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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雎》为何居《國风》之首，居《诗经》之冠？对这一个古老问题至今仍存在两种论说方式，经学的论说方式从诗篇的道德伦理功用来立论，后代的文学论说则从诗篇自身的特点来立论。这两种论说不同的着眼点反映了时代的变迁。
关键词：《关雎》《诗经》之冠 经学论说 文学论说
一、《关雎》凭什么居《國风》之首、居《诗经》之冠？
一部作品集的第一篇可能代表整部集子的精神倾向，例如：《古诗十九首》的《行行重行行》；阮籍《咏怀》的《夜中不能寐》；王维《辋川集》的《孟城坳》，莫不如此。对《诗经》和《关雎》而言，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随意排列的顺序问题，《关雎》确实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诗经》的代表。正由于此，“《关雎》凭什么居《國风》之首，居《诗经》之冠”这一古老问题从汉代到现当代都是《诗经》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历代对《关雎》能够代表《國风》、《诗经》似乎并没有多大疑异，问题在于它在哪些方面代表了《國风》，哪些方面代表了《诗经》？
时代不同，提出这一问题的背景也就不同，历代儒生和《诗经》研究者回答这一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也不一样。大致看来，由汉至明中期是从经学的角度立论，证明《关雎》及《诗经》的人性治道意义而确定它们的儒家经典地位。也有先确定经学地位再证明其人性治道意义的；明后期开始，出现了从文艺的角度论述《关雎》及《诗经》的观点，这来自于人性观念的变化，结果打破了经学一统的研究局面；近现代以来这种从文艺学乃至纯粹文学角度的论述更多见。本文拟从经学和文学两个角度说明历史过程中对《关雎》的论述，以期获得对这篇经典作品的全面认识。
一、《关雎》居《诗经》之冠的经学论证
从人性治道角度论述《关雎》及《诗经》又可细分为三个历史时期：春秋时代、汉代经学、宋代经学。时代和学风的变化使得这三个时期的论证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我们由此得以发见《关雎》及《诗经》不同时代所呈现的不同面貌，也大约可以认识论述者的背景因素和思想观念。
首先，来看孔门“诗学”观中《关雎》的地位。《诗经》在孔子的时代还不称为“经”，但它是孔门教学的重要内容。孔门“四教”（相当于四门功课）的“文、行、忠、信”（《述而》）似乎都可以找到《诗经》的因素。孔子具体论述《诗经》的话语更是比比皆是。孔门“诗学”也因而成为历代论述“《关雎》何以居于《诗经》之首”的源头。
其次，来看汉代儒生对《关雎》及《诗经》的论述。在汉代，儒学到武帝时方才确立了独尊的地位。儒生们为此可谓煞费苦心、绞尽脑汁，这在有关《关雎》及《诗经》的论述中也可以完全了解到儒生们的论说技巧，更不用说他们对“六经”的论述了。
汉代韩、鲁、齐、毛四家说《诗》，韩、鲁、齐三家在汉初即立为博士，毛诗则不是官学。然而东汉大儒郑玄以毛诗为底本笺释《诗经》，使得毛诗独传，而其他三家大多失传。这三家中其余两家只留下片言只语，《韩诗外传》则完整地流传下来，只是《内传》失传。正是在《韩诗外传》中，最早提出这一问题：“《关雎》凭什么居《國风》之首，居《诗经》之冠？”《诗大序》一般被认定为东汉著作。它融合了今古文经学，在较《韩诗外传》更为全面的眼光下论述《关雎》和《诗经》。而就“《关雎》何以居《诗经》之首”这一问题，《诗大序》则提供了历史和作用两种证明。从教化意义来看，《周南》、《召南》作为“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其重要性超过了其他篇章。张守节《史记正义》在《孔子世家》中对“《关雎》之乱以为风始”的说明更明白地阐述了《关雎》的这种教化意义。
再次，我们以朱熹为代表看宋儒对这一问题的论说。朱熹代表的宋代理学以四书为底本阐发儒学教义，孟子的“性善说”构成理学的哲学基础。“性”的“四端”得以发扬光大就可以养成君子品格。朱熹所谓的诵读《关雎》就可以“得其性情之正”的观点就是以孟子学说中论述《关雎》的教义，其论述方式显而易见。
二、《关雎》居《诗经》之首的文学论证
从宋代开始，《诗经》研究逐渐突破经学的限制。在内容方面，有了多样的解读方式，以致明代汤显祖《牡丹亭》把《关雎》作为男欢女爱的情歌。艺术形式方面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关雎》何以居《诗经》之首”的问题也要求在新的领域予以回答。
首先，我们来看清代方玉润《诗经原始》中对经学的解释，方玉润反对历代经生把《关雎》解作为文王风教、后妃之德之说，对《诗经》尤其是《二南》依然极其赞颂，但绝不再是从经学的角度出发，以教化功用作为评价《诗经》的第一乃至唯一标准。清代以来的“疑古思潮”尽管有许多思想被后人称为诟病之处，但“疑古”毕竟开阔了研究者的视野，而对《诗经》艺术形式的重视恰恰就与此思潮有关，沿着这样的方向，对“《关雎》为何居《诗经》之首”这一古老问题有了全新的答案。
其次，我们来看今人聂石樵等人的《诗经新注》对《关雎》的论说：
在艺术上，前人认为《关雎》有“七胜”：格局之胜、运笔之胜、文法之胜、字法之胜、造词之胜、用韵之胜和音节之胜。全诗声情文义俱佳，足可谓《國风》之始，“三百篇”之冠。
“七胜”之说，究竟始于何处，《诗经新注》没有说明。但“七胜”标示了宋代以来对《关雎》及《诗经》新的解读方式。在涵咏《关雎》的基础上，“七胜”的具体所指可有如下说明：第一，“格局之胜”是就诗篇的格调而言，文王具有为人处世的完美分寸感，体现出儒家的“中庸”之美；第二，“运笔之胜”是就谋篇布局而言，《关雎》的五节可分为三个部分，前两节歌咏文王对淑女的喜爱与追求，中间一节是追求不得的焦虑不安，后两节则是婚配之后的和乐美满；第三，“文法之胜”略等于现代汉语的表现手法，指《关雎》“兴”的两种运用；第四，“字法之胜”指“左右流之”、“左右采之”、“左右芼之”几句中“流”、“采”、“芼”三个字的变化及“寤寐求之”、“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中“求”、“友”、“乐”的变化之美；第五，“造字之声”指篇中“窈窕”、“参差”、“辗转”三个连绵词的创造，绘声绘色、各尽其妙；第六，“用韵之胜”指本诗采用偶句用韵的形式，全篇三次换韵；第七，“音节之胜”指全诗四字一句的整齐句式及三个层次之间平缓与急促节奏的相辅相成。
总而言之，《关雎》作为中华民族第一部诗歌总集的第一篇，情、文俱佳，足可谓《國风》之首，“三百篇”之冠。有关《关雎》地位的两类论说方式不仅让读者看到了一篇经典作品的多个侧面，也让读者了解了对《关雎》不同的解读观点的背景变化。如果我们从更高处着眼，则不难发现这两种方法的目的则都在于提升读者的境界。
关键词：《关雎》《诗经》之冠 经学论说 文学论说
一、《关雎》凭什么居《國风》之首、居《诗经》之冠？
一部作品集的第一篇可能代表整部集子的精神倾向，例如：《古诗十九首》的《行行重行行》；阮籍《咏怀》的《夜中不能寐》；王维《辋川集》的《孟城坳》，莫不如此。对《诗经》和《关雎》而言，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随意排列的顺序问题，《关雎》确实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诗经》的代表。正由于此，“《关雎》凭什么居《國风》之首，居《诗经》之冠”这一古老问题从汉代到现当代都是《诗经》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历代对《关雎》能够代表《國风》、《诗经》似乎并没有多大疑异，问题在于它在哪些方面代表了《國风》，哪些方面代表了《诗经》？
时代不同，提出这一问题的背景也就不同，历代儒生和《诗经》研究者回答这一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也不一样。大致看来，由汉至明中期是从经学的角度立论，证明《关雎》及《诗经》的人性治道意义而确定它们的儒家经典地位。也有先确定经学地位再证明其人性治道意义的；明后期开始，出现了从文艺的角度论述《关雎》及《诗经》的观点，这来自于人性观念的变化，结果打破了经学一统的研究局面；近现代以来这种从文艺学乃至纯粹文学角度的论述更多见。本文拟从经学和文学两个角度说明历史过程中对《关雎》的论述，以期获得对这篇经典作品的全面认识。
一、《关雎》居《诗经》之冠的经学论证
从人性治道角度论述《关雎》及《诗经》又可细分为三个历史时期：春秋时代、汉代经学、宋代经学。时代和学风的变化使得这三个时期的论证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我们由此得以发见《关雎》及《诗经》不同时代所呈现的不同面貌，也大约可以认识论述者的背景因素和思想观念。
首先，来看孔门“诗学”观中《关雎》的地位。《诗经》在孔子的时代还不称为“经”，但它是孔门教学的重要内容。孔门“四教”（相当于四门功课）的“文、行、忠、信”（《述而》）似乎都可以找到《诗经》的因素。孔子具体论述《诗经》的话语更是比比皆是。孔门“诗学”也因而成为历代论述“《关雎》何以居于《诗经》之首”的源头。
其次，来看汉代儒生对《关雎》及《诗经》的论述。在汉代，儒学到武帝时方才确立了独尊的地位。儒生们为此可谓煞费苦心、绞尽脑汁，这在有关《关雎》及《诗经》的论述中也可以完全了解到儒生们的论说技巧，更不用说他们对“六经”的论述了。
汉代韩、鲁、齐、毛四家说《诗》，韩、鲁、齐三家在汉初即立为博士，毛诗则不是官学。然而东汉大儒郑玄以毛诗为底本笺释《诗经》，使得毛诗独传，而其他三家大多失传。这三家中其余两家只留下片言只语，《韩诗外传》则完整地流传下来，只是《内传》失传。正是在《韩诗外传》中，最早提出这一问题：“《关雎》凭什么居《國风》之首，居《诗经》之冠？”《诗大序》一般被认定为东汉著作。它融合了今古文经学，在较《韩诗外传》更为全面的眼光下论述《关雎》和《诗经》。而就“《关雎》何以居《诗经》之首”这一问题，《诗大序》则提供了历史和作用两种证明。从教化意义来看，《周南》、《召南》作为“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其重要性超过了其他篇章。张守节《史记正义》在《孔子世家》中对“《关雎》之乱以为风始”的说明更明白地阐述了《关雎》的这种教化意义。
再次，我们以朱熹为代表看宋儒对这一问题的论说。朱熹代表的宋代理学以四书为底本阐发儒学教义，孟子的“性善说”构成理学的哲学基础。“性”的“四端”得以发扬光大就可以养成君子品格。朱熹所谓的诵读《关雎》就可以“得其性情之正”的观点就是以孟子学说中论述《关雎》的教义，其论述方式显而易见。
二、《关雎》居《诗经》之首的文学论证
从宋代开始，《诗经》研究逐渐突破经学的限制。在内容方面，有了多样的解读方式，以致明代汤显祖《牡丹亭》把《关雎》作为男欢女爱的情歌。艺术形式方面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关雎》何以居《诗经》之首”的问题也要求在新的领域予以回答。
首先，我们来看清代方玉润《诗经原始》中对经学的解释，方玉润反对历代经生把《关雎》解作为文王风教、后妃之德之说，对《诗经》尤其是《二南》依然极其赞颂，但绝不再是从经学的角度出发，以教化功用作为评价《诗经》的第一乃至唯一标准。清代以来的“疑古思潮”尽管有许多思想被后人称为诟病之处，但“疑古”毕竟开阔了研究者的视野，而对《诗经》艺术形式的重视恰恰就与此思潮有关，沿着这样的方向，对“《关雎》为何居《诗经》之首”这一古老问题有了全新的答案。
其次，我们来看今人聂石樵等人的《诗经新注》对《关雎》的论说：
在艺术上，前人认为《关雎》有“七胜”：格局之胜、运笔之胜、文法之胜、字法之胜、造词之胜、用韵之胜和音节之胜。全诗声情文义俱佳，足可谓《國风》之始，“三百篇”之冠。
“七胜”之说，究竟始于何处，《诗经新注》没有说明。但“七胜”标示了宋代以来对《关雎》及《诗经》新的解读方式。在涵咏《关雎》的基础上，“七胜”的具体所指可有如下说明：第一，“格局之胜”是就诗篇的格调而言，文王具有为人处世的完美分寸感，体现出儒家的“中庸”之美；第二，“运笔之胜”是就谋篇布局而言，《关雎》的五节可分为三个部分，前两节歌咏文王对淑女的喜爱与追求，中间一节是追求不得的焦虑不安，后两节则是婚配之后的和乐美满；第三，“文法之胜”略等于现代汉语的表现手法，指《关雎》“兴”的两种运用；第四，“字法之胜”指“左右流之”、“左右采之”、“左右芼之”几句中“流”、“采”、“芼”三个字的变化及“寤寐求之”、“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中“求”、“友”、“乐”的变化之美；第五，“造字之声”指篇中“窈窕”、“参差”、“辗转”三个连绵词的创造，绘声绘色、各尽其妙；第六，“用韵之胜”指本诗采用偶句用韵的形式，全篇三次换韵；第七，“音节之胜”指全诗四字一句的整齐句式及三个层次之间平缓与急促节奏的相辅相成。
总而言之，《关雎》作为中华民族第一部诗歌总集的第一篇，情、文俱佳，足可谓《國风》之首，“三百篇”之冠。有关《关雎》地位的两类论说方式不仅让读者看到了一篇经典作品的多个侧面，也让读者了解了对《关雎》不同的解读观点的背景变化。如果我们从更高处着眼，则不难发现这两种方法的目的则都在于提升读者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