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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福建唯一到抗日前线（台儿庄）采访过的战地记者，唯一在武汉参加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国作协前身）和中国青年记者协会（中国记协前身）两个成立大会的记者兼作家，全国最早、福建省唯一出版抗敌通讯特写集的作家，唯一同时获得中国记协所颁“老新闻工作者荣誉证书”和中国作协所颁“抗战时期老作家铜匾”两项殊荣的老记者、老作家。
年抗战，这段沉重的历史，永远不可能被抹去。70多年前，赵家欣以战地记者的身份，来到了抗日的最前线。他不仅为当时的人们传递了最新的讯息，更是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文字记录。
2014年9月9日，百岁老人赵家欣在福州逝世。曾经，他记下了历史；现在，历史记下了他。
穿越火线，到抗战最前方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作家郁达夫应国民党福建省主席陈仪之聘，任省政府参议和公报室主任，于12月30日到达厦门。
作为《星光日报》记者，赵家欣当天上午就到郁达夫下榻的旅社去访问，写下近3000字的访问记《郁达夫在福州》。这篇报道刊登在了第二天的《星光日报》上。郁达夫还对赵家欣说：“现在社会的改进，寄厚望于你们这般青年。”这句话对赵家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赵家欣出生在厦门岛一个贫民家庭，高中只读了不到一年。应聘进入《星光日报》，是他记者生涯的开始。从那时起，赵家欣就立志做个有所作为的记者，用文学笔调描绘时代风云和人间百态。
在厦期间，郁达夫应厦门文化界之邀，作了题为《世界动荡与中国》的演讲，并在1937年元旦的《星光日报》上发表《可忧虑的1937年》，预言“1937年，也许是中国的一个濒于绝境的年头”，并告诫人们：“亲爱的众同胞，现在绝不是酣歌宴舞的时候！”果然半年后即发生“七七事变”。
1937年10月21日，金门沦陷，危及厦门。赵家欣一心想去前线采访，随时寻找机会。次年3月，受《星光日报》指派，赵家欣跟随国民党部队前往皖南。他一路乘汽车坐轮船，途经泉州、福州、南平，最后步行50公里山路到达建瓯。
到建瓯后他改变了主意，决定还是按原先计划先到武汉，完成《星光日报》社长胡资周的委托，向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抗议厦门新闻检查处的过分管制，要求取消新闻检查，争取新闻报道自由。
于是，他改道走闽北浦城、浙江江山、江西南昌、九江，搭乘汽车、火车、轮船，经过十几天的奔波辗转，终于到达战时的国民党政治文化中心武汉。在这里，他先后访问了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叶剑英将军，还在采访中结识了名记者范长江。
当时郁达夫也在武汉，见到赵家欣，高兴地对他说：“你来得正好，文艺界有个盛会即将召开，正缺少从东海之滨抗敌前线来的人，我可以推荐你参加。”郁达夫口中的盛会，就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这次的大会，由老舍主持，周恩来、郭沫若、冯玉祥、张道藩等人都做了讲话。不久后，赵家欣又参加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首届代表大会”，是福建唯一一位参加这两次大会的作家兼记者。
这是他人生的一个里程碑。赵家欣后来回忆：“‘青记’第一次代表大会，有我、范长江、陆怡、陈同生、徐迈进、钟期森、傅于琛以及几位侨报记者，都是小青年。范长江29岁，我22岁。会后大多数记者跟着范长江就赶往台儿庄采访去了。”
“青记”采访台儿庄战役的最后一个记录人
那时，在江苏徐州外围的台儿庄，正上演着一场中国军队和日军的殊死决战。日军精锐的矶谷第十师团和李宗仁指挥的我军第五战区孙连仲、仲、汤恩伯的部分部队在100公里的战线上，打得惊天动地。
消息传到武汉，赵家欣跟范长江等青年记者马上出发，北上采访。一路上，他们扒过运煤的火车，用绳子把自己绑在火车头上赶路；遭遇过日本鬼子的空袭，险些被敌人的子弹留在半道上。
到了郑州，赵家欣提着随身的一只小皮箱跨下火车。旅店小伙计围拢上来拉客，就在这时，空袭警报响了，杂乱的人群散了，火车喘着气循来路退去。赵家欣茫然地跟着人群向空旷的郊外跑，与范长江等人失散了。
“飞机！那涂着红色的罪恶标志的飞机，带着隆隆的声响飞进古城的上空，品字形的三个黑点，渐渐地在视线里扩大了。轰隆，轰隆，炸弹从头顶落下，子弹从耳边穿过。”这些画面，清楚地留在他的脑海里。
不久后，赵家欣再次乘上火车。“鬼子的飞机，天一亮便满天乱飞。火车被阻隔在马牧集与砀山之间，警报解除了，火车鼓着气前进，不久又被警报赶退下来。一个早晨，火车走不到20里。到了黄昏，终于到了徐州。”赵家欣穿过人群，看着街道上往来的穿军服的人，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战时紧张气氛。在旅店里，赵家欣见到好几位同行。范长江拉着赵家欣的手说：“你终于赶来了！”
当时，日军进犯临沂的坂垣师团被张自忠、庞炳勋将军打垮，退到莒县。临沂的捷报，把全国各个角落的新闻记者都吸引了来，许多外国记者也打算来瞧瞧英勇的中国将士的功绩。在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一辆大卡车载着赵家欣等12个中外记者往最前线去。那是1938年4月5日，台儿庄大捷的前一晚。
1938年4月6日大战结束，7日记者们赶到了台儿庄最前沿阵地采访。此时，展现在赵家欣面前的台儿庄，到处是残垣断壁，余烬未熄。日军的尸体、我军的伤员、失去家园的百姓，无不控诉着战争的残酷。赵家欣采访了孙连仲集团军31师师长池峰城，这位拼死抗敌的30多岁青年指挥官，头发蓬松，声音嘶哑，几天没合眼，眼睛布满了血丝，但仍神采奕奕地细述了前方将士如何用生命和鲜血拼杀的场景。
池峰城告诉赵家欣，他带着31师的将士们守着台儿庄的正面，日军多次进攻，飞机大炮轮番轰炸，我军虽伤亡重大，但将士们视死如归，死战不退。4月3日，台儿庄的三分之二都被敌军占领了，但南关还在我军手里，将士们濒临弹尽粮绝，但绝命固守。4月6日晚，孙连仲将军指挥我军全线反攻，炮兵排炮显威，炸中了日军弹药库，我军冲进台儿庄，展开肉搏战，歼灭了敌军。得到这些信息后，赵家欣连夜写下了《台儿庄血战记》，并把这篇通讯通过邮寄的方式寄回《星光日报》。当时，正是战地记者们写下的这些报道，为后方的人们带去了胜利的希望。 离开硝烟未散的台儿庄时，池峰城特地送给赵家欣一小袋战利品作为纪念，里面有缴获的太阳旗、日制的子弹壳等。怀着激动的心情，赵家欣写下了第二篇战地报道。因为战争，当时的邮路毫无保障，更为糟糕的是，日军此时正在进攻厦门，当他把标题为《台儿庄血战记（二）》的报道寄出后，只能祈祷上苍，让它能顺利抵达报社，鼓舞厦门人民奋勇抗敌。
激烈的战争场面变成铅字，永远留在了纸上。岁月流转，当年的青年记者们先后离开了人世，渐渐只剩下赵家欣一人。而今，这最后一位记录人，也带走了他的那份独家记忆。
流亡香港，以特派记者身份重返内地战场
采访台儿庄结束后，1938年4月下旬，赵家欣惦念家乡而南返。他沿粤汉路从武汉动身，途经长沙、广州，5月份到达香港。在香港稍事逗留，他即搭乘荷兰芝巴德号轮船回厦门。轮船到达厦门海域时，正值日寇海陆空军进犯，炮火连天，海波震荡，无法进入厦门港。赵家欣和船上的旅客只能眼巴巴地张望硝烟中的厦门，在海上苦等。
当芝巴德号轮再次抵达厦门港时，厦门已告沦陷。轮船停泊在鼓浪屿后海面，到处都是逃难的人群。赵家欣只好回到还在英国人掌管下的香港。大量从大陆南来避难的富商巨贾、达官贵人和不当顺民、背井离乡的中华儿女，使香港人口剧增，房租昂贵，物价飞涨。幸好在港滞留期间，赵家欣结识了一群闽南同乡，才能食宿无忧。
正好在这时，胡文虎的星系报纸《星岛日报》7月1日将在香港创刊，赵家欣进入《星岛日报》工作。不久后，因工作需要，他回到内地担任战地记者，去东战场采写新闻，继续之前的工作。
1938年7月上旬，赵家欣到了漳州，正好遇上刚组建不久、到漳州活动的厦门青年战时服务团，他们正因缺少经费而陷入困境。于是赵家欣向同行募捐了一笔40块钱的款子，给厦青团解了燃眉之急。
也是在这个时候，赵家欣遇见了厦门沦陷前曾在蒲风诗歌座谈会上认识的抗日救亡骨干、女共产党员谢忆仁。此时她担任厦青团副团长，两人便有了进一步的接触。这位经历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地下斗争、牢狱之灾、流亡印尼的非凡女性，在赵家欣心里留下了挥之不去的深刻印象。
仲秋时节，赵家欣从漳州到了泉州，进行采访活动，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10月中旬，厦青团团部被国民党武装包围，52名团员被押解到沙县，团长施青龙被关押在三元。国民党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瓦解厦青团，虽经过斗争，厦青团最终还是解散。此时，谢忆仁正奉命前往福州准备与省抗敌后援会交涉。
步行到泉州时，谢忆仁接到厦青团团部关于厦青团出事的长途电话，团部要她暂留泉州。正在泉州采访的赵家欣，以华侨报纸新闻记者的身份，掩护了正被国民党特务侦捕的谢忆仁。为便于隐蔽，他建议谢忆仁改名谢怀丹。
从此，两人同甘共苦，并肩战斗。谢怀丹英姿飒爽，能文能武，赵家欣眉清目秀，才识胆略过人。在杀机四伏、危难重重的日子里，两颗赤诚的心跳动在一起。这两位相识于厦门、重逢于漳州、定情于泉州的革命者，结为了终身伴侣。
1939年春，赵家欣夫妇离开泉州，前往闽北建瓯。在寓居一年多的时间里，赵家欣以此为大本营奔走于闽浙赣各地，为《星岛日报》采写了大量通讯，也为闽浙赣三省报刊写了众多小品、散文、通讯特写和时事评论。
“我们一家熬过了黎明前的黑暗，1949年8月17日，迎来了福州解放。”赵家欣在文章里写道。
新中国成立后，赵家欣继续在文艺界工作。只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正当他想为新中国做更多事的时候，各种可怕的厄运接二连三地降临，使他几乎失去了整个中年。
1979年，赵家欣陆续接到三份平反改正书，即在“反胡风”“反右”“文革”三次运动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改正书。从这一年起，64岁的赵家欣开始了新的生命。几十年来，他笔耕不辍，陆续出版了10多部著作。
（本刊综合整理）
年抗战，这段沉重的历史，永远不可能被抹去。70多年前，赵家欣以战地记者的身份，来到了抗日的最前线。他不仅为当时的人们传递了最新的讯息，更是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文字记录。
2014年9月9日，百岁老人赵家欣在福州逝世。曾经，他记下了历史；现在，历史记下了他。
穿越火线，到抗战最前方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作家郁达夫应国民党福建省主席陈仪之聘，任省政府参议和公报室主任，于12月30日到达厦门。
作为《星光日报》记者，赵家欣当天上午就到郁达夫下榻的旅社去访问，写下近3000字的访问记《郁达夫在福州》。这篇报道刊登在了第二天的《星光日报》上。郁达夫还对赵家欣说：“现在社会的改进，寄厚望于你们这般青年。”这句话对赵家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赵家欣出生在厦门岛一个贫民家庭，高中只读了不到一年。应聘进入《星光日报》，是他记者生涯的开始。从那时起，赵家欣就立志做个有所作为的记者，用文学笔调描绘时代风云和人间百态。
在厦期间，郁达夫应厦门文化界之邀，作了题为《世界动荡与中国》的演讲，并在1937年元旦的《星光日报》上发表《可忧虑的1937年》，预言“1937年，也许是中国的一个濒于绝境的年头”，并告诫人们：“亲爱的众同胞，现在绝不是酣歌宴舞的时候！”果然半年后即发生“七七事变”。
1937年10月21日，金门沦陷，危及厦门。赵家欣一心想去前线采访，随时寻找机会。次年3月，受《星光日报》指派，赵家欣跟随国民党部队前往皖南。他一路乘汽车坐轮船，途经泉州、福州、南平，最后步行50公里山路到达建瓯。
到建瓯后他改变了主意，决定还是按原先计划先到武汉，完成《星光日报》社长胡资周的委托，向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抗议厦门新闻检查处的过分管制，要求取消新闻检查，争取新闻报道自由。
于是，他改道走闽北浦城、浙江江山、江西南昌、九江，搭乘汽车、火车、轮船，经过十几天的奔波辗转，终于到达战时的国民党政治文化中心武汉。在这里，他先后访问了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叶剑英将军，还在采访中结识了名记者范长江。
当时郁达夫也在武汉，见到赵家欣，高兴地对他说：“你来得正好，文艺界有个盛会即将召开，正缺少从东海之滨抗敌前线来的人，我可以推荐你参加。”郁达夫口中的盛会，就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这次的大会，由老舍主持，周恩来、郭沫若、冯玉祥、张道藩等人都做了讲话。不久后，赵家欣又参加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首届代表大会”，是福建唯一一位参加这两次大会的作家兼记者。
这是他人生的一个里程碑。赵家欣后来回忆：“‘青记’第一次代表大会，有我、范长江、陆怡、陈同生、徐迈进、钟期森、傅于琛以及几位侨报记者，都是小青年。范长江29岁，我22岁。会后大多数记者跟着范长江就赶往台儿庄采访去了。”
“青记”采访台儿庄战役的最后一个记录人
那时，在江苏徐州外围的台儿庄，正上演着一场中国军队和日军的殊死决战。日军精锐的矶谷第十师团和李宗仁指挥的我军第五战区孙连仲、仲、汤恩伯的部分部队在100公里的战线上，打得惊天动地。
消息传到武汉，赵家欣跟范长江等青年记者马上出发，北上采访。一路上，他们扒过运煤的火车，用绳子把自己绑在火车头上赶路；遭遇过日本鬼子的空袭，险些被敌人的子弹留在半道上。
到了郑州，赵家欣提着随身的一只小皮箱跨下火车。旅店小伙计围拢上来拉客，就在这时，空袭警报响了，杂乱的人群散了，火车喘着气循来路退去。赵家欣茫然地跟着人群向空旷的郊外跑，与范长江等人失散了。
“飞机！那涂着红色的罪恶标志的飞机，带着隆隆的声响飞进古城的上空，品字形的三个黑点，渐渐地在视线里扩大了。轰隆，轰隆，炸弹从头顶落下，子弹从耳边穿过。”这些画面，清楚地留在他的脑海里。
不久后，赵家欣再次乘上火车。“鬼子的飞机，天一亮便满天乱飞。火车被阻隔在马牧集与砀山之间，警报解除了，火车鼓着气前进，不久又被警报赶退下来。一个早晨，火车走不到20里。到了黄昏，终于到了徐州。”赵家欣穿过人群，看着街道上往来的穿军服的人，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战时紧张气氛。在旅店里，赵家欣见到好几位同行。范长江拉着赵家欣的手说：“你终于赶来了！”
当时，日军进犯临沂的坂垣师团被张自忠、庞炳勋将军打垮，退到莒县。临沂的捷报，把全国各个角落的新闻记者都吸引了来，许多外国记者也打算来瞧瞧英勇的中国将士的功绩。在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一辆大卡车载着赵家欣等12个中外记者往最前线去。那是1938年4月5日，台儿庄大捷的前一晚。
1938年4月6日大战结束，7日记者们赶到了台儿庄最前沿阵地采访。此时，展现在赵家欣面前的台儿庄，到处是残垣断壁，余烬未熄。日军的尸体、我军的伤员、失去家园的百姓，无不控诉着战争的残酷。赵家欣采访了孙连仲集团军31师师长池峰城，这位拼死抗敌的30多岁青年指挥官，头发蓬松，声音嘶哑，几天没合眼，眼睛布满了血丝，但仍神采奕奕地细述了前方将士如何用生命和鲜血拼杀的场景。
池峰城告诉赵家欣，他带着31师的将士们守着台儿庄的正面，日军多次进攻，飞机大炮轮番轰炸，我军虽伤亡重大，但将士们视死如归，死战不退。4月3日，台儿庄的三分之二都被敌军占领了，但南关还在我军手里，将士们濒临弹尽粮绝，但绝命固守。4月6日晚，孙连仲将军指挥我军全线反攻，炮兵排炮显威，炸中了日军弹药库，我军冲进台儿庄，展开肉搏战，歼灭了敌军。得到这些信息后，赵家欣连夜写下了《台儿庄血战记》，并把这篇通讯通过邮寄的方式寄回《星光日报》。当时，正是战地记者们写下的这些报道，为后方的人们带去了胜利的希望。 离开硝烟未散的台儿庄时，池峰城特地送给赵家欣一小袋战利品作为纪念，里面有缴获的太阳旗、日制的子弹壳等。怀着激动的心情，赵家欣写下了第二篇战地报道。因为战争，当时的邮路毫无保障，更为糟糕的是，日军此时正在进攻厦门，当他把标题为《台儿庄血战记（二）》的报道寄出后，只能祈祷上苍，让它能顺利抵达报社，鼓舞厦门人民奋勇抗敌。
激烈的战争场面变成铅字，永远留在了纸上。岁月流转，当年的青年记者们先后离开了人世，渐渐只剩下赵家欣一人。而今，这最后一位记录人，也带走了他的那份独家记忆。
流亡香港，以特派记者身份重返内地战场
采访台儿庄结束后，1938年4月下旬，赵家欣惦念家乡而南返。他沿粤汉路从武汉动身，途经长沙、广州，5月份到达香港。在香港稍事逗留，他即搭乘荷兰芝巴德号轮船回厦门。轮船到达厦门海域时，正值日寇海陆空军进犯，炮火连天，海波震荡，无法进入厦门港。赵家欣和船上的旅客只能眼巴巴地张望硝烟中的厦门，在海上苦等。
当芝巴德号轮再次抵达厦门港时，厦门已告沦陷。轮船停泊在鼓浪屿后海面，到处都是逃难的人群。赵家欣只好回到还在英国人掌管下的香港。大量从大陆南来避难的富商巨贾、达官贵人和不当顺民、背井离乡的中华儿女，使香港人口剧增，房租昂贵，物价飞涨。幸好在港滞留期间，赵家欣结识了一群闽南同乡，才能食宿无忧。
正好在这时，胡文虎的星系报纸《星岛日报》7月1日将在香港创刊，赵家欣进入《星岛日报》工作。不久后，因工作需要，他回到内地担任战地记者，去东战场采写新闻，继续之前的工作。
1938年7月上旬，赵家欣到了漳州，正好遇上刚组建不久、到漳州活动的厦门青年战时服务团，他们正因缺少经费而陷入困境。于是赵家欣向同行募捐了一笔40块钱的款子，给厦青团解了燃眉之急。
也是在这个时候，赵家欣遇见了厦门沦陷前曾在蒲风诗歌座谈会上认识的抗日救亡骨干、女共产党员谢忆仁。此时她担任厦青团副团长，两人便有了进一步的接触。这位经历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地下斗争、牢狱之灾、流亡印尼的非凡女性，在赵家欣心里留下了挥之不去的深刻印象。
仲秋时节，赵家欣从漳州到了泉州，进行采访活动，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10月中旬，厦青团团部被国民党武装包围，52名团员被押解到沙县，团长施青龙被关押在三元。国民党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瓦解厦青团，虽经过斗争，厦青团最终还是解散。此时，谢忆仁正奉命前往福州准备与省抗敌后援会交涉。
步行到泉州时，谢忆仁接到厦青团团部关于厦青团出事的长途电话，团部要她暂留泉州。正在泉州采访的赵家欣，以华侨报纸新闻记者的身份，掩护了正被国民党特务侦捕的谢忆仁。为便于隐蔽，他建议谢忆仁改名谢怀丹。
从此，两人同甘共苦，并肩战斗。谢怀丹英姿飒爽，能文能武，赵家欣眉清目秀，才识胆略过人。在杀机四伏、危难重重的日子里，两颗赤诚的心跳动在一起。这两位相识于厦门、重逢于漳州、定情于泉州的革命者，结为了终身伴侣。
1939年春，赵家欣夫妇离开泉州，前往闽北建瓯。在寓居一年多的时间里，赵家欣以此为大本营奔走于闽浙赣各地，为《星岛日报》采写了大量通讯，也为闽浙赣三省报刊写了众多小品、散文、通讯特写和时事评论。
“我们一家熬过了黎明前的黑暗，1949年8月17日，迎来了福州解放。”赵家欣在文章里写道。
新中国成立后，赵家欣继续在文艺界工作。只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正当他想为新中国做更多事的时候，各种可怕的厄运接二连三地降临，使他几乎失去了整个中年。
1979年，赵家欣陆续接到三份平反改正书，即在“反胡风”“反右”“文革”三次运动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改正书。从这一年起，64岁的赵家欣开始了新的生命。几十年来，他笔耕不辍，陆续出版了10多部著作。
（本刊综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