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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就东、西洋而言，西洋因明代郑和航海的弘扬而更引人注目，以至今日仍是航海史学界关注的热点，而东、西洋分界依据与地域范围是其争议的核心问题。通过梳理可知，随着时空条件的变化及时人认识的不同，东、西洋地域范围并不固定于某一区域，而是呈现出动态变化;所谓洋流、季风、南海地貌乃至航路沿途商贸因素，不过是形成各时期东、西洋航路之所以在此而不在彼的因由;而此航路的迥异方向及航海行经，则是东、西洋划分的依据及最终形成其各自地域范围的缘由。元明时期主要体现为地域概念之意的西洋，在后世渐趋融入文化的内涵，并最终取代了原先的喻意，成为海外国家的通称。
关键词：西洋 分界依据 地域范围 综述
在中外交通史尤其是南中国海的对外交往研究中，中外学者做过大量工作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受各种条件的限制，研究伊始往往是外国学者走在中国学者前面。20世纪以来，我国学者奋起直追，老一辈学者及后继者克服各种学术以及现实困难，通过扎实的研究著述和泽惠后人的史料整理，为海外交通史研究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前人的研究，是今日我们继续探究东、西洋问题的前提和基础。
由于东、西洋概念本身所具有的地理范围属性，故而研究东、西洋问题的学者首先关注的往往是东、西洋的地域范围问题;而东、西洋的地域范围又有时空变迁的属性，本着概念理清和追根溯源的原则，东、西洋的分界依据便成为学者探求的另一重心。围绕上述两大问题，学人据史料展开丰富的讨论，相关争议亦由此而生。
一、分界依据
相对而言，日本学者对东、西洋分界依据问题关注较早。20世纪20年代，高桑驹吉即提出明代东洋、西洋是以马来人或波斯人的季风为基础而划分的想法，但唯和田清对此并不认同，而是主张其划分是以实际航路和针路为标准的说法。
针对这一问题，长期关注南洋问题的许云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许氏认为明代东、西洋以风向而分的方法失于笼统，故而解释未能有的。深究而言，许氏认为由商贸所决定的针路分法“似较可取”，因此更强调商贸因素在针路形成中的作用，并提出东、西洋针路之别是受洋流及风向而形成的自然条件与针路沿途的商贸所决定的看法 。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郑和下西洋研究”显学地位的凸显，学界关于东、西洋分界的讨论渐趋热烈，其论主要围绕是否该以针路（航路）作为划分东、西洋的依据而展开，并在此基础上讨论针路（航路）及其他因素在划界中的作用。吴晗认同针路划分法，认为元代“海上航行要靠针路（指南针），针路分东洋指针和西洋指针，因此在地理名词上就有‘东洋’和‘西洋’”。王尔敏亦认同此针路划分法，强调指南针在其中的基定作用，更进一步分析称这种地域称谓与航海习惯伴生，并在方向上以子午线为准产生东、西洋各自的区域 。沈福伟强调区域季风态势等自然因素的作用，认为此为该区域航道基本走向的基础，而正是这种航道方向的东西迥异，成为东、西洋划分的依据。同时期的李金明则认为，许云樵所谓以由商贸因素所决定的针路作为东、西洋分界的主张略失偏颇，认为许氏过于强调沿途商贸因素对针路的影响，这种单因素的分析忽略了帆船时代利用季候风航行的问题。李氏认为，明代东、西洋的分界是以航向、风向、洋流三种因素作为准则，其中以航向与风向为主要，而正是这种航向之别，衍生了“东、西洋针路（航路）”和“东、西洋”的说法;同时也由于季候风的作用，东、西洋船舶均不能逾越的文莱则成为东、西洋的分界点。显而易见，李金明跟强调自然因素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以降，又有数位学者在讨论东、西洋区域范围时谈及分界依据问题，其中又以刘迎胜、陈佳荣的论述较有代表性。在1995年郑和下西洋590周年纪念研讨会上，刘迎胜作了题为《“东洋”与“西洋”的由来》的报告，以世界史的眼光追溯了海域命名的几大中外系统，其文虽主要探求东、西洋的由来，但并不仅限于此两概念，而是网罗南海、西海等名称来源以求海域解释的周全。就东、西洋的划分而言，刘氏据张燮在《舟师考》中分别述及“西洋针路”和“东洋针路”而推断，“东洋”与“西洋”的区分的基本依据在于从中国大陆出海下番的航线的不同，亦即“东洋”与“西洋”的区分的基本依据在于航线的根本不同，这也是东、西洋概念的源起。显而易见，刘氏的贡献在于突出了航线在东、西洋分界中的基础性或曰关键性作用 。
同时参会的陈佳荣在其提交的论文《郑和航行时期的东西洋》中，对东、西洋的概念有了进一步论述。陈氏倾向于结合地域特点具体分析的方法，认为元明时期航海首发的泉、广之地当以针路作为划分东洋、西洋的首要界标;自此而下受海域地貌、洋流等影响，昆仑道及加里曼丹西岸一线成为划分东、西洋的另一界标。陈氏认为，南海的珊瑚礁“千里长沙”和“万里石塘”是古代航海的高风险区，舟师皆知回避，故南海成为东、西洋的天然分界。在2009年撰写的《帆船时代南海区划东西洋之另一讲究》一文中，陈氏依然坚持原先对元明时期东、西洋区域的看法，并明确了东、西洋分界的北（以广州为本位）、中（加里曼丹西、南海岸）、南（明末东延至帝汶岛一带）三大界标。陈氏认为，南海地貌、洋流是划分东、西洋的重要因素，并援引近代以来华莱士、韦伯等学者经过科学考察在爪哇、加里曼丹以东划定之地理、生物分界线，与明代东、西洋分界吻合的例子，来论证其看法的正确性 。
二、地域范围
关于东、西洋的地域范围，中外学界大致有两种表述方式，一种是未有严格时间节点区分的宏观概括（如笼统以宋、元或明等整朝或相邻数朝划分），另一种是以史料时间作为具体分析的节点，细致区分不同时期的地域范围变化。就不同时期的“西洋”范围而言，学界对明代“西洋”讨论最多，其区域则或指为印度洋，或指南海西部与印度洋，甚或直接等同于“南洋”诸地，不一而足。
与东、西洋分界依据相类似的是，近代较早关注此问题的仍是日本学人，而其表述往往以宏观概括为主。山本达郎认为元代西洋非如明代所指的整个印度洋，只局限于南印度;宫崎市定将《岭外代答》、《岛夷志略》、《东西洋考》的海区划分各列成表，提出元明的东、西洋是源于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中东南诸国、东南海上诸国与西南诸国、西南海上诸国的看法，并引用《瀛涯胜览》的相关论述，主张明初之西洋即印度洋。 就明代“西洋”地域范围而言，中国学者基本认同明初之前与明末之“西洋”范围有显著地不同，但至于其对应范围则各抒己见。就宏观地域概念概括而言，以考据见长的李长博、冯承钧、向达、吴晗、苏继庼等人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李长博据张燮《东西洋考》所记之东、西洋国家，认为“当时之西洋乃指亚洲南部沿海诸国而言，自耶稣教士东来，自称欧洲曰西洋（葡萄牙一称大西洋国），而明代之西洋乃转称为南洋也。”。引文可见，李氏将“西洋”等同于“西洋诸国”。按其后一说法，耶稣教士东来之后的“南洋”，应是南海海域及东南亚诸国。但按《东西洋考》成书于明末的时间节点来看，李长博前一说法的所谓“当时”，应是指明末西洋的范围为亚洲南部沿海诸国，该说法虽略显暧昧不清，但据《东西洋考》亦可约略得知其指乃自南海西部延至南亚、西亚沿岸的广阔地域范围，这就与其之后所称的“明代之西洋乃称为南洋”的说法相抵牾，可见李氏的说法自相矛盾。
冯承钧对数本宋明时期的海外地理著作进行过校注，在《瀛涯胜览校注》中，冯氏表达了个人对“西洋”范围的认识。冯氏认为，明初郑和航海之际“所谓之西洋，盖指印度洋
也……（西洋）指者不仅海洋而已，沿海陆地亦名西洋……至以欧洲为西洋，要在耶稣会士东来之后。”从冯氏的表述可知，“西洋”不仅代表海域，亦指所涉沿海诸国，而明初的“西洋”范围，乃指印度洋海域及其沿海国家。除此之外，冯承钧在《中国南洋交通史》序例中对东、西洋的定义，再次重申了之前的“西洋即印度洋”的看法，并表述了元之前所谓南海与明际东、西洋的关系，认为元之前的“南海”或“西南海”即后来东、西洋的地域范围，近代以来称为“南洋”。至于东、西洋的分界，冯氏认为应以马来半岛与苏门答腊岛为界，即马六甲海峡为其分界线。
向达认为“明代以交阯、柬埔寨、暹罗以西今马来半岛、苏门答腊、爪哇、小巽他群岛，以至于印度、波斯、阿拉伯为西洋，今日本、菲律宾、加里曼丹、摩鹿加群岛为东洋”。与之相类似的是，明史大家吴晗认为，“西洋”指今印度支那半岛、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婆罗洲等地区;东洋指的是菲律宾、日本等地区 。但吴氏又称明朝东、西洋即今“南洋地区”，显而易见，与冯氏的看法相比，吴氏的看法显然有概念混淆的嫌疑，明朝东、西洋完全不等同于“南洋”范围，而只能说明代东、西洋与后来之“南洋”有地域重合之处;至于其所谓“东洋”区域，乃是近代以来的看法，而其所划“西洋”范围，则过于局限，仅缩小为南海周边一隅。
苏继庼在《岛夷志略校释》中对“西洋”一词的广、狭含义进行了区分，指出“本书西洋一名，其含义广狭不一。广义之西洋殆指西南海区域;狭义之西洋则指大食海区域。”就元代而言，苏氏认为“西洋一名，元代殆指南中国海西部榜葛剌海、大食海沿岸与东非沿岸各地。” 引文可见，苏氏的元代“西洋”区域甚为广大，故而学界有异议产生，万明即认为据《岛夷志略》记载并不能得出此结论，因之此范围失之过大 。
20世纪80年代前后，另有部分学人从概念通史的角度，以史料时间作为具体分析的节点，按历史的脉络细致区分不同时期的东、西洋地域范围变化。
洪建新认同冯承钧在《中国南洋交通史》序例中对东、西洋的定义，认为东、西洋之地域概念至少在元中期已经确立，而元明时期的西洋实指印度洋，以苏门答腊岛最西北的韦岛（Pulo Weh）作为东、西洋的分界，其西北的大洋即是“西洋”。与此同时，洪氏提出明代西洋范围扩大的看法，认为明代初期，特别包括郑和航海时期中所述及的东、西两洋地域概念和元朝时期虽基本上相同，即都以马六甲海峡附近地方作为他们的分界线，但西洋的范围有了进一步的扩大，西界已远及东非一带了 。
对西洋西界有所关注的另一学者是沈福伟，沈氏认为元朝西洋的西界，北部已包括地中海，南部则深入到东南非洲。另外，沈氏认为昆仑岛——东西竺——假里马打——孙剌一线，也就是康道尔岛西南经竹岛、卡里马塔岛和巽他海峡，是元代东、西洋的分界线，康道尔岛以西称西洋，康道尔岛以东称东洋;对于西洋的地理观念，明初大致也和元朝并无两样，而东、西洋北部的分界却不甚明了。与此同时，沈氏亦认同洪建新所谓明末西洋区划扩大与东洋区划相对缩小的观点，认为这种海外地理观念的变化是受世界政治与商业地图变化和15世纪末欧洲人地理观念的影响;而明末东、西洋观念的最后形成，受到西方传教士输入的亚洲地理观念和经纬测量的制约，因而造成西洋区划的无限扩展和东洋区划的相对缩减;就西洋而言，沈氏认为其界域的扩大主要表现为往西的延伸，但他不赞同以马六甲海峡作为明代东、西洋分界的看法，而是倾向于依旧以文莱为界划分东、西洋的看法 。王尔敏亦认可以文莱一线作为东、西洋分界的区划法，而对于东、西洋的具体区域，王氏虽认同明末二洋领域区界的变化，但略而概之，其着力点更在追溯东、西洋尤其是“西洋”概念本身所表现的涵义变化上。至于近代所俗称的“南洋”，王氏认为该称谓形成于清初，其所包含地域俱由元明以来所谓西洋地带转变而来 。
陈佳荣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关于东、西洋分界的看法进行了总结，认为过去对元至明初东、西洋的分界大致有两种不同意见，即以马六甲海峡为界、西洋为印度洋的看法，以及以加里曼丹西岸为界、西洋包括南海西部及印度洋的看法 。陈氏据元明相关史料，明确主张第二种分界方法 ，并以表格的形式对元至清代东、西洋区划概念的三次较大变化进行了细致梳理。陈氏认为元代或明代前期，东、西洋的北部分界，大致均以粤江口——加里曼丹西岸为线;自加里曼丹西岸再向南航行，此后的东、西洋分界线，元代及明代前期就不同了，西洋东界已达帝汶一带，《南海志》“大东洋”范围已划入西洋范畴，西洋区划往东往西都大有扩展;至明末清初，南洋成为东、西洋的间隔，不过“南洋”一词在明代应用尚未普遍，西洋的范围通常都包括南海西部在内 。
刘迎胜对东西洋地域范围的看法与陈佳荣的观点趋同。就南海概念而言，刘氏认为在航海和域外地理知识不够发达的时代，“南海”这一地理概念所覆盖的范围相当广，除了指中国以南海域以外，也指东南亚和东印度洋诸地;先秦时代中国人已经有“南海”的概念，泛指中国南方及其附近洋面，并兼指今之东海，汉以后，渐专指中国以南海面。就西洋概念而言，刘氏认为五代、宋时开始有“西洋”、“东洋”观念的产生，宋元时代“西洋”的概念已经广为使用，而宋元时代的“西洋”与五代时的“西洋”名称虽同，但地理范围有很大变化 。
万明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从西洋概念出现时间以及具体指代等角度，将“西洋”含义研究细微化。万明并不认同刘氏关于五代、宋时西洋观念产生的看法，她认为元代以前的“西洋”，是一个仍然只能存疑，有待新资料出现再探讨的问题。而自元初以降，时人对“西洋”则不局限于一种认识，其内涵不断随时代变迁而具有不同点寓意。
三、小结
综上所述，就东、西洋而言，西洋因明代郑和航海的弘扬而更引人注目，以至今日仍是航海史学界关注的热点，而东、西洋分界依据与地域范围是其争议的核心问题。从相关梳理来看，可以显见针路（航路、航线、航向）、洋流、季风、南海地貌、航路沿途商贸等词组是分界依据中频繁出现的关键词，且主流的看法基本肯定针路（航路、航线、航向）是划界的重要依据，而争论的产生，无非是源于探讨其它因素在划界中所起的作用。实际上，以上关键词之间并无实质冲突，所谓洋流、季风、南海地貌乃至航路沿途商贸因素，不过是形成各时期东、西洋航路之所以在此而不在彼的因由，而此航路的迥异方向，则是今南海海域按东、西划分的依据，以及最终形成东、西洋各自地域范围的缘由。
东、西洋地域范围的争论主要集中于元明时期。通过梳理可知，随着时空条件的变化及时人认识的不同，东、西洋地域范围并不固定于某一区域，而是呈现出动态变化;今南海地区作为东、西洋的天然间隔，在清代开始跻入世人关注视野并渐趋独立于东、西洋概念之外;就界限而言，学界争论虽涉及西洋西界与北界，但更多围绕西洋东界即东、西洋的分界线变化而展开;学界的基本观点认为，自元以降，东、西洋乃至南海的具体所指与地域范围的变化使得其内涵渐趋演变，原先以西洋指代的一国或印度洋及其周边一域，而后逐渐被时代赋予新的喻意，成为海外国家的通称;西洋作为地理名词，在地域范围扩大的同时，其概念渐趋融入文化的内涵。
关键词：西洋 分界依据 地域范围 综述
在中外交通史尤其是南中国海的对外交往研究中，中外学者做过大量工作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受各种条件的限制，研究伊始往往是外国学者走在中国学者前面。20世纪以来，我国学者奋起直追，老一辈学者及后继者克服各种学术以及现实困难，通过扎实的研究著述和泽惠后人的史料整理，为海外交通史研究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前人的研究，是今日我们继续探究东、西洋问题的前提和基础。
由于东、西洋概念本身所具有的地理范围属性，故而研究东、西洋问题的学者首先关注的往往是东、西洋的地域范围问题;而东、西洋的地域范围又有时空变迁的属性，本着概念理清和追根溯源的原则，东、西洋的分界依据便成为学者探求的另一重心。围绕上述两大问题，学人据史料展开丰富的讨论，相关争议亦由此而生。
一、分界依据
相对而言，日本学者对东、西洋分界依据问题关注较早。20世纪20年代，高桑驹吉即提出明代东洋、西洋是以马来人或波斯人的季风为基础而划分的想法，但唯和田清对此并不认同，而是主张其划分是以实际航路和针路为标准的说法。
针对这一问题，长期关注南洋问题的许云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许氏认为明代东、西洋以风向而分的方法失于笼统，故而解释未能有的。深究而言，许氏认为由商贸所决定的针路分法“似较可取”，因此更强调商贸因素在针路形成中的作用，并提出东、西洋针路之别是受洋流及风向而形成的自然条件与针路沿途的商贸所决定的看法 。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郑和下西洋研究”显学地位的凸显，学界关于东、西洋分界的讨论渐趋热烈，其论主要围绕是否该以针路（航路）作为划分东、西洋的依据而展开，并在此基础上讨论针路（航路）及其他因素在划界中的作用。吴晗认同针路划分法，认为元代“海上航行要靠针路（指南针），针路分东洋指针和西洋指针，因此在地理名词上就有‘东洋’和‘西洋’”。王尔敏亦认同此针路划分法，强调指南针在其中的基定作用，更进一步分析称这种地域称谓与航海习惯伴生，并在方向上以子午线为准产生东、西洋各自的区域 。沈福伟强调区域季风态势等自然因素的作用，认为此为该区域航道基本走向的基础，而正是这种航道方向的东西迥异，成为东、西洋划分的依据。同时期的李金明则认为，许云樵所谓以由商贸因素所决定的针路作为东、西洋分界的主张略失偏颇，认为许氏过于强调沿途商贸因素对针路的影响，这种单因素的分析忽略了帆船时代利用季候风航行的问题。李氏认为，明代东、西洋的分界是以航向、风向、洋流三种因素作为准则，其中以航向与风向为主要，而正是这种航向之别，衍生了“东、西洋针路（航路）”和“东、西洋”的说法;同时也由于季候风的作用，东、西洋船舶均不能逾越的文莱则成为东、西洋的分界点。显而易见，李金明跟强调自然因素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以降，又有数位学者在讨论东、西洋区域范围时谈及分界依据问题，其中又以刘迎胜、陈佳荣的论述较有代表性。在1995年郑和下西洋590周年纪念研讨会上，刘迎胜作了题为《“东洋”与“西洋”的由来》的报告，以世界史的眼光追溯了海域命名的几大中外系统，其文虽主要探求东、西洋的由来，但并不仅限于此两概念，而是网罗南海、西海等名称来源以求海域解释的周全。就东、西洋的划分而言，刘氏据张燮在《舟师考》中分别述及“西洋针路”和“东洋针路”而推断，“东洋”与“西洋”的区分的基本依据在于从中国大陆出海下番的航线的不同，亦即“东洋”与“西洋”的区分的基本依据在于航线的根本不同，这也是东、西洋概念的源起。显而易见，刘氏的贡献在于突出了航线在东、西洋分界中的基础性或曰关键性作用 。
同时参会的陈佳荣在其提交的论文《郑和航行时期的东西洋》中，对东、西洋的概念有了进一步论述。陈氏倾向于结合地域特点具体分析的方法，认为元明时期航海首发的泉、广之地当以针路作为划分东洋、西洋的首要界标;自此而下受海域地貌、洋流等影响，昆仑道及加里曼丹西岸一线成为划分东、西洋的另一界标。陈氏认为，南海的珊瑚礁“千里长沙”和“万里石塘”是古代航海的高风险区，舟师皆知回避，故南海成为东、西洋的天然分界。在2009年撰写的《帆船时代南海区划东西洋之另一讲究》一文中，陈氏依然坚持原先对元明时期东、西洋区域的看法，并明确了东、西洋分界的北（以广州为本位）、中（加里曼丹西、南海岸）、南（明末东延至帝汶岛一带）三大界标。陈氏认为，南海地貌、洋流是划分东、西洋的重要因素，并援引近代以来华莱士、韦伯等学者经过科学考察在爪哇、加里曼丹以东划定之地理、生物分界线，与明代东、西洋分界吻合的例子，来论证其看法的正确性 。
二、地域范围
关于东、西洋的地域范围，中外学界大致有两种表述方式，一种是未有严格时间节点区分的宏观概括（如笼统以宋、元或明等整朝或相邻数朝划分），另一种是以史料时间作为具体分析的节点，细致区分不同时期的地域范围变化。就不同时期的“西洋”范围而言，学界对明代“西洋”讨论最多，其区域则或指为印度洋，或指南海西部与印度洋，甚或直接等同于“南洋”诸地，不一而足。
与东、西洋分界依据相类似的是，近代较早关注此问题的仍是日本学人，而其表述往往以宏观概括为主。山本达郎认为元代西洋非如明代所指的整个印度洋，只局限于南印度;宫崎市定将《岭外代答》、《岛夷志略》、《东西洋考》的海区划分各列成表，提出元明的东、西洋是源于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中东南诸国、东南海上诸国与西南诸国、西南海上诸国的看法，并引用《瀛涯胜览》的相关论述，主张明初之西洋即印度洋。 就明代“西洋”地域范围而言，中国学者基本认同明初之前与明末之“西洋”范围有显著地不同，但至于其对应范围则各抒己见。就宏观地域概念概括而言，以考据见长的李长博、冯承钧、向达、吴晗、苏继庼等人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李长博据张燮《东西洋考》所记之东、西洋国家，认为“当时之西洋乃指亚洲南部沿海诸国而言，自耶稣教士东来，自称欧洲曰西洋（葡萄牙一称大西洋国），而明代之西洋乃转称为南洋也。”。引文可见，李氏将“西洋”等同于“西洋诸国”。按其后一说法，耶稣教士东来之后的“南洋”，应是南海海域及东南亚诸国。但按《东西洋考》成书于明末的时间节点来看，李长博前一说法的所谓“当时”，应是指明末西洋的范围为亚洲南部沿海诸国，该说法虽略显暧昧不清，但据《东西洋考》亦可约略得知其指乃自南海西部延至南亚、西亚沿岸的广阔地域范围，这就与其之后所称的“明代之西洋乃称为南洋”的说法相抵牾，可见李氏的说法自相矛盾。
冯承钧对数本宋明时期的海外地理著作进行过校注，在《瀛涯胜览校注》中，冯氏表达了个人对“西洋”范围的认识。冯氏认为，明初郑和航海之际“所谓之西洋，盖指印度洋
也……（西洋）指者不仅海洋而已，沿海陆地亦名西洋……至以欧洲为西洋，要在耶稣会士东来之后。”从冯氏的表述可知，“西洋”不仅代表海域，亦指所涉沿海诸国，而明初的“西洋”范围，乃指印度洋海域及其沿海国家。除此之外，冯承钧在《中国南洋交通史》序例中对东、西洋的定义，再次重申了之前的“西洋即印度洋”的看法，并表述了元之前所谓南海与明际东、西洋的关系，认为元之前的“南海”或“西南海”即后来东、西洋的地域范围，近代以来称为“南洋”。至于东、西洋的分界，冯氏认为应以马来半岛与苏门答腊岛为界，即马六甲海峡为其分界线。
向达认为“明代以交阯、柬埔寨、暹罗以西今马来半岛、苏门答腊、爪哇、小巽他群岛，以至于印度、波斯、阿拉伯为西洋，今日本、菲律宾、加里曼丹、摩鹿加群岛为东洋”。与之相类似的是，明史大家吴晗认为，“西洋”指今印度支那半岛、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婆罗洲等地区;东洋指的是菲律宾、日本等地区 。但吴氏又称明朝东、西洋即今“南洋地区”，显而易见，与冯氏的看法相比，吴氏的看法显然有概念混淆的嫌疑，明朝东、西洋完全不等同于“南洋”范围，而只能说明代东、西洋与后来之“南洋”有地域重合之处;至于其所谓“东洋”区域，乃是近代以来的看法，而其所划“西洋”范围，则过于局限，仅缩小为南海周边一隅。
苏继庼在《岛夷志略校释》中对“西洋”一词的广、狭含义进行了区分，指出“本书西洋一名，其含义广狭不一。广义之西洋殆指西南海区域;狭义之西洋则指大食海区域。”就元代而言，苏氏认为“西洋一名，元代殆指南中国海西部榜葛剌海、大食海沿岸与东非沿岸各地。” 引文可见，苏氏的元代“西洋”区域甚为广大，故而学界有异议产生，万明即认为据《岛夷志略》记载并不能得出此结论，因之此范围失之过大 。
20世纪80年代前后，另有部分学人从概念通史的角度，以史料时间作为具体分析的节点，按历史的脉络细致区分不同时期的东、西洋地域范围变化。
洪建新认同冯承钧在《中国南洋交通史》序例中对东、西洋的定义，认为东、西洋之地域概念至少在元中期已经确立，而元明时期的西洋实指印度洋，以苏门答腊岛最西北的韦岛（Pulo Weh）作为东、西洋的分界，其西北的大洋即是“西洋”。与此同时，洪氏提出明代西洋范围扩大的看法，认为明代初期，特别包括郑和航海时期中所述及的东、西两洋地域概念和元朝时期虽基本上相同，即都以马六甲海峡附近地方作为他们的分界线，但西洋的范围有了进一步的扩大，西界已远及东非一带了 。
对西洋西界有所关注的另一学者是沈福伟，沈氏认为元朝西洋的西界，北部已包括地中海，南部则深入到东南非洲。另外，沈氏认为昆仑岛——东西竺——假里马打——孙剌一线，也就是康道尔岛西南经竹岛、卡里马塔岛和巽他海峡，是元代东、西洋的分界线，康道尔岛以西称西洋，康道尔岛以东称东洋;对于西洋的地理观念，明初大致也和元朝并无两样，而东、西洋北部的分界却不甚明了。与此同时，沈氏亦认同洪建新所谓明末西洋区划扩大与东洋区划相对缩小的观点，认为这种海外地理观念的变化是受世界政治与商业地图变化和15世纪末欧洲人地理观念的影响;而明末东、西洋观念的最后形成，受到西方传教士输入的亚洲地理观念和经纬测量的制约，因而造成西洋区划的无限扩展和东洋区划的相对缩减;就西洋而言，沈氏认为其界域的扩大主要表现为往西的延伸，但他不赞同以马六甲海峡作为明代东、西洋分界的看法，而是倾向于依旧以文莱为界划分东、西洋的看法 。王尔敏亦认可以文莱一线作为东、西洋分界的区划法，而对于东、西洋的具体区域，王氏虽认同明末二洋领域区界的变化，但略而概之，其着力点更在追溯东、西洋尤其是“西洋”概念本身所表现的涵义变化上。至于近代所俗称的“南洋”，王氏认为该称谓形成于清初，其所包含地域俱由元明以来所谓西洋地带转变而来 。
陈佳荣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关于东、西洋分界的看法进行了总结，认为过去对元至明初东、西洋的分界大致有两种不同意见，即以马六甲海峡为界、西洋为印度洋的看法，以及以加里曼丹西岸为界、西洋包括南海西部及印度洋的看法 。陈氏据元明相关史料，明确主张第二种分界方法 ，并以表格的形式对元至清代东、西洋区划概念的三次较大变化进行了细致梳理。陈氏认为元代或明代前期，东、西洋的北部分界，大致均以粤江口——加里曼丹西岸为线;自加里曼丹西岸再向南航行，此后的东、西洋分界线，元代及明代前期就不同了，西洋东界已达帝汶一带，《南海志》“大东洋”范围已划入西洋范畴，西洋区划往东往西都大有扩展;至明末清初，南洋成为东、西洋的间隔，不过“南洋”一词在明代应用尚未普遍，西洋的范围通常都包括南海西部在内 。
刘迎胜对东西洋地域范围的看法与陈佳荣的观点趋同。就南海概念而言，刘氏认为在航海和域外地理知识不够发达的时代，“南海”这一地理概念所覆盖的范围相当广，除了指中国以南海域以外，也指东南亚和东印度洋诸地;先秦时代中国人已经有“南海”的概念，泛指中国南方及其附近洋面，并兼指今之东海，汉以后，渐专指中国以南海面。就西洋概念而言，刘氏认为五代、宋时开始有“西洋”、“东洋”观念的产生，宋元时代“西洋”的概念已经广为使用，而宋元时代的“西洋”与五代时的“西洋”名称虽同，但地理范围有很大变化 。
万明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从西洋概念出现时间以及具体指代等角度，将“西洋”含义研究细微化。万明并不认同刘氏关于五代、宋时西洋观念产生的看法，她认为元代以前的“西洋”，是一个仍然只能存疑，有待新资料出现再探讨的问题。而自元初以降，时人对“西洋”则不局限于一种认识，其内涵不断随时代变迁而具有不同点寓意。
三、小结
综上所述，就东、西洋而言，西洋因明代郑和航海的弘扬而更引人注目，以至今日仍是航海史学界关注的热点，而东、西洋分界依据与地域范围是其争议的核心问题。从相关梳理来看，可以显见针路（航路、航线、航向）、洋流、季风、南海地貌、航路沿途商贸等词组是分界依据中频繁出现的关键词，且主流的看法基本肯定针路（航路、航线、航向）是划界的重要依据，而争论的产生，无非是源于探讨其它因素在划界中所起的作用。实际上，以上关键词之间并无实质冲突，所谓洋流、季风、南海地貌乃至航路沿途商贸因素，不过是形成各时期东、西洋航路之所以在此而不在彼的因由，而此航路的迥异方向，则是今南海海域按东、西划分的依据，以及最终形成东、西洋各自地域范围的缘由。
东、西洋地域范围的争论主要集中于元明时期。通过梳理可知，随着时空条件的变化及时人认识的不同，东、西洋地域范围并不固定于某一区域，而是呈现出动态变化;今南海地区作为东、西洋的天然间隔，在清代开始跻入世人关注视野并渐趋独立于东、西洋概念之外;就界限而言，学界争论虽涉及西洋西界与北界，但更多围绕西洋东界即东、西洋的分界线变化而展开;学界的基本观点认为，自元以降，东、西洋乃至南海的具体所指与地域范围的变化使得其内涵渐趋演变，原先以西洋指代的一国或印度洋及其周边一域，而后逐渐被时代赋予新的喻意，成为海外国家的通称;西洋作为地理名词，在地域范围扩大的同时，其概念渐趋融入文化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