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起步的，这项堪称中国最大的改革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三十多年前，中国粮食总产量只有现在的四分之一，而人口是现在的一半多，从中国领导人到老百姓没有不饿肚子的。当时解决中国饿肚子问题，让大家吃饱饭的改革是从哪里开始的呢？是从一个叫小岗村的村子开始的。当地农民悄悄组织起来，采取一种新的家庭生产责任制，解决了他们的吃饭问题。当时我们党的改革派领导人支持了他们的改革，但还有相当多的人甚至是领导人不赞成他们的改革。后来邓小平先生发挥了关键作用，支持这项改革，并且花了三年多时间在全国推广，这才逐步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
　　现在很多国家研究中国经验时都瞩目于经济特区的成功，效仿中国办特区。实际上，这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我认为，中国经济特区模式在其他很多国家难以复制。当时真正起作用的有两类经济区：一是专门对外的出口加工区，实行一些关税之外的特殊进出口政策，类似于自由港。新加坡、香港、深圳都是采取类似政策，借助经济全球化机遇实现了快速发展。二是更为普遍的、便于企业投资的经济开发区。一般工业企业在城里因为土地稀缺、价格昂贵而不宜投资，在乡村因为基础设施建设薄弱也不宜投资。因此要有比较集中的地方，既有土地，又有道路、交通、邮电、水电、环保等基础设施，还要有便利的政府、工商服务及金融支持，为投资者尽可能提供便利。我们称这两类经济区为出口加工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
　　所谓经济特区，在当时来讲就是经济技术开发区同出口加工区或者出口自由贸易区的重叠。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全国多数城市和交通比较便利的地方都能办，但出口加工区和保税自由贸易区就很少有城市能办，因为都办的话，中央政府就没有关税和其他税收了。即使如此，办经济特区也要有非常特殊的条件，比如说深圳经济特区办得那么成功，是因为它旁边靠着香港，也就是同亚洲最大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物流中心就隔着一条河。厦门等经济特区办得也较好，但离深圳不太远的海南岛——也算是一个大特区，当时办得就不顺利。原因就在于交通设施不行，至今仍未建成连接海岛和陆地的桥梁，对办出口加工区的特殊免税政策使用也不当，一段时间偷税漏税和走私泛滥，所以中央把给它的一些特殊政策又取消了。中国还有不少城市，比如说苏州、杭州、大连、青岛不是经济特区，但办得比有的经济特区还好。
　　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思想路线就是实事求是，也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理论出发，当然也借助理论的指导，但出发点和落脚点还都是实践。在实践中哪个管用我们就用哪个，不管用的我们就不用。所以中国的很多改革，一方面是跟人家学来的，一方面是在自己的实践中试出来的。党内那些曾经怀疑改革的人不是出自坏心。比如说他看到办特区、办出口加工区后关税少了，担心国家或中央政府的利益受到损失。对这些人怎么办？只有说服教育，而最好的说服教育就是让他们看事实。比如说农村改革，有的省先改了，粮食就够吃了，有的省不改，老百姓继续饿肚子，所以过两年也跟着改了。人民是支持改革的，作为地方领导人，如果过两三年人家上去了他没上去，他还不改，人民就会叫他下台。中国的很多改革都是由下至上行动的，上面原则性地号召，真正做起来是下面，做得成功了上面再来推广，做得不成功的上面就不推广。还有做坏做偏的，上面就要禁止或纠正。
　　中国地方比较大，中央政府要领导30多个省级单位、300多个地级单位、近3000个县级单位，60多万个村子，每个村子都在探索自己的村怎么改革。而中国一个县就非常复杂，不少县有100多万人。所以中国通常要求市一级的领导要做过县级领导，省一级的领导要做过市级领导，中央领导要做过省一级的领导。像习近平主席，既做过县委书记还做过市委书记、省委书记。这样的领导人，才能对中国从下到上究竟是怎么运转的，有深刻的而不是表面的了解，有直接的而不是间接的体验。今天人们看到的都是中国成功的经验，其实中国也有不少失败的教训，绕路、兜圈子的事情也很多。但是中国人有两个特点：第一就是不怕失败，愈挫愈勇，千方百计。今天用这个办法做不成，明天换个办法做，越失败越要探索前进。第二是中国地方很大，人很多，每个地方、每个人都探索适合自己的路子，可以形成改革的集群效应。互比互争、互学互鉴，促使实践成为检验改革路线的标准。中国的改革经验可以学，但表面地学是学不到的，应该结合本国的实际加以借鉴。
　　（此文系李源潮副主席2014年5月30日会见苏丹副总统、全国大会党领导局成员哈赛卜时的谈话）
　　（责任编辑：苏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