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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增长不是出口拉动型的；消费者也没有更多的钱可花，根本不存在向内需驱动型和“消费拉动型”经济转变的问题。当前要降低贸易盈余，除了继续讨论人民币汇率之外别无他法
美国财政部长斯诺10月间在北京与中国方面进行了又一轮会谈。这不是什么秘密——美国与中国的双边贸易赤字仍在节节上升，中国大陆的经常账户盈余今年即将达到GDP的10％，而美国财政部在其国内却面临着“必须解决问题”的巨大压力。
麻烦在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从宏观角度看，要改变中国不断扩大的盈余状况，只有四种办法：第一，人民幣升值；第二，允许更多私人资本外流；第三，减缓出口；第四，增加进口。
但目前这些方法大多走不通。一来，中国政府一再声明要渐进地改革人民币汇率。二来，中美双方都承认，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开放资本账户，可能对中国银行和货币体系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至于贸易方面，中国加入WTO以后，美国若要对中国出口产品采取保护主义措施，面临着很大的困难——纺织品没完没了的讨价还价除外。
于是，只剩下进口。的确，美国财政部也宣布正在“扩大关注焦点”，从之前的人民币汇率，转而关注“减轻中国对出口拉动型增长的依赖并扩大国内消费”的策略。这会是中国经济新阶段的开始吗？
很可惜，不是。原因很简单，上述策略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中国增长不是出口拉动型的；第二，中国国内消费者没有更多的钱可花。
同绝大多数投资者和观察人士一样，美国财政部似乎也相信了一些经久不衰的中国“神话”。
第一个误解是中国属于“出口拉动型”的经济体。乍看上去，这种说法貌似合理。中国的出口表现大大超过邻近经济体，出口制造业增长也快于整体经济增长。尤其是，中国大陆出口占GDP的比例去年急速攀升到38％，接近韩国和台湾地区的水平。对一个身处大陆的巨大经济体而言，这令人吃惊。
但这一统计极具误导性。在本土的生产过程中，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出口产品的增值是很高的，学术界估计在50％－65％之间，因为有关生产者大多是处于产业链高端的或资本密集型的厂商。相比之下，中国大陆的出口在其本土的增值部分可能只有25％。这意味着中国大陆的“真实”出口依存度只相当于台湾地区、韩国的1/3到1/4。若计算出口交货量在最终工业品销售额中所占的比例，得出的数字可以大体印证这个判断——去年中国大陆这一比例为22％，台湾地区为55％，韩国为42％。
我们不妨以2001年全球IT行情暴跌时的情况来检验出口敏感度。当时，整个亚洲地区出口增长率大幅滑坡，韩国下降30％，台湾地区近40％，中国大陆下降25％。这三个经济体的总体增长率发生了什么变化呢？韩国的真实GDP增速从2000年的8.5％降到2001年3.8％，台湾地区从5.7％降至-2.2％。而同期，大陆官方公布的GDP增速变化不大。据我们估计，中国经济增速实际从8.6％提高到9.5％，即中国经济不是由出口驱动的。
从历史记录看，中国经济也根本不像出口拉动型。对亚洲所有小规模出口型经济体而言，GDP增长都与贸易增长存在稳固的正相关关系，二者同步变动。相比之下，中国更像美国，国内经济对贸易走势的敏感度低得多，贸易增速的变化是总体增速的三倍。所以，如果中国有可以高枕无忧的事情，那就是从出口拉动型经济转变为内需驱动型经济。从我们所见的一切而言，中国已经是了。
现在来看第二个普遍的误区，即消费者支出远远低于其潜在的消费能力，中国应当推进“消费拉动型”增长。这种说法乍看起来也有理有据。无论如何，过去20年中，中国家庭消费占GDP的比例一直在稳步下降，而家庭储蓄率则相应地稳步上升。
但如果我们从GDP角度看，就会发现消费者已经尽力而为。过去15年中，消费始终以8％上下的速度稳步增长，几乎没有出现过波动。
再者，中国的消费数据忽略了过去五年里中国增长最快的领域，即住房。但其实这也是家庭的消费性支出。如果算上住房投资，家庭总支出在经济中所占的比例根本就没有下降。实际上，过去五年里中国消费者借贷增长保持了相当可观的速度，每年都约占GDP的3％。
所以，我们的结论是，中国消费者已经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力的支持，很难通过刺激手段让他们进一步大幅增加支出。
所有这一切都在向斯诺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简单的解决办法是不存在的。目前中国的贸易盈余主要是周期性的，过剩产能的逐步消退以及建筑业的恢复将在未来两年内降低贸易盈余。但现在除了继续讨论人民币汇率，没有其他实际可行的解决办法。
作者乔纳森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为UBS亚洲首席经济学家
美国财政部长斯诺10月间在北京与中国方面进行了又一轮会谈。这不是什么秘密——美国与中国的双边贸易赤字仍在节节上升，中国大陆的经常账户盈余今年即将达到GDP的10％，而美国财政部在其国内却面临着“必须解决问题”的巨大压力。
麻烦在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从宏观角度看，要改变中国不断扩大的盈余状况，只有四种办法：第一，人民幣升值；第二，允许更多私人资本外流；第三，减缓出口；第四，增加进口。
但目前这些方法大多走不通。一来，中国政府一再声明要渐进地改革人民币汇率。二来，中美双方都承认，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开放资本账户，可能对中国银行和货币体系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至于贸易方面，中国加入WTO以后，美国若要对中国出口产品采取保护主义措施，面临着很大的困难——纺织品没完没了的讨价还价除外。
于是，只剩下进口。的确，美国财政部也宣布正在“扩大关注焦点”，从之前的人民币汇率，转而关注“减轻中国对出口拉动型增长的依赖并扩大国内消费”的策略。这会是中国经济新阶段的开始吗？
很可惜，不是。原因很简单，上述策略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中国增长不是出口拉动型的；第二，中国国内消费者没有更多的钱可花。
同绝大多数投资者和观察人士一样，美国财政部似乎也相信了一些经久不衰的中国“神话”。
第一个误解是中国属于“出口拉动型”的经济体。乍看上去，这种说法貌似合理。中国的出口表现大大超过邻近经济体，出口制造业增长也快于整体经济增长。尤其是，中国大陆出口占GDP的比例去年急速攀升到38％，接近韩国和台湾地区的水平。对一个身处大陆的巨大经济体而言，这令人吃惊。
但这一统计极具误导性。在本土的生产过程中，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出口产品的增值是很高的，学术界估计在50％－65％之间，因为有关生产者大多是处于产业链高端的或资本密集型的厂商。相比之下，中国大陆的出口在其本土的增值部分可能只有25％。这意味着中国大陆的“真实”出口依存度只相当于台湾地区、韩国的1/3到1/4。若计算出口交货量在最终工业品销售额中所占的比例，得出的数字可以大体印证这个判断——去年中国大陆这一比例为22％，台湾地区为55％，韩国为42％。
我们不妨以2001年全球IT行情暴跌时的情况来检验出口敏感度。当时，整个亚洲地区出口增长率大幅滑坡，韩国下降30％，台湾地区近40％，中国大陆下降25％。这三个经济体的总体增长率发生了什么变化呢？韩国的真实GDP增速从2000年的8.5％降到2001年3.8％，台湾地区从5.7％降至-2.2％。而同期，大陆官方公布的GDP增速变化不大。据我们估计，中国经济增速实际从8.6％提高到9.5％，即中国经济不是由出口驱动的。
从历史记录看，中国经济也根本不像出口拉动型。对亚洲所有小规模出口型经济体而言，GDP增长都与贸易增长存在稳固的正相关关系，二者同步变动。相比之下，中国更像美国，国内经济对贸易走势的敏感度低得多，贸易增速的变化是总体增速的三倍。所以，如果中国有可以高枕无忧的事情，那就是从出口拉动型经济转变为内需驱动型经济。从我们所见的一切而言，中国已经是了。
现在来看第二个普遍的误区，即消费者支出远远低于其潜在的消费能力，中国应当推进“消费拉动型”增长。这种说法乍看起来也有理有据。无论如何，过去20年中，中国家庭消费占GDP的比例一直在稳步下降，而家庭储蓄率则相应地稳步上升。
但如果我们从GDP角度看，就会发现消费者已经尽力而为。过去15年中，消费始终以8％上下的速度稳步增长，几乎没有出现过波动。
再者，中国的消费数据忽略了过去五年里中国增长最快的领域，即住房。但其实这也是家庭的消费性支出。如果算上住房投资，家庭总支出在经济中所占的比例根本就没有下降。实际上，过去五年里中国消费者借贷增长保持了相当可观的速度，每年都约占GDP的3％。
所以，我们的结论是，中国消费者已经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力的支持，很难通过刺激手段让他们进一步大幅增加支出。
所有这一切都在向斯诺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简单的解决办法是不存在的。目前中国的贸易盈余主要是周期性的，过剩产能的逐步消退以及建筑业的恢复将在未来两年内降低贸易盈余。但现在除了继续讨论人民币汇率，没有其他实际可行的解决办法。
作者乔纳森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为UBS亚洲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