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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中曾受到很多先辈哲学家的影响，从而逐渐形成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中向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拓展与转向值得深究。青年时期马克思的思想曾受到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等人的影响并发生改变，产生不同的思考。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在面对“林木盗窃法”等现实问题时，与黑格尔哲学思想相背离并对其进行批判。引发其对于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思考，将视域归附到人与国家之间的本质关系上，建立自身的思想格局，从而通过对黑格尔的批判实现其唯物主义转向。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黑格尔哲学;思想逻辑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0）11-0034-02
青年马克思的思想逻辑发展历经诸多改变，其思想逻辑发展历程引发学界的不断探讨。就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转向而言，要复归到其思想发展的总体逻辑视域中去。揭示在这一过程中对国家和市民社会的深刻思考，展现出马克思政治思想的觉悟，同时，亦可将此看作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之观念论基础批判的结果。溯源至《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对保守主义立场的尖锐批判，接续至法哲学批判，进而政治批判。正由于马克思思想逻辑的不断拓展，为后续对其思想演进的研究提供了颇具价值的研究思路。
一、青年马克思的思想转变
（一）马克思的初期思考
處于“理想主义阶段”的青年马克思也曾有许多思想发展上的困惑。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对人民群众的利益问题及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但其思考的根本却在于“现实国家”。在《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关于“林木盗窃法”的问题，阐述了他的思考，并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表达出自己强烈的观点。“林木盗窃法”的制定应属国家层面的问题，其本质上属于国家为何种阶级服务的问题。
从对待“林木盗窃”这一社会现实问题上，我们可以初窥马克思法学思想的启蒙。青年时期对自由、平等和人权的追求，体现出此阶段他对于“法”的追求。虽然这一阶段的马克思并没有在其文章中表现出对法理论的探讨，但马克思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探讨，以及改造不公平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从未停歇[1]。在普鲁士封建农奴制统治时期，法被用以作为统治阶级表达集中意志的武器，地主阶级依靠在立法制度上的优势来建立维护自身阶级的法律法案，“法”在这一时期展现出的阶级局限性尤为明显。深受孟德斯鸠以及卢梭等著名哲学家影响的马克思，发表了《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借此表达他对于底层劳动人民的生存资本受到统治阶级剥削，法律失调的猛烈抨击。同时，《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所掀起的轩然大波，进而触发了马克思对于出版自由的思考。出版自由不同于林木盗窃法案的物质利益性，更偏向于精神层面的利益，因此使得青年马克思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同唯物主义发生了碰撞，导致处于理想主义阶段的马克思陷入深思，同时也促进了马克思在法哲学领域的进一步探索。
（二）唯物主义方向转变
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的思想仍是处在唯心主义视域之中，他以《基督教的本质》批判宗教，将此作为无神论者的武器，但却没有深刻理解其中的唯物主义实质。不同于马克思，费尔巴哈从人本学的角度探究基督教的本质，通过对上帝的神性批判以阐述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关系。即使后来的马克思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称之为“半截子的唯物主义”，但此时费尔巴哈关于“人创造了世界”的观点仍点燃了马克思唯物主义的思想萌芽。
在《基督教的本质》中，费尔巴哈否定了超自然的存在，认为现实的存在物才是真实存在的，认为宗教是由人创造的，并非宗教创造了人[2]。费尔巴哈处于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对宗教进行了批判，这一举措深刻影响了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使得其思想开始实现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向。但马克思对于唯物主义的探索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于宗教的批判上，马克思将实践作为唯物主义探索的方向，在实践中探索社会历史的发展和对宗教的批判，最终驶向历史唯物主义方向。
二、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
（一）世界观的变革
虽然马克思也曾属青年黑格尔派，但不同于青年黑格尔派的是马克思重视物质，而并非理念。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之前，马克思将理性当作是国家的尺度，认为可以通过国家制度的不断健全与完善来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但马克思对于国家产生了置疑，认为国家是统治阶级用以维持社会和自身阶级利益的工具。从“林木盗窃法”就可以看出国家为维护“林木所有者”的利益而剥削底层农民阶级的基础生活条件。在马克思看来普鲁士的国家形式与其理想的国家形式大相径庭，但马克思认为解决这种差异的关键所在是利益所述问题，也就是法的倾向问题[3]。在法在协调私人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层面上，马克思不同于黑格尔的看法，马克思更为强调物质利益的作用，倾向于唯物主义的立场。因此在唯物史观上马克思同黑格尔思想决裂。
自马克思哲学思想产生之初，他便察觉到唯心主义所具有的先天性缺陷，即唯心主义无法将“现有”和“应有”相统一的缺陷，这也是马克思批判性思维的开端。批判思维使得马克思实现了哲学思想的转向，由黑格尔“自我意识”转向“现实的人”。在物质利益问题上，马克思无法继续用唯心主义的观点进行解决，因此马克思开始依靠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立场对黑格尔进行批判。
但不同于费尔巴哈将人视为“感性的对象”，马克思将人理解为“对象性活动”，这也是马克思向历史唯物主义转向的基础[4]。
（二）将人作为主体
当黑格尔将抽象的“理念”作为其思想体系的本原时，费尔巴哈对其进行了批判，认为应以人为主体厘清黑格尔的哲学主谓关系。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5]，将人作为一切的主体，才是问题讨论的关键所在。因此在面对黑格尔的国家观和制度观时，将人作为主体的马克思对人民主权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用人民主权来反对国家专权。黑格尔在其所处历史背景下，作为主流思想的代表性人物，认为应当将王权同立法权及行政权结合起来。但马克思对此是批判的，他认为将王权放置在君主立宪制的首位，就会使统治者阶级凌驾于人民之上成为绝对理念的“存在”。马克思的人民主权论认为在国家制度建设中，不应是人为法律而存在，要做到法律为人而存在。将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地位摆在首位，才是真正地将人作为主体。 （三）批判唯心主义国家观
黑格尔的国家观是建立在理念之上的，也就是唯心主义的，因此当面临私人利益和物质利益的关系问题时，呈现出唯心主义的势态，使得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哲学信仰产生了置疑，使他认识到唯心主义国家观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国家观念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被看作是“道德理念”的复现以及理性规律的体现。但实际却并非如此“理想”，在当国家维护着少数人的私有利益时，成为统治阶级欺压剥削广大人民群众的工具。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国家观进行了批判，在面对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时，从唯物主义角度出发提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思想。通过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国家观的批判，在市民社会而非理念中寻找国家问题的解决路径。
三、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
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是对费尔巴哈批判与继承之后达成的，吸收了其人本学的思想理论精华。但在“人”的问题上，马克思仍不同于费尔巴哈，概念上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在费尔巴哈看来，人是自然的、现实的并且是感性的，但不是社会意义上的，而马克思则是从人的社会属性出发去对人进行解读。虽然费尔巴哈以唯物主义视角正确地审视了人和自然的关系，把人作为社会的产物，但他没有重视社会实践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存在着弊端。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进行了批判和扬弃，继承了其中人本主义的合理成分，并借此批判黑格尔。马克思认为个人与国家之间是相互的，人的个体性与国家职能之间相互联系，国家需要依靠个人这样的单独的主体才能发挥其作用。但此时马克思讲到的人并非肉体意义上的人，而是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的主体，是社会意义上的人。马克思的观点是从人的本质出发，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对于费尔巴哈的批判，初步探索了人的社会性质萌芽，认为人存在着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
同时，马克思受到费尔巴哈异化思想的影响与启发，并以此批判黑格尔法哲学，但不同于费尔巴哈的是马克思以异化来批判国家，而并非宗教。马克思认为国家职能在执行中也是一种异化，正如费尔巴哈看待宗教一样，人们创造了宗教，反过来被宗教所奴役。国家亦如此，人们在制度建设上的种种努力是为了更好地行使个人权利，但国家制度在一定层面上会对人进行限制。反观之前林木盗窃和出版自由等问题，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实利益，更可以进一步厘清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间的问题，也就是国家为谁服务的问题。马克思之前一直保持着同黑格尔一样的唯心主义国家观，认为国家即是理性的现实。但当其面临如上问题时，马克思发现在林木盗窃问题上国家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牺牲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权利，使得马克思认识到在实际的生活中，唯心主义世界观无法用以解决实际问题，从而将错误的唯心泛神论扭转过来转向唯物主义阵营。认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以家庭和市民社会为代表的个人利益决定了国家的普遍利益。
参考文献：
[1]刘远.马克思的法学思想及当代启示探析——基于分析《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J].学理论，2019（9）：20-23.
[2]刘秀娟.《基督教的本质》中的宗教与哲学思想研究[D].重庆：重庆师范大学，2019.
[3]左小凤.青年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关系思考——基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J].现代交际，2019（12）：212-213.
[4]肖宁.青年马克思实践观的思维逻辑[D].长春：吉林大学，2019.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8.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黑格尔哲学;思想逻辑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0）11-0034-02
青年马克思的思想逻辑发展历经诸多改变，其思想逻辑发展历程引发学界的不断探讨。就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转向而言，要复归到其思想发展的总体逻辑视域中去。揭示在这一过程中对国家和市民社会的深刻思考，展现出马克思政治思想的觉悟，同时，亦可将此看作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之观念论基础批判的结果。溯源至《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对保守主义立场的尖锐批判，接续至法哲学批判，进而政治批判。正由于马克思思想逻辑的不断拓展，为后续对其思想演进的研究提供了颇具价值的研究思路。
一、青年马克思的思想转变
（一）马克思的初期思考
處于“理想主义阶段”的青年马克思也曾有许多思想发展上的困惑。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对人民群众的利益问题及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但其思考的根本却在于“现实国家”。在《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关于“林木盗窃法”的问题，阐述了他的思考，并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表达出自己强烈的观点。“林木盗窃法”的制定应属国家层面的问题，其本质上属于国家为何种阶级服务的问题。
从对待“林木盗窃”这一社会现实问题上，我们可以初窥马克思法学思想的启蒙。青年时期对自由、平等和人权的追求，体现出此阶段他对于“法”的追求。虽然这一阶段的马克思并没有在其文章中表现出对法理论的探讨，但马克思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探讨，以及改造不公平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从未停歇[1]。在普鲁士封建农奴制统治时期，法被用以作为统治阶级表达集中意志的武器，地主阶级依靠在立法制度上的优势来建立维护自身阶级的法律法案，“法”在这一时期展现出的阶级局限性尤为明显。深受孟德斯鸠以及卢梭等著名哲学家影响的马克思，发表了《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借此表达他对于底层劳动人民的生存资本受到统治阶级剥削，法律失调的猛烈抨击。同时，《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所掀起的轩然大波，进而触发了马克思对于出版自由的思考。出版自由不同于林木盗窃法案的物质利益性，更偏向于精神层面的利益，因此使得青年马克思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同唯物主义发生了碰撞，导致处于理想主义阶段的马克思陷入深思，同时也促进了马克思在法哲学领域的进一步探索。
（二）唯物主义方向转变
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的思想仍是处在唯心主义视域之中，他以《基督教的本质》批判宗教，将此作为无神论者的武器，但却没有深刻理解其中的唯物主义实质。不同于马克思，费尔巴哈从人本学的角度探究基督教的本质，通过对上帝的神性批判以阐述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关系。即使后来的马克思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称之为“半截子的唯物主义”，但此时费尔巴哈关于“人创造了世界”的观点仍点燃了马克思唯物主义的思想萌芽。
在《基督教的本质》中，费尔巴哈否定了超自然的存在，认为现实的存在物才是真实存在的，认为宗教是由人创造的，并非宗教创造了人[2]。费尔巴哈处于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对宗教进行了批判，这一举措深刻影响了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使得其思想开始实现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向。但马克思对于唯物主义的探索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于宗教的批判上，马克思将实践作为唯物主义探索的方向，在实践中探索社会历史的发展和对宗教的批判，最终驶向历史唯物主义方向。
二、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
（一）世界观的变革
虽然马克思也曾属青年黑格尔派，但不同于青年黑格尔派的是马克思重视物质，而并非理念。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之前，马克思将理性当作是国家的尺度，认为可以通过国家制度的不断健全与完善来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但马克思对于国家产生了置疑，认为国家是统治阶级用以维持社会和自身阶级利益的工具。从“林木盗窃法”就可以看出国家为维护“林木所有者”的利益而剥削底层农民阶级的基础生活条件。在马克思看来普鲁士的国家形式与其理想的国家形式大相径庭，但马克思认为解决这种差异的关键所在是利益所述问题，也就是法的倾向问题[3]。在法在协调私人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层面上，马克思不同于黑格尔的看法，马克思更为强调物质利益的作用，倾向于唯物主义的立场。因此在唯物史观上马克思同黑格尔思想决裂。
自马克思哲学思想产生之初，他便察觉到唯心主义所具有的先天性缺陷，即唯心主义无法将“现有”和“应有”相统一的缺陷，这也是马克思批判性思维的开端。批判思维使得马克思实现了哲学思想的转向，由黑格尔“自我意识”转向“现实的人”。在物质利益问题上，马克思无法继续用唯心主义的观点进行解决，因此马克思开始依靠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立场对黑格尔进行批判。
但不同于费尔巴哈将人视为“感性的对象”，马克思将人理解为“对象性活动”，这也是马克思向历史唯物主义转向的基础[4]。
（二）将人作为主体
当黑格尔将抽象的“理念”作为其思想体系的本原时，费尔巴哈对其进行了批判，认为应以人为主体厘清黑格尔的哲学主谓关系。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5]，将人作为一切的主体，才是问题讨论的关键所在。因此在面对黑格尔的国家观和制度观时，将人作为主体的马克思对人民主权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用人民主权来反对国家专权。黑格尔在其所处历史背景下，作为主流思想的代表性人物，认为应当将王权同立法权及行政权结合起来。但马克思对此是批判的，他认为将王权放置在君主立宪制的首位，就会使统治者阶级凌驾于人民之上成为绝对理念的“存在”。马克思的人民主权论认为在国家制度建设中，不应是人为法律而存在，要做到法律为人而存在。将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地位摆在首位，才是真正地将人作为主体。 （三）批判唯心主义国家观
黑格尔的国家观是建立在理念之上的，也就是唯心主义的，因此当面临私人利益和物质利益的关系问题时，呈现出唯心主义的势态，使得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哲学信仰产生了置疑，使他认识到唯心主义国家观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国家观念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被看作是“道德理念”的复现以及理性规律的体现。但实际却并非如此“理想”，在当国家维护着少数人的私有利益时，成为统治阶级欺压剥削广大人民群众的工具。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国家观进行了批判，在面对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时，从唯物主义角度出发提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思想。通过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国家观的批判，在市民社会而非理念中寻找国家问题的解决路径。
三、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
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是对费尔巴哈批判与继承之后达成的，吸收了其人本学的思想理论精华。但在“人”的问题上，马克思仍不同于费尔巴哈，概念上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在费尔巴哈看来，人是自然的、现实的并且是感性的，但不是社会意义上的，而马克思则是从人的社会属性出发去对人进行解读。虽然费尔巴哈以唯物主义视角正确地审视了人和自然的关系，把人作为社会的产物，但他没有重视社会实践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存在着弊端。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进行了批判和扬弃，继承了其中人本主义的合理成分，并借此批判黑格尔。马克思认为个人与国家之间是相互的，人的个体性与国家职能之间相互联系，国家需要依靠个人这样的单独的主体才能发挥其作用。但此时马克思讲到的人并非肉体意义上的人，而是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的主体，是社会意义上的人。马克思的观点是从人的本质出发，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对于费尔巴哈的批判，初步探索了人的社会性质萌芽，认为人存在着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
同时，马克思受到费尔巴哈异化思想的影响与启发，并以此批判黑格尔法哲学，但不同于费尔巴哈的是马克思以异化来批判国家，而并非宗教。马克思认为国家职能在执行中也是一种异化，正如费尔巴哈看待宗教一样，人们创造了宗教，反过来被宗教所奴役。国家亦如此，人们在制度建设上的种种努力是为了更好地行使个人权利，但国家制度在一定层面上会对人进行限制。反观之前林木盗窃和出版自由等问题，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实利益，更可以进一步厘清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间的问题，也就是国家为谁服务的问题。马克思之前一直保持着同黑格尔一样的唯心主义国家观，认为国家即是理性的现实。但当其面临如上问题时，马克思发现在林木盗窃问题上国家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牺牲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权利，使得马克思认识到在实际的生活中，唯心主义世界观无法用以解决实际问题，从而将错误的唯心泛神论扭转过来转向唯物主义阵营。认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以家庭和市民社会为代表的个人利益决定了国家的普遍利益。
参考文献：
[1]刘远.马克思的法学思想及当代启示探析——基于分析《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J].学理论，2019（9）：20-23.
[2]刘秀娟.《基督教的本质》中的宗教与哲学思想研究[D].重庆：重庆师范大学，2019.
[3]左小凤.青年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关系思考——基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J].现代交际，2019（12）：212-213.
[4]肖宁.青年马克思实践观的思维逻辑[D].长春：吉林大学，2019.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