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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像橄榄的分析见解
网络促进言论民主的作用，想来是毫无疑问的。不少关心民情的党政大员多把上网视为体察民情、上情下达的利器，每每亲历亲为。更有大学校长放下身段，在毕业典礼上狂飙“网络体”与学生套近乎。然而，象牙塔里的学者似乎却越来越怕上网触电了。鄙校一位语言学教授因为担忧“神马”“浮云”“杯具”之类的网络体对中文的侵蚀，发表了一篇批评文章，被网民们群起攻之，骂得个狗血淋头，老先生伤心至极，从此不在网上发表意见。无独有偶，不久前，一个学界朋友关闭了他的博客。问及原因，朋友苦笑：有些帖子思想太过极端，言语又过于激烈，无法与之进行正常讨论，可是，打开博客，那些帖子扑面而来，难受。还是关掉省心。在网上，专家往往成了“砖家”，教授被称为“叫兽”，确也令人心寒。于是有志于学业者大多选择了从十字街头缩进象牙塔，久之，网络上立志做大众喉舌而非社会大脑的“公众知识分子”也就越来越大行其道了。
网上的意见表达可以视为某种程度的直接民主。直接的民主是否就是真正的民主，或能实现民主的目的呢?姚洋认为未必，尽管“直接民主具有很诱人的道德感召力，但是，即使是在通讯手段高度发达的今天，事事都由全体国民来投票表决仍然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即使在技术上可行，其“实施也极有可能导致国家为一小撮人所篡夺的结果”。(《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姚洋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姚洋指出，这种看似民主的做法并不能真正反映民意，相反却“助长了民众的不负责任倾向，也为地方主政者提供了一个偷懒的‘民主’捷径，使他们可以逃避真正的民主监督”，因为，“民主一定不能是匿名的，否则我们就可能重蹈‘文化大革命’的覆辙”，“民主化进程没有捷径可走，完善群众监督只有一条路，这就是加强代议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穿行于现实和书斋之间》，姚洋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下引以上两书不另作说明。)
这种意见颇有点像橄榄，入口颇感苦涩，但是认真思考回味之后，你会发现这是在理性人假定下应用经济学分析的合理结论。
《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及《穿行于现实和书斋之间》是姚洋近十年来所写非专业性文章的近期结集，也可以说是一个象牙塔中人关心十字街头车来人往的意见表达。书分两本，但我看来，两者基本脉络相通，都是一介书生潜心学问的同时，关注社会现实的思考。尽管意见未必讨好，但分析却是耐人寻味的。
用“中性政府论”解读中国经济奇迹
近30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无疑是世界范围最值得关注的大事之一。面对这样的经济奇迹，自然有各种解释。姚洋的解释是“中性政府”。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渐进转轨，势必存在着一个政府主导经济的过渡时期，政府如何行事，关系重大。
“中性政府”或“泛利性政府”说认为，过去30年里，中国政府是“一个不偏向任何一个社会集团，也不被任何社会集团所左右的政府”，因此能够采纳正确的经济政策和改革路径。据说此文在《南方周末》连载时，批评之声不绝于耳。批评者当然不无理由：改革开放以来，官倒、腐败此起彼落，地方政府奉行GDP主义，向资本利益倾斜的倾向日趋明显，怎么可以说是“中性政府”呢?但是，如果你承认中国1949年以来的革命与各种运动确实消灭了既有的社会阶层，形成了一个较为平等的社会结构，尽管它的社会效应未必全部正向，但是长期困扰于印度、菲律宾、印尼等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利益集团对政府政策的操纵与干扰在中国相对不明显，是不争的事实；在相当长时间里，政府的政策选择基本上还是以经济增长而非某个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为目标；在资本高度短缺的经济起飞阶段，为引进外资而实行优惠政策，固然使资本获利，但是，无论从出发点还是效果看，它都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资源配置，促进了经济增长及居民收入提高，“中性政府说”也并非完全无据。
当然，“中性政府”不会完全无私，它甚至可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一定时期里，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中性政府追求经济增长最大化，可以基本上与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一致。但是，“中性政府”是否完全无私?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中性政府”在经济增长逐渐导致社会阶层分化，利益主体多元化之后，能否继续保持其“中性”立场呢?追求经济增长在一定时期大体上与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一致，但未必永远如此，何时利益差异将大到必须对政府的经济增长最大化取向予以适当约束?约束将要求形成何种新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如何深化改革，渐进地实现必要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变革?由“中性政府”可以引发的讨论是如此丰富。从两部著作中可以看出，有些姚洋已经有所思考，甚至有了答案，有些则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批判“中国模式”论
正当“中国模式论”甚嚣尘上之时，姚洋却开展了“中国模式批判”。在姚洋看来，“20世纪的中国革命是世界自启蒙运动以来由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部分”，在中国，它经历了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及改革开放，至今仍在进行中。1978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奇迹，尽管有人捧为“北京共识”，“但是实际上，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经济准确无误地朝着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市场信条迈进”。既有的成功和出现的问题相当程度上都可以从中得到解释。当“中国模式论”者急于向世界推介“中国模式”时，姚洋却更多地关注既有经济发展模式给中国带来的问题：强势利益集团的兴起和他们对政府政策的影响——“既然GDP和税收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官员和强势利益集团的结盟就不可避免。中国在过去30年之所以取得经济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政府能够在利益集团之间保持中立，即是一个中性政府，而促成中性政府的社会基础是一个较为平等的社会结构。强势利益集团的兴起打破了社会平等，从而让中性政府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政府持续提升GDP增长的努力，不可避免地会侵犯到民众的经济和政治权利。因此呼吁调整经济结构，重启改革议程：政府逐步退出经济领域——不仅包括竞争性领域，而且还包括非竞争性领域；建立真正的公共财政，强化政府的公共性质。改革金融体系，向国内民间资本开放金融市场；积极推进要素价格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实现经济的去国家化和政治过程的民主化。
政治过程民主化是任何一个迈向现代化的国家都无法回避的问题。民主以及基于其上的个人自由更是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定。前苏联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限制与剥夺了人民群众的这一基本权利。姚洋批评了一些人否定民主的理由——民主与中国传统不相容，其次，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民主要么不是人民所关心的，要么不具备现实的条件。诚如她在书中所写的：“民主对于哪怕是非常穷困的人也是有价值的。印度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巨变之后的俄国也 是一个例子。在那里，人们忍受着巨变之后带来的生活痛苦，在可以选择的前提下拒绝了回到旧体制去，十年来选举结果可以证明这一点。”与此同时，姚洋也注意到民主所固有的缺陷：在缺乏适当的法治和理念制衡的条件下，民主可能导致多数人暴政；由于存在交易成本和外部性，很多人可能放弃投票权利，从而使国家被少数利益集团操纵；由于社会中利益及理念的分散性，民主可能导致一个国家的不可治理性。因此，必须对民主过程进行必要的设计，用法治来克服多数人的暴政以及利益集团的负面影响，用契约形式的政治认同来维持国家宪政。
对于知识界，这些观点并不陌生，也大体可以接受。但是，中国式的民主化道路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姚洋的视角是一个经济学家的视角：“增长共识和公民自由的扩大已经或将哺育民主化的力量。”关于民主的形式，姚洋的观点可能独具一格但不无争议：“民主化不一定需要政党政治，民众对政治过程的参与才是根本性的，‘政治过程’就是民众就有关自身利益的公共事务，包括对市场的干预进行辩论和协商的过程。”如何实现它呢?不少政治学家寄希望于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姚洋则认为，“中产阶级在本质上是保守的，这个阶层在中国现存体制下获得了财富和地位，所以它没有理由成为现存体制的反对者。他们可能有所不满并要求改变，但是绝不会加入从根本上改变现存体制的力量。在威权政体里，中产阶级往往是统治者的盟友，而在民主政体里，他们又变成民主的维护者……中产阶级不会成为推进中国全面民主化的关键力量。”比较而言，姚洋似乎更寄希望于新兴的公民社会。此外，执政党的态度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渐进转轨的可能。姚洋认为，“如果中国正在民主化，那么它的标志就是政府可问责性和反应的加强。”“当前政府的问责与回应产生于中国共产党对合法性的追求，而不是执行社会契约所内置的机制。然而，不管是否与其初衷一致，中国共产党对合法性的追求已经不可避免地将中国引上了民主化的道路。”这样，就导致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民主化的道路。“中国的民主化道路是‘先恋爱后结婚’，即先逐步实现实质性民主，后是吸纳形式民主，而其他发展中国家是‘先结婚后恋爱’，即先有形式民主，然后逐步实现实质性民主……两种道路都可能引向最终的民主。”希望中国走向现代民主的人们应当理解中国式道路的特殊性，从而有更多耐心。
剖析被回避的“社会选择论”
一个社会仅有民主和法治还是无法正常地运转。维护国家宪政需要政治共识。近30年来，关注中国社会经济转轨的人无不注意到社会转轨对既有价值观的冲击，以及形成新的政治共识的重要性及迫切性。一夜之间，“国学”从“绝学”变为“显学”，连EMBA都以国学班为号召；近年兴起的红歌潮，都是希望通过向既有价值观念的回归和重振以解决市场化带来的礼崩乐坏。
于是，为了讨论“维持社会存在的基本准则”，姚洋就进入了国内经济学家目前很少进入或者有意回避的社会选择理论，这个领域对于关心社会现实的经济学家来说，其实是无可回避的。因为经济学从理论转变为政策，无论意愿与否，自觉不自觉，都要实行某种社会选择。尽管不争论，但是，“在过去的1／4世纪里，我们所秉持的原则是‘发展第一，兼顾公平’，这实际上是功利主义的原则，即强调总体经济增长，而忽视个体福利的提高”。功利主义的社会选择理论在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近年来其正负效应颇有此消彼长之势。实践证明，转变社会经济发展方式，需要新的社会选择理论指导。与一些学者不同，姚洋毫不掩饰自己的自由主义理念。这不仅因为“自由主义是启蒙运动以来人类思想上的最大成就”，而且，正在和平崛起的中国需要自由主义，因为，“自由民主这个理念是全世界普遍接受的，我们只能在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下发展自己的特色，否则，我们很难让世界接受，这也是成为政治、文化强国的必要条件，所以，我们需要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有着极为广泛的谱系，不同自由主义的社会选择大相径庭。“我的立场自始至终是左翼自由主义。”因此，在自由主义的诸多选择中，姚洋更为青睐阿玛蒂亚·森的社会公正理论。在森的研究基础上，姚洋进一步提出了能力指向的平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当秉持的维持社会存在的基本准则：“能力平等指的是，社会必须对每个人一视同仁，尽其所能帮助每个人实现他的有价值的目标；换言之，它要求的是个人在自我发展上的平等，因此社会对每个人的帮助都可能是不同的。”“能力指向的平等是针对能力供应物的平等，即社会给每个人提供相同数量的能力供应物。在这里，能力供应物指的是那些对提高或保护个人能力至关重要的东西，如教育、职业培训、医疗、养老保障、失业保障、贫困救济等。”能力指向的平等必然要求对结果进行一定程度上的重新分配，从而降低了一部分人的激励，“但这种损失是较小的，无损于社会整体效率的提高”。与此同时，“(1)能力指向的平等消除加在弱势人群身上l的政治、社会、经济和自然的约束，即实现机会面前人人平等，从而提高这些人群实现自我和创造财富的能力；(2)能力指向的平等要求教育的平等，从而提高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群的教育水平；而教育具有显著的生产性；(3)能力指向韵平等尽现今社会之最大可能，消除个人对风险的恐惧，特别是对饥饿、疾病、衰老和失业的恐惧，从而促使个人把精力和财富用于更具生产性的活动上去”。
能力指向的平等，是一种基于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价值观基础上的“一个向往平等社会的改良主义者的现实选择”。毫无疑问，对于姚洋的选择，你可以不认同，也可以质疑其选择的现实性，比方说哈耶克，就是其中的一位。但是，如果你还关心中国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之后的发展趋势，关心中国社会经济的现代化转型，姚洋的这些从象牙塔里对十字街头问题的思考，是值得你关注的，因为，它无法回避。
(本文编辑 谢宁)
网络促进言论民主的作用，想来是毫无疑问的。不少关心民情的党政大员多把上网视为体察民情、上情下达的利器，每每亲历亲为。更有大学校长放下身段，在毕业典礼上狂飙“网络体”与学生套近乎。然而，象牙塔里的学者似乎却越来越怕上网触电了。鄙校一位语言学教授因为担忧“神马”“浮云”“杯具”之类的网络体对中文的侵蚀，发表了一篇批评文章，被网民们群起攻之，骂得个狗血淋头，老先生伤心至极，从此不在网上发表意见。无独有偶，不久前，一个学界朋友关闭了他的博客。问及原因，朋友苦笑：有些帖子思想太过极端，言语又过于激烈，无法与之进行正常讨论，可是，打开博客，那些帖子扑面而来，难受。还是关掉省心。在网上，专家往往成了“砖家”，教授被称为“叫兽”，确也令人心寒。于是有志于学业者大多选择了从十字街头缩进象牙塔，久之，网络上立志做大众喉舌而非社会大脑的“公众知识分子”也就越来越大行其道了。
网上的意见表达可以视为某种程度的直接民主。直接的民主是否就是真正的民主，或能实现民主的目的呢?姚洋认为未必，尽管“直接民主具有很诱人的道德感召力，但是，即使是在通讯手段高度发达的今天，事事都由全体国民来投票表决仍然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即使在技术上可行，其“实施也极有可能导致国家为一小撮人所篡夺的结果”。(《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姚洋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姚洋指出，这种看似民主的做法并不能真正反映民意，相反却“助长了民众的不负责任倾向，也为地方主政者提供了一个偷懒的‘民主’捷径，使他们可以逃避真正的民主监督”，因为，“民主一定不能是匿名的，否则我们就可能重蹈‘文化大革命’的覆辙”，“民主化进程没有捷径可走，完善群众监督只有一条路，这就是加强代议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穿行于现实和书斋之间》，姚洋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下引以上两书不另作说明。)
这种意见颇有点像橄榄，入口颇感苦涩，但是认真思考回味之后，你会发现这是在理性人假定下应用经济学分析的合理结论。
《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及《穿行于现实和书斋之间》是姚洋近十年来所写非专业性文章的近期结集，也可以说是一个象牙塔中人关心十字街头车来人往的意见表达。书分两本，但我看来，两者基本脉络相通，都是一介书生潜心学问的同时，关注社会现实的思考。尽管意见未必讨好，但分析却是耐人寻味的。
用“中性政府论”解读中国经济奇迹
近30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无疑是世界范围最值得关注的大事之一。面对这样的经济奇迹，自然有各种解释。姚洋的解释是“中性政府”。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渐进转轨，势必存在着一个政府主导经济的过渡时期，政府如何行事，关系重大。
“中性政府”或“泛利性政府”说认为，过去30年里，中国政府是“一个不偏向任何一个社会集团，也不被任何社会集团所左右的政府”，因此能够采纳正确的经济政策和改革路径。据说此文在《南方周末》连载时，批评之声不绝于耳。批评者当然不无理由：改革开放以来，官倒、腐败此起彼落，地方政府奉行GDP主义，向资本利益倾斜的倾向日趋明显，怎么可以说是“中性政府”呢?但是，如果你承认中国1949年以来的革命与各种运动确实消灭了既有的社会阶层，形成了一个较为平等的社会结构，尽管它的社会效应未必全部正向，但是长期困扰于印度、菲律宾、印尼等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利益集团对政府政策的操纵与干扰在中国相对不明显，是不争的事实；在相当长时间里，政府的政策选择基本上还是以经济增长而非某个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为目标；在资本高度短缺的经济起飞阶段，为引进外资而实行优惠政策，固然使资本获利，但是，无论从出发点还是效果看，它都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资源配置，促进了经济增长及居民收入提高，“中性政府说”也并非完全无据。
当然，“中性政府”不会完全无私，它甚至可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一定时期里，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中性政府追求经济增长最大化，可以基本上与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一致。但是，“中性政府”是否完全无私?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中性政府”在经济增长逐渐导致社会阶层分化，利益主体多元化之后，能否继续保持其“中性”立场呢?追求经济增长在一定时期大体上与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一致，但未必永远如此，何时利益差异将大到必须对政府的经济增长最大化取向予以适当约束?约束将要求形成何种新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如何深化改革，渐进地实现必要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变革?由“中性政府”可以引发的讨论是如此丰富。从两部著作中可以看出，有些姚洋已经有所思考，甚至有了答案，有些则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批判“中国模式”论
正当“中国模式论”甚嚣尘上之时，姚洋却开展了“中国模式批判”。在姚洋看来，“20世纪的中国革命是世界自启蒙运动以来由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部分”，在中国，它经历了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及改革开放，至今仍在进行中。1978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奇迹，尽管有人捧为“北京共识”，“但是实际上，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经济准确无误地朝着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市场信条迈进”。既有的成功和出现的问题相当程度上都可以从中得到解释。当“中国模式论”者急于向世界推介“中国模式”时，姚洋却更多地关注既有经济发展模式给中国带来的问题：强势利益集团的兴起和他们对政府政策的影响——“既然GDP和税收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官员和强势利益集团的结盟就不可避免。中国在过去30年之所以取得经济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政府能够在利益集团之间保持中立，即是一个中性政府，而促成中性政府的社会基础是一个较为平等的社会结构。强势利益集团的兴起打破了社会平等，从而让中性政府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政府持续提升GDP增长的努力，不可避免地会侵犯到民众的经济和政治权利。因此呼吁调整经济结构，重启改革议程：政府逐步退出经济领域——不仅包括竞争性领域，而且还包括非竞争性领域；建立真正的公共财政，强化政府的公共性质。改革金融体系，向国内民间资本开放金融市场；积极推进要素价格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实现经济的去国家化和政治过程的民主化。
政治过程民主化是任何一个迈向现代化的国家都无法回避的问题。民主以及基于其上的个人自由更是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定。前苏联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限制与剥夺了人民群众的这一基本权利。姚洋批评了一些人否定民主的理由——民主与中国传统不相容，其次，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民主要么不是人民所关心的，要么不具备现实的条件。诚如她在书中所写的：“民主对于哪怕是非常穷困的人也是有价值的。印度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巨变之后的俄国也 是一个例子。在那里，人们忍受着巨变之后带来的生活痛苦，在可以选择的前提下拒绝了回到旧体制去，十年来选举结果可以证明这一点。”与此同时，姚洋也注意到民主所固有的缺陷：在缺乏适当的法治和理念制衡的条件下，民主可能导致多数人暴政；由于存在交易成本和外部性，很多人可能放弃投票权利，从而使国家被少数利益集团操纵；由于社会中利益及理念的分散性，民主可能导致一个国家的不可治理性。因此，必须对民主过程进行必要的设计，用法治来克服多数人的暴政以及利益集团的负面影响，用契约形式的政治认同来维持国家宪政。
对于知识界，这些观点并不陌生，也大体可以接受。但是，中国式的民主化道路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姚洋的视角是一个经济学家的视角：“增长共识和公民自由的扩大已经或将哺育民主化的力量。”关于民主的形式，姚洋的观点可能独具一格但不无争议：“民主化不一定需要政党政治，民众对政治过程的参与才是根本性的，‘政治过程’就是民众就有关自身利益的公共事务，包括对市场的干预进行辩论和协商的过程。”如何实现它呢?不少政治学家寄希望于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姚洋则认为，“中产阶级在本质上是保守的，这个阶层在中国现存体制下获得了财富和地位，所以它没有理由成为现存体制的反对者。他们可能有所不满并要求改变，但是绝不会加入从根本上改变现存体制的力量。在威权政体里，中产阶级往往是统治者的盟友，而在民主政体里，他们又变成民主的维护者……中产阶级不会成为推进中国全面民主化的关键力量。”比较而言，姚洋似乎更寄希望于新兴的公民社会。此外，执政党的态度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渐进转轨的可能。姚洋认为，“如果中国正在民主化，那么它的标志就是政府可问责性和反应的加强。”“当前政府的问责与回应产生于中国共产党对合法性的追求，而不是执行社会契约所内置的机制。然而，不管是否与其初衷一致，中国共产党对合法性的追求已经不可避免地将中国引上了民主化的道路。”这样，就导致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民主化的道路。“中国的民主化道路是‘先恋爱后结婚’，即先逐步实现实质性民主，后是吸纳形式民主，而其他发展中国家是‘先结婚后恋爱’，即先有形式民主，然后逐步实现实质性民主……两种道路都可能引向最终的民主。”希望中国走向现代民主的人们应当理解中国式道路的特殊性，从而有更多耐心。
剖析被回避的“社会选择论”
一个社会仅有民主和法治还是无法正常地运转。维护国家宪政需要政治共识。近30年来，关注中国社会经济转轨的人无不注意到社会转轨对既有价值观的冲击，以及形成新的政治共识的重要性及迫切性。一夜之间，“国学”从“绝学”变为“显学”，连EMBA都以国学班为号召；近年兴起的红歌潮，都是希望通过向既有价值观念的回归和重振以解决市场化带来的礼崩乐坏。
于是，为了讨论“维持社会存在的基本准则”，姚洋就进入了国内经济学家目前很少进入或者有意回避的社会选择理论，这个领域对于关心社会现实的经济学家来说，其实是无可回避的。因为经济学从理论转变为政策，无论意愿与否，自觉不自觉，都要实行某种社会选择。尽管不争论，但是，“在过去的1／4世纪里，我们所秉持的原则是‘发展第一，兼顾公平’，这实际上是功利主义的原则，即强调总体经济增长，而忽视个体福利的提高”。功利主义的社会选择理论在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近年来其正负效应颇有此消彼长之势。实践证明，转变社会经济发展方式，需要新的社会选择理论指导。与一些学者不同，姚洋毫不掩饰自己的自由主义理念。这不仅因为“自由主义是启蒙运动以来人类思想上的最大成就”，而且，正在和平崛起的中国需要自由主义，因为，“自由民主这个理念是全世界普遍接受的，我们只能在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下发展自己的特色，否则，我们很难让世界接受，这也是成为政治、文化强国的必要条件，所以，我们需要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有着极为广泛的谱系，不同自由主义的社会选择大相径庭。“我的立场自始至终是左翼自由主义。”因此，在自由主义的诸多选择中，姚洋更为青睐阿玛蒂亚·森的社会公正理论。在森的研究基础上，姚洋进一步提出了能力指向的平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当秉持的维持社会存在的基本准则：“能力平等指的是，社会必须对每个人一视同仁，尽其所能帮助每个人实现他的有价值的目标；换言之，它要求的是个人在自我发展上的平等，因此社会对每个人的帮助都可能是不同的。”“能力指向的平等是针对能力供应物的平等，即社会给每个人提供相同数量的能力供应物。在这里，能力供应物指的是那些对提高或保护个人能力至关重要的东西，如教育、职业培训、医疗、养老保障、失业保障、贫困救济等。”能力指向的平等必然要求对结果进行一定程度上的重新分配，从而降低了一部分人的激励，“但这种损失是较小的，无损于社会整体效率的提高”。与此同时，“(1)能力指向的平等消除加在弱势人群身上l的政治、社会、经济和自然的约束，即实现机会面前人人平等，从而提高这些人群实现自我和创造财富的能力；(2)能力指向的平等要求教育的平等，从而提高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群的教育水平；而教育具有显著的生产性；(3)能力指向韵平等尽现今社会之最大可能，消除个人对风险的恐惧，特别是对饥饿、疾病、衰老和失业的恐惧，从而促使个人把精力和财富用于更具生产性的活动上去”。
能力指向的平等，是一种基于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价值观基础上的“一个向往平等社会的改良主义者的现实选择”。毫无疑问，对于姚洋的选择，你可以不认同，也可以质疑其选择的现实性，比方说哈耶克，就是其中的一位。但是，如果你还关心中国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之后的发展趋势，关心中国社会经济的现代化转型，姚洋的这些从象牙塔里对十字街头问题的思考，是值得你关注的，因为，它无法回避。
(本文编辑 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