责任，也就是说，你写诗是为一个群体，或一个“他者”。事实上就诗的本性而言，这很难做到。诗本质上还是太个人化的东西，无论是“载道”还是“言志”，它都是个人之道和个人之志。因此，无论你怎么担当，从诗的角度而言，你担的依然是你个人。你心中有“他者”，有遥远的远方和无限的人，你自然会传达出来，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有担当”。但是，即便你心中没有“他者”，没有一个群体性目标，你只要写作，依然是有所“担当”的。你可能担当了个人的自由和尊严，也可能担当了自我的怯懦和苟且。表达即是担当，创造即是担当。在这个意义上，我更看重“价值取向”或说“价值观”，我觉得价值观要比责任意识或担当要有意义得多。价值观有问题，担当得越多越糟糕。在我们这样一个“经验贫乏”的生存环境里，塑造具有普世情怀和全人类眼光的价值观，才是继续写下去的基础。
问：得知你曾经一度失去工作，造成了一个时期的焦虑和紧张。现实中，一个诗人靠写诗连自己都养不活，更别说养家。有些曾经写诗的人，为了应付工作与生活放弃了诗歌。有些诗人为了诗歌放弃了工作，生活得艰难落魄。也有些诗人，将这些处理得很好。你经历过这种工作的失而复得，并且还写进诗中。请谈谈作为一个诗人，应该怎样处理好工作、生活与写作的关系？
答：说实话，我没有什么值得参考的经验可以提供，我的这些经历都太过于个人化，有很多具体的个人境遇在左右这一切。什么样的生活更适合写作，也很难有一个标准。普遍来看，疲于应付工作和现实生活，对写作而言会是一种撕裂，因为写作需要持续地保持一种专注状态，如果精力和心境过于撕裂，就很难保持一种持续的投入，写作就很难有进境。斯蒂文斯说诗歌只会呈现给天真的人，专注到一定程度才会进入一种天真的状态;同时，过于拮据的生存方式，对写作也是一种伤害，过于拮据会败坏人的心态，会在很大程度上拉低人的眼界，甚至会在肉体上损耗和毁火一个人。我觉得工作、生活和写作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难题，充满了“古老的敌意”，很多诗人都是一边在诅咒工作，一边让它像瘌蛤蟆一样待在自己的鞋子上。我的建议，首先是尽量过一种可控的生活，不要让自己的生活失控，诗人大多脆弱.很难去过那种极端的失控的生活;其次，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擅长什么，做一个合理的取舍。很多写作者将自己的全部生活押在写作上，但又不具备相应的才华，这是对生活和写作的双重误会：更多的人是疲于应付生活，浪费了自己的写作才华，这也是可惜而又无可奈何的事情。要知道，写作本身所具有的乔噬性，它要求一个写作者要全身心的献身于它，为它建立一种“绝对的生活”，将所有精力集中于这件难以把握的事情上，否则，终将是一事无成。
问：2000年，你曾参与发起了“下半身”诗歌运动，在诗歌界影响挺大。但你后来的诗歌写作并没有沿着这个路数走下去，为什么？
答：我一开始也没有完全按“下半身”的路数写呀，在我的写作里，“下半身”或者说身体性因素占有很大的比重，但从来不是全部。我的写作，简单说就是“生死爱欲信”，“下半身”属于“欲”的一部分。我对“人性”感兴趣，尤其是人性中最原始、最黑暗的部分，属于狄俄尼索斯的部分。所以在我的整个写作生涯里，“下半身”的因素一直存在。
问：你的诗很感性，但又有很强的理性思维，你认为自己偏于感性还是理性？
答：从感性、理性的角度来谈，我大概是偏于感性的吧，即便是诗里一些思辨的东西，事实上也并非理性的产物。但我又深信诗里有一种真理存在，我的写作也是在最大程度上接近这种真理。这是感性的还是理性的？关于上帝的知识，还有关于诗的终极信仰问题，是感性还是理性？终极感性和终极理性在我这里几乎是统一的，诗的感性最终即是诗的理性。
问：你写诗应该有二十年了吧，你认为自己现在是一个成熟定型的诗人，还是成长性诗人？
答：如果将学徒期算上，我写诗应该超过二十年了。对于一个诗人而言，二十年的时间并不长，也许只是刚刚过了青春期。你怎么也得写上三五十年，才能有点收成。我肯定还不是一个成熟定型的诗人，差不多每隔三五年，从诗的创作上，到对诗的认识，都會有变化。这种随生命体验和写作实践而来的变化，在我看来是唯一值得信任的路径。我不喜欢那种始终如一的写作，对诗的追求永无止境，那种真理在握式的偏执，是很难达到诗的终极目标的。 问：在网上看了一些你的发言，你经常提到的几个词语“深渊”“爱”“否定辩证法”等，请结合你自己的写作，谈谈这些词语在诗学上的建构。
答：我谈这些也只是随机而谈，根本谈不上诗学建构。如果说跟诗学观念有关的，也许就是“生死爱欲信”这五个字吧。我的写作基本上就是在写这五个字，但每一个字都要说上半天，很费力气。
问：你诗歌中的批判精神和反抗意识，最初萌芽是否来自童年时期父亲的粗暴管制和父爱的缺乏？读你那篇《母亲的教诲》，我也深有感触，因为我也有这样一个父亲，直到现在我也不能很自然地去亲近他。据说一个人所有的行为（包括写作风格）其实都发轫于童年的经历，只不过在有了知识背景后，确认了它而已。如果你有一个慈爱的可以处处为你做榜样的父亲，你确信不会是另外的你和另外的写作风格吗？
答：我诗里的批判和抗争可能更多来自于我的怯懦、执拗和不够世故，很多在别人眼中可以变通的事情，在我这里都无法轻松绕过。当然，你也可以说我不那么犬儒，事实上都是那么一回事。我缺乏一种变通的能力，或者说“良心上过不去”。这是否来自童年经验，我也拿不准。父亲的形象的确是我的一个对立面，我在这面镜子中照见自己，反对自己，修正自己。但这很难，时不时的，我就会在镜子中看到一个父亲的形象。这让我惊出一身冷汗。
问：作为一个男性诗人，你怎样看待当前的女性诗人写作？
答：我很喜欢一些年轻女诗人的作品，如果让我列数十个我喜欢的当代诗人，我可能会列出四五位八零后或九零后的女诗人。我觉得她们的写作具有一种简洁质朴而又接近本质的质地，天然的接近于诗。她们的性别意识，她们对身体性的本质观照，她们诗中所体现的那种柔软、透气、毫不做作的风格，真是超越了大部分男性诗人的写作。好像在年轻写作者中，女诗人普遍比男诗人写得好。男诗人往往想得太多，想要的也太多，但又很难自如驾驭。但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写作的持续性问题。很多非常优秀的女诗人，也会写着写着就消失了，生活上稍有变故，一个女诗人可能就不复存在了。另外，如何在早期的天才风格上再做提高，对很多女诗人而言，也是一个难题。
问：得知你为了建立自己的知识结构，系统地读了很多书。请问哪些人的哪些书对你产生了较大影响？
答：孔子、佛陀、耶稣基督、苏格拉底、柏拉图、杜甫、王阳明、朱熹、尼采、海德格尔、笛卡儿、陀思妥耶夫斯基、卢梭、波普尔、哈耶克、托尔斯泰、里尔克、托马斯·阿奎那、但丁、米歇尔·福柯、薇依、哈维尔等等。我看得太杂了。
问：不少男性诗人，中年后提倡诗歌写作的“泥沙俱下”，你怎樣理解这种现象？
答：为什么中年后才提倡“泥沙俱下”？“泥沙俱下”的意思是把诗写坏吗？还是添加些中年的油腻经验？这种策略性的转变是为了对抗中年后创造力的下降，还是为了对抗一种中产阶级陷阱？我觉得“泥沙俱下”挽救不了一个诗人的中年危机，这不是最根本的出路。最根本的出路，大概还是要提升自己的品格，从信仰上、灵魂上，从人之为人的最根本处提升自己，向死而生，向死而写，更加开阔和专注一些，少些算计和旁骛。诗小是个小东西，小是修修补补就能搞成功的。
问：和诗人交朋友，你是认诗，还是认人？评价诗歌，你是看文本，还是看影响力和关系？
答：朋友就是朋友，和诗没关系。诗就是诗，和影响力没关系。
问：诗歌写作，你是否给自己制订计划，比如每个月或每年写多少首？
答：没有制订过计划。写作基本是一种生命节奏，每年写几首基本都有定数。自然地去写，每年大概二三十首;勤奋地去写，可能也就是三四十首。不要写得太多，那会稀释生命感受;也小要太过拘谨，把诗弄成浓缩铀。
问：在你看来，诗人的荣誉是什么？诗人的耻辱又是什么？
答：想小出来诗人的荣誉是什么。做诗人没有什么可荣耀的。写出好诗来也算小上什么荣誉，顶多只是一种个人的幸福。做诗人也小是件值得耻辱的事，诗人无论写好写坏，也没有对小起任何人。世俗所得到的一切荣誉，对一个诗人而言都无足轻重，因为诗人的一切荣辱都在他的作品里，只有当他独白面对自己的作品时，才能体会到何为荣，何为辱。但这重要吗？我觉得小重要。无论如何我们要感谢诗，正是这个东西将死亡运送给我们。
在新世纪诗坛上，作为一个重要诗歌现象，朵渔的写作受到诸多关注。朵渔二十余年的写作，一方面是其诗歌个性不断变化、发展与成熟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时代写作潮流的一个缩影。“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的分立，可以说是自九十年代以来当代诗坛最具影响力的事件。朵渔起自“民间写作”，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观念的变化，他又表现出向“知识分子写作”靠近的倾向，因而被称为“民间知识分子”诗人。事实上他既保有了“民间写作”的身体性、现场感，也摄纳“知识分子写作”的形上气质、宏大关怀，同时尽力扬弃两者的不足。朵渔是一个智慧的诗人，这种智慧首先表现在他拥有一种强烈的自省意识，他能够根据常识、经验、直觉和思考，及时地发现自身的偏颇而加以调整;其次，他的智慧还体现在他是一个有信仰的诗人，信仰是一种力量，能够使我们超越复杂而艰难的困境，抵达更为高远的精神空间。朵渔的写作关注人性的内核，但他并不沉溺于此，而是尽可能把对爱的信念贯注其中;他抒写爱的艰难，表达对爱的渴念，也描述爱的令人颤栗的力量。这使他得以在一种高度融合了感性与理性、自由与担当、美感与正义之后，进入一种更为开阔的诗学境界。
——微蓝
朵渔
朵渔，诗人，随笔作家。1973年出生于山东。1994年毕业于北师大中文系。现居天津，独立写作，主持出版工作室。主要作品有诗集《追蝴蝶》《暗街》《高原上》《非常爱》等，文史随笔集《史间道》《禅机》《十张脸》等。现主编诗歌民刊《诗歌现场》。曾获得华语传媒年度诗人奖、柔刚诗歌奖等多项诗歌奖。
问：朵渔你好！听到不少诗人或评论家评价你是有担当的诗人，这自然是指你的诗歌中呈现的责任意识和价值取向。你认为诗歌应该有怎样的担当？
答：我们通常讲“有担当”，大意是指承担你个人之外的一些责任，也就是说，你写诗是为一个群体，或一个“他者”。事实上就诗的本性而言，这很难做到。诗本质上还是太个人化的东西，无论是“载道”还是“言志”，它都是个人之道和个人之志。因此，无论你怎么担当，从诗的角度而言，你担的依然是你个人。你心中有“他者”，有遥远的远方和无限的人，你自然会传达出来，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有担当”。但是，即便你心中没有“他者”，没有一个群体性目标，你只要写作，依然是有所“担当”的。你可能担当了个人的自由和尊严，也可能担当了自我的怯懦和苟且。表达即是担当，创造即是担当。在这个意义上，我更看重“价值取向”或说“价值观”，我觉得价值观要比责任意识或担当要有意义得多。价值观有问题，担当得越多越糟糕。在我们这样一个“经验贫乏”的生存环境里，塑造具有普世情怀和全人类眼光的价值观，才是继续写下去的基础。
问：得知你曾经一度失去工作，造成了一个时期的焦虑和紧张。现实中，一个诗人靠写诗连自己都养不活，更别说养家。有些曾经写诗的人，为了应付工作与生活放弃了诗歌。有些诗人为了诗歌放弃了工作，生活得艰难落魄。也有些诗人，将这些处理得很好。你经历过这种工作的失而复得，并且还写进诗中。请谈谈作为一个诗人，应该怎样处理好工作、生活与写作的关系？
答：说实话，我没有什么值得参考的经验可以提供，我的这些经历都太过于个人化，有很多具体的个人境遇在左右这一切。什么样的生活更适合写作，也很难有一个标准。普遍来看，疲于应付工作和现实生活，对写作而言会是一种撕裂，因为写作需要持续地保持一种专注状态，如果精力和心境过于撕裂，就很难保持一种持续的投入，写作就很难有进境。斯蒂文斯说诗歌只会呈现给天真的人，专注到一定程度才会进入一种天真的状态;同时，过于拮据的生存方式，对写作也是一种伤害，过于拮据会败坏人的心态，会在很大程度上拉低人的眼界，甚至会在肉体上损耗和毁火一个人。我觉得工作、生活和写作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难题，充满了“古老的敌意”，很多诗人都是一边在诅咒工作，一边让它像瘌蛤蟆一样待在自己的鞋子上。我的建议，首先是尽量过一种可控的生活，不要让自己的生活失控，诗人大多脆弱.很难去过那种极端的失控的生活;其次，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擅长什么，做一个合理的取舍。很多写作者将自己的全部生活押在写作上，但又不具备相应的才华，这是对生活和写作的双重误会：更多的人是疲于应付生活，浪费了自己的写作才华，这也是可惜而又无可奈何的事情。要知道，写作本身所具有的乔噬性，它要求一个写作者要全身心的献身于它，为它建立一种“绝对的生活”，将所有精力集中于这件难以把握的事情上，否则，终将是一事无成。
问：2000年，你曾参与发起了“下半身”诗歌运动，在诗歌界影响挺大。但你后来的诗歌写作并没有沿着这个路数走下去，为什么？
答：我一开始也没有完全按“下半身”的路数写呀，在我的写作里，“下半身”或者说身体性因素占有很大的比重，但从来不是全部。我的写作，简单说就是“生死爱欲信”，“下半身”属于“欲”的一部分。我对“人性”感兴趣，尤其是人性中最原始、最黑暗的部分，属于狄俄尼索斯的部分。所以在我的整个写作生涯里，“下半身”的因素一直存在。
问：你的诗很感性，但又有很强的理性思维，你认为自己偏于感性还是理性？
答：从感性、理性的角度来谈，我大概是偏于感性的吧，即便是诗里一些思辨的东西，事实上也并非理性的产物。但我又深信诗里有一种真理存在，我的写作也是在最大程度上接近这种真理。这是感性的还是理性的？关于上帝的知识，还有关于诗的终极信仰问题，是感性还是理性？终极感性和终极理性在我这里几乎是统一的，诗的感性最终即是诗的理性。
问：你写诗应该有二十年了吧，你认为自己现在是一个成熟定型的诗人，还是成长性诗人？
答：如果将学徒期算上，我写诗应该超过二十年了。对于一个诗人而言，二十年的时间并不长，也许只是刚刚过了青春期。你怎么也得写上三五十年，才能有点收成。我肯定还不是一个成熟定型的诗人，差不多每隔三五年，从诗的创作上，到对诗的认识，都會有变化。这种随生命体验和写作实践而来的变化，在我看来是唯一值得信任的路径。我不喜欢那种始终如一的写作，对诗的追求永无止境，那种真理在握式的偏执，是很难达到诗的终极目标的。 问：在网上看了一些你的发言，你经常提到的几个词语“深渊”“爱”“否定辩证法”等，请结合你自己的写作，谈谈这些词语在诗学上的建构。
答：我谈这些也只是随机而谈，根本谈不上诗学建构。如果说跟诗学观念有关的，也许就是“生死爱欲信”这五个字吧。我的写作基本上就是在写这五个字，但每一个字都要说上半天，很费力气。
问：你诗歌中的批判精神和反抗意识，最初萌芽是否来自童年时期父亲的粗暴管制和父爱的缺乏？读你那篇《母亲的教诲》，我也深有感触，因为我也有这样一个父亲，直到现在我也不能很自然地去亲近他。据说一个人所有的行为（包括写作风格）其实都发轫于童年的经历，只不过在有了知识背景后，确认了它而已。如果你有一个慈爱的可以处处为你做榜样的父亲，你确信不会是另外的你和另外的写作风格吗？
答：我诗里的批判和抗争可能更多来自于我的怯懦、执拗和不够世故，很多在别人眼中可以变通的事情，在我这里都无法轻松绕过。当然，你也可以说我不那么犬儒，事实上都是那么一回事。我缺乏一种变通的能力，或者说“良心上过不去”。这是否来自童年经验，我也拿不准。父亲的形象的确是我的一个对立面，我在这面镜子中照见自己，反对自己，修正自己。但这很难，时不时的，我就会在镜子中看到一个父亲的形象。这让我惊出一身冷汗。
问：作为一个男性诗人，你怎样看待当前的女性诗人写作？
答：我很喜欢一些年轻女诗人的作品，如果让我列数十个我喜欢的当代诗人，我可能会列出四五位八零后或九零后的女诗人。我觉得她们的写作具有一种简洁质朴而又接近本质的质地，天然的接近于诗。她们的性别意识，她们对身体性的本质观照，她们诗中所体现的那种柔软、透气、毫不做作的风格，真是超越了大部分男性诗人的写作。好像在年轻写作者中，女诗人普遍比男诗人写得好。男诗人往往想得太多，想要的也太多，但又很难自如驾驭。但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写作的持续性问题。很多非常优秀的女诗人，也会写着写着就消失了，生活上稍有变故，一个女诗人可能就不复存在了。另外，如何在早期的天才风格上再做提高，对很多女诗人而言，也是一个难题。
问：得知你为了建立自己的知识结构，系统地读了很多书。请问哪些人的哪些书对你产生了较大影响？
答：孔子、佛陀、耶稣基督、苏格拉底、柏拉图、杜甫、王阳明、朱熹、尼采、海德格尔、笛卡儿、陀思妥耶夫斯基、卢梭、波普尔、哈耶克、托尔斯泰、里尔克、托马斯·阿奎那、但丁、米歇尔·福柯、薇依、哈维尔等等。我看得太杂了。
问：不少男性诗人，中年后提倡诗歌写作的“泥沙俱下”，你怎樣理解这种现象？
答：为什么中年后才提倡“泥沙俱下”？“泥沙俱下”的意思是把诗写坏吗？还是添加些中年的油腻经验？这种策略性的转变是为了对抗中年后创造力的下降，还是为了对抗一种中产阶级陷阱？我觉得“泥沙俱下”挽救不了一个诗人的中年危机，这不是最根本的出路。最根本的出路，大概还是要提升自己的品格，从信仰上、灵魂上，从人之为人的最根本处提升自己，向死而生，向死而写，更加开阔和专注一些，少些算计和旁骛。诗小是个小东西，小是修修补补就能搞成功的。
问：和诗人交朋友，你是认诗，还是认人？评价诗歌，你是看文本，还是看影响力和关系？
答：朋友就是朋友，和诗没关系。诗就是诗，和影响力没关系。
问：诗歌写作，你是否给自己制订计划，比如每个月或每年写多少首？
答：没有制订过计划。写作基本是一种生命节奏，每年写几首基本都有定数。自然地去写，每年大概二三十首;勤奋地去写，可能也就是三四十首。不要写得太多，那会稀释生命感受;也小要太过拘谨，把诗弄成浓缩铀。
问：在你看来，诗人的荣誉是什么？诗人的耻辱又是什么？
答：想小出来诗人的荣誉是什么。做诗人没有什么可荣耀的。写出好诗来也算小上什么荣誉，顶多只是一种个人的幸福。做诗人也小是件值得耻辱的事，诗人无论写好写坏，也没有对小起任何人。世俗所得到的一切荣誉，对一个诗人而言都无足轻重，因为诗人的一切荣辱都在他的作品里，只有当他独白面对自己的作品时，才能体会到何为荣，何为辱。但这重要吗？我觉得小重要。无论如何我们要感谢诗，正是这个东西将死亡运送给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