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千岛之国的印度尼西亚。自懂事的时候起,就常听父亲说,他在很小的时候,“唐山”(海外华侨对祖国的俗称)老家连年发生洪水灾害，土匪猖獗，加之满清政府、土豪地主施加的苛捐杂税,致使民不聊生。
　　为了求生存,父亲不得不离乡背井,跟随逃亡的人流,来到英国殖民者统治下的香港。在人贩子“开金矿发大财”的诱惑下,经过裸身跳板凳、扛重物赛跑等苛刻考验挑选后,身强力壮的父亲登上了一艘破旧不堪的洋轮,被“卖了猪仔”，来到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印度尼西亚里洞岛,替荷兰人开金矿。在荷兰矿主和工头的压榨奴役下,许多人未等契约期满,就因过度劳累惨死在异国他乡。顽强的求生欲望再加上潮洲同乡兄弟的协助,使得父亲得以冒险逃亡。最后他转辗来到了婆罗洲岛。
　　父亲白手起家,从贩卖日常生活用品的“水客”做起,发展到后来自营“源丰”号杂货店。日子才刚刚安定没几年,太平洋战争就爆发了。
　　日军到来时,我们的“源丰”杂货店不敢开门营业,被日军当局认为是罢市抗日行为,日军用枪托砸开店门,货物被抢掠一空。父亲只好带着全家逃亡到穷山僻壤的芭菇南村,过着日出而耕、夜半上山割树胶的农村生活。然而，逃过大难的父亲,依然未能躲过日军的迫害。日本兵突然闯进我们家进行了全面搜查。最后,只在一张床底下搜到了一把没有秤砣的老木秤,并给父亲扣上“抗日义勇军运输队员”的罪名,把他带走了。由于日军忙于处理他案，才暂把父亲的案子放下。经过潮州同乡的合力协助,父亲逃离了虎口,捡回一条老命。逃出之后,父亲一直躲在山上,半夜才偷偷下山回家吃饭。一听到远处狗叫声,立即又逃回山上。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日军全部撤出了印度尼西亚,人们上街到处追打汉奸欢庆胜利时,父亲才放心回到家来。
　　日本投降之后,各地华侨纷纷建立华侨学校,芭菇南村也建立了一所“中华公学”。父亲把我和姐姐送进了学校,唱起了“三民主义”的国民党歌,开始了我的小学生活。父亲则只身先到城里重整家业。
　　1949年10月1日,收音机里传来了北京天安门庆祝新中国成立的隆隆礼炮声,当地华侨无不欢欣雀跃。进步的“南华中学”首先升起了五星红旗，但当地警察前来迫降五星红旗并逮捕了校长曾祥鹏,引发了全体师生和全市华侨的抗议,直到校长被释放回来为止。这一斗争的胜利,鼓舞了全市华侨和各校师生。次年,印度尼西亚宣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10月1日国庆节这天,全市华侨家家户户张灯结彩,悬挂五星红旗。第一、二、三中华学校都宣布拥护新中国,只有国民党控制的“真光中学”例外,仍然悬挂青天白日旗。
　　受到形势和进步思想的影响,父亲把我从原来就读的反动学校转入进步的中华第一小学。后来校际调整时,又转到中华第三小学。小学毕业之后,我又升入南华中学。在进步的学校里,我们每个学生必须身着整齐的校服校帽;白色校帽前也必须有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章作帽徽;在校园范围内,必须以国语(普通话)交谈,老师也以国语教学,不得讲其他任何地方方言;音乐课唱的都是《东方红》、《南泥湾》、《解放区的天》等革命歌曲;课余文体活动时,大家都要学跳扭秧歌和腰鼓舞等。每当“五·一”国际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到来时,全市华侨华人都要举行大游行和各种庆祝活动。为了让我接受更多的进步思想和增强对国内形势的了解,父亲为我订阅了当地进步的《黎明报》和国内出版的《解放军画报》、《人民画报》等报刊。每天工作之余,父亲总让我把报纸上和收音机里得来的有关国内形势变化的消息讲述给他听。
　　记得有一天,我从收音机里听到“共军攻陷厦门、福建易手,国军战略转移到台湾”的消息,立即告诉了父亲。父亲高兴得不得了,他鼓励我好好念书,将来带我回“唐山”。后来,全市华侨纷纷成立中华商会、民主青年会、民主妇女会、民主学联以及进步的工会和工人纠察队等进步社团组织。许多商店招牌也由原来反动的兰白两色,改为进步的红黄两色。市内仅有的两家电影院,也购进了新中国摄制的《白毛女》、《新儿女英雄传》、《智取华山》、《狼牙山五壮士》、《八女投江》、《百万雄师下江南》等进步影片公开放映，而且破天荒加映日场,免费招待全市及所属各乡镇进步学校的师生。整个西婆罗洲的华侨学校出现了拥护共产党、拥护新中国的热潮。
　　有一天,我在整理父亲的储物箱时,发现一封从“唐山”老家广东普宁鲤湖寄来的旧信。自我父亲离家到南洋之后,我二叔父也在孩子刚满4个月之后,抛下了妻儿到了南洋。信是由老家三叔父寄给我父亲的。信中说由于家乡连年水灾和战乱,我祖母在解放前夕的1948年饿死了;在此之前,我的祖父也因贫病交加离开了人世;解放后,家乡进行了土地改革,家里被评为贫农,分得了土地和房屋;我三叔父、二婶及年幼的堂弟、姑妈等家里人都平安,并过上了安定的好日子,希望我父亲能回老家看看家乡的新面貌。
　　我背着父亲,按照信封上的回邮地址,悄悄给三叔父写了一封信,提出了许多想知道的问题。信寄出之后,我天天盼望着邮差的到来……
　　一个多月过去了,有一天,我放学之后正在家里做功课,父亲骑着自行车匆匆赶回来,两眼直视着我问:“你是不是给家乡写信了?”面对着威严的父亲,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但当我发现父亲脸上流露着难以掩饰的喜悦时,我立即站起身来大胆回答说:“是的!”父亲立即把我抱在怀里,双手抚摸着我的头说:“好孩子,好好念书,爸爸一定让你回国去升学。”说着,他哭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威严的父亲流下眼泪,我也跟着哭了。
　　当时,能够回国升学,不仅是我梦寐以求的理想,也是全家的骄傲和光荣。1953年末,父亲替我向中国领事馆申请了回国升学的护照。1954年春,一本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送到了我的手上。
　　经过必要的准备和办理了有关手续之后,全市及所属各县的归国华侨都集中到中华商会去,宣告成立第四届华侨回国互助团，一共100余人,我当选为副团长。
　　1954年6月15日清晨,亲友们到家里来为我送行。我告别了父母、兄弟姐妹,踩着父亲当年逃亡海外的脚印,向着北方、向着新生的祖国,踏上了希望的归途。
　　多沙利轮驶抵首都雅加达之后,互助团换乘荷兰藉的芝万宜大海轮,和印尼各地以及雅加达市的归国华侨学生汇集在一起。开船那天,雅加达丹绒不录港口码头上,挤满了前来送行的人群。雄壮的进行曲和相互道别的欢呼声,响彻了整个码头,表达了华侨青年学生献身新生祖国的坚强意志和决心，也表达了海外华侨对伟大祖国的无限热爱。
　　芝万宜轮驶离雅加达之后,经印尼的泗水和新加坡等港口,最后于6月30日清晨,驶抵了香港锚泊地。早餐之后,大家分批登上了香港水警轮,靠上了九龙尖沙咀码头。当时九龙火车站离尖沙咀码头不远,从码头到火车站，车厢门口、车厢与车厢之间的过道,都站满了荷枪实弹的香港警察,他们如临大敌,对我们进行监视并押送我们上了火车。火车到了罗湖之后,从车站到罗湖桥头都站满了全副武装的皇家军警，当时我们一边走、一边怒视着殖民地皇家军警,心中泛起了对敌人的无限仇恨，更誓言终有一天,我们一定要雪耻,夺回我们神圣的国土家园。当我们来到杂草丛生的深圳河边,看到罗湖桥上正中央站立着头戴钢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守卫战士,听到边防哨站高音喇叭传来“亲爱的侨胞们,您们战胜了帝国主义的重重封锁,渡过千山万水,终于回到伟大祖国的温暖怀抱来了,祖国人民热烈欢迎您们”时，我们顿时热血沸腾,热泪夺眶而出，大家不约而同俯身拾起地上的石块,用力向押送我们的这群殖民地走狗扔去。面对我们的突然袭击,全副武装的皇家军警吓得抱头鼠窜,无可奈何。因为,在桥的那边,有着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正等待迎接我们这些海外归来的爱国华侨青年学生,他们是我们强大的后盾。
　　过了罗湖桥,解放军男女边防战士热情地欢迎接待我们,向我们亲切问候,又给我们准备了茶水,使我们一踏进国门,就感受到了伟大祖国的亲切和温暖，也真正感受到,海外孤儿终于有了祖国、有了娘。
　　到达深圳之后,我们一边办理入境手续,一边等待行李。但直到天黑,我们的行李也没到来，大家只好就地休息过夜。因为当时的深圳仍是一片旷野,除了边防军的几座简陋营房外,再没有其他建筑了。夜间,边防的一位首长得知我是其中一个回国互助团的副团长,便把我请到他的营房去,向我了解全团的情况,并让我问问大家,需不需要御寒的被子，又告诉我在什么地方可以打开水，厕所在哪里。他还说，如有什么需要和要求,可以随时找他,他一定会尽力为我们提供协助和解决。
　　第二天上午,行李仍未到来,边防和海关决定让我们先乘火车到广州,行李留到广州目的地再进行检查。于是我们乘火车到达了广州火车站。广东省和广州市侨务部门以及广州石牌华侨学生中等补习学校的师生代表前来欢迎我们,把我们接送到归国华侨学生的大家庭——广州石牌华侨学生中等补习学校,并和全校师生一起,迎来了中国共产党诞生33周年纪念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