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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830年10月，一部小说在法国巴黎面世，题名叫作——《红与黑》，副标题为：“一八三零年纪事”。小说作者署名“司汤达”（中文亦译“斯丹达尔”），他的真名实姓是：马里-亨利·贝尔。
其时，这位贝尔先生年近五旬，他出生于1783年1月，已经是不折不扣的中年人士了。尽管时常出入富丽奢华的巴黎社交界，游走于时尚而夸饰的文艺沙龙，期待着某一天命运垂顾，暴得大名，一步便出人头地。但他终究未遇知音，无人提携，因而始终声名低微，不过就是位边缘角色罢了。而我一直以为：人到中年的司汤达，当他现身于巴黎社交界沙龙，渴望在那里获得激赏和天赐良机的时候，却分明又对之投以鄙夷的目光，他不掩饰内心的轻蔑，并且放出犀利的言辞刻意冷嘲热讽。此间情形一如《红与黑》中于连·索莱尔坐在德·拉莫尔侯爵的客厅一角，面对一屋子养尊处优的贵族，他内心既钦羡又仇视，他被自己的对立情感绞痛。我相信于连此番心理征象，便是司汤达本人拥有的切身体验;或者说，他就是将自身的这份心理体验，倾注在笔下人物心间，让人物代自己倾诉和表述。
但《红与黑》初版并没引起多少反响，它的境遇非常落寞，据说初版销售量仅有区区七百多本。要说这小说写得真不合时宜，在金碧辉煌、沸反喧天的巴黎浪漫主义舞台上，它像一只不小心闯入的灰色猫，上了场却发现没有自己的角色，只得尴尬退下。那是浪漫派风云席卷、风头劲爆的岁月，少年得志的雨果恰如朝阳一般升起，大仲马已凭早年的戏剧创作崭露头角，诗人谬塞已然赢得众多拥趸，而德拉克洛瓦热烈奔放的画风正引爆更热烈奔放的呼应……司汤达虽也高举着浪漫主义旗号，在1820年代前期问世的小册子《拉辛与莎士比亚》中，他就高调宣称：“一切伟大作家都是他们时代的浪漫主义者。”但他之所谓浪漫主义，其精髓却是——“表现人民的习惯和信仰的现实状况”“表现他们时代的真实”“因此感动他们同时代的人”。司汤达高扬浪漫主义大纛，是为抗衡势大力沉的法国古典主义传统，而其浪漫主义概念之精神内涵，却分明是“现实主义”——尽管这个语汇尚未在历史中登场亮相，但其直面现实、工于写实的创作品质，却早已在历史中伏脉流深。
事实上，《红与黑》便是这条历史伏脉的最新果實。它悄然登场，却不为人识。小说副标题——“一八三零年纪事”，即暗示小说叙事的社会写实、面向和追求，就此与浪漫主义的流行时尚豁开界河，悄悄勒转马头，不声不响地分道扬镳。而就在《红与黑》中，司汤达有一回竟中断叙述，他从故事背后跳将而出，直接向读者声言，并且声腔铿锵——
小说是路途上人们手中的一面镜子。它时而在您眼里反射出蔚蓝的天空，时而反射出路上泥潭里的污泥。而背篓里带着这面镜子的人会被您指责为不道德！他的镜子照出了污泥，您就谴责镜子！①
这是一位具有坚定的文学信念的作家，他的文学信念又支撑了他的文学自信。《红与黑》初版的冷遇，让他再次亲身感受到巴黎社会及其“文学场”的势利一面。但对于自己的作品，他依然保持着坚定的自信。他说：“到1880年，将会有人了解我”“我抽了张彩票，得奖的号码是：1935年拥有读者”“我一定要为20世纪而写作”。而我无意断言后来的文学史果然响应了司汤达的预言，我只想指出：就在1880年，法兰西文学的后起之秀左拉，深情赞美前辈作家司汤达为——“我们的大师”和“先驱”;而在20世纪琳琅满目的法国文学史撰述中，司汤达通常与巴尔扎克一起，被视为“现代小说”的奠基人。
二
我是在故乡小镇百货商店一隅，那节图书柜台里，偶然发现有本《红与黑》。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我上大学回家过暑假。其时，距离上述司汤达预言中的1880年，又过了一百年;而距离《红与黑》1830年面世，则有150年之遥。尽管司汤达生前准确预言了他和他的小说的未来命运，但他绝对不会预想到——他的小说中译本会在遥远东方的某个江南小镇，与20世纪80年代的某位文学青年邂逅。
自从1944年赵瑞蕻先生首译《红与黑》，迄今80年未满，先后面世的不同中译本（含翻译修订本），总计不下于30种。如此品种可观的中译本，既反映了这部19世纪法国小说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广受喜爱，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其在20世纪以来广泛而巨大的世界影响力，即此足可佐证：司汤达当初所言——“我要为20世纪而写作”，听似自嘲，却非虚言，其间隐含着坚定的自信和自许。并且，他的自信和自许最终获得了文学史的支撑，他走在了文学史前头。他活着时遭受的冷遇，后来反证着他文学实践的先锋属性。他当初的文学边缘处境，日后成为文学史一脉流向。
韦里耶算得上是弗朗什-孔泰地区最秀丽的小城之一，城中尖顶红瓦的白房屋绵延散落在一座丘陵的斜坡上，成片丰茂的栗树勾勒出山丘任何些微的陂陀起伏。杜河的水在城墙根下数百尺的地方流淌，城墙从前是西班牙人建的，如今已衰败不堪。
《红与黑》从外省小城韦里耶起笔，朴素的环境描写只为人物出场而从容准备。小说故事场景依次从偏远小城韦里耶，到省城贝藏松，再转至首都巴黎，其实就是为主人公于连渐次扩开生活舞台和生命背景。这是小说空间的展开，而与此扣结着的，则是小说时间，它聚焦于——“1830年”。那是法国拿破仑时代结束后王政复辟的特殊岁月。精于叙事之道的司汤达自然明了：唯有将时间元素与空间元素不动声色地交织在一起，才有可能编排好小说叙事的经纬和脉络。
而你无论从哪一方面观照，《红与黑》都是一部编织得非常讲究的长篇小说。司汤达将于连与德·雷纳尔夫人的故事，置放于韦里耶的乡间市镇背景中展开，而将于连与德·拉莫尔小姐的故事，安排在巴黎上层社会的背景中铺陈，两个恋爱故事之间，以于连在省城贝藏松的故事作为过渡——是过渡，也是间歇，叙述即此表现出节奏，犹如编织讲究轻重缓急。并且，司汤达虽然在小说中为于连设置了两场惊世骇俗的爱情，但他实不愿小说叙述停留于爱情展示的层面，他别有雄心勃勃的叙事抱负。他的叙事展开两个面向：他一面敞开主人公的恋爱故事，一面敞开现实社会实况，并且，他以人物活动将恋爱故事与社会实况交织在一起——这是司汤达小说叙事编织的又一处用心表现。至于小说细部的叙事编织，其讲究处在《红与黑》中几乎比比皆是，犹如碎金闪烁，叫人时时感佩司汤达的叙事缜密与细致。 三
但司汤达不仅仅是叙事编织的高手，他对叙事的讲究与用心也不仅仅停留于小说形式的层面。在我看来，更能体现司汤达小说创作的价值所在，并且，使其小说真正获得“现代小说”品格的，是他对人物心理的深度发掘与表现。《红与黑》不仅敞开人物恋爱故事，也不仅敞开现实社会实况，更为深切的是——小说敞开人物内心世界。这是司汤达创作最为强劲的聚焦处，构成其小说创作的叙事纵深。司汤达小说的深度心理表现，恰是20世纪小说的主流追求;正是在此意义上，司汤达成为“现代小说”的伟大先驱。
《红与黑》中几乎所有的主要人物，均带着自己的心理征候出场。司汤达显然意识到人的心理状态构成人的个性，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便是不同心理状态之间的复杂关联。他在小说叙事中敞开人物的心理状态，并且，在不同人物心理状态的关联中，精微而遒劲地刻画着人物形象。于连的情感和精神，为“拿破仑崇拜”激发，底层“英雄梦”遂凝结为他无法遏抑的热烈向往，而在王政复辟时代也便成为推进其命运的心灵原点。德·雷纳尔夫人虽然已经拥有圣洁的母爱，但爱情的缺失在其情感世界中既形成了某种空白，事实上也积聚着亟待补偿的能量，只是她本人起初还懵懂不察，却被老于世故的小说家司汤达一眼觑破。他悄然安排于连来到她身边，就此引燃她久被压抑的激情。某位家族先辈惊世骇俗的情爱故事，激奋着德·拉莫尔侯爵小姐，青春少女沉迷于“非凡爱情”的满心期待中，实在等不及了，她便自己着手“制造”——其实是“仿造”，她仿照祖上先辈的传奇制作自己的“非凡爱情”，自以为她的故事一如前辈故事轰轰烈烈，却不知所有的“仿造”本质即是平庸。司汤达藏身于他的小说中，冷眼逼视人物的内心世界，不动声色地照出他们的全部心思。他们都是有心思的人，他们沉落在各自的心思里，他们被自己的心思主宰。
而当我们深加察究，便会发现，司汤达常常让他的主要人物身处心理冲突的缠斗中。平民出身的于连，对贵族上流社会既羡、又恨，他一面鄙视它的浮夸与陈腐，一面却又不得不仰仗它而求飞黄腾达。德·雷纳尔夫人一方面沉浸在与于连的真切爱恋中，另一方面又沉溺在道德谴责的内心煎熬里。德·拉莫尔小姐既钦服于连的才华与勇气，她崇拜他，但内心深处的贵族傲慢，却使她鄙视他的出身。《红与黑》三位主角的内心世界，均充斥着对立而对撞的情感倾向，它们构成他们内心无法调和的心理冲突。这样的心理冲突是如此剧烈，有时竟如刀锋一般锐利，它使人物心理趋向充满着不确定性，也使小说情节发展充满着一种紧绷欲裂的紧张感。阅读司汤达的小说，我常常感受到一种高强度的叙事张力，它使得小说情节的发展具有多向度的可能性，因而难以捉摸和预判。我要说，这是一种需要身心投注的阅读体验，从中不断生发着阅读快感与欣悦，正是一部“好小说”带给读者的情感体验。而我更要强调的是：司汤达小说的情节张力，从根本上说，源于小说叙事得以充分表述的人物心理张力。
四
丹麦杰出的文学史家勃兰兑斯，在其声誉卓著的巨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潮》中，将两位同时代的法兰西文学大师——司汤达和巴尔扎克，放在一起比较;他说：
从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我们看见了和巴尔扎克并肩而立的另一位法国作家，而在他们那个时代，任何人绝不会想到把他们相提并论。他当时的文学生活悄然无声，默默无闻，正如巴尔扎克吵吵嚷嚷，风头十足一样。在今天法国年轻一代人眼里，司汤达和巴尔扎克、正如拉马丁和维克多·雨果一样，是清楚明白地相互补充的。把这两个作家的名字相提并论，或许只就这一点来说是不很妥帖的：一个写了将近一百部小说，另一个所写的长短勿论的小说不过两部而已。然而，司汤达这两部小说的质量是了不起的，足以使这位作家和现代小说之父并列而无愧。②
勃兰兑斯的叙述，点明了司汤达小说创作的价值终为世人认可的史实，而他有关两位作家创作数量与质量的看法，实乃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看法，绝非仅为其个人所见。巴尔扎克的个性既虎虎有势，其本人又为累累债务时时催逼，他得仰仗一杯杯咖啡维持日夜消耗的创作精力，立等着用手稿换得现钱来还债、开销。他既来不及潜心琢磨，也无法做到精雕细刻，他写得既快且多，仅“人间喜剧”便包含了92部小说——难怪雨果后来感叹，他说：巴尔扎克的“作品比岁月还多”。而司汤达则像一位勤勉的工匠迷醉于手头的工艺，他默不作声地精心打磨着自己的故事和叙述。尽管他渴望著有朝一日声誉鹊起，但执笔书写之际，他总会表现出真正手艺人的沉静品质，他写得耐心而从容，出手的成品自然有限。但他数量不多的小说，几乎均是质量上乘的精品，他精细而精巧地编织着他的小说叙事，将一应活计妥帖处理，不露痕迹，却能处处感受到他的讲究——讲究而不露痕迹，这才是叙述的真功夫！并且，他在小说叙事中敞开人物内心世界，他对人物心思及其内心冲突的表现，使小说叙事获得心理表现的纵深和高强度的张力——这更是叙述的大才华！
1842年3月22日，傍晚时分，司汤达照例在巴黎街头溜达，却突发脑溢血，被送入医院抢救，第二天凌晨去世，享年59岁。他的葬礼或许是19世纪最寥落的葬礼了，仅有三人参加，情景一如《红与黑》面世时遭受的冷遇。但可宽慰的是，为他送葬的三人，除了他的妹妹和堂兄外，还有一位是——作家梅里美，他是司汤达的知音和追随者，当时已崭露头角，而日后他和司汤达的名字一起被镌刻在法兰西文学史册上，星光辉映。
司汤达的墓志铭上刻着——“活过 爱过 写过”。这是他一生的总结，简练而明晰：“活过”，概括着他一生经历的丰厚内容;“爱过”，显示这“活过”的生命具有情感质地和神圣品格;“写过”，点明长眠人的作家身份，更暗示其生命具有某种永不泯灭的品质。
想想真有道理：一个人不仅“活过”，而且“爱过”，并且“写过”——这个人应该永垂不朽！
参考文献：
①司汤达著 边芹译《红与黑》，广州：花城出版社，1997年版，第445页。
②勃兰兑斯著 李宗杰译《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五分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6页。
1830年10月，一部小说在法国巴黎面世，题名叫作——《红与黑》，副标题为：“一八三零年纪事”。小说作者署名“司汤达”（中文亦译“斯丹达尔”），他的真名实姓是：马里-亨利·贝尔。
其时，这位贝尔先生年近五旬，他出生于1783年1月，已经是不折不扣的中年人士了。尽管时常出入富丽奢华的巴黎社交界，游走于时尚而夸饰的文艺沙龙，期待着某一天命运垂顾，暴得大名，一步便出人头地。但他终究未遇知音，无人提携，因而始终声名低微，不过就是位边缘角色罢了。而我一直以为：人到中年的司汤达，当他现身于巴黎社交界沙龙，渴望在那里获得激赏和天赐良机的时候，却分明又对之投以鄙夷的目光，他不掩饰内心的轻蔑，并且放出犀利的言辞刻意冷嘲热讽。此间情形一如《红与黑》中于连·索莱尔坐在德·拉莫尔侯爵的客厅一角，面对一屋子养尊处优的贵族，他内心既钦羡又仇视，他被自己的对立情感绞痛。我相信于连此番心理征象，便是司汤达本人拥有的切身体验;或者说，他就是将自身的这份心理体验，倾注在笔下人物心间，让人物代自己倾诉和表述。
但《红与黑》初版并没引起多少反响，它的境遇非常落寞，据说初版销售量仅有区区七百多本。要说这小说写得真不合时宜，在金碧辉煌、沸反喧天的巴黎浪漫主义舞台上，它像一只不小心闯入的灰色猫，上了场却发现没有自己的角色，只得尴尬退下。那是浪漫派风云席卷、风头劲爆的岁月，少年得志的雨果恰如朝阳一般升起，大仲马已凭早年的戏剧创作崭露头角，诗人谬塞已然赢得众多拥趸，而德拉克洛瓦热烈奔放的画风正引爆更热烈奔放的呼应……司汤达虽也高举着浪漫主义旗号，在1820年代前期问世的小册子《拉辛与莎士比亚》中，他就高调宣称：“一切伟大作家都是他们时代的浪漫主义者。”但他之所谓浪漫主义，其精髓却是——“表现人民的习惯和信仰的现实状况”“表现他们时代的真实”“因此感动他们同时代的人”。司汤达高扬浪漫主义大纛，是为抗衡势大力沉的法国古典主义传统，而其浪漫主义概念之精神内涵，却分明是“现实主义”——尽管这个语汇尚未在历史中登场亮相，但其直面现实、工于写实的创作品质，却早已在历史中伏脉流深。
事实上，《红与黑》便是这条历史伏脉的最新果實。它悄然登场，却不为人识。小说副标题——“一八三零年纪事”，即暗示小说叙事的社会写实、面向和追求，就此与浪漫主义的流行时尚豁开界河，悄悄勒转马头，不声不响地分道扬镳。而就在《红与黑》中，司汤达有一回竟中断叙述，他从故事背后跳将而出，直接向读者声言，并且声腔铿锵——
小说是路途上人们手中的一面镜子。它时而在您眼里反射出蔚蓝的天空，时而反射出路上泥潭里的污泥。而背篓里带着这面镜子的人会被您指责为不道德！他的镜子照出了污泥，您就谴责镜子！①
这是一位具有坚定的文学信念的作家，他的文学信念又支撑了他的文学自信。《红与黑》初版的冷遇，让他再次亲身感受到巴黎社会及其“文学场”的势利一面。但对于自己的作品，他依然保持着坚定的自信。他说：“到1880年，将会有人了解我”“我抽了张彩票，得奖的号码是：1935年拥有读者”“我一定要为20世纪而写作”。而我无意断言后来的文学史果然响应了司汤达的预言，我只想指出：就在1880年，法兰西文学的后起之秀左拉，深情赞美前辈作家司汤达为——“我们的大师”和“先驱”;而在20世纪琳琅满目的法国文学史撰述中，司汤达通常与巴尔扎克一起，被视为“现代小说”的奠基人。
二
我是在故乡小镇百货商店一隅，那节图书柜台里，偶然发现有本《红与黑》。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我上大学回家过暑假。其时，距离上述司汤达预言中的1880年，又过了一百年;而距离《红与黑》1830年面世，则有150年之遥。尽管司汤达生前准确预言了他和他的小说的未来命运，但他绝对不会预想到——他的小说中译本会在遥远东方的某个江南小镇，与20世纪80年代的某位文学青年邂逅。
自从1944年赵瑞蕻先生首译《红与黑》，迄今80年未满，先后面世的不同中译本（含翻译修订本），总计不下于30种。如此品种可观的中译本，既反映了这部19世纪法国小说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广受喜爱，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其在20世纪以来广泛而巨大的世界影响力，即此足可佐证：司汤达当初所言——“我要为20世纪而写作”，听似自嘲，却非虚言，其间隐含着坚定的自信和自许。并且，他的自信和自许最终获得了文学史的支撑，他走在了文学史前头。他活着时遭受的冷遇，后来反证着他文学实践的先锋属性。他当初的文学边缘处境，日后成为文学史一脉流向。
韦里耶算得上是弗朗什-孔泰地区最秀丽的小城之一，城中尖顶红瓦的白房屋绵延散落在一座丘陵的斜坡上，成片丰茂的栗树勾勒出山丘任何些微的陂陀起伏。杜河的水在城墙根下数百尺的地方流淌，城墙从前是西班牙人建的，如今已衰败不堪。
《红与黑》从外省小城韦里耶起笔，朴素的环境描写只为人物出场而从容准备。小说故事场景依次从偏远小城韦里耶，到省城贝藏松，再转至首都巴黎，其实就是为主人公于连渐次扩开生活舞台和生命背景。这是小说空间的展开，而与此扣结着的，则是小说时间，它聚焦于——“1830年”。那是法国拿破仑时代结束后王政复辟的特殊岁月。精于叙事之道的司汤达自然明了：唯有将时间元素与空间元素不动声色地交织在一起，才有可能编排好小说叙事的经纬和脉络。
而你无论从哪一方面观照，《红与黑》都是一部编织得非常讲究的长篇小说。司汤达将于连与德·雷纳尔夫人的故事，置放于韦里耶的乡间市镇背景中展开，而将于连与德·拉莫尔小姐的故事，安排在巴黎上层社会的背景中铺陈，两个恋爱故事之间，以于连在省城贝藏松的故事作为过渡——是过渡，也是间歇，叙述即此表现出节奏，犹如编织讲究轻重缓急。并且，司汤达虽然在小说中为于连设置了两场惊世骇俗的爱情，但他实不愿小说叙述停留于爱情展示的层面，他别有雄心勃勃的叙事抱负。他的叙事展开两个面向：他一面敞开主人公的恋爱故事，一面敞开现实社会实况，并且，他以人物活动将恋爱故事与社会实况交织在一起——这是司汤达小说叙事编织的又一处用心表现。至于小说细部的叙事编织，其讲究处在《红与黑》中几乎比比皆是，犹如碎金闪烁，叫人时时感佩司汤达的叙事缜密与细致。 三
但司汤达不仅仅是叙事编织的高手，他对叙事的讲究与用心也不仅仅停留于小说形式的层面。在我看来，更能体现司汤达小说创作的价值所在，并且，使其小说真正获得“现代小说”品格的，是他对人物心理的深度发掘与表现。《红与黑》不仅敞开人物恋爱故事，也不仅敞开现实社会实况，更为深切的是——小说敞开人物内心世界。这是司汤达创作最为强劲的聚焦处，构成其小说创作的叙事纵深。司汤达小说的深度心理表现，恰是20世纪小说的主流追求;正是在此意义上，司汤达成为“现代小说”的伟大先驱。
《红与黑》中几乎所有的主要人物，均带着自己的心理征候出场。司汤达显然意识到人的心理状态构成人的个性，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便是不同心理状态之间的复杂关联。他在小说叙事中敞开人物的心理状态，并且，在不同人物心理状态的关联中，精微而遒劲地刻画着人物形象。于连的情感和精神，为“拿破仑崇拜”激发，底层“英雄梦”遂凝结为他无法遏抑的热烈向往，而在王政复辟时代也便成为推进其命运的心灵原点。德·雷纳尔夫人虽然已经拥有圣洁的母爱，但爱情的缺失在其情感世界中既形成了某种空白，事实上也积聚着亟待补偿的能量，只是她本人起初还懵懂不察，却被老于世故的小说家司汤达一眼觑破。他悄然安排于连来到她身边，就此引燃她久被压抑的激情。某位家族先辈惊世骇俗的情爱故事，激奋着德·拉莫尔侯爵小姐，青春少女沉迷于“非凡爱情”的满心期待中，实在等不及了，她便自己着手“制造”——其实是“仿造”，她仿照祖上先辈的传奇制作自己的“非凡爱情”，自以为她的故事一如前辈故事轰轰烈烈，却不知所有的“仿造”本质即是平庸。司汤达藏身于他的小说中，冷眼逼视人物的内心世界，不动声色地照出他们的全部心思。他们都是有心思的人，他们沉落在各自的心思里，他们被自己的心思主宰。
而当我们深加察究，便会发现，司汤达常常让他的主要人物身处心理冲突的缠斗中。平民出身的于连，对贵族上流社会既羡、又恨，他一面鄙视它的浮夸与陈腐，一面却又不得不仰仗它而求飞黄腾达。德·雷纳尔夫人一方面沉浸在与于连的真切爱恋中，另一方面又沉溺在道德谴责的内心煎熬里。德·拉莫尔小姐既钦服于连的才华与勇气，她崇拜他，但内心深处的贵族傲慢，却使她鄙视他的出身。《红与黑》三位主角的内心世界，均充斥着对立而对撞的情感倾向，它们构成他们内心无法调和的心理冲突。这样的心理冲突是如此剧烈，有时竟如刀锋一般锐利，它使人物心理趋向充满着不确定性，也使小说情节发展充满着一种紧绷欲裂的紧张感。阅读司汤达的小说，我常常感受到一种高强度的叙事张力，它使得小说情节的发展具有多向度的可能性，因而难以捉摸和预判。我要说，这是一种需要身心投注的阅读体验，从中不断生发着阅读快感与欣悦，正是一部“好小说”带给读者的情感体验。而我更要强调的是：司汤达小说的情节张力，从根本上说，源于小说叙事得以充分表述的人物心理张力。
四
丹麦杰出的文学史家勃兰兑斯，在其声誉卓著的巨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潮》中，将两位同时代的法兰西文学大师——司汤达和巴尔扎克，放在一起比较;他说：
从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我们看见了和巴尔扎克并肩而立的另一位法国作家，而在他们那个时代，任何人绝不会想到把他们相提并论。他当时的文学生活悄然无声，默默无闻，正如巴尔扎克吵吵嚷嚷，风头十足一样。在今天法国年轻一代人眼里，司汤达和巴尔扎克、正如拉马丁和维克多·雨果一样，是清楚明白地相互补充的。把这两个作家的名字相提并论，或许只就这一点来说是不很妥帖的：一个写了将近一百部小说，另一个所写的长短勿论的小说不过两部而已。然而，司汤达这两部小说的质量是了不起的，足以使这位作家和现代小说之父并列而无愧。②
勃兰兑斯的叙述，点明了司汤达小说创作的价值终为世人认可的史实，而他有关两位作家创作数量与质量的看法，实乃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看法，绝非仅为其个人所见。巴尔扎克的个性既虎虎有势，其本人又为累累债务时时催逼，他得仰仗一杯杯咖啡维持日夜消耗的创作精力，立等着用手稿换得现钱来还债、开销。他既来不及潜心琢磨，也无法做到精雕细刻，他写得既快且多，仅“人间喜剧”便包含了92部小说——难怪雨果后来感叹，他说：巴尔扎克的“作品比岁月还多”。而司汤达则像一位勤勉的工匠迷醉于手头的工艺，他默不作声地精心打磨着自己的故事和叙述。尽管他渴望著有朝一日声誉鹊起，但执笔书写之际，他总会表现出真正手艺人的沉静品质，他写得耐心而从容，出手的成品自然有限。但他数量不多的小说，几乎均是质量上乘的精品，他精细而精巧地编织着他的小说叙事，将一应活计妥帖处理，不露痕迹，却能处处感受到他的讲究——讲究而不露痕迹，这才是叙述的真功夫！并且，他在小说叙事中敞开人物内心世界，他对人物心思及其内心冲突的表现，使小说叙事获得心理表现的纵深和高强度的张力——这更是叙述的大才华！
1842年3月22日，傍晚时分，司汤达照例在巴黎街头溜达，却突发脑溢血，被送入医院抢救，第二天凌晨去世，享年59岁。他的葬礼或许是19世纪最寥落的葬礼了，仅有三人参加，情景一如《红与黑》面世时遭受的冷遇。但可宽慰的是，为他送葬的三人，除了他的妹妹和堂兄外，还有一位是——作家梅里美，他是司汤达的知音和追随者，当时已崭露头角，而日后他和司汤达的名字一起被镌刻在法兰西文学史册上，星光辉映。
司汤达的墓志铭上刻着——“活过 爱过 写过”。这是他一生的总结，简练而明晰：“活过”，概括着他一生经历的丰厚内容;“爱过”，显示这“活过”的生命具有情感质地和神圣品格;“写过”，点明长眠人的作家身份，更暗示其生命具有某种永不泯灭的品质。
想想真有道理：一个人不仅“活过”，而且“爱过”，并且“写过”——这个人应该永垂不朽！
参考文献：
①司汤达著 边芹译《红与黑》，广州：花城出版社，1997年版，第445页。
②勃兰兑斯著 李宗杰译《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五分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