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文里，“我们”是使用频率最高、最久的词汇。许多人，譬如说我，说“我们”比说“我”更自如。在长期的熏陶下，“我”这个词显得自我甚至粗暴，而“我们”更广大包容，随波逐流、谦逊不得而得。
　　说“我们”可以给自己壮胆，但每一个人在吃饭、睡觉、走路、点辛苦赚来的钞票时，都只有一个“我”，“们”不知在何处。在悲伤、沮丧、恐惧的时候，更是“我”自担当，别人不问，“我们”更不会替“我”担代分毫。“我”割掉了阑尾，别人的阑尾还在。“我”在夜空中发现了一颗美丽的大星星，别人可能正唱卡拉OK。
　　社会忽略“我”而重视“们”，很容易让责任流失。暖气是由供暖公司的“我们”烧的，有一些交了采暖费而室内温度结冰的住户是少数，属于“我”。“我”打电话给“我们”，都是“们”接，却找不到一个负责的“我”。报载，沈阳市副市长把供暖公司的责任人招来斥责一番，说：煤炭价格便宜了，暖气烧不热还有没有良心？暖气随之而热，副市长说话的卡路里含量比山西的煤还高。在责任不清、体制不顺、诚信缺失的情况下，“我们”起不到什么好作用。
　　三十年前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最先拆散了“我们”，也拆散了惰性。“我”种粮胜过“我们”。在精神领域，“我们”的存在常常表现为一窝蜂，甚至表现为社会学所说的“暴民心理”。“我”砸学校的玻璃是犯罪，“我们”砸学校所有的玻璃则是“盛大的节日”。这在“文革”中屡见不鲜。“我们”秉持现成的思想，省去了独立思想的麻烦。别人怎样想，自己就怎样想。这是“我们”最鲜明的精神特征。
　　思想被统一配置之后，“我们”的创造力只会下降而不是上升。自主创造能力的“自”是“我”，而不是“们”，即使跟“们”有关，也是“们”当中的一个个独立释放自我的创造力。
　　科学进步如此，艺术也如此。人看艺术，看的只是“我”的个性。绘画史只有一个齐白石，而“齐白石们”是东施的集体笔名。春晚所以越来越让观众腻歪，是“我”少“们”多。“我”是做事的，“们”是干预的，“我”最后被融化到了“们”里，变成“我们”， 乏味。
　　摘自《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