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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钟绍陵老师的相识是在2010年北京。
5月的首都景色迷人。这个生机盎然的季节迎来了中国散文峰会暨中国散文华表奖颁奖盛典，我作为受邀的代表欣然前往，与来自全国的一百二十多位散文家及散文爱好者共同交流学习。
22日傍晚，我刚从餐厅出来，见到了一路风尘满头大汗的中年男子，他是最后报到的一人。我看见他在登记处写下了自己的名字……钟绍陵。
我初次参加这样规模的会议，整个宾馆到处都洋溢着愉悦的氛围，大家互相走访互致问候。于是和湖南的散文家孟大鸣一起来到钟老师的房间，他微笑着，满脸真诚。我们一起聊天，有机会了解许多有关他散文的构思写作过程。比如《天门冬》，无妨有适度的合情合理的虚构，“奶奶”失明了，种上了天门冬。比如《黑娘》，那首黑娘唱了一遍又一遍童谣“山儿乖乖，月亮光光，月亮光光走四方，山儿长大做栋梁”，彰显了多么伟大的母爱。
他出生在海南儋州。儋州有着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儋州文化之盛，皆公启之”北宋大文豪苏东坡曾在此度过了三载风雨人生。钟老师对文学的爱好“抑或是因为这种历史文化厚积的因素吧”，他曾写下了关于苏东坡的七集电视连续剧《海外奇踪》。
一個作家的成长之路，都与童年、少年时期的经历有关，都与那片生活的热土有关。上世纪60年代中期，贫穷与饥饿就无情地击碎了钟老师的读书梦，无奈辍学，就读的广东海南中学是海南岛首屈一指的名校，这对他，将意味着什么。1 5岁他就进农具厂当学徒，18岁背井离乡，来到了第二故乡昌江石碌自谋生路。木工、翻砂工，绘图纸、搞煤粉化铁炉，他都一一尝遍，后来穿起了白大褂，当上了牙医。生活的多重磨练，带给钟老师的却是丰厚的创作灵感。
他深爱着昌江。在《幸福从昌江开始》文首中钟老师写到“文学唤醒了我做人的灵魂，然而没有昌江这片土地，我会无缘文学，无法完成自我的雕塑。虽然没有永恒的风景，依然用艰辛狂草人生，但在这片土地上，永远有我投靠的热怀。”1983年到1986年的整整三年，钟老师与孤窗灯影为伴，营造着自己的影视故事，整个身心投入到写作中。写出了25万字的《亲情》影视剧本，因种种原因被迫搁浅，钟老师彷徨过，但想到自P-6中的文学绿土，他依然选择耕耘。
1988年钟老师开始由影视剧本转攻散文。他以朴实的文风，细腻的情感赢得了读者的赞赏。散文《为谁站立寒风中》荣获辽宁省作协等主办的“三山杯”精品散文大赛二等奖。作品入选《中华散文百年精华选》、《中华当代散文大观》、《中华母亲颂散文精典》、《烛窗心影》、《秋水微澜》等书。出版散文集《故乡的北门江》、《走笔海尾》、《为谁伫立寒风中》、《天门冬》、《友缘伴我》，影视文学集《亲情》。成为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海南省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散文学会创作部创作员。他把自己几乎所有的情感和笔触都放在“身边的人、事和命运”，“乡土”是他作品关注的对象和永恒主题，他成为岛西乡情亲情的歌者。
那晚我们谈了很多，谈到了亲情，谈到了父亲。“要把自己身边的真人真事融进感情”，钟老师说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他父亲感冒了，怕打扰他，蹲在窗外。后来又无意的发现父亲吐了血痰。他误解了父亲，几十年来那个场景总在眼前晃动，就专门写了一篇父亲的文章。“我那可怜的父亲，长期以来就因贫穷忍受着疾病的折磨。我那慈爱的父亲，就是因为隐瞒疾病，怕影响儿子的睡眠而割舍着父爱，不与年幼的儿子依依相枕，想起王五小学凌晨的窗外，那被雾水打湿衣裳的父亲的背影时，我对父亲的误解就像一把利刀在割着我的心。”
他说自从当上父亲后，无法超脱和置换的爱一直困扰着自己，这次华表奖获奖的散文《追求高度》，故事的主人公就是他的大女儿。三个孩子里，二女儿和小儿子个子都很高，可是大女儿的个头却偏矮，作为父亲，他觉得愧对女儿。于是到处寻求为女儿个头增加高度的药物和医治方法，花费了不少精力时间和钱财，可女儿的高度还是没有增加。对儿女的身高不惜时间和金钱，这就是父爱吧。
钟老师爱写作，也爱牙医。“在文学这块土地耕耘，对于我完全是业余爱好。我的职业是口腔医师，开有自己的口腔诊所，一家人全靠它安身立命。我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寻找机会去进修培训甚至上大学，向规范的现代口腔领域靠拢，名正言顺地成为一名持有全国统考的执业医师资格证的口腔医师。”（《有缘伴我》代序）“我是一手拿着拔牙钳，半边脑子又做着文学梦的人。”“写作让我轻松、自由、潇洒，牙医让我负责、认真、实惠，它们是我俩个亲爱的爱人。一旦有人问起我的感受，我就把这两句话送给他”（《牙医与写作的闲言碎语》）维持着生存，又做着自己喜欢的事，这也是很幸福的。
我问钟老师“你爱人支持你吗？”他说“很支持，不然我也不会坚持到现在。”爱人多年来默默地支持他，操持家务，抚养孩子，毫无怨言。后来条件好了，爱人却患了骨癌。他花掉很多积蓄给爱人治疗，怕爱人思想负担重，多次做爱人的思想工作，一有时间就陪爱人说话，看电视，读书读报，有时还推着车子带爱人出来散步，给爱人生活的勇气和依靠。
随后的几天里我们一起聆听了散文大师林非关于“散文是裸体的艺术”，“散文是心灵的震颤”的论述，受益匪浅。参加了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颁奖仪式，游览长城、故宫、圆明园。相聚的时光总是短暂，五、六天的时间一晃而过，美好的记忆却成了永恒。
去年年底我给钟老师寄去了一张新年贺卡，捎去一份牵挂和祝福。钟老师马上回复“远航老弟：谢谢您从北国飞来的深情的祝福！首都一别已逾半年，难忘相聚京华。在这新年到来之际，也让我和我的家人祝您及您的家人幸福吉祥，四季平安！祝您工作顺利，笔健文丰！我很好，平时写的作品也挂在天涯社区的《散文天下》网页上。不知您的写作近况如何？甚念！钟绍陵2011年1月9日于海南昌江”友谊之情溢于言表。
就在今年5月6日我还给钟老师打了电话，我们聊了很多，我说我最近要去一趟陕北，看看新建的路遥纪念馆，还要去一趟路遥故居，他高兴的对我说回来后把自己的感受写下来，我愉快地答应了。5月22日回到家，打开电脑来到天涯论坛，想把自己的行程告诉钟老师，然而映入眼帘的却是钟老师已经永远的离开了他心爱的文学园地。文学是殉道者的事业。我无法相信这个事实，拿起手机，耳边却响起了长久的忙音。 友谊才刚刚开始，留下的却是更多的思念。今年9月钟老师的女儿特意把《天门冬》、《有缘伴我》、《亲情》给我寄过来，我才感觉钟老师没有离去。是啊，有他的书籍在，就能感觉他的音容笑貌还在，他积极向上、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还在。我通读了钟老师的每一篇文章，书上写的，网络上写的，从内心体会到钟老师几十年对文学的坚守所付出的艰辛，可谁又能理解这份艰辛，也许他自己最清楚。时下物欲横流，人情冷漠的闹剧一幕接着一幕上演，谁不想从心灵的深处呼唤，呼唤真情的涌溢。
在影视文学剧本《亲情》的后记中钟老师这样到：“我始终认为，文学应该是激励人们热爱祖国，正视人生，爱憎分明，且散发着华夏本土芳香的一种精神食粮。它歌颂什么，爱憎什么，应该有十分鲜明的立场，这是作家的使命和良知。”“中国人就企望昌盛与祥和，没有祥和就没有昌盛，一个家庭也好一个国家也好，团结友爱才有凝聚力。”亲情是一个家族群体的情感交汇。在中国与亲情亲近的是乡土，与乡土亲近的是国家。都与我们有着千丝万缕的情感纠结。这就是我们一直追寻的源动力吧。
著名作家刘醒龙说过：“离开乡土我们去哪里溯本追源。”钟老师对乡情的表述“乡土是根，是一种情结，也是一种贫穷和苦痛。我们在高楼林立的城市得到的是浮躁和功利。乡土让我们返朴归真，平实地认识自我。”一年来我一直在关注着他的《乡情系列》，一个个鲜活灵动的人物，一段段无可忽视的细节，让我时时卷入扑面而来的场景，我无法躲闪这种突如其来的感受，那是一种对人性极富理性的意象，对故土哲理性的思考。每个篇什都以“情”夺人，点点滴滴都是他对吕江对儋州的浓浓乡情，我感受着钟老师故乡岛西每一寸热土的温度。
他用一枚枚汉字演绎着乡情、亲情、友情以及对生活事业的真情。
他是中国乡情亲情的歌者。
记忆中的老锅车站
老锅车站也不过是一个级别最小的四级客货停靠站，但它却一直占据着我心中的位置，多少年了，我总想写写它。
老锅车站位于凌源刘杖子乡的沈承铁路沿线，跨冀辽两省，距离我家步行只有十五分钟的路程，方圆二十里的人都知道它。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修建锦承铁路。那时日本鬼子在乡间的学堂开设了日文课，奴化学生，欺压当地的百姓担石运土。我祖父十几岁的时候，亲眼目睹了日寇在家乡的土地上修铁路建老锅车站。祖父不止一次的对家人说，那小日本太霸道了，什么时候能赶出去哪？那时的学生都抵制学日文，只学了几句常用语和“阿、伊、屋、挨、奥”。其实老锅车站就是日本侵华的一个证据。日本投降后，铁路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我父亲20岁参加工作，在凌源县城工作多年，来回的交通工具就是火车，从老锅车站上下，带走了多少个家人的嘱托，又带来了多少家人的期盼。二哥出生不久，铁路停运了4个月，等父亲再回来时，二哥都快会走了。
这些都是以前的事了，我没有经历过，没有经历过的感触就不深。
我第一次见到老锅车站，大概是6岁时。那天晚上我和同村的孟小子一同去接各自的母亲。因为听说河北平泉的韭菜很便宜，母亲就去买韭菜，回来到刘杖子的附近去买，赚几毛钱而已。她们坐下午六点的车走，然后再坐晚上十点的车回来。那还是我第一次看到的公共场所，在车站候车室的凳子上我爬上爬下，感到那么新鲜，等到接到母亲后我有些困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来的。当时我想什么时候我能在老锅车站上班就行了。
升入初中后，坐火车的机会就多了，老锅就真的成了一个驿站。那年在老锅车站坐车到凌源看中考成绩，离凌中的成绩仅仅差了2，5分，心里很乱。我没有心思在等无谓的通知，连夜坐车回来了，在老锅车站下车已是后半夜两点多。七月底的凌晨，雾气蒙蒙，隐约的月亮余辉又增加了几分恐惧，虫鸣阵阵，我总是回头看看老锅车站的灯光，给自己助威。车站的灯光在告诉我，虽然眼前的路不好走，但前途是光明的。我很感谢那晚的灯光。那个渐渐远去的灯光，并非为我照亮，而我却借助那灯光走过恐寂，走过坎坷。
记得1995年春节后，我在车站等车，正好碰到了谢子安老师，他乘火车要返回朝阳。其实子安是化成大叔的老师，我很早就认识他，但当时我还是一个孩子。那天我自报家门说自己是谁谁家的，谢老师认识我父亲，我们的话题从他发表在《朝阳日报》1994年11月16日的《南沟里》说起，我说谢老师你的那篇文章我剪下放在我的剪报本里了，那段“山外小刘杖子庄邮局小柴子”，“抱一个用花被裹着的小孩的女子……就是我姑父、姑姑，我和他一起聊起了有关大南沟的大石门、南大梁、色子树，还有蒋德、郑秀林，我还问了很多关于写作的事，他都耐心地回答了我。不知不觉火车到了凌源东站，我不得不下车。近两个小时的交谈中我受益匪浅。从那时起我便开始尝试写一些短文。后来在老锅车站又见过两次谢老师。2002年3月下旬我在凌源的一家小饭店吃早餐，看到了张晓峰写的《雨走轻纱忆子安》才知谢老师离世了，心里一片茫然，没有吃饭，便把报纸要走了。那年6月我在东北大学学习时特意到北方图书城购买了谢老师的散文集《雨走青纱》，在书中见到了谢老师的《车过故乡》，文中的感受，我也许体会的更深。我再也不可能在老锅车站见到谢老师了，再也听不到先生对我的教导了。2006年4月1日辽宁凌钢登山协会名人故里行，特意来到了凌源刘杖子乡大南沟，攀登了海拔926米的黑山包主峰，俯瞰山下的子安老家和远处的老锅车站，心中增添了不禁的怀念。我想起先生的《南沟里》，如今南沟里树木郁郁葱葱，只是山梁上的那棵色子树老了许多，但树的周围已经长出了很多小树，我在心里默默的说：子安老师，你的文章与大山同在。
时代在发展，火车在提速，老锅车站在承载了那么多人的梦想后也于2002年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它孤零零地站在那里，每天与过往的火车打招呼，道别。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它曾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它曾像家一样聚散故乡的亲人，它所做的贡献是谁都无法代替的。
老锅车站，记忆中的一个符号，已成为故乡的一部分，是那样的鮮明，在我心中历久弥新。
5月的首都景色迷人。这个生机盎然的季节迎来了中国散文峰会暨中国散文华表奖颁奖盛典，我作为受邀的代表欣然前往，与来自全国的一百二十多位散文家及散文爱好者共同交流学习。
22日傍晚，我刚从餐厅出来，见到了一路风尘满头大汗的中年男子，他是最后报到的一人。我看见他在登记处写下了自己的名字……钟绍陵。
我初次参加这样规模的会议，整个宾馆到处都洋溢着愉悦的氛围，大家互相走访互致问候。于是和湖南的散文家孟大鸣一起来到钟老师的房间，他微笑着，满脸真诚。我们一起聊天，有机会了解许多有关他散文的构思写作过程。比如《天门冬》，无妨有适度的合情合理的虚构，“奶奶”失明了，种上了天门冬。比如《黑娘》，那首黑娘唱了一遍又一遍童谣“山儿乖乖，月亮光光，月亮光光走四方，山儿长大做栋梁”，彰显了多么伟大的母爱。
他出生在海南儋州。儋州有着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儋州文化之盛，皆公启之”北宋大文豪苏东坡曾在此度过了三载风雨人生。钟老师对文学的爱好“抑或是因为这种历史文化厚积的因素吧”，他曾写下了关于苏东坡的七集电视连续剧《海外奇踪》。
一個作家的成长之路，都与童年、少年时期的经历有关，都与那片生活的热土有关。上世纪60年代中期，贫穷与饥饿就无情地击碎了钟老师的读书梦，无奈辍学，就读的广东海南中学是海南岛首屈一指的名校，这对他，将意味着什么。1 5岁他就进农具厂当学徒，18岁背井离乡，来到了第二故乡昌江石碌自谋生路。木工、翻砂工，绘图纸、搞煤粉化铁炉，他都一一尝遍，后来穿起了白大褂，当上了牙医。生活的多重磨练，带给钟老师的却是丰厚的创作灵感。
他深爱着昌江。在《幸福从昌江开始》文首中钟老师写到“文学唤醒了我做人的灵魂，然而没有昌江这片土地，我会无缘文学，无法完成自我的雕塑。虽然没有永恒的风景，依然用艰辛狂草人生，但在这片土地上，永远有我投靠的热怀。”1983年到1986年的整整三年，钟老师与孤窗灯影为伴，营造着自己的影视故事，整个身心投入到写作中。写出了25万字的《亲情》影视剧本，因种种原因被迫搁浅，钟老师彷徨过，但想到自P-6中的文学绿土，他依然选择耕耘。
1988年钟老师开始由影视剧本转攻散文。他以朴实的文风，细腻的情感赢得了读者的赞赏。散文《为谁站立寒风中》荣获辽宁省作协等主办的“三山杯”精品散文大赛二等奖。作品入选《中华散文百年精华选》、《中华当代散文大观》、《中华母亲颂散文精典》、《烛窗心影》、《秋水微澜》等书。出版散文集《故乡的北门江》、《走笔海尾》、《为谁伫立寒风中》、《天门冬》、《友缘伴我》，影视文学集《亲情》。成为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海南省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散文学会创作部创作员。他把自己几乎所有的情感和笔触都放在“身边的人、事和命运”，“乡土”是他作品关注的对象和永恒主题，他成为岛西乡情亲情的歌者。
那晚我们谈了很多，谈到了亲情，谈到了父亲。“要把自己身边的真人真事融进感情”，钟老师说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他父亲感冒了，怕打扰他，蹲在窗外。后来又无意的发现父亲吐了血痰。他误解了父亲，几十年来那个场景总在眼前晃动，就专门写了一篇父亲的文章。“我那可怜的父亲，长期以来就因贫穷忍受着疾病的折磨。我那慈爱的父亲，就是因为隐瞒疾病，怕影响儿子的睡眠而割舍着父爱，不与年幼的儿子依依相枕，想起王五小学凌晨的窗外，那被雾水打湿衣裳的父亲的背影时，我对父亲的误解就像一把利刀在割着我的心。”
他说自从当上父亲后，无法超脱和置换的爱一直困扰着自己，这次华表奖获奖的散文《追求高度》，故事的主人公就是他的大女儿。三个孩子里，二女儿和小儿子个子都很高，可是大女儿的个头却偏矮，作为父亲，他觉得愧对女儿。于是到处寻求为女儿个头增加高度的药物和医治方法，花费了不少精力时间和钱财，可女儿的高度还是没有增加。对儿女的身高不惜时间和金钱，这就是父爱吧。
钟老师爱写作，也爱牙医。“在文学这块土地耕耘，对于我完全是业余爱好。我的职业是口腔医师，开有自己的口腔诊所，一家人全靠它安身立命。我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寻找机会去进修培训甚至上大学，向规范的现代口腔领域靠拢，名正言顺地成为一名持有全国统考的执业医师资格证的口腔医师。”（《有缘伴我》代序）“我是一手拿着拔牙钳，半边脑子又做着文学梦的人。”“写作让我轻松、自由、潇洒，牙医让我负责、认真、实惠，它们是我俩个亲爱的爱人。一旦有人问起我的感受，我就把这两句话送给他”（《牙医与写作的闲言碎语》）维持着生存，又做着自己喜欢的事，这也是很幸福的。
我问钟老师“你爱人支持你吗？”他说“很支持，不然我也不会坚持到现在。”爱人多年来默默地支持他，操持家务，抚养孩子，毫无怨言。后来条件好了，爱人却患了骨癌。他花掉很多积蓄给爱人治疗，怕爱人思想负担重，多次做爱人的思想工作，一有时间就陪爱人说话，看电视，读书读报，有时还推着车子带爱人出来散步，给爱人生活的勇气和依靠。
随后的几天里我们一起聆听了散文大师林非关于“散文是裸体的艺术”，“散文是心灵的震颤”的论述，受益匪浅。参加了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颁奖仪式，游览长城、故宫、圆明园。相聚的时光总是短暂，五、六天的时间一晃而过，美好的记忆却成了永恒。
去年年底我给钟老师寄去了一张新年贺卡，捎去一份牵挂和祝福。钟老师马上回复“远航老弟：谢谢您从北国飞来的深情的祝福！首都一别已逾半年，难忘相聚京华。在这新年到来之际，也让我和我的家人祝您及您的家人幸福吉祥，四季平安！祝您工作顺利，笔健文丰！我很好，平时写的作品也挂在天涯社区的《散文天下》网页上。不知您的写作近况如何？甚念！钟绍陵2011年1月9日于海南昌江”友谊之情溢于言表。
就在今年5月6日我还给钟老师打了电话，我们聊了很多，我说我最近要去一趟陕北，看看新建的路遥纪念馆，还要去一趟路遥故居，他高兴的对我说回来后把自己的感受写下来，我愉快地答应了。5月22日回到家，打开电脑来到天涯论坛，想把自己的行程告诉钟老师，然而映入眼帘的却是钟老师已经永远的离开了他心爱的文学园地。文学是殉道者的事业。我无法相信这个事实，拿起手机，耳边却响起了长久的忙音。 友谊才刚刚开始，留下的却是更多的思念。今年9月钟老师的女儿特意把《天门冬》、《有缘伴我》、《亲情》给我寄过来，我才感觉钟老师没有离去。是啊，有他的书籍在，就能感觉他的音容笑貌还在，他积极向上、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还在。我通读了钟老师的每一篇文章，书上写的，网络上写的，从内心体会到钟老师几十年对文学的坚守所付出的艰辛，可谁又能理解这份艰辛，也许他自己最清楚。时下物欲横流，人情冷漠的闹剧一幕接着一幕上演，谁不想从心灵的深处呼唤，呼唤真情的涌溢。
在影视文学剧本《亲情》的后记中钟老师这样到：“我始终认为，文学应该是激励人们热爱祖国，正视人生，爱憎分明，且散发着华夏本土芳香的一种精神食粮。它歌颂什么，爱憎什么，应该有十分鲜明的立场，这是作家的使命和良知。”“中国人就企望昌盛与祥和，没有祥和就没有昌盛，一个家庭也好一个国家也好，团结友爱才有凝聚力。”亲情是一个家族群体的情感交汇。在中国与亲情亲近的是乡土，与乡土亲近的是国家。都与我们有着千丝万缕的情感纠结。这就是我们一直追寻的源动力吧。
著名作家刘醒龙说过：“离开乡土我们去哪里溯本追源。”钟老师对乡情的表述“乡土是根，是一种情结，也是一种贫穷和苦痛。我们在高楼林立的城市得到的是浮躁和功利。乡土让我们返朴归真，平实地认识自我。”一年来我一直在关注着他的《乡情系列》，一个个鲜活灵动的人物，一段段无可忽视的细节，让我时时卷入扑面而来的场景，我无法躲闪这种突如其来的感受，那是一种对人性极富理性的意象，对故土哲理性的思考。每个篇什都以“情”夺人，点点滴滴都是他对吕江对儋州的浓浓乡情，我感受着钟老师故乡岛西每一寸热土的温度。
他用一枚枚汉字演绎着乡情、亲情、友情以及对生活事业的真情。
他是中国乡情亲情的歌者。
记忆中的老锅车站
老锅车站也不过是一个级别最小的四级客货停靠站，但它却一直占据着我心中的位置，多少年了，我总想写写它。
老锅车站位于凌源刘杖子乡的沈承铁路沿线，跨冀辽两省，距离我家步行只有十五分钟的路程，方圆二十里的人都知道它。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修建锦承铁路。那时日本鬼子在乡间的学堂开设了日文课，奴化学生，欺压当地的百姓担石运土。我祖父十几岁的时候，亲眼目睹了日寇在家乡的土地上修铁路建老锅车站。祖父不止一次的对家人说，那小日本太霸道了，什么时候能赶出去哪？那时的学生都抵制学日文，只学了几句常用语和“阿、伊、屋、挨、奥”。其实老锅车站就是日本侵华的一个证据。日本投降后，铁路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我父亲20岁参加工作，在凌源县城工作多年，来回的交通工具就是火车，从老锅车站上下，带走了多少个家人的嘱托，又带来了多少家人的期盼。二哥出生不久，铁路停运了4个月，等父亲再回来时，二哥都快会走了。
这些都是以前的事了，我没有经历过，没有经历过的感触就不深。
我第一次见到老锅车站，大概是6岁时。那天晚上我和同村的孟小子一同去接各自的母亲。因为听说河北平泉的韭菜很便宜，母亲就去买韭菜，回来到刘杖子的附近去买，赚几毛钱而已。她们坐下午六点的车走，然后再坐晚上十点的车回来。那还是我第一次看到的公共场所，在车站候车室的凳子上我爬上爬下，感到那么新鲜，等到接到母亲后我有些困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来的。当时我想什么时候我能在老锅车站上班就行了。
升入初中后，坐火车的机会就多了，老锅就真的成了一个驿站。那年在老锅车站坐车到凌源看中考成绩，离凌中的成绩仅仅差了2，5分，心里很乱。我没有心思在等无谓的通知，连夜坐车回来了，在老锅车站下车已是后半夜两点多。七月底的凌晨，雾气蒙蒙，隐约的月亮余辉又增加了几分恐惧，虫鸣阵阵，我总是回头看看老锅车站的灯光，给自己助威。车站的灯光在告诉我，虽然眼前的路不好走，但前途是光明的。我很感谢那晚的灯光。那个渐渐远去的灯光，并非为我照亮，而我却借助那灯光走过恐寂，走过坎坷。
记得1995年春节后，我在车站等车，正好碰到了谢子安老师，他乘火车要返回朝阳。其实子安是化成大叔的老师，我很早就认识他，但当时我还是一个孩子。那天我自报家门说自己是谁谁家的，谢老师认识我父亲，我们的话题从他发表在《朝阳日报》1994年11月16日的《南沟里》说起，我说谢老师你的那篇文章我剪下放在我的剪报本里了，那段“山外小刘杖子庄邮局小柴子”，“抱一个用花被裹着的小孩的女子……就是我姑父、姑姑，我和他一起聊起了有关大南沟的大石门、南大梁、色子树，还有蒋德、郑秀林，我还问了很多关于写作的事，他都耐心地回答了我。不知不觉火车到了凌源东站，我不得不下车。近两个小时的交谈中我受益匪浅。从那时起我便开始尝试写一些短文。后来在老锅车站又见过两次谢老师。2002年3月下旬我在凌源的一家小饭店吃早餐，看到了张晓峰写的《雨走轻纱忆子安》才知谢老师离世了，心里一片茫然，没有吃饭，便把报纸要走了。那年6月我在东北大学学习时特意到北方图书城购买了谢老师的散文集《雨走青纱》，在书中见到了谢老师的《车过故乡》，文中的感受，我也许体会的更深。我再也不可能在老锅车站见到谢老师了，再也听不到先生对我的教导了。2006年4月1日辽宁凌钢登山协会名人故里行，特意来到了凌源刘杖子乡大南沟，攀登了海拔926米的黑山包主峰，俯瞰山下的子安老家和远处的老锅车站，心中增添了不禁的怀念。我想起先生的《南沟里》，如今南沟里树木郁郁葱葱，只是山梁上的那棵色子树老了许多，但树的周围已经长出了很多小树，我在心里默默的说：子安老师，你的文章与大山同在。
时代在发展，火车在提速，老锅车站在承载了那么多人的梦想后也于2002年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它孤零零地站在那里，每天与过往的火车打招呼，道别。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它曾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它曾像家一样聚散故乡的亲人，它所做的贡献是谁都无法代替的。
老锅车站，记忆中的一个符号，已成为故乡的一部分，是那样的鮮明，在我心中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