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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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基本权利观念自提出以来便遭到形形色色的反对,一个重要原因是该观念缺乏充足的哲学论证.传统的论证模式以自然权利理论为基础,而自然权利理论的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特征受到功利主义、历史主义、实用主义和社群主义的批评.当代的论证模式巧妙地运用了人性论和建构主义.格里芬式的论证模式主要从人权的概念出发,探讨这一概念本身所蕴含的哲学意义,以此规定人的基本权利的内容与范围;罗尔斯式的论证模式是以公共理性和重叠共识为基础的建构主义模式,基本权利的对象不是通过对概念本身的分析所能规定的,而是一种建构程序的结果,这种程序下的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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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政法教研部,江苏南京21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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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基本权利观念自提出以来便遭到形形色色的反对,一个重要原因是该观念缺乏充足的哲学论证.传统的论证模式以自然权利理论为基础,而自然权利理论的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特征受到功利主义、历史主义、实用主义和社群主义的批评.当代的论证模式巧妙地运用了人性论和建构主义.格里芬式的论证模式主要从人权的概念出发,探讨这一概念本身所蕴含的哲学意义,以此规定人的基本权利的内容与范围;罗尔斯式的论证模式是以公共理性和重叠共识为基础的建构主义模式,基本权利的对象不是通过对概念本身的分析所能规定的,而是一种建构程序的结果,这种程序下的各方运用公共理性达成关于基本权利对象和范围的重叠共识.两种模式各有优缺点,较为合理的方式指向了两者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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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冲动是普遍的,这一冲动在科幻小说中实现文学化后,成为一种对未来的现实可能性的书写.而布洛赫在《希望的原理》中提到了乌托邦的现实可能性,这与科幻小说的乌托邦书写具有相通性,这一书写所探寻的现实可能性,是与客观可能性相对的,并且,对现实可能性的书写蕴含否定性与肯定性的辩证统一.因此,科幻小说的乌托邦书写虽然经历过反乌托邦书写的否定和后现代社会的冲击,因其封闭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留,并通过辩证否定完成了对自身的突破,内化为大众的坚定意志,继续新一轮的乌托邦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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