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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9日，孔丹正和刘源见面交谈，刘源告诉他：“我舅舅这两天病危了。”
当晚，消息发布：王光英因病于2018年10月29日21时2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孔丹给王光英女儿王米发去唁电：惊悉令尊光英前辈仙逝，悲恸有加。世纪老人献身国家民族，居功至伟，永享英名。特此顿首再拜，以表悼忱。
陈毅之子陈昊苏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原会长的身份，托对外友协办公厅向王光英家属发去唁电，并赋诗《悼王光英老》：百岁人生国士才，英豪光大耀天台。民间合作存遗爱，无限青春继志来。
正在上海的万里长子万伯翱也准备回京吊唁，王光英原秘书回复他，家里未设灵堂，丧事从简。他于是给刘源发去唁电：国舅爷（圈中晚辈对王光英的习惯性称呼）永远活在我们万家心中。刘源很快回复：谢谢大哥，我一定转告他们。
在悼词中，党外人士王光英被称为“同志”。万伯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认为“同志”有两重含义：一是王光英是自己人，二是为他在“文革”中所受的苦难向他道歉。
1980年，全国人大开会期间的一天，王光英、王光美兄妹在大会散场时一起走出人民大会堂，并排站在东门的台阶上等车。
香港和外国记者们立刻围了上去。王光英说：“这是我们兄妹出狱后第一次在一起亮相。”
1981年，全国工商联代表团应澳门华商总会之邀，赴澳参加该会周年庆典，顺道访问香港。时任天津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天津市副市长王光英是团员之一。回京后，他亲自起草了书面报告《港澳见闻和八点建议》，分送胡启立、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等机构。时任天津市委书记、市长胡启立请正在天津视察的国务院副总理万里转陈了中央。国务院领导人很快批示，可以在香港成立一家公司，由王光英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王光英有些意外，他写报告只是为了反映情况，提出见解，并未想到会有这样的安排。
1983年4月11日，光大公司宣告成立，总部设在香港，英文名为EVER BRIGHT，中文名有两个：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和光大实业公司。王光英解释：“光大者，光明正大做生意也。”
王光英偕夫人应伊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招待会，宴请英、德、日、法等18国驻华使节和外交官员，推介光大。他说：“做生意当然是要赚钱的，但光大公司有条原则，是让外国朋友先赚钱，然后我们再赚钱。”
1984年年初，王光英初到光大时在一艘游艇上合影。前排左一为孔丹，左二为王光英，左三为李嘉诚，左五为李昭。
在北京宣告成立后，王光英率公司一批高级职员南下香港。他在广州白云机场举行了记者招待会，香港各报社也派记者参加。有位女记者问王光英：“你说你是民间资本家，请问董事长，你有多少资本？”王光英答道：“你是香港记者，一定知道西方人的习惯，向男士不问钱财，向女士不问岁数。不过你提了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光大的资本是民间的，但在国内有强大的后盾。”
他一到香港就向记者谈：“光大是民间企业，不搞官商那一套。”香港记者问：“你带来了多少资本？”他说：“我还来不及向中央汇报，现在你要我先向你匯报吗？”
他强调，光大到香港是来做生意，不是抢生意的。他说，光大的宗旨主要是为内地建设服务，以“买”为主。“光大公司实行董事长负责制，我在香港是向国家负全责的。不过，按照我国体制，我这个董事长兼总经理，也是国家的雇员。”
从光大公司在北京宣告成立，到在香港宣布开业，只有半个月，王光英就把公司推向了世界，被称为“王旋风”。
光大成立期间，孔丹正担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经委主任张劲夫的秘书，张劲夫分管中信和光大的联络工作，他因此和荣毅仁、王光英都有了接触。
当时，孔丹即将离开张劲夫秘书岗位，面临着人生选择。他有机会去北京市、上海市政府任职，从小相熟的中信集团创立人之一王军代表荣毅仁力邀他加入。王光英也给张劲夫写信说：你的秘书孔丹是个优秀的年轻人，了解经济事务，也有理论基础，能不能调到光大来，帮助我在光大发展事业。
孔丹由此与光大和中信两家公司都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成长为光大集团总经理、中信集团公司董事长，现任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荣毅仁的中信（总部在北京）和王光英的光大都是直属国务院的公司，由中央正式发文明确按部级机构设立，不过中信的印章上有国徽，光大的印章上是一个五角星。
从发展思路上，荣毅仁很早就把很多部委领导聘为董事会成员，同时起用了一批老的工商界人士，王军及他所凝聚的一批人才成为中信发展的中坚力量;王光英不同，他把总部设在香港，大胆起用了比较年轻的人。
孔丹希望去接触新的事物。他考虑，在光大可能个人发展空间更大，王光英的邀请信也非常诚恳，而且光大设在境外，会是一种特殊的体验。最后，他选择了光大。
日本记者采访王光英时说：“我们开门见山讲吧，你在我心中有种神秘感。为什么有这种感觉？我自己也讲不清楚。”
中外报刊尤其是英文报刊爱在他的姓名前冠以“红色资本家”“红色大叔”的称谓。东南亚有些华人猜测，王光英对于中共可能就像“比亲眷还要亲”的“表叔”。
一位《大公报》老记者曾总结，王光英作为一位企业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开国前，他在天津办化学厂，可称为实习阶段或准备阶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在天津工作，可称为成熟或渐入佳境阶段;创建光大后，可称为作出多方面贡献的阶段。 1957年，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王光英和几位工商界人士陪同周恩来在天津接待贵宾。宴会上，王光英在周恩来的示意下向伏罗希洛夫敬酒，伏罗希洛夫举杯一饮而尽，指着王光英对在场的人说：“中国经过长期的流血革命，现在闯出了一条不用流血和平改造资本家的经验道路，这是有世界意义的。”说完他热烈地拥抱了王光英，周恩来在一旁说：“您拥抱的是一位‘红色资本家’。在中国，没有‘红色资产阶级’，但有‘红色资本家’。”王光英“红色资本家”的称号便由此得来。
王光英1985年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表示：“我在香港，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也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
他刚到香港时，香港企业界是带着一些怀疑的眼光的。《王光英传》写道，他们说：“现在王光英成了光大集团的‘王大老板’了，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是什么模样呢？他带头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为中国工业化建设做了许多事情，然而风云骤变，‘金猴奋起千钧棒’，马上被送进了大牢，差一点丢了性命。今天座上客，明日阶下囚，说变就变。”
有一次，有位领导人问王光英，怎么搞的，你的公司的问题为什么这样多？王光英笑着回答：“也许是因为我的公司太肥了！”
他在一次答记者问时说，在香港这个地方得靠真本事赚钱，任何资本家都没有特权，这才是市场经济。自己是入乡随俗，在内地打球按内地规则打，在香港打球按香港的规则打。“有人要我按内地的方式搞香港公司，我不同意，所以有分歧。”
1986年秋天的一天，作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员的金庸在中环的上海总会宴请王光英夫妇，《明报》编辑石贝也一起参加。
聊起“文革”时，王光英说：“在秦城监狱关了那么多人，我们家就占了五口，我、光美、光其、光杰和我母亲，我被关了8年，光美关了13年。”石贝问：“您觉得现在大搞经济建设，是否可以有效地阻止‘文革’重演？”王光英回答：“过去我们闭关自守，妄自尊大，开放以后接触了新事物，使我们的建设快了一点，这是一方面。但是光有物质文明还不够，还要有精神文明，就是有了物质文明以后的升华，要有一个正确的政策才不会令‘文革’再次发生。”
孔丹称王光英为“王老板”。
他说，“王老板”把第一步棋下到香港，这很特殊。光大一步跨到了境外，国际交往很多。香港那时在英国治下，商业很发达，对训练干部是个很好的机会，能够帮助他们尽快学会以市场经济的方式做事。这一步对改革开放也起了示范作用。
孔丹认为，王光英是个很有战略眼光、很有感召力的人，既掌握中央精神，又了解实际情况。他注重发挥年轻人的力量和闯劲，孔丹、李新时、刘基辅、王米等都成了常务董事，有了更好的工作条件和对外身份。孔丹在国家经委工作期间，在各部委办积累了丰富的人脉资源，为了发挥他的长处，王光英专门成立了沿海城市业务部，由他负责。
在孔丹看来，王光英是一个老派的工商业者，是以带徒弟的方式培养年轻人。他性格爽朗，对年轻人要求严格，又热心鼓励，跟他沟通很顺畅。年轻人既把他当领导，也把他当老师。
刚到光大时，孔丹身上还带着机关作风，做事讲流程，平常衣着也不是很在意。王光英指点他：“你这不合商场规则，衣着要和服务的人对等，你要适应工作，改变机关作风。”
2000年夏，王光英（左二）与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金炳华握手。左一为万伯翱，这是他第一次见到王光英没穿西装。
日本三菱信托银行总裁志立托尔是王光英的朋友，王光英曾说：“与日本人打交道，要讲渊源。光有渊源还不够，还必须看双方的实力和信誉。而信誉又需经过双方根据事实相互观察，看看值不值得相互信任。”
他们相互观察了一年多。一天，志立托尔对王光英说：“我想到深圳去看看。”王光英知道此行是来看他的企业，他请志立先看一家胶合板厂。当时该厂有700多工人，他挑选了300人，衣着整齐，在厂门口列队欢迎，像一支军队。技术人员也列队欢迎，也像一支军队。
王光英的企业有个特点，上上下下注重仪表和服饰。他很不喜欢职工衣着不整，外貌懒散。他认为，看一支军队要看风纪，看一家企业要看它的职工队伍精神是否充沛、动作是否整齐。
王光英会带孔丹等人见李嘉诚、包玉刚等企业家。他会用通俗的语言告诉孔丹做生意的道理，比如要和气生财，不要有官气，比如“一赶三不买、一赶三不卖”。
“我没有受过正规的商科学校训练，只是读过经济学，从王老板身上，我们可以直接学习如何做生意，如何做投资。”孔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深圳初辟为经济特区时，去投资的人还不多，王光英捷足先登，几乎同步前往投资开发。光大集团在深圳有个“南头工业区”项目，占地23平方公里。
王光英告诉孔丹等人，做地产项目，看地块不要看里面，要看外面，看周边环境、交通人气，是这些决定着地块的价值。
1995年，万里80岁生日，王光英（左）来到中南海万里住处为他祝寿。
在香港六七年，王光英大部分时间都在会客，不论什么样的客人都见，来者不拒。他的口頭禅是，“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财路”。
他认为，生意是谈出来的。从他在香港远东金融中心大厦办公室的大玻璃窗可以眺望维多利亚湾，“有财有水”。他要求设法把碧蓝的海水波光反映到窗内来，使客人乐意坐在这里同他多谈一阵。 他从来没有节假日，有时上午10时在香港开会，下午2时已在北京或上海。据光大董事长来客登记簿记录：从1983年5月到1984年10月，近18个月中，王光英在香港会见的客人达6400名。
王光英有先天性食管反流的疾病，应酬对他来说很痛苦。每次赴宴，他都得到洗手间去把吃下去的食物呕吐出来。睡觉要垫好几个枕头，半坐半躺，否则也会反胃。
王光英的国事活动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外事活动。1984年8月，美国总统里根访华，在北京举行答谢宴会，王光英的座位被安排在第一夫人南希的左边。
1989年年底，王光英被调回北京。
离任前，光大公司举行酒会，盛况超过了1983年公司的开业酒会，香港工商界知名人士几乎全到了。王光英在祝酒辞中说：“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像一场接力赛跑，一棒一棒地传下去。现在我跑完了第一棒，由新董事长来接跑。第二棒，其任务应该是更重了。”
那年，他刚好70岁。在生日宴上，他演唱了那支60年代的英文老歌《月亮河》。歌中唱道：“噢！织梦者，你总是让人心碎，不论你去向何方，我都将追随。”用工商界的语言表述，就是“听、跟、走”。他勉励青年一代企业家：但行好事，定有前程。
1983年至1989年间，王光英带领光大累计为内地的上千家大中型企业引进了总值约11亿美元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在当时缺资金、缺渠道、缺方法的大环境下，王光英利用独资或合资兴办了各类实业项目39个，总投资额1.5亿美元和1亿人民币，用中外合资方式完成了广东磨刀门工程、围海造田工程、江门桥工程等大型建设项目。
孔丹说，王光英虽然卸任了光大实职，但作为光大集团的名誉董事长，声望和影响力还在延续。在光大集团35周年的纪念活动上，授予了他“特别荣誉奖”，女儿王米代领了榮誉。
王光英回京后，有过一段时间的沉寂。内地开始有一些传言，有人公开对光大的职工说：“光大公司过去是资本家的，现在是共产党的了。”
王光英对一位中央领导人说：“我调离光大时，国家审计局曾专程去香港审计光大的资财，证明没有问题。我是光大的法人代表，对国家负全责，如果我屁股上有屎，还敢回来吗？”
1990年，他接受中新社采访，被问到对光大是否有留恋时说，对自己养的孩子总是有感情的，自己在光大公司还有几个大项目没有做完。“所以我离开光大，有种不满足的感觉。就像一个母亲身怀六甲，总希望能生出一个胖娃娃来！”
他还说，自己是沧桑过后说真情，老一代中国父母教育孩子爱说“不打不成才”，自己是“挨了多少年打的老孩子”。
题为《我没有退休》的报道刊发后，很多老朋友特地去北京做客，看他是不是真的没有退休。他说，自己从商从政，再从商再从政，已经有几个“轮回”了，每个轮回都更强大，也增加了许多新朋友。
全国人大、政协开会时，香港多家媒体的记者来采访王光英。他说，前几天自己看到香港报纸上有篇文章《别矣，国舅爷》，说他可能是因与某原中央领导人关系密切才调回来的，实际不是。说什么“一朝天子一朝臣”，这个推理也站不住。有人到医院看他是真病还是得了“政治病”，看完以后才确信是真病。这次回来后，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三次到他家看望他，要他回来搞政治协商。因为他在香港只搞企业，虽然赚了钱，但国家不在乎那点儿钱。“中央领导人他们是真正与我商量，不是‘真主意，假商量’，也不是我犯了错误。”
1993年，王光英当选为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从此，许多记者又称他为“工业大夫”。
王光英担任了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他说，小平同志说办事要摸着石头过河，对海峡两岸和平统一问题自己已摸到了两块石头：一块是蒋纬国，一块是王克仁。王克仁年轻时当过蒋介石的贴身保镖，王光英为他回大陆一事专门给当时浙江省负责人写信。王克仁回大陆时，受到热情接待，还看到了蒋家祖坟修葺一新的景象。
陈昊苏在对外友协工作期间，王光英担任中国印尼经济文化合作协会会长。陈昊苏曾陪同他率团访问印尼，对他的热情睿智印象深刻。“他是一位出色的领导人，经常参与对外友协的活动，利用在社会各界的力量，开展中外交流。”陈昊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王光英常自称“末代资本家”。他说，平生服膺两句话：一句是，好的历史是人民写的;另一句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他曾被质疑，光大名声不小，赚的钱不多。一次去天津参加市工商联成立45周年纪念会，他对一批天津工商界老朋友说：“我这个人是上战场不发抖，下战场再吹牛的。”他说，自己在光大大概赚了两亿美元，按当时汇率，折合人民币12亿元。“这也就是说，我替每个中国人赚了一块钱。中国很大，两亿美元微不足道，但事实俱在，我为什么不讲明真相！”
1999年，《王光英传》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那年，王光英80岁。
传记作者王惠章（已故）曾是全国工商联主办的《工商界》杂志编辑。王光英有时亲自到他家去谈稿子，王惠章住在没有电梯的高层楼房，王光英就请他下来在自己的车里谈，有时会带几只螃蟹给他。
传记编审吴承琬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关于外界对光大的传言，传记里原本做了很多解释和反驳。她向王光英提议，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身份，在传记中为自己“开脱”，不大合适。王光英当即表示，由吴承琬全权负责，尽管删除就是。
一次，王光英派车接吴承琬到家里谈稿子的修改，谈了一上午。中午，王光英夫妇请她去晋阳饭庄吃饭，让她坐他的车去，夫妇俩另外要车先走，提前站在饭店门口等候，饭店还以为要接待某位大人物。
王光英住在北京演乐胡同33号，院子很小，形不成四合院，停车也不便。寓所里挂过两幅立轴，一幅出自书法家启功：“昆明池水瓮山阿，春花秋月阅几多。今日午晴知我倦，松风无语水无波。”另一幅出自前国防部长张爱萍：“清风两袖，为国争气。” 王光英称自己是“洋派”，爱洋不爱土，爱动不爱静。他喜欢听西洋音乐。每天清晨听完新闻和报纸摘要，常常听帕瓦罗蒂或多明戈的录音。儿女们送给他的礼物，他最珍爱的也是帕瓦罗蒂和多明戈的录音磁带。
广州市原市长黎子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1年，他带广州粤剧团到北大讲堂演出，邀请有关领导来观看，王光英和夫人也应邀前来，但因为堵车迟到了。王光英到场后，就在门口和黎子流闲谈，直到演完才进场。这让黎子流觉得，他很谦虚，很尊重规矩。
王光英是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的会长，万里的夫人边涛是该会成员，长子万伯翱也是一位戏迷，因此和他结识。90年代，万伯翱担任了10年中国体育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时常请王光英来为自己搞的活动颁奖，王光英有求必应，几乎每次都西装革履出席。他說：“您这体育上的事儿，我随叫随到啊。”万伯翱说：“哪能那样啊，您叫我，我随叫随到。”
王光英一口浓重的京腔。万伯翱叫他大舅，他问：“您怎么叫我大舅？”万伯翱说：“您看，刘源叫我大哥，他叫您大舅，我得随着贤弟叫。”他笑呵呵地点头同意了。
万伯翱不时去人大常委会或王光英家中拜访他。王光英习惯送客送到大门口，有时顺手替客人开房门和车门。他说，自己是向陈叔通学的，陈叔通则是向毛泽东学的。
万里80岁生日那天，王光英前去贺寿。万里请他落座沙发，他考虑到万里耳朵不好，搬了椅子坐在他身旁。他带来了一枚小小的玉制白菜，说：“送给您做生日礼物，您一生都清清白白的，为党和人民作了很多贡献。”
王光英在北京医院住院的最后五年里，万伯翱有时去探望。2014年，他在病房里看到王光英静卧在病床上，戴着呼吸罩，没有睁眼。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王光英。
2018年11月2日，王光英的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万伯翱说，不到7天就在八宝山火化。“光英大舅是彻底的无神论者，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标准。”
遗体告别仪式的规格很高，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胡锦涛等悉数出席。
王光英曾向刘少奇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没有如愿。三十多年以后，胡耀邦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王光英又一次向他提出入党要求，胡耀邦的回答几乎与当年刘少奇的回答一样，希望他做一个爱国的资本家，起一个共产党员所不能起到的作用。王光英问：“那么，我能否要求死后被追认为共产党员呢？”“不能。”胡耀邦摇摇头。
在悼词中，他被称为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优秀代表、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王光英同志。
当晚，消息发布：王光英因病于2018年10月29日21时2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孔丹给王光英女儿王米发去唁电：惊悉令尊光英前辈仙逝，悲恸有加。世纪老人献身国家民族，居功至伟，永享英名。特此顿首再拜，以表悼忱。
陈毅之子陈昊苏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原会长的身份，托对外友协办公厅向王光英家属发去唁电，并赋诗《悼王光英老》：百岁人生国士才，英豪光大耀天台。民间合作存遗爱，无限青春继志来。
正在上海的万里长子万伯翱也准备回京吊唁，王光英原秘书回复他，家里未设灵堂，丧事从简。他于是给刘源发去唁电：国舅爷（圈中晚辈对王光英的习惯性称呼）永远活在我们万家心中。刘源很快回复：谢谢大哥，我一定转告他们。
在悼词中，党外人士王光英被称为“同志”。万伯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认为“同志”有两重含义：一是王光英是自己人，二是为他在“文革”中所受的苦难向他道歉。
“王旋风”
1980年，全国人大开会期间的一天，王光英、王光美兄妹在大会散场时一起走出人民大会堂，并排站在东门的台阶上等车。
香港和外国记者们立刻围了上去。王光英说：“这是我们兄妹出狱后第一次在一起亮相。”
1981年，全国工商联代表团应澳门华商总会之邀，赴澳参加该会周年庆典，顺道访问香港。时任天津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天津市副市长王光英是团员之一。回京后，他亲自起草了书面报告《港澳见闻和八点建议》，分送胡启立、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等机构。时任天津市委书记、市长胡启立请正在天津视察的国务院副总理万里转陈了中央。国务院领导人很快批示，可以在香港成立一家公司，由王光英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王光英有些意外，他写报告只是为了反映情况，提出见解，并未想到会有这样的安排。
1983年4月11日，光大公司宣告成立，总部设在香港，英文名为EVER BRIGHT，中文名有两个：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和光大实业公司。王光英解释：“光大者，光明正大做生意也。”
王光英偕夫人应伊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招待会，宴请英、德、日、法等18国驻华使节和外交官员，推介光大。他说：“做生意当然是要赚钱的，但光大公司有条原则，是让外国朋友先赚钱，然后我们再赚钱。”
在北京宣告成立后，王光英率公司一批高级职员南下香港。他在广州白云机场举行了记者招待会，香港各报社也派记者参加。有位女记者问王光英：“你说你是民间资本家，请问董事长，你有多少资本？”王光英答道：“你是香港记者，一定知道西方人的习惯，向男士不问钱财，向女士不问岁数。不过你提了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光大的资本是民间的，但在国内有强大的后盾。”
他一到香港就向记者谈：“光大是民间企业，不搞官商那一套。”香港记者问：“你带来了多少资本？”他说：“我还来不及向中央汇报，现在你要我先向你匯报吗？”
他强调，光大到香港是来做生意，不是抢生意的。他说，光大的宗旨主要是为内地建设服务，以“买”为主。“光大公司实行董事长负责制，我在香港是向国家负全责的。不过，按照我国体制，我这个董事长兼总经理，也是国家的雇员。”
从光大公司在北京宣告成立，到在香港宣布开业，只有半个月，王光英就把公司推向了世界，被称为“王旋风”。
光大成立期间，孔丹正担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经委主任张劲夫的秘书，张劲夫分管中信和光大的联络工作，他因此和荣毅仁、王光英都有了接触。
当时，孔丹即将离开张劲夫秘书岗位，面临着人生选择。他有机会去北京市、上海市政府任职，从小相熟的中信集团创立人之一王军代表荣毅仁力邀他加入。王光英也给张劲夫写信说：你的秘书孔丹是个优秀的年轻人，了解经济事务，也有理论基础，能不能调到光大来，帮助我在光大发展事业。
孔丹由此与光大和中信两家公司都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成长为光大集团总经理、中信集团公司董事长，现任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荣毅仁的中信（总部在北京）和王光英的光大都是直属国务院的公司，由中央正式发文明确按部级机构设立，不过中信的印章上有国徽，光大的印章上是一个五角星。
从发展思路上，荣毅仁很早就把很多部委领导聘为董事会成员，同时起用了一批老的工商界人士，王军及他所凝聚的一批人才成为中信发展的中坚力量;王光英不同，他把总部设在香港，大胆起用了比较年轻的人。
孔丹希望去接触新的事物。他考虑，在光大可能个人发展空间更大，王光英的邀请信也非常诚恳，而且光大设在境外，会是一种特殊的体验。最后，他选择了光大。
红色“表叔”
日本记者采访王光英时说：“我们开门见山讲吧，你在我心中有种神秘感。为什么有这种感觉？我自己也讲不清楚。”
中外报刊尤其是英文报刊爱在他的姓名前冠以“红色资本家”“红色大叔”的称谓。东南亚有些华人猜测，王光英对于中共可能就像“比亲眷还要亲”的“表叔”。
一位《大公报》老记者曾总结，王光英作为一位企业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开国前，他在天津办化学厂，可称为实习阶段或准备阶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在天津工作，可称为成熟或渐入佳境阶段;创建光大后，可称为作出多方面贡献的阶段。 1957年，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王光英和几位工商界人士陪同周恩来在天津接待贵宾。宴会上，王光英在周恩来的示意下向伏罗希洛夫敬酒，伏罗希洛夫举杯一饮而尽，指着王光英对在场的人说：“中国经过长期的流血革命，现在闯出了一条不用流血和平改造资本家的经验道路，这是有世界意义的。”说完他热烈地拥抱了王光英，周恩来在一旁说：“您拥抱的是一位‘红色资本家’。在中国，没有‘红色资产阶级’，但有‘红色资本家’。”王光英“红色资本家”的称号便由此得来。
王光英1985年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表示：“我在香港，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也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
他刚到香港时，香港企业界是带着一些怀疑的眼光的。《王光英传》写道，他们说：“现在王光英成了光大集团的‘王大老板’了，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是什么模样呢？他带头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为中国工业化建设做了许多事情，然而风云骤变，‘金猴奋起千钧棒’，马上被送进了大牢，差一点丢了性命。今天座上客，明日阶下囚，说变就变。”
有一次，有位领导人问王光英，怎么搞的，你的公司的问题为什么这样多？王光英笑着回答：“也许是因为我的公司太肥了！”
他在一次答记者问时说，在香港这个地方得靠真本事赚钱，任何资本家都没有特权，这才是市场经济。自己是入乡随俗，在内地打球按内地规则打，在香港打球按香港的规则打。“有人要我按内地的方式搞香港公司，我不同意，所以有分歧。”
1986年秋天的一天，作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员的金庸在中环的上海总会宴请王光英夫妇，《明报》编辑石贝也一起参加。
聊起“文革”时，王光英说：“在秦城监狱关了那么多人，我们家就占了五口，我、光美、光其、光杰和我母亲，我被关了8年，光美关了13年。”石贝问：“您觉得现在大搞经济建设，是否可以有效地阻止‘文革’重演？”王光英回答：“过去我们闭关自守，妄自尊大，开放以后接触了新事物，使我们的建设快了一点，这是一方面。但是光有物质文明还不够，还要有精神文明，就是有了物质文明以后的升华，要有一个正确的政策才不会令‘文革’再次发生。”
王老板
孔丹称王光英为“王老板”。
他说，“王老板”把第一步棋下到香港，这很特殊。光大一步跨到了境外，国际交往很多。香港那时在英国治下，商业很发达，对训练干部是个很好的机会，能够帮助他们尽快学会以市场经济的方式做事。这一步对改革开放也起了示范作用。
孔丹认为，王光英是个很有战略眼光、很有感召力的人，既掌握中央精神，又了解实际情况。他注重发挥年轻人的力量和闯劲，孔丹、李新时、刘基辅、王米等都成了常务董事，有了更好的工作条件和对外身份。孔丹在国家经委工作期间，在各部委办积累了丰富的人脉资源，为了发挥他的长处，王光英专门成立了沿海城市业务部，由他负责。
在孔丹看来，王光英是一个老派的工商业者，是以带徒弟的方式培养年轻人。他性格爽朗，对年轻人要求严格，又热心鼓励，跟他沟通很顺畅。年轻人既把他当领导，也把他当老师。
刚到光大时，孔丹身上还带着机关作风，做事讲流程，平常衣着也不是很在意。王光英指点他：“你这不合商场规则，衣着要和服务的人对等，你要适应工作，改变机关作风。”
日本三菱信托银行总裁志立托尔是王光英的朋友，王光英曾说：“与日本人打交道，要讲渊源。光有渊源还不够，还必须看双方的实力和信誉。而信誉又需经过双方根据事实相互观察，看看值不值得相互信任。”
他们相互观察了一年多。一天，志立托尔对王光英说：“我想到深圳去看看。”王光英知道此行是来看他的企业，他请志立先看一家胶合板厂。当时该厂有700多工人，他挑选了300人，衣着整齐，在厂门口列队欢迎，像一支军队。技术人员也列队欢迎，也像一支军队。
王光英的企业有个特点，上上下下注重仪表和服饰。他很不喜欢职工衣着不整，外貌懒散。他认为，看一支军队要看风纪，看一家企业要看它的职工队伍精神是否充沛、动作是否整齐。
王光英会带孔丹等人见李嘉诚、包玉刚等企业家。他会用通俗的语言告诉孔丹做生意的道理，比如要和气生财，不要有官气，比如“一赶三不买、一赶三不卖”。
“我没有受过正规的商科学校训练，只是读过经济学，从王老板身上，我们可以直接学习如何做生意，如何做投资。”孔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深圳初辟为经济特区时，去投资的人还不多，王光英捷足先登，几乎同步前往投资开发。光大集团在深圳有个“南头工业区”项目，占地23平方公里。
王光英告诉孔丹等人，做地产项目，看地块不要看里面，要看外面，看周边环境、交通人气，是这些决定着地块的价值。
在香港六七年，王光英大部分时间都在会客，不论什么样的客人都见，来者不拒。他的口頭禅是，“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财路”。
他认为，生意是谈出来的。从他在香港远东金融中心大厦办公室的大玻璃窗可以眺望维多利亚湾，“有财有水”。他要求设法把碧蓝的海水波光反映到窗内来，使客人乐意坐在这里同他多谈一阵。 他从来没有节假日，有时上午10时在香港开会，下午2时已在北京或上海。据光大董事长来客登记簿记录：从1983年5月到1984年10月，近18个月中，王光英在香港会见的客人达6400名。
王光英有先天性食管反流的疾病，应酬对他来说很痛苦。每次赴宴，他都得到洗手间去把吃下去的食物呕吐出来。睡觉要垫好几个枕头，半坐半躺，否则也会反胃。
王光英的国事活动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外事活动。1984年8月，美国总统里根访华，在北京举行答谢宴会，王光英的座位被安排在第一夫人南希的左边。
1989年年底，王光英被调回北京。
离任前，光大公司举行酒会，盛况超过了1983年公司的开业酒会，香港工商界知名人士几乎全到了。王光英在祝酒辞中说：“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像一场接力赛跑，一棒一棒地传下去。现在我跑完了第一棒，由新董事长来接跑。第二棒，其任务应该是更重了。”
那年，他刚好70岁。在生日宴上，他演唱了那支60年代的英文老歌《月亮河》。歌中唱道：“噢！织梦者，你总是让人心碎，不论你去向何方，我都将追随。”用工商界的语言表述，就是“听、跟、走”。他勉励青年一代企业家：但行好事，定有前程。
1983年至1989年间，王光英带领光大累计为内地的上千家大中型企业引进了总值约11亿美元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在当时缺资金、缺渠道、缺方法的大环境下，王光英利用独资或合资兴办了各类实业项目39个，总投资额1.5亿美元和1亿人民币，用中外合资方式完成了广东磨刀门工程、围海造田工程、江门桥工程等大型建设项目。
孔丹说，王光英虽然卸任了光大实职，但作为光大集团的名誉董事长，声望和影响力还在延续。在光大集团35周年的纪念活动上，授予了他“特别荣誉奖”，女儿王米代领了榮誉。
“工业大夫”
王光英回京后，有过一段时间的沉寂。内地开始有一些传言，有人公开对光大的职工说：“光大公司过去是资本家的，现在是共产党的了。”
王光英对一位中央领导人说：“我调离光大时，国家审计局曾专程去香港审计光大的资财，证明没有问题。我是光大的法人代表，对国家负全责，如果我屁股上有屎，还敢回来吗？”
1990年，他接受中新社采访，被问到对光大是否有留恋时说，对自己养的孩子总是有感情的，自己在光大公司还有几个大项目没有做完。“所以我离开光大，有种不满足的感觉。就像一个母亲身怀六甲，总希望能生出一个胖娃娃来！”
他还说，自己是沧桑过后说真情，老一代中国父母教育孩子爱说“不打不成才”，自己是“挨了多少年打的老孩子”。
题为《我没有退休》的报道刊发后，很多老朋友特地去北京做客，看他是不是真的没有退休。他说，自己从商从政，再从商再从政，已经有几个“轮回”了，每个轮回都更强大，也增加了许多新朋友。
全国人大、政协开会时，香港多家媒体的记者来采访王光英。他说，前几天自己看到香港报纸上有篇文章《别矣，国舅爷》，说他可能是因与某原中央领导人关系密切才调回来的，实际不是。说什么“一朝天子一朝臣”，这个推理也站不住。有人到医院看他是真病还是得了“政治病”，看完以后才确信是真病。这次回来后，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三次到他家看望他，要他回来搞政治协商。因为他在香港只搞企业，虽然赚了钱，但国家不在乎那点儿钱。“中央领导人他们是真正与我商量，不是‘真主意，假商量’，也不是我犯了错误。”
1993年，王光英当选为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从此，许多记者又称他为“工业大夫”。
王光英担任了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他说，小平同志说办事要摸着石头过河，对海峡两岸和平统一问题自己已摸到了两块石头：一块是蒋纬国，一块是王克仁。王克仁年轻时当过蒋介石的贴身保镖，王光英为他回大陆一事专门给当时浙江省负责人写信。王克仁回大陆时，受到热情接待，还看到了蒋家祖坟修葺一新的景象。
陈昊苏在对外友协工作期间，王光英担任中国印尼经济文化合作协会会长。陈昊苏曾陪同他率团访问印尼，对他的热情睿智印象深刻。“他是一位出色的领导人，经常参与对外友协的活动，利用在社会各界的力量，开展中外交流。”陈昊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王光英常自称“末代资本家”。他说，平生服膺两句话：一句是，好的历史是人民写的;另一句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他曾被质疑，光大名声不小，赚的钱不多。一次去天津参加市工商联成立45周年纪念会，他对一批天津工商界老朋友说：“我这个人是上战场不发抖，下战场再吹牛的。”他说，自己在光大大概赚了两亿美元，按当时汇率，折合人民币12亿元。“这也就是说，我替每个中国人赚了一块钱。中国很大，两亿美元微不足道，但事实俱在，我为什么不讲明真相！”
“洋派”
1999年，《王光英传》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那年，王光英80岁。
传记作者王惠章（已故）曾是全国工商联主办的《工商界》杂志编辑。王光英有时亲自到他家去谈稿子，王惠章住在没有电梯的高层楼房，王光英就请他下来在自己的车里谈，有时会带几只螃蟹给他。
传记编审吴承琬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关于外界对光大的传言，传记里原本做了很多解释和反驳。她向王光英提议，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身份，在传记中为自己“开脱”，不大合适。王光英当即表示，由吴承琬全权负责，尽管删除就是。
一次，王光英派车接吴承琬到家里谈稿子的修改，谈了一上午。中午，王光英夫妇请她去晋阳饭庄吃饭，让她坐他的车去，夫妇俩另外要车先走，提前站在饭店门口等候，饭店还以为要接待某位大人物。
王光英住在北京演乐胡同33号，院子很小，形不成四合院，停车也不便。寓所里挂过两幅立轴，一幅出自书法家启功：“昆明池水瓮山阿，春花秋月阅几多。今日午晴知我倦，松风无语水无波。”另一幅出自前国防部长张爱萍：“清风两袖，为国争气。” 王光英称自己是“洋派”，爱洋不爱土，爱动不爱静。他喜欢听西洋音乐。每天清晨听完新闻和报纸摘要，常常听帕瓦罗蒂或多明戈的录音。儿女们送给他的礼物，他最珍爱的也是帕瓦罗蒂和多明戈的录音磁带。
广州市原市长黎子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1年，他带广州粤剧团到北大讲堂演出，邀请有关领导来观看，王光英和夫人也应邀前来，但因为堵车迟到了。王光英到场后，就在门口和黎子流闲谈，直到演完才进场。这让黎子流觉得，他很谦虚，很尊重规矩。
王光英是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的会长，万里的夫人边涛是该会成员，长子万伯翱也是一位戏迷，因此和他结识。90年代，万伯翱担任了10年中国体育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时常请王光英来为自己搞的活动颁奖，王光英有求必应，几乎每次都西装革履出席。他說：“您这体育上的事儿，我随叫随到啊。”万伯翱说：“哪能那样啊，您叫我，我随叫随到。”
王光英一口浓重的京腔。万伯翱叫他大舅，他问：“您怎么叫我大舅？”万伯翱说：“您看，刘源叫我大哥，他叫您大舅，我得随着贤弟叫。”他笑呵呵地点头同意了。
万伯翱不时去人大常委会或王光英家中拜访他。王光英习惯送客送到大门口，有时顺手替客人开房门和车门。他说，自己是向陈叔通学的，陈叔通则是向毛泽东学的。
万里80岁生日那天，王光英前去贺寿。万里请他落座沙发，他考虑到万里耳朵不好，搬了椅子坐在他身旁。他带来了一枚小小的玉制白菜，说：“送给您做生日礼物，您一生都清清白白的，为党和人民作了很多贡献。”
王光英在北京医院住院的最后五年里，万伯翱有时去探望。2014年，他在病房里看到王光英静卧在病床上，戴着呼吸罩，没有睁眼。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王光英。
2018年11月2日，王光英的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万伯翱说，不到7天就在八宝山火化。“光英大舅是彻底的无神论者，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标准。”
遗体告别仪式的规格很高，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胡锦涛等悉数出席。
王光英曾向刘少奇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没有如愿。三十多年以后，胡耀邦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王光英又一次向他提出入党要求，胡耀邦的回答几乎与当年刘少奇的回答一样，希望他做一个爱国的资本家，起一个共产党员所不能起到的作用。王光英问：“那么，我能否要求死后被追认为共产党员呢？”“不能。”胡耀邦摇摇头。
在悼词中，他被称为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优秀代表、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王光英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