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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郑天挺的“半截子墙”
1943年,三校合一的昆明西南联大为避日机轰炸侵袭,北大在东北郊离城五公里的岗头村盖了一所平房,为校长蒋梦麟疏散之用。同时,在“蒋寓”阶下另一大院盖了七间平房,另加一大厅及小间房,以备紧急时北大同仁暂避之用。由于日机空袭频繁,北大岗头村的这所暂避大院人头攒动,空间狭小逼仄,十分拥挤。人们一旦挨得太近,不免磕碰摩擦,教授家属之间龃龉日生,人际关系日渐紧张。
据资料记载,北大校长蒋梦麟先生的夫人陶曾榖与北大一些教授及家属不睦,与个性鲜明的周炳琳教授冲突尤烈。蒋梦麟虽是出长北大时间最长者,很善于处理各种矛盾,但就像医生无法诊治自身之病一样,当“拙荆”与属下教授发生激烈矛盾,他也一时束手,化解无方。于是,双方将矛盾“上交”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先生,要求在蒋寓与大院之间砌一墙高墙,永不来往,永避冲突。
清史专家郑天挺此时任联大总务长,砌墙事宜属于其管辖范围。接到这只烫番薯,郑天挺最初一再调解,同时说明砌墙必然引发的校内舆论,影响不佳云云。但两边互不相让,互责互怨,坚持认为砌墙避见乃唯一之策。郑天挺无奈,只得同意砌墙。
但郑天挺将“隔离墙”搭砌至一尺多高,便令停工。四十多公分的半截墙,隔是隔了,但一抬腿就能跨过去,两边的人还是能够守望相见。双方自然要求砌高墙体,将“工程”进行到底。此时,无论双方如何施压,郑天挺就是不再往高砌,就让这条“半截子墙”晾躺在那儿。
半月后,变化出现了,冲突双方羞愧难当,不谋而合,一致要求郑总务长将这道碍眼的矮墙拆除。这回,郑天挺欣然从命,迅速完工。联大学生何炳棣赞曰:“只有毅生(郑天挺字)先生才具有儒、道两家智慧的结晶!”何炳棣先生1938年毕业于清华,1952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史学博士学位,长年执教于芝加哥大学历史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何先生对郑天挺的这一赞誉,涵义庞实。
西南联大时期,校际关系天然成派。清华人对北大校长蒋梦麟、教务长樊际昌皆不无微词,独对秘书长郑天挺由衷倾服,从学问、做人、办事才干、负责精神等,都十分佩服〔1〕。1948年12月中旬,北大举行五十周年校庆,学生自治会以全体学生名义赠旗郑天挺——“北大舵手”。顺便交代一下,这位“北大舵手”在1952年院系调整中外调天津南开,清史权威离开了他最钟爱的地方——清代文物史料中心。
二、赵丹婚恋花絮
从南通走出的著名影星赵丹的婚恋颇具戏剧性。1936年4月26日,赵丹与叶露茜、唐纳与江青、顾而已与杜小鹃三对俊男靓女在杭州六和塔下集体结婚,证婚人是著名律师沈钧儒,主婚人是著名导演郑君里。照片见报,沸沸扬扬,弄得全国人民都晓得。婚后,阿丹与叶露茜感情一直不错。叶露茜第一次怀上孩子,赵丹正忙于拍摄《十字街头》和《马路天使》。为了尽力支持丈夫,叶露茜甘愿放弃自己的艺术事业。
1939年秋,赵丹告别叶露茜与三位同伴自渝赴疆,准备在新疆开辟戏剧事业。不久,时局有变,新疆军阀盛世才将赵丹等人逮捕入狱。四位夫人熬了几年,见无消息,生活又实在困难,三人另找出路,只有叶露茜还在苦苦守候。1942年,叶露茜长途赴疆,到处奔走,设法营救。1943年,因实在无法营救,叶露茜折返重庆,托亲友打听阿丹消息。后来,她找到国民党高层人士叶楚伧,从叶处出来,一脸泪容,因为也未听到什么消息。盛乃杀人魔王,看来凶多吉少。不久,传出“阿丹已被枪杀”的噩耗,朋友们既为阿丹悲痛,又想该为露茜另找归宿。1943年秋,作家杜萱从昆明来渝,单身,经朋友介绍,杜萱回昆明时带叶露茜一起走了。阿丹夫妇与杜萱早在上海认识,朋友们都认为是促成了一件好事。
1945年清明前后,阿丹四人出狱,回到重庆。中秋之夜,重庆文艺界在中国艺术剧社老板杜宗德家开晚会欢迎他们,其余三人茫然不知“家”何在,只有阿丹一人知道妻子下落,他不顾一切去了昆明,见到叶露茜后,赵丹并无一句怨语,只要求叶跟自己返渝。叶一个劲流泪,赵丹哀求到疯狂程度,露茜仍不肯点头,最后说出已经怀孕。赵丹失望回渝,性格外向的阿丹原本就被朋友呼为“长不大的阿丹”,此时情绪消沉,喜怒无常,反复说一句话:“一句谣传,害得我妻离子散。”还说杜萱也是朋友,不然抢也要把露茜抢回来。
1946年复员回沪,赵丹、秦怡、吴茵、吕恩、顾而已等出演陈鲤庭导演的影片《遥远的爱》,秋天到无锡拍外景,赵丹追求秦怡,秦怡对之若即若离,阿丹很苦闷,找吕恩(吴祖光前妻)倾诉。吕劝他不要着急,一定会找到美满可爱的意中人,只是时候未到。1947年春,从天上飞来黄宗英,二十二岁的黄宗英肄业南开中学,这次从北平飞沪,出演陈白尘《幸福狂想曲》女主角张月华,赵丹出演男主角吴志海,两人一见即擦出火花。1948年元旦,赵丹与黄宗英结为伉俪,恩爱至终。1980年,赵丹去世,黄宗英独自一人撑起了这个有七个子女的家〔2〕。
三、今析茅盾退酬
1958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刚成立,茅盾给予了大力支持,将当年在《文艺报》上连载并引起国内外关注的《夜读偶记》交该社出版。出书之后,百花文艺出版社寄去相应稿酬。很快,上千元稿酬退了回来,茅盾附有一信,大意为:“我历来只取一份稿酬,这本书是散篇文章结集而成的,贵社的稿酬我就不收了。”百花文艺出版社还以为有什么不周之处,派员上京登门拜访,请求茅公收下稿酬,仍遭婉拒。茅公说他与其他出版社交往亦如此,并非“独厚”百花社。该社无奈,只好将该笔稿酬上交国库。
此事一直被认为是茅公的厚德之事,被广为赞颂。孤立地看,也确乎如此。轻财薄利,古道古风,甚美甚仁。然而,若以今天眼光来看,若以深入一层的理性眼光来看,茅公之举便有许多不妥之处,甚值质疑。
一、在那特定的年代里,茅公此举是为着表现“大公无私”或“觉悟甚高”,符合当时的潮流,但此中却暗含了舍弃个人利益的价值倾向。当取不取,当拿不拿,模糊了原本十分清晰的个人权利界线。左倾思潮的一大特征就是刻意模糊集体与个人之间的界线,以所谓集体利益褫夺个人权益,致使个人权益成为“资产阶级的东西”。
二、乱了法度,坏了规矩。按劳取酬,公平合理。你茅公这么一大度,那么其他人如何自处?如果他们的经济实力还达不到可以放弃编集稿酬这一步,又怎么办?如果想拿,岂非“觉悟太低”,惹人耻笑?如果不拿,个人生活难以为继。再则,出版社怎么办?以后碰到这种散篇结集的情况,还给不给稿酬?
三、更值得揭示的是,茅公此举十分明确地传递了一大信号:其时知识分子自觉自愿将个人权利拱手相送。经济上的退守,事实上就意味着政治权利的失守。毕竟,政治认识需要通过经济予以表现,需要落实于经济。前方隘口潼关的失守,后面的长安也就保不住了。因此,从历史大处上来看,左倾思潮最初的孕育发动,也有人文知识分子的一份“自觉”。
既使出版社难办,又使其他人难堪,还连带着向更危险的左倾思潮靠拢,为极左思潮开闸放水,破了分寸的“厚德义举”实在值得重新审视。理性的原则就在于凡事均需照顾前后左右,体现均衡的大局观。茅公当时是否应该先收下这笔稿费,然后再以其他形式捐出。如此这般,来龙去脉清楚了然,个人、集体两得兼顾——既体现社会主义风格,又坚持了明确的权益界线,更不会使出版社难办。事实上,所谓社会理性之增长,即社会理念的日益精细化,而所谓理念的精细化,实质就在于对各方利益的兼顾度越大。
四、风流李石岑
哲学家李石岑,原名邦藩,湖南醴陵人。民国二年(1913)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1915年与潘培敏、李大年、丘夫之等在东京发起组织“学术研究会”。5月6日,编辑出版《民铎》杂志,抨击军阀专权、政治混乱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被日本政府查封。回国后,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并在上海继续主编《民铎》,兼任《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主笔。尔后,任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主编,文名大震。上海大夏大学、光华大学、国民大学等争相礼聘为哲学、心理学教授。
李石岑回国时,正值五四运动前夕,受新文化运动影响,他认为要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必须首先向国人介绍西学,作为救国救民之思想武器,从而唤起民众觉悟,才能赶上世界潮流。他译介詹姆斯和杜威的实用主义、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尼采的权力意志论、罗素的逻辑实证主义论等著作,风行一时。
民国十七年(1928)夏,李石岑在法国、德国看到资本主义的负面,转而研读赫拉克利特、费尔巴哈的著述以及马、恩、列等著作,重新评价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1930年底返回上海,先后在中国公学、大夏大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广州中山大学任哲学教授。时值中国思想界开展辩证唯物主义与反辩证唯物主义的论战,在论战中逐步加深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民国二十二年(1933)3月,李石岑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顶着白色恐怖,在上海宣讲《科学的社会主义哲学》等。民国二十三(1934)年10月病逝。
李石岑享寿不长,四十二岁即走人,却著述颇丰,留有《李石岑讲演集》、《李石岑论文集》、《人生哲学》(上)、《哲学浅说》、《现代哲学小引》、《体验哲学浅说》、《超人哲学浅说》、《希腊三大哲学家》、《西洋哲学史》、《哲学概论》、《中国哲学十讲》、《人生之价值与意义》、《教育哲学》、《游泳新术》、《郎格唯物论史》等。
李石岑富有感情,为人落拓不羁,风度翩翩,到处留情,遍布风流韵事,学生说他最爱谈恋爱问题。暨大学生温梓川评他:“对生活既不拘形迹,也不检点。因为多情,结果还是不免为情所累,惹了不少麻烦。他在大夏大学兼课的时候,就搞出了一桩桃色案件,闹得满城风雨。”原来,他有一诗人情妇童曼恬,怀上身孕,后来不知怎么闹到感情破裂。这位童小姐乃著名学者杨人楩兄弟的亲戚,杨氏兄弟看不下去,出面为童小姐打官司,最后李石岑赔偿了三千元生活费才作罢。
注释:
〔1〕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版,第167页。
〔2〕吕恩:《回首——我的艺术人生》,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年版,第95～97页。
1943年,三校合一的昆明西南联大为避日机轰炸侵袭,北大在东北郊离城五公里的岗头村盖了一所平房,为校长蒋梦麟疏散之用。同时,在“蒋寓”阶下另一大院盖了七间平房,另加一大厅及小间房,以备紧急时北大同仁暂避之用。由于日机空袭频繁,北大岗头村的这所暂避大院人头攒动,空间狭小逼仄,十分拥挤。人们一旦挨得太近,不免磕碰摩擦,教授家属之间龃龉日生,人际关系日渐紧张。
据资料记载,北大校长蒋梦麟先生的夫人陶曾榖与北大一些教授及家属不睦,与个性鲜明的周炳琳教授冲突尤烈。蒋梦麟虽是出长北大时间最长者,很善于处理各种矛盾,但就像医生无法诊治自身之病一样,当“拙荆”与属下教授发生激烈矛盾,他也一时束手,化解无方。于是,双方将矛盾“上交”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先生,要求在蒋寓与大院之间砌一墙高墙,永不来往,永避冲突。
清史专家郑天挺此时任联大总务长,砌墙事宜属于其管辖范围。接到这只烫番薯,郑天挺最初一再调解,同时说明砌墙必然引发的校内舆论,影响不佳云云。但两边互不相让,互责互怨,坚持认为砌墙避见乃唯一之策。郑天挺无奈,只得同意砌墙。
但郑天挺将“隔离墙”搭砌至一尺多高,便令停工。四十多公分的半截墙,隔是隔了,但一抬腿就能跨过去,两边的人还是能够守望相见。双方自然要求砌高墙体,将“工程”进行到底。此时,无论双方如何施压,郑天挺就是不再往高砌,就让这条“半截子墙”晾躺在那儿。
半月后,变化出现了,冲突双方羞愧难当,不谋而合,一致要求郑总务长将这道碍眼的矮墙拆除。这回,郑天挺欣然从命,迅速完工。联大学生何炳棣赞曰:“只有毅生(郑天挺字)先生才具有儒、道两家智慧的结晶!”何炳棣先生1938年毕业于清华,1952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史学博士学位,长年执教于芝加哥大学历史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何先生对郑天挺的这一赞誉,涵义庞实。
西南联大时期,校际关系天然成派。清华人对北大校长蒋梦麟、教务长樊际昌皆不无微词,独对秘书长郑天挺由衷倾服,从学问、做人、办事才干、负责精神等,都十分佩服〔1〕。1948年12月中旬,北大举行五十周年校庆,学生自治会以全体学生名义赠旗郑天挺——“北大舵手”。顺便交代一下,这位“北大舵手”在1952年院系调整中外调天津南开,清史权威离开了他最钟爱的地方——清代文物史料中心。
二、赵丹婚恋花絮
从南通走出的著名影星赵丹的婚恋颇具戏剧性。1936年4月26日,赵丹与叶露茜、唐纳与江青、顾而已与杜小鹃三对俊男靓女在杭州六和塔下集体结婚,证婚人是著名律师沈钧儒,主婚人是著名导演郑君里。照片见报,沸沸扬扬,弄得全国人民都晓得。婚后,阿丹与叶露茜感情一直不错。叶露茜第一次怀上孩子,赵丹正忙于拍摄《十字街头》和《马路天使》。为了尽力支持丈夫,叶露茜甘愿放弃自己的艺术事业。
1939年秋,赵丹告别叶露茜与三位同伴自渝赴疆,准备在新疆开辟戏剧事业。不久,时局有变,新疆军阀盛世才将赵丹等人逮捕入狱。四位夫人熬了几年,见无消息,生活又实在困难,三人另找出路,只有叶露茜还在苦苦守候。1942年,叶露茜长途赴疆,到处奔走,设法营救。1943年,因实在无法营救,叶露茜折返重庆,托亲友打听阿丹消息。后来,她找到国民党高层人士叶楚伧,从叶处出来,一脸泪容,因为也未听到什么消息。盛乃杀人魔王,看来凶多吉少。不久,传出“阿丹已被枪杀”的噩耗,朋友们既为阿丹悲痛,又想该为露茜另找归宿。1943年秋,作家杜萱从昆明来渝,单身,经朋友介绍,杜萱回昆明时带叶露茜一起走了。阿丹夫妇与杜萱早在上海认识,朋友们都认为是促成了一件好事。
1945年清明前后,阿丹四人出狱,回到重庆。中秋之夜,重庆文艺界在中国艺术剧社老板杜宗德家开晚会欢迎他们,其余三人茫然不知“家”何在,只有阿丹一人知道妻子下落,他不顾一切去了昆明,见到叶露茜后,赵丹并无一句怨语,只要求叶跟自己返渝。叶一个劲流泪,赵丹哀求到疯狂程度,露茜仍不肯点头,最后说出已经怀孕。赵丹失望回渝,性格外向的阿丹原本就被朋友呼为“长不大的阿丹”,此时情绪消沉,喜怒无常,反复说一句话:“一句谣传,害得我妻离子散。”还说杜萱也是朋友,不然抢也要把露茜抢回来。
1946年复员回沪,赵丹、秦怡、吴茵、吕恩、顾而已等出演陈鲤庭导演的影片《遥远的爱》,秋天到无锡拍外景,赵丹追求秦怡,秦怡对之若即若离,阿丹很苦闷,找吕恩(吴祖光前妻)倾诉。吕劝他不要着急,一定会找到美满可爱的意中人,只是时候未到。1947年春,从天上飞来黄宗英,二十二岁的黄宗英肄业南开中学,这次从北平飞沪,出演陈白尘《幸福狂想曲》女主角张月华,赵丹出演男主角吴志海,两人一见即擦出火花。1948年元旦,赵丹与黄宗英结为伉俪,恩爱至终。1980年,赵丹去世,黄宗英独自一人撑起了这个有七个子女的家〔2〕。
三、今析茅盾退酬
1958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刚成立,茅盾给予了大力支持,将当年在《文艺报》上连载并引起国内外关注的《夜读偶记》交该社出版。出书之后,百花文艺出版社寄去相应稿酬。很快,上千元稿酬退了回来,茅盾附有一信,大意为:“我历来只取一份稿酬,这本书是散篇文章结集而成的,贵社的稿酬我就不收了。”百花文艺出版社还以为有什么不周之处,派员上京登门拜访,请求茅公收下稿酬,仍遭婉拒。茅公说他与其他出版社交往亦如此,并非“独厚”百花社。该社无奈,只好将该笔稿酬上交国库。
此事一直被认为是茅公的厚德之事,被广为赞颂。孤立地看,也确乎如此。轻财薄利,古道古风,甚美甚仁。然而,若以今天眼光来看,若以深入一层的理性眼光来看,茅公之举便有许多不妥之处,甚值质疑。
一、在那特定的年代里,茅公此举是为着表现“大公无私”或“觉悟甚高”,符合当时的潮流,但此中却暗含了舍弃个人利益的价值倾向。当取不取,当拿不拿,模糊了原本十分清晰的个人权利界线。左倾思潮的一大特征就是刻意模糊集体与个人之间的界线,以所谓集体利益褫夺个人权益,致使个人权益成为“资产阶级的东西”。
二、乱了法度,坏了规矩。按劳取酬,公平合理。你茅公这么一大度,那么其他人如何自处?如果他们的经济实力还达不到可以放弃编集稿酬这一步,又怎么办?如果想拿,岂非“觉悟太低”,惹人耻笑?如果不拿,个人生活难以为继。再则,出版社怎么办?以后碰到这种散篇结集的情况,还给不给稿酬?
三、更值得揭示的是,茅公此举十分明确地传递了一大信号:其时知识分子自觉自愿将个人权利拱手相送。经济上的退守,事实上就意味着政治权利的失守。毕竟,政治认识需要通过经济予以表现,需要落实于经济。前方隘口潼关的失守,后面的长安也就保不住了。因此,从历史大处上来看,左倾思潮最初的孕育发动,也有人文知识分子的一份“自觉”。
既使出版社难办,又使其他人难堪,还连带着向更危险的左倾思潮靠拢,为极左思潮开闸放水,破了分寸的“厚德义举”实在值得重新审视。理性的原则就在于凡事均需照顾前后左右,体现均衡的大局观。茅公当时是否应该先收下这笔稿费,然后再以其他形式捐出。如此这般,来龙去脉清楚了然,个人、集体两得兼顾——既体现社会主义风格,又坚持了明确的权益界线,更不会使出版社难办。事实上,所谓社会理性之增长,即社会理念的日益精细化,而所谓理念的精细化,实质就在于对各方利益的兼顾度越大。
四、风流李石岑
哲学家李石岑,原名邦藩,湖南醴陵人。民国二年(1913)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1915年与潘培敏、李大年、丘夫之等在东京发起组织“学术研究会”。5月6日,编辑出版《民铎》杂志,抨击军阀专权、政治混乱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被日本政府查封。回国后,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并在上海继续主编《民铎》,兼任《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主笔。尔后,任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主编,文名大震。上海大夏大学、光华大学、国民大学等争相礼聘为哲学、心理学教授。
李石岑回国时,正值五四运动前夕,受新文化运动影响,他认为要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必须首先向国人介绍西学,作为救国救民之思想武器,从而唤起民众觉悟,才能赶上世界潮流。他译介詹姆斯和杜威的实用主义、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尼采的权力意志论、罗素的逻辑实证主义论等著作,风行一时。
民国十七年(1928)夏,李石岑在法国、德国看到资本主义的负面,转而研读赫拉克利特、费尔巴哈的著述以及马、恩、列等著作,重新评价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1930年底返回上海,先后在中国公学、大夏大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广州中山大学任哲学教授。时值中国思想界开展辩证唯物主义与反辩证唯物主义的论战,在论战中逐步加深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民国二十二年(1933)3月,李石岑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顶着白色恐怖,在上海宣讲《科学的社会主义哲学》等。民国二十三(1934)年10月病逝。
李石岑享寿不长,四十二岁即走人,却著述颇丰,留有《李石岑讲演集》、《李石岑论文集》、《人生哲学》(上)、《哲学浅说》、《现代哲学小引》、《体验哲学浅说》、《超人哲学浅说》、《希腊三大哲学家》、《西洋哲学史》、《哲学概论》、《中国哲学十讲》、《人生之价值与意义》、《教育哲学》、《游泳新术》、《郎格唯物论史》等。
李石岑富有感情,为人落拓不羁,风度翩翩,到处留情,遍布风流韵事,学生说他最爱谈恋爱问题。暨大学生温梓川评他:“对生活既不拘形迹,也不检点。因为多情,结果还是不免为情所累,惹了不少麻烦。他在大夏大学兼课的时候,就搞出了一桩桃色案件,闹得满城风雨。”原来,他有一诗人情妇童曼恬,怀上身孕,后来不知怎么闹到感情破裂。这位童小姐乃著名学者杨人楩兄弟的亲戚,杨氏兄弟看不下去,出面为童小姐打官司,最后李石岑赔偿了三千元生活费才作罢。
注释:
〔1〕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版,第167页。
〔2〕吕恩:《回首——我的艺术人生》,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年版,第95～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