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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看好大陆经济的发展前景,近年来成千上万的台湾同胞,纷纷登陆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经商,或进行交流活动。其中一些知名人士格外引人注目,他们中有陈水扁的堂弟陈天福、真相电视台董事长周荃、蒋介石的重孙蒋友柏等。
讨厌“台独”,陈水扁堂弟8000台币闯上海
今年48岁的陈天福,出生在台湾台南县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父亲陈水盛是一名矿工,与陈水扁的父亲陈松根是亲兄弟。从小,陈天福就与堂兄陈水扁的关系十分亲密,两人甚至同睡一张床,同一张桌子读书,陈水扁一直亲昵地叫他“阿福”。
此后的10多年间,双双失去父亲的他俩更加亲密了。伯父虽然去世了,但堂兄陈水扁却在政坛上日益走红。2000年3月18日,陈水扁当选台湾当局“总统”,这令陈家上下高兴不已。
起初,陈天福也为堂兄的飞黄腾达倍感高兴,可令他没想到的是,堂兄陈水扁竟一意孤行执行“台独”路线。陈天福不明白,尽管两岸政见不同,可明明都是中国人,堂兄为何偏执要分裂国家,脱离中国?更令他伤心的是,不久后他们原本深厚的兄弟亲情也随之慢慢淡化,并使他饱受连累。
有一天,陈天福按约去一家公司商谈合作事宜。不料刚一见面,对方老板竟冷冷地说:“我们合作的事以后再说吧。”原来,这家公司的老板一直反对“台独”,得知陈天福是陈水扁的堂弟后,就坚决不肯再同他做生意。陈天福委屈极了。
还有一次,陈天福去一家商店买东西,听见有人在背后议论说:“那不是阿扁的弟弟吗?阿扁连自己的根都忘了,估计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陈天福准备付账时,商店老板竟说:“不好意思,我们现在暂时不营业,东西不卖了!”走出商店,陈天福感到自尊心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台湾民众的指责,邻居的不理解,朋友的误会,令陈天福痛苦极了,这导致他工作经常出错。有一次为客户发布广告时,他竟将电话号码弄错了,结果损失了一笔大业务。本来台湾的市场就狭小,再加上频频出错,陈天福的生意越来越难做。
那天,陈天福坐在办公室为生意的事情发愁,一位两三年不见的老朋友突然来访。朋友原是开制衣厂的, 3年前将工厂搬到大陆去了,如今已赚了不少钱。得知陈天福生意不顺,朋友善意地劝他到大陆发展。朋友的话令陈天福低落的情绪为之一振,他想,既然台湾生意难做,自己又和堂兄政见相左,不如先到大陆考察一番,看看在那里能否开辟自己新的事业!
2000年7月,陈天福独自来到了上海。看到大陆,尤其是上海良好的经济发展势头,陈天福终于下定决心:带着全家到上海,在这里打拼未来!
陈天福马上在上海市长宁区中山公园附近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旧房子,然后返回台北,准备把妻儿接过来。然而,他要带全家搬迁上海的消息传开后,朋友们纷纷表示不解,劝他从长计议,并提醒他说:“现在台湾当局非常反感台商去大陆投资,你要三思而行啊!”然而,无论别人怎么劝说,陈天福就是不改初衷。
第二天一早,陈天福便到售票厅购买了4张经澳门飞往上海的机票。处理完在台湾的经济来往账目,他发现此时自己的全部家当只剩下8000元台币(相当于当时人民币2000元)了。就凭这点钱到上海打拼吗?陈天福不禁感到了一丝后怕。可开弓没有回头箭,他不想再回头了。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他甚至没有把去大陆发展的事情告诉堂兄陈水扁。
2000年8月10日,陈天福带着全家到了上海。安顿好一切后,他开始四处找工作。起初,他总是在一些台商的企业里找事做,然而人家知道他是陈水扁的堂弟后,就说:“阿福,你是阿扁的堂弟,怎么可能到我们这里打工?别拿我们开玩笑啦!”任凭他怎么解释,人家就是不相信,甚至提议说:“阿福呀,要不我出大头,你出小头,一起投资做生意吧!”弄得他哭笑不得。
一次次的碰壁,令陈天福感到异常困惑:自己之所以来大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想摆脱堂兄陈水扁的阴影,怎么还是不能幸免呢?
2001年4月,陈天福总算在朋友处借到一笔资金,开始做箱包和服装生意。一年后又有了自己的一家小工厂。由于大陆对台商有许多优惠扶持政策,加上在上海做服装生意有出口方面的优势,几年下来,陈天福已经打拼成了一家大公司的老板。如今,他的公司旗下拥有四五家工厂,总资产已达数千万。
他说,与台湾那个弹丸小岛相比,祖国大陆的市场空间实在太大了!陈天福至今仍很庆幸自己当初的选择,如果不离开台湾到上海发展,哪会有今天的这番事业!
周荃,在清华读书的真相电视台董事长
周荃和大陆朋友聊天时,有时会不由喟叹“人生真是不可预料”。的确,台湾南部乡下的一个小姑娘,怎能料到自己日后会成为万众瞩目的大主播,位高声隆的“立法委员”?怎能料到自己会成为一家电视台的董事长,还跑到大陆的清华大学读EMBA?
周荃的父亲来自浙江,1949年去探望嫁到台湾的姐姐,结果没想到一去便不能归。周荃的这一出身背景,影响了她以后的人生抉择。
1979年从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因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周荃只好做了一名柜台小姐。一年后,她考进台湾中国电视公司(简称中视),先做记者,后当主持人。不到3年,周荃就名满台湾。
在中视足足呆了9年半,周荃感到有必要转换一下空间了,当时电视台限制很多,基本上一点大陆的新闻都没有,连作气象报告时用词都得小心翼翼。她说,有一次报气象的同仁形容“台湾上空正是乌云密布”，就立即受到“严重关切”呢!当时在台湾做新闻更得注意,一不小心还会有“文字狱”,搞不好就要受处分。
1990年,挟做电视积攒起来的高人气,周荃开始竞选台湾“立法委员”,结果一举中的。当“立委”后,她着手“解放”电视人,推动开放台湾有线电视,经过4年的努力争取,1994年“有线电视法案”终于获得通过。因为此举,周荃被称为台湾有线电视的“妈祖婆”。
一年之后,周荃又有了一项创举。她请出李敖上她前一年创办的真相电视台开讲“李敖笑傲江湖”,这是李敖的第一次“触电”。周荃很干脆地告诉李敖,做这个节目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他在电视上讲的、骂的,都要有真凭实据。李敖成名后,曾在一些场合公开表示:“因为有周荃,才成就了今日电视上的李敖!”
连任了3届“立委”,在台湾“立法院”待了9年后,周荃于1999年重回老本行,担任真相电视台董事长。该台创立以来一直是个综合台,直到周荃接任董事长之后,定位才有重大调整。周荃认为台湾的未来离不开大陆,而且当时大陆即将加入WTO,政治对话停滞,以财经语言来沟通就成为必然趋势。接手电视台以后,她开始将真相台朝“两岸财经台”转型,全力搭建一个两岸沟通的桥梁。
2002年,中央电视台四套节目被台湾当局禁止落地,周荃迅速带领真相电视台站出来填补真空,加重大陆信息内容。但好景不长,2003年6月,真相台大股东太平洋电缆集团一改往日对周荃的礼遇,要收她的权。她当时很纳闷,电视台正如日中天地发展,大股东到底怎么了?
一周后答案揭晓。台湾的“独”派媒体报导说,“干掉周荃,干掉真相,就是干掉大陆对台宣传的半壁江山”。此时距200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只剩半年多时间,显然有人想封“真相”的口。真相电视台随后被关闭。
这一变故对雄心万丈的周荃打击很大。此前3月份她刚考上北京清华大学EMBA,她本想借充电的时机结交更多大陆的精英人士,扩充以后电视台的采访资源,并且未来两岸三通后企业家同学还将会是广告的潜在客户,真是一举数得,只是天不遂人愿。
被迫离开真相台,又暂别政坛后,周荃不想让自己的生活空白,旋即发挥她韧性的一面,开启新一阶段的人生——频繁往来于台湾和大陆之间。
在北京,她徜徉在美丽的清华校园念EMBA,和一帮优秀的大陆企业家同学相互切磋,同时兼任北京清华大学台湾同学会会长。在台北,由她担任董事长的财团“贤德惜福文教基金会”,也积极进行着各种两岸交流的项目。
2006年6月,“上海夜未眠”的交流活动——台湾80名大学生、研究生应复旦大学之邀,在贤德惜福文教基金会的协助下,到上海、苏州、昆山作了一次深入的参访。
周荃始终有一个梦想,那就是为两岸搭建一个沟通的平台,让国际瞩目,让中国人在21世纪扬眉致富!
蒋介石重孙成创业明星
高大匀称的身材,带着黑框眼镜,身穿连帽T恤外搭防水背心。记者在上海第一眼看到蒋友柏时,还以为他是位模特或艺术家,经朋友介绍后不禁吃了一惊:眼前这位大帅哥竟是蒋介石的重孙,台湾媒体的宠儿!
蒋友柏10岁那年,父亲蒋孝勇决定离开台湾政坛,带着家人移民到了加拿大。从此,一家人难得朝夕相处。早上孩子们由爸爸送上学,下课了,几个男生不是打撞球、乒乓球,就是全家去逛家具店,买家具回来自己组装。一切靠自己,没人帮忙,但全家都在海外学到了独立。那也是蒋友柏感觉最快乐的时光,从小叛逆的蒋友柏,发现他跟远离政治的父亲就像朋友一样,只要是父亲说的,他一定都听。
1996年,圣诞节前三天,蒋友柏、蒋友常兄弟取得躺在病榻上已经病危的父亲的同意,一同上街买黑西装。18岁的蒋友常静静跟在哥哥身后,20岁的蒋友柏已有着超龄的成熟:父亲即将离去,手足更需一心。背负着蒋家这个沉重的姓氏,父亲生前交代两兄弟“不要碰政治”,两人对之奉行不渝……
1999年,蒋友柏回到台北,与刚从纽约帕森斯设计学院毕业的弟弟,一起创立了注册资本为400万元新台币的“橙果工作室”。当时没有经营策略、没有客户,连要做什么都还不知道。
正好,一家熟识的球鞋店老板要改变店内的装潢,蒋友柏便央求说:“我有一个设计公司,可不可以帮你改装,如果你不喜欢,我就不收钱!”结果,球鞋店老板很满意橙果的“第一件作品”。
一名资深员工表示:“这是我最佩服蒋友柏的地方,虽然出身尊贵,却是一个能弯腰的老板,即使现在大家都知道他是谁,他还是可以弯腰。”
蒋友柏曾自称“创办橙果,绝对不可能赔钱”,但他也承认,这件事情也没有他想象中的容易。“几乎所有案子都会要求我亲自出马来谈。”他吸了一口烟,淡淡地说。
3年后他来到上海,找到了一个更大的能充分展示自身才华的舞台。从为捷安特、雷诺(Renault)赛车设计作品,到为摩托罗拉、7-Eleven设计的商品一卖而空,“如果把全部客户都说出来,这是会让所有同行呆掉的一份名单”。故作神秘状的蒋友柏预告,明年3月会有一个令大家跌破眼镜的个案。
这一连串的大个案,不管是来自服务,还是“蒋友柏”的知名度,总之让橙果去年营业额超过7000万。这个数字,比两年前暴增24倍,盈利约60%以上,未来发展的潜力仍以倍计,橙果在时尚设计界已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当记者问他:“如何领导那些富有创意的世界级年轻的设计师呢?”蒋友柏回答:“我会跟设计师们讲明,这东西100%不赚钱,但我完成你的梦,让你设计!”
蒋友柏说,他设计了一种工作模式:橙果给一个设计师一年10个案子,其中7个是公司要做的,3个是设计师自己想做的。比如说,现在很多人都想设计投影机,“那我就去接触各种厂商,只要设计费用谈拢。上个月,设计师还在说要做电视机的外形设计,结果最近就真的接到电视机的案子!”蒋友柏得意地分享自己为员工的“圆梦经验”。
即便如此,蒋友柏还是必须去适应客户的习惯——测验蒋友柏的名号与设计功力。“捷安特就是一个例子,一开始做得很辛苦,赔了一屁股,但后来没想到11个国家的销售主管都有兴趣,结果这种脚踏车就变成全世界在卖。”蒋友柏指着黑板上的设计图说:“客户都是这样培养出来的,很多客户一开始摆明就是要橙果的名,我也不介意,但是做到这个生意后,后面就可以带出一堆设计。”
现在,蒋友柏成了深受台湾青年崇拜的创业明星,媒体的宠儿,每次从上海回到台北,只要出现在公开场合,即使摆出不愿意配合的脸,还是有一堆媒体疯狂地将镜头对准他,心甘情愿地按下快门。
讨厌“台独”,陈水扁堂弟8000台币闯上海
今年48岁的陈天福,出生在台湾台南县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父亲陈水盛是一名矿工,与陈水扁的父亲陈松根是亲兄弟。从小,陈天福就与堂兄陈水扁的关系十分亲密,两人甚至同睡一张床,同一张桌子读书,陈水扁一直亲昵地叫他“阿福”。
此后的10多年间,双双失去父亲的他俩更加亲密了。伯父虽然去世了,但堂兄陈水扁却在政坛上日益走红。2000年3月18日,陈水扁当选台湾当局“总统”,这令陈家上下高兴不已。
起初,陈天福也为堂兄的飞黄腾达倍感高兴,可令他没想到的是,堂兄陈水扁竟一意孤行执行“台独”路线。陈天福不明白,尽管两岸政见不同,可明明都是中国人,堂兄为何偏执要分裂国家,脱离中国?更令他伤心的是,不久后他们原本深厚的兄弟亲情也随之慢慢淡化,并使他饱受连累。
有一天,陈天福按约去一家公司商谈合作事宜。不料刚一见面,对方老板竟冷冷地说:“我们合作的事以后再说吧。”原来,这家公司的老板一直反对“台独”,得知陈天福是陈水扁的堂弟后,就坚决不肯再同他做生意。陈天福委屈极了。
还有一次,陈天福去一家商店买东西,听见有人在背后议论说:“那不是阿扁的弟弟吗?阿扁连自己的根都忘了,估计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陈天福准备付账时,商店老板竟说:“不好意思,我们现在暂时不营业,东西不卖了!”走出商店,陈天福感到自尊心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台湾民众的指责,邻居的不理解,朋友的误会,令陈天福痛苦极了,这导致他工作经常出错。有一次为客户发布广告时,他竟将电话号码弄错了,结果损失了一笔大业务。本来台湾的市场就狭小,再加上频频出错,陈天福的生意越来越难做。
那天,陈天福坐在办公室为生意的事情发愁,一位两三年不见的老朋友突然来访。朋友原是开制衣厂的, 3年前将工厂搬到大陆去了,如今已赚了不少钱。得知陈天福生意不顺,朋友善意地劝他到大陆发展。朋友的话令陈天福低落的情绪为之一振,他想,既然台湾生意难做,自己又和堂兄政见相左,不如先到大陆考察一番,看看在那里能否开辟自己新的事业!
2000年7月,陈天福独自来到了上海。看到大陆,尤其是上海良好的经济发展势头,陈天福终于下定决心:带着全家到上海,在这里打拼未来!
陈天福马上在上海市长宁区中山公园附近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旧房子,然后返回台北,准备把妻儿接过来。然而,他要带全家搬迁上海的消息传开后,朋友们纷纷表示不解,劝他从长计议,并提醒他说:“现在台湾当局非常反感台商去大陆投资,你要三思而行啊!”然而,无论别人怎么劝说,陈天福就是不改初衷。
第二天一早,陈天福便到售票厅购买了4张经澳门飞往上海的机票。处理完在台湾的经济来往账目,他发现此时自己的全部家当只剩下8000元台币(相当于当时人民币2000元)了。就凭这点钱到上海打拼吗?陈天福不禁感到了一丝后怕。可开弓没有回头箭,他不想再回头了。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他甚至没有把去大陆发展的事情告诉堂兄陈水扁。
2000年8月10日,陈天福带着全家到了上海。安顿好一切后,他开始四处找工作。起初,他总是在一些台商的企业里找事做,然而人家知道他是陈水扁的堂弟后,就说:“阿福,你是阿扁的堂弟,怎么可能到我们这里打工?别拿我们开玩笑啦!”任凭他怎么解释,人家就是不相信,甚至提议说:“阿福呀,要不我出大头,你出小头,一起投资做生意吧!”弄得他哭笑不得。
一次次的碰壁,令陈天福感到异常困惑:自己之所以来大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想摆脱堂兄陈水扁的阴影,怎么还是不能幸免呢?
2001年4月,陈天福总算在朋友处借到一笔资金,开始做箱包和服装生意。一年后又有了自己的一家小工厂。由于大陆对台商有许多优惠扶持政策,加上在上海做服装生意有出口方面的优势,几年下来,陈天福已经打拼成了一家大公司的老板。如今,他的公司旗下拥有四五家工厂,总资产已达数千万。
他说,与台湾那个弹丸小岛相比,祖国大陆的市场空间实在太大了!陈天福至今仍很庆幸自己当初的选择,如果不离开台湾到上海发展,哪会有今天的这番事业!
周荃,在清华读书的真相电视台董事长
周荃和大陆朋友聊天时,有时会不由喟叹“人生真是不可预料”。的确,台湾南部乡下的一个小姑娘,怎能料到自己日后会成为万众瞩目的大主播,位高声隆的“立法委员”?怎能料到自己会成为一家电视台的董事长,还跑到大陆的清华大学读EMBA?
周荃的父亲来自浙江,1949年去探望嫁到台湾的姐姐,结果没想到一去便不能归。周荃的这一出身背景,影响了她以后的人生抉择。
1979年从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因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周荃只好做了一名柜台小姐。一年后,她考进台湾中国电视公司(简称中视),先做记者,后当主持人。不到3年,周荃就名满台湾。
在中视足足呆了9年半,周荃感到有必要转换一下空间了,当时电视台限制很多,基本上一点大陆的新闻都没有,连作气象报告时用词都得小心翼翼。她说,有一次报气象的同仁形容“台湾上空正是乌云密布”，就立即受到“严重关切”呢!当时在台湾做新闻更得注意,一不小心还会有“文字狱”,搞不好就要受处分。
1990年,挟做电视积攒起来的高人气,周荃开始竞选台湾“立法委员”,结果一举中的。当“立委”后,她着手“解放”电视人,推动开放台湾有线电视,经过4年的努力争取,1994年“有线电视法案”终于获得通过。因为此举,周荃被称为台湾有线电视的“妈祖婆”。
一年之后,周荃又有了一项创举。她请出李敖上她前一年创办的真相电视台开讲“李敖笑傲江湖”,这是李敖的第一次“触电”。周荃很干脆地告诉李敖,做这个节目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他在电视上讲的、骂的,都要有真凭实据。李敖成名后,曾在一些场合公开表示:“因为有周荃,才成就了今日电视上的李敖!”
连任了3届“立委”,在台湾“立法院”待了9年后,周荃于1999年重回老本行,担任真相电视台董事长。该台创立以来一直是个综合台,直到周荃接任董事长之后,定位才有重大调整。周荃认为台湾的未来离不开大陆,而且当时大陆即将加入WTO,政治对话停滞,以财经语言来沟通就成为必然趋势。接手电视台以后,她开始将真相台朝“两岸财经台”转型,全力搭建一个两岸沟通的桥梁。
2002年,中央电视台四套节目被台湾当局禁止落地,周荃迅速带领真相电视台站出来填补真空,加重大陆信息内容。但好景不长,2003年6月,真相台大股东太平洋电缆集团一改往日对周荃的礼遇,要收她的权。她当时很纳闷,电视台正如日中天地发展,大股东到底怎么了?
一周后答案揭晓。台湾的“独”派媒体报导说,“干掉周荃,干掉真相,就是干掉大陆对台宣传的半壁江山”。此时距200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只剩半年多时间,显然有人想封“真相”的口。真相电视台随后被关闭。
这一变故对雄心万丈的周荃打击很大。此前3月份她刚考上北京清华大学EMBA,她本想借充电的时机结交更多大陆的精英人士,扩充以后电视台的采访资源,并且未来两岸三通后企业家同学还将会是广告的潜在客户,真是一举数得,只是天不遂人愿。
被迫离开真相台,又暂别政坛后,周荃不想让自己的生活空白,旋即发挥她韧性的一面,开启新一阶段的人生——频繁往来于台湾和大陆之间。
在北京,她徜徉在美丽的清华校园念EMBA,和一帮优秀的大陆企业家同学相互切磋,同时兼任北京清华大学台湾同学会会长。在台北,由她担任董事长的财团“贤德惜福文教基金会”,也积极进行着各种两岸交流的项目。
2006年6月,“上海夜未眠”的交流活动——台湾80名大学生、研究生应复旦大学之邀,在贤德惜福文教基金会的协助下,到上海、苏州、昆山作了一次深入的参访。
周荃始终有一个梦想,那就是为两岸搭建一个沟通的平台,让国际瞩目,让中国人在21世纪扬眉致富!
蒋介石重孙成创业明星
高大匀称的身材,带着黑框眼镜,身穿连帽T恤外搭防水背心。记者在上海第一眼看到蒋友柏时,还以为他是位模特或艺术家,经朋友介绍后不禁吃了一惊:眼前这位大帅哥竟是蒋介石的重孙,台湾媒体的宠儿!
蒋友柏10岁那年,父亲蒋孝勇决定离开台湾政坛,带着家人移民到了加拿大。从此,一家人难得朝夕相处。早上孩子们由爸爸送上学,下课了,几个男生不是打撞球、乒乓球,就是全家去逛家具店,买家具回来自己组装。一切靠自己,没人帮忙,但全家都在海外学到了独立。那也是蒋友柏感觉最快乐的时光,从小叛逆的蒋友柏,发现他跟远离政治的父亲就像朋友一样,只要是父亲说的,他一定都听。
1996年,圣诞节前三天,蒋友柏、蒋友常兄弟取得躺在病榻上已经病危的父亲的同意,一同上街买黑西装。18岁的蒋友常静静跟在哥哥身后,20岁的蒋友柏已有着超龄的成熟:父亲即将离去,手足更需一心。背负着蒋家这个沉重的姓氏,父亲生前交代两兄弟“不要碰政治”,两人对之奉行不渝……
1999年,蒋友柏回到台北,与刚从纽约帕森斯设计学院毕业的弟弟,一起创立了注册资本为400万元新台币的“橙果工作室”。当时没有经营策略、没有客户,连要做什么都还不知道。
正好,一家熟识的球鞋店老板要改变店内的装潢,蒋友柏便央求说:“我有一个设计公司,可不可以帮你改装,如果你不喜欢,我就不收钱!”结果,球鞋店老板很满意橙果的“第一件作品”。
一名资深员工表示:“这是我最佩服蒋友柏的地方,虽然出身尊贵,却是一个能弯腰的老板,即使现在大家都知道他是谁,他还是可以弯腰。”
蒋友柏曾自称“创办橙果,绝对不可能赔钱”,但他也承认,这件事情也没有他想象中的容易。“几乎所有案子都会要求我亲自出马来谈。”他吸了一口烟,淡淡地说。
3年后他来到上海,找到了一个更大的能充分展示自身才华的舞台。从为捷安特、雷诺(Renault)赛车设计作品,到为摩托罗拉、7-Eleven设计的商品一卖而空,“如果把全部客户都说出来,这是会让所有同行呆掉的一份名单”。故作神秘状的蒋友柏预告,明年3月会有一个令大家跌破眼镜的个案。
这一连串的大个案,不管是来自服务,还是“蒋友柏”的知名度,总之让橙果去年营业额超过7000万。这个数字,比两年前暴增24倍,盈利约60%以上,未来发展的潜力仍以倍计,橙果在时尚设计界已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当记者问他:“如何领导那些富有创意的世界级年轻的设计师呢?”蒋友柏回答:“我会跟设计师们讲明,这东西100%不赚钱,但我完成你的梦,让你设计!”
蒋友柏说,他设计了一种工作模式:橙果给一个设计师一年10个案子,其中7个是公司要做的,3个是设计师自己想做的。比如说,现在很多人都想设计投影机,“那我就去接触各种厂商,只要设计费用谈拢。上个月,设计师还在说要做电视机的外形设计,结果最近就真的接到电视机的案子!”蒋友柏得意地分享自己为员工的“圆梦经验”。
即便如此,蒋友柏还是必须去适应客户的习惯——测验蒋友柏的名号与设计功力。“捷安特就是一个例子,一开始做得很辛苦,赔了一屁股,但后来没想到11个国家的销售主管都有兴趣,结果这种脚踏车就变成全世界在卖。”蒋友柏指着黑板上的设计图说:“客户都是这样培养出来的,很多客户一开始摆明就是要橙果的名,我也不介意,但是做到这个生意后,后面就可以带出一堆设计。”
现在,蒋友柏成了深受台湾青年崇拜的创业明星,媒体的宠儿,每次从上海回到台北,只要出现在公开场合,即使摆出不愿意配合的脸,还是有一堆媒体疯狂地将镜头对准他,心甘情愿地按下快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