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阿伦特在提出“极端的邪恶”之后，在报道艾希曼审判过程中，又提出了“平庸的邪恶”这个概念，强调政治与道德责任的关系，追问个人与集体在纳粹罪行或者专制制度下的道德责任问题，揭示了现代官僚制的伦理问题，为如何平衡现代官僚制下的个人责任与集体责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
关键词：道德责任；现代官僚制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关于艾希曼审判中所产生的道德判断问题，阿伦特提出了“平庸的邪恶”这个概念，强调政治与道德责任的关系，追问个人在纳粹罪行以及专制制度下的道德责任，不仅为我们思考邪恶现象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和视角，也为我们如何平衡现代官僚制下的个人责任与集体责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
一、阿伦特的道德责任观
（一）提出的背景
对极权专制制度统治下的恐怖与邪恶有着最深刻的认识与体会，无疑是那些亲历过二战的人们，尤其是大屠杀的幸存者。在希特勒纳粹统治时代，整个德国上层社会屈服于希特勒，斯大林时代高度集中的统治也是极权主义的最集中体现，甚至连社会的基本道德律令——“不能杀人”也已当然无存了。对于这场全人类的悲剧，每个人都应当反思，都要拷问自己对这场悲剧是否负有责任、负有怎样的责任。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也许不用为自己在二战和大屠杀中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也无须承担政治责任，但他却很有可能需要承担道德责任。艾希曼在审判中给出的回答是：他仅仅是在尽一个军人的职责，他做的只不过是服从命令和尽忠职守。他作为大屠杀这个大机器中的一个小齿轮，不问这个机器的运转是不是应当的，是不是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而是不作任何理性思考地参与了纳粹专制统治的“伟大事业”，并且全身心地、毫无保留地实践这个“伟大事业”的道德命令。于是，阿伦特在撰写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报道时提出“平庸的邪恶”的问题，认为能够辨别善恶、实施道德行为的少数人事实上是根据自己的判断来行动的，而且，他们的的确确是有选择的自由。个人行为一涉及到道德问题便成了生死攸关的问题，因为道德首先是独立的、个体的。不论他是大齿轮或者小齿轮，也不管这个齿轮起的什么作用，问题只在于他为什么会同意成为这个机器的一个齿轮？这样的“我”是没有意志的自由，没有独立的决断，不能对自己的判断、选择与行动负任何责任。然而，当个人的判断与周围大多数人的道德或者价值标准产生冲突时，应该如何选择标准？或者说应该站在哪一边？阿伦特由此从对专制的邪恶的关注逐步转移到对专制制度下个人道德判断的政治批判，进而提出一个至今对我们仍然极具现实意义的问题：在将人异化、工具化的现代官僚制下，个人应该担负什么样的道德责任？集体责任又该如何追究？
（二）理论意义上的道德责任
阿伦特曾这样考察道德与政治之间的区别：人类行动的道德考察的中心是我们自己，行为的政治考察的中心是世界。如果将道德命令从宗教含义和起源中抽出，那么我们面对的就是苏格拉底的命题“与产生不正当相比，蒙受不正当一方要好一点”。我们相信那些苏格拉底意义上的好人在紧要关头会为了自己的道德或者价值信念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但是，作为一个好公民，他的任务不仅仅在于不做不正当的事或者是做一个道德的圣人，更在于制止世界上发生的不正当。阿伦特所要指出的道德与政治之间的区别本质上就是做一个好人和做一个好公民之间的区别，即好人仅仅是一个不作恶的人，但是一个好公民则意味着要承担公共领域的共同责任。
二战后，关于纳粹专制下犹太人的惨剧，人们总是听到“我们每个人都有罪”这样的声音。然而事实上，真正有罪的人大部分都被当作无罪释放或者根本没有人追究他们的罪和责。面对这种现象，阿伦特认为，“如果是每个人有罪的话，那么谁都成了无罪了。罪和所谓的责任不一样，它是被甄别、选拔的。在严格的意义上是关系到一个个具体的个人”。阿伦特明确反对共同罪责或共同无罪说，认为这些说法纯粹是一种空洞的套话：如果说每个人都有罪，那就等于说没有人是有罪的，而集体认罪往往是真正罪犯得以逍遥法外的最佳方法，就像我们常说的“法不责众”。个人的责任，尤其是道德责任，都是别人无论如何也替代不了的。
“集体责任”在合法性上遇到了质疑，我们只好重新将目光投向“个人责任”。不管法律、道德哪一方面的标准都常把涉及自己领域的人和涉及对方领域的人所实施的事情的相互关联的部分作为一个共同点。如果涉及自己领域的人卷入了有组织的犯罪场合的那种共同目标时，那么应该制裁的是这个人自身以及他参与的程度。他是这个集体成员这一事实所起的作用是：使他实施犯罪的罪行变得更加确实。而且，从这个原理来看，这作用和所谓名声、有前科并没有什么不一样。
（三）齿轮理论
关于极权专制制度下的个人和集体的道德责任问题，阿伦特提出著名的“齿轮理论”，即在一个运转中的大机器上的每一个齿轮并不是按照各自的意志来行事，只是作为齿轮链条中的一个小齿轮完成各自的部分以使机器运转起来。在艾希曼审判中，人们以此来批评阿伦特为他辩护、脱罪。但实际上，阿伦特从来都没有明确的提出支持“集体犯罪”这个概念。在阿伦特看来，罪和责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罪在严格意义上是关系到具体的个人的。阿伦特的“齿轮理论”并不能为个人的犯罪提供任何一种脱罪辩护，也就是说，即使运用这个理论也并不能使个体的道德和法律责任得以免除。为了证明她不是在为艾希曼辩护，阿伦特提出，如果某个人被卷入有组织的犯罪中，那么法律审判他的标准只会是这个个体、他参与犯罪的程度、他在罪行中所起的作用等，而不是这个犯罪组织。即使我们相信并且理解他只是按组织命令去行事的一个小齿轮，别的人也会做他所做的事，然而，当他出现在法庭接受审判时依然是作为“个人的人格”出现的，法律是根据他所做的事加以制裁的。极权专制制度把个人变成某种组织的成员，变成行政体制中间的一个单纯的小齿轮，然而这种“齿轮理论”在法律面前是没有任何地位的。法律的伟大就在于能将组织中的一个小齿轮还原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从而追究其作为个人的责任。
现代社会是一个分工极其精确的时代，由于工作的不断细化，我们每个人因为在工作任务中完成的环节不同而被“细化”成不同的角色，这些角色只需要对工作的熟练，并非不可替代。当这项工作在道德上存在怀疑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提出任何道德上的疑问，而是认为“即使我不做，也会有别的人来做”。这样一来，似乎我们自己就逃过了道德的问责。艾希曼企图让自己这样逃脱罪责的审判，结果必然是失败的。
二、现代官僚制下的道德责任困境
纳粹灭绝欧洲犹太人的“作战”，成千上万人在服从组织或上级名义之下，集体实施违背道德的行为是一种极端的事例。这样极端的不道德行为已成为历史。但是，类似的不道德现象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却依然大量存在。如，普通的执法人员根据某种上级命令，甚至无视他人生命的尊严的行为就是如此。他们也许认为这种服从是一种义务，作为组织的普通成员，自己的行为不过是邪恶行为链锁中的一环，在远离行为最终结果的时候，心理上对于行为责任容易心安理得。艾希曼去集中营视察时也几乎要作呕，但坐在办公桌前围绕一大堆文件就没有这种反应。同样，实际把毒气发生器送到煤气杀人室去的男子，以上级命令的理由可以使自己的行为正当化。根据不同人在对杀人行为进行具体分工之后，单个的个人并不一定直接面临行为结果。这样对整个行为的负责人就消失了，大概这就是现代社会的组织中最一般特征。
个人的道德状况与社会结构是互为对照的。一方面，由个人的道德状况可以推断他所处的社会结构的状况；反过来，由既定的社会结构可以推知一个人的道德状况。同样，我们可以从现代官僚制这样一个崇尚工具理性的制度中隐约窥见现代社会个人的道德状况。
现代官僚制通过一个庞大的工程将整个社会组织成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化的社会就像一个工厂的生产流水线一样，每个社会成员都参与了产品的生产，但绝大部分人都不会见到最终的成品。“集体是责任的主体”的观念往往对个人责任有消解作用，其危险性在当今分工如此细化的现代社会十分明显。因为，在现代社会的运行机制中存在被分解成各种琐细的职能，而分工过于细化或者超出一定的范围后，人们在劳动、生活和行动中就失去了个性甚至是完整的人性。现代官僚制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生产流水线”的绝大多数人在工作中面对的只是一些数据、表格、材料，他们所要完成的只是确认这些数字是否准确，表格是否规范，材料是否属实，至于这些冷冰冰的数据、表格、材料背后有着什么样的人和事，则完全不属于他们的职责所在。每个人只是在完成一项项工作任务，只是作为现代官僚制这个机器运转的工具存在，正是这种工具理性去个性化的特点，才为大屠杀提供了可能。为避免主观和感情用事，现代官僚制所信仰与奉行的基本精神与价值始终是工具理性。韦怕认为，现代官僚制是完全按照工具合理性的要求建立的，是纯技术的，行政人在官僚制中只追求技术合理性。工具化、技术化在官僚制的运行中把整个社会都推向了窒息着人的生存价值与正义、排斥人类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自觉的状态。人的责任心、义务感以及一切属于人的道德良知等道德责任被这种技术合理性所代替。换句话说，现代官僚制企图以工具理性摒弃完整的人性，道德良知无法进入组织体系之内，使得官僚组织中的道德责任分离于技术合理性，从而使二者皆陷入困境。另外，道德责任主要是来自于一股内在的约束力量，而不是来自于外在的强制力量，这些都将导致对技术合理性的倾向。因此，道德责任的实现相对于技术合理性的实现存在着更大的挑战。
现代官僚制度中的个人只为他的顶头上司负责。就像艾希曼为自己辩护的那样，作为一个下属，他的工作就是完成上司交付的任务，他不会想这项工作任务产生的后果，更不会站在职责范围之外的立场去想这对整个国家、甚至整个人类的未来会产生什么后果。因此在现代社会中，在这样一个有限的时空范围内，每个人都只是在认真地工作，也都只是对他的上司、部门、单位负责。然而，一旦超出职责链条的上下级范围，便没有人对作为总体的社会和历史负责。
如韦伯所言，官僚制中的公务员的美德就是运用自己的工作能力有意识地执行上级权威的命令，就好像自己也举手投票赞成这个命令一样。即使自己认为这个命令是错误的、甚至是不合法的，但如果上级坚持该命令，你必须执行。通常遇到这种情况，个人可能完全放弃了内部秉性与自主的道德判断，不会对组织的命令做出任何自主的道德评价，从而个人对自己行为结果的道德责任感也随之不复存在。因为是上级或组织下达命令我们选择了这样的行为方式，所以责任追根究底该由上级或组织来承担。由此一来，结果必定是个体道德责任感的缺失，个体在执行错误的命令后，由于能够有看似毫无破绽的借口来逃避责任寻而暂时免受良心的谴责。现代官僚制的服从特征导致行政人个性化乃至责任化，使得官僚制中没有最终责任人，因为组织承担最终责任。官僚制中的每个成员都相信，并且在被人质问要承担责任时都会说他是服从命令，受别人操纵，而被别人认为是责任承担者的人又会把责任再推诿给他人。
三、现代官僚制下道德责任困境的解决路径
作为一个个性完整的人，公务员不应当仅仅作为一件工具而存在，他应该有这样的理性认识：服从权威和自主履行责任是统一的。一方面，作为组织中的个体，必须遵守服从权威、对权威忠诚等基本的行政道德规范，个人道德的自主性应融入到对上级命令的服从和组织目标的忠诚中；另一方面，在履行上级和组织的指示和命令所发生的具体行为时，公务员是以一个独立的、自主的个体身份存在，其必须承担决策者的职责，独立地选择行为，履行行政责任。由于职业身份代表的是公众的利益，所以公务人员的行为不能由特殊利益来判定，他必须经常地思考：何种行为才是正确的？在面对权力冲突的时候，我们是像艾希曼一样，仅仅服从所谓的上级或者组织权威，还是通过自主的道德判断再作决定？我们必须清楚自己的责任，才能知道自己应该如何选择行动。这时，我们的道德价值标准或者说良知就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对上级的服从并不意味着就要服从不合法的命令，拥有完整个性以及自主性的公务员有责任避免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不道德的行为，有责任试图阻止别人的不道德的行为，有责任将无法阻止的事情公之于众，有责任试图减轻不合法行为的破坏性影响。
现代官僚制中的个人将责任推诿给组织或者集体之后，集体责任又将如何解决和追究呢？有学者将集体责任表述为多手的道德责任问题。所谓多手或众多人手，是指一个组织，尤其是大型组织中的许多单位不能就其行动负起个别责任，只是将自己视为整体运作的一小部分，是在“大机器中的小齿轮”，由于涉及决策的部门不只一个单位，那么由谁来承担政策运作成败的责任，就会变成行政伦理的另一项主题。由于政府的政策是由许多不同的官员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形成，究竟谁要对政治的后果负道德上的责任，原则上很难辨认。即使我们能确定某项政策在道德上是错的，可能也无法找出谁是真正的决策者，因为政策制定的本质妨碍了责任的追究。当人民找寻要为政策负责的官员，他们很难找到任何独自制定政策的人。在集体的决策结果中，他们通常甚至无法找到任何一位看来够份量的人，可独揽功劳或接受指责。
汤姆森指出，要从众多人手中解决责任的问题，传统政治伦理无论从层级组织模式与集体模式出发，都是无法令人满意的，问题最后又回归到个人身上；只有从个人的责任出发，才比较能够追究个别官员的责任。个别官员只有在下列两种条件下才能够为某项决策的结果负责：第一，他的作为或不作为是造成这项结果的原因；第二，这些作为或不作为并非在无知中或在强制之下完成的。前者指的是因果的责任，后者指的是自愿承担的责任。因果模式的责任判准是比较薄弱的，因为除非是因他的作为或不作为，结果就不会产生，他才够格作为原因。如要根据因果的判准将组织决策的结果归咎于个别官员，通常不太能够成立。第二项是自愿承担责任的判准，最通常的表现形式是，只要一个人还有其他行动或做法的可能，他就要为行动负责。因果的判准只为责任设定门槛，不同的是，自愿的判准却同时能决定负责任的程度。譬如，出于无知的行为与出自强制的行为，在责任的负担上也有程度上的不同。
库珀提出在官僚体制中保证负责任的行为有两种方法：内部控制和外部控制。内部控制主要表现为以伦理决策技巧、作为品性特征或内在道德品质的德性以及职业价值观为基本内容的个人道德品质；外部控制通常有两种表现形式，法律（即伦理立法）和道德规范。库珀认为，内部控制和外部控制之间应当始终处于一种平衡状态，并达成和解。这种平衡是这样的一种状态：足够的外部控制才能防止个体陷于自私自利；还必须保证有充足的内部控制来鼓励更多的社会性建构、利他主义以及以成功为导向的创新精神理念。这种平衡对于一个公务人员的所有负责任的行为是必不可少的。
在现代官僚制背景下，要找到道德责任困境的出路既有赖于法律程序制度建设的改善，更有赖于公务员个体的来自于伦理自主性的负责任的行为。伦理自主性对公务员进行独立的道德判断有关键的作用，个体应依次独立自主地行动，最终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只有公务员充分运用伦理自主性，发挥其道德责任感指导、制衡的作用，依照行政道德规范的要求去选择自己的行为，方能确保公共权力合理公正的使用。
参考文献：
[1] 肖向平.公务员个体自主性的伦理思考[J].桂海论丛，2006，（11）.
[2] 李茂增.论大屠杀与个体罪责[J].外国文学，2009，（01）.
[3] 潘非欧.从“平庸的恶”看政治责任问题[J].理论视野，2008，（12）.
[4] 黄藿.政治伦理的基本课题[J].哲学与文化，2009，（01）.
[5] 涂文娟.邪恶的两张面孔：根本的邪恶和平庸的邪恶——汉娜·阿伦特对极权主义制度下的邪恶现象的批判[J].伦理学研究，2007，（01）.
[6] 李建华、李好.论行政忠诚的责任困境及其消解——以艾希曼之“平庸的恶”为例证[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03）.
关键词：道德责任；现代官僚制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关于艾希曼审判中所产生的道德判断问题，阿伦特提出了“平庸的邪恶”这个概念，强调政治与道德责任的关系，追问个人在纳粹罪行以及专制制度下的道德责任，不仅为我们思考邪恶现象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和视角，也为我们如何平衡现代官僚制下的个人责任与集体责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
一、阿伦特的道德责任观
（一）提出的背景
对极权专制制度统治下的恐怖与邪恶有着最深刻的认识与体会，无疑是那些亲历过二战的人们，尤其是大屠杀的幸存者。在希特勒纳粹统治时代，整个德国上层社会屈服于希特勒，斯大林时代高度集中的统治也是极权主义的最集中体现，甚至连社会的基本道德律令——“不能杀人”也已当然无存了。对于这场全人类的悲剧，每个人都应当反思，都要拷问自己对这场悲剧是否负有责任、负有怎样的责任。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也许不用为自己在二战和大屠杀中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也无须承担政治责任，但他却很有可能需要承担道德责任。艾希曼在审判中给出的回答是：他仅仅是在尽一个军人的职责，他做的只不过是服从命令和尽忠职守。他作为大屠杀这个大机器中的一个小齿轮，不问这个机器的运转是不是应当的，是不是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而是不作任何理性思考地参与了纳粹专制统治的“伟大事业”，并且全身心地、毫无保留地实践这个“伟大事业”的道德命令。于是，阿伦特在撰写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报道时提出“平庸的邪恶”的问题，认为能够辨别善恶、实施道德行为的少数人事实上是根据自己的判断来行动的，而且，他们的的确确是有选择的自由。个人行为一涉及到道德问题便成了生死攸关的问题，因为道德首先是独立的、个体的。不论他是大齿轮或者小齿轮，也不管这个齿轮起的什么作用，问题只在于他为什么会同意成为这个机器的一个齿轮？这样的“我”是没有意志的自由，没有独立的决断，不能对自己的判断、选择与行动负任何责任。然而，当个人的判断与周围大多数人的道德或者价值标准产生冲突时，应该如何选择标准？或者说应该站在哪一边？阿伦特由此从对专制的邪恶的关注逐步转移到对专制制度下个人道德判断的政治批判，进而提出一个至今对我们仍然极具现实意义的问题：在将人异化、工具化的现代官僚制下，个人应该担负什么样的道德责任？集体责任又该如何追究？
（二）理论意义上的道德责任
阿伦特曾这样考察道德与政治之间的区别：人类行动的道德考察的中心是我们自己，行为的政治考察的中心是世界。如果将道德命令从宗教含义和起源中抽出，那么我们面对的就是苏格拉底的命题“与产生不正当相比，蒙受不正当一方要好一点”。我们相信那些苏格拉底意义上的好人在紧要关头会为了自己的道德或者价值信念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但是，作为一个好公民，他的任务不仅仅在于不做不正当的事或者是做一个道德的圣人，更在于制止世界上发生的不正当。阿伦特所要指出的道德与政治之间的区别本质上就是做一个好人和做一个好公民之间的区别，即好人仅仅是一个不作恶的人，但是一个好公民则意味着要承担公共领域的共同责任。
二战后，关于纳粹专制下犹太人的惨剧，人们总是听到“我们每个人都有罪”这样的声音。然而事实上，真正有罪的人大部分都被当作无罪释放或者根本没有人追究他们的罪和责。面对这种现象，阿伦特认为，“如果是每个人有罪的话，那么谁都成了无罪了。罪和所谓的责任不一样，它是被甄别、选拔的。在严格的意义上是关系到一个个具体的个人”。阿伦特明确反对共同罪责或共同无罪说，认为这些说法纯粹是一种空洞的套话：如果说每个人都有罪，那就等于说没有人是有罪的，而集体认罪往往是真正罪犯得以逍遥法外的最佳方法，就像我们常说的“法不责众”。个人的责任，尤其是道德责任，都是别人无论如何也替代不了的。
“集体责任”在合法性上遇到了质疑，我们只好重新将目光投向“个人责任”。不管法律、道德哪一方面的标准都常把涉及自己领域的人和涉及对方领域的人所实施的事情的相互关联的部分作为一个共同点。如果涉及自己领域的人卷入了有组织的犯罪场合的那种共同目标时，那么应该制裁的是这个人自身以及他参与的程度。他是这个集体成员这一事实所起的作用是：使他实施犯罪的罪行变得更加确实。而且，从这个原理来看，这作用和所谓名声、有前科并没有什么不一样。
（三）齿轮理论
关于极权专制制度下的个人和集体的道德责任问题，阿伦特提出著名的“齿轮理论”，即在一个运转中的大机器上的每一个齿轮并不是按照各自的意志来行事，只是作为齿轮链条中的一个小齿轮完成各自的部分以使机器运转起来。在艾希曼审判中，人们以此来批评阿伦特为他辩护、脱罪。但实际上，阿伦特从来都没有明确的提出支持“集体犯罪”这个概念。在阿伦特看来，罪和责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罪在严格意义上是关系到具体的个人的。阿伦特的“齿轮理论”并不能为个人的犯罪提供任何一种脱罪辩护，也就是说，即使运用这个理论也并不能使个体的道德和法律责任得以免除。为了证明她不是在为艾希曼辩护，阿伦特提出，如果某个人被卷入有组织的犯罪中，那么法律审判他的标准只会是这个个体、他参与犯罪的程度、他在罪行中所起的作用等，而不是这个犯罪组织。即使我们相信并且理解他只是按组织命令去行事的一个小齿轮，别的人也会做他所做的事，然而，当他出现在法庭接受审判时依然是作为“个人的人格”出现的，法律是根据他所做的事加以制裁的。极权专制制度把个人变成某种组织的成员，变成行政体制中间的一个单纯的小齿轮，然而这种“齿轮理论”在法律面前是没有任何地位的。法律的伟大就在于能将组织中的一个小齿轮还原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从而追究其作为个人的责任。
现代社会是一个分工极其精确的时代，由于工作的不断细化，我们每个人因为在工作任务中完成的环节不同而被“细化”成不同的角色，这些角色只需要对工作的熟练，并非不可替代。当这项工作在道德上存在怀疑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提出任何道德上的疑问，而是认为“即使我不做，也会有别的人来做”。这样一来，似乎我们自己就逃过了道德的问责。艾希曼企图让自己这样逃脱罪责的审判，结果必然是失败的。
二、现代官僚制下的道德责任困境
纳粹灭绝欧洲犹太人的“作战”，成千上万人在服从组织或上级名义之下，集体实施违背道德的行为是一种极端的事例。这样极端的不道德行为已成为历史。但是，类似的不道德现象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却依然大量存在。如，普通的执法人员根据某种上级命令，甚至无视他人生命的尊严的行为就是如此。他们也许认为这种服从是一种义务，作为组织的普通成员，自己的行为不过是邪恶行为链锁中的一环，在远离行为最终结果的时候，心理上对于行为责任容易心安理得。艾希曼去集中营视察时也几乎要作呕，但坐在办公桌前围绕一大堆文件就没有这种反应。同样，实际把毒气发生器送到煤气杀人室去的男子，以上级命令的理由可以使自己的行为正当化。根据不同人在对杀人行为进行具体分工之后，单个的个人并不一定直接面临行为结果。这样对整个行为的负责人就消失了，大概这就是现代社会的组织中最一般特征。
个人的道德状况与社会结构是互为对照的。一方面，由个人的道德状况可以推断他所处的社会结构的状况；反过来，由既定的社会结构可以推知一个人的道德状况。同样，我们可以从现代官僚制这样一个崇尚工具理性的制度中隐约窥见现代社会个人的道德状况。
现代官僚制通过一个庞大的工程将整个社会组织成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化的社会就像一个工厂的生产流水线一样，每个社会成员都参与了产品的生产，但绝大部分人都不会见到最终的成品。“集体是责任的主体”的观念往往对个人责任有消解作用，其危险性在当今分工如此细化的现代社会十分明显。因为，在现代社会的运行机制中存在被分解成各种琐细的职能，而分工过于细化或者超出一定的范围后，人们在劳动、生活和行动中就失去了个性甚至是完整的人性。现代官僚制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生产流水线”的绝大多数人在工作中面对的只是一些数据、表格、材料，他们所要完成的只是确认这些数字是否准确，表格是否规范，材料是否属实，至于这些冷冰冰的数据、表格、材料背后有着什么样的人和事，则完全不属于他们的职责所在。每个人只是在完成一项项工作任务，只是作为现代官僚制这个机器运转的工具存在，正是这种工具理性去个性化的特点，才为大屠杀提供了可能。为避免主观和感情用事，现代官僚制所信仰与奉行的基本精神与价值始终是工具理性。韦怕认为，现代官僚制是完全按照工具合理性的要求建立的，是纯技术的，行政人在官僚制中只追求技术合理性。工具化、技术化在官僚制的运行中把整个社会都推向了窒息着人的生存价值与正义、排斥人类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自觉的状态。人的责任心、义务感以及一切属于人的道德良知等道德责任被这种技术合理性所代替。换句话说，现代官僚制企图以工具理性摒弃完整的人性，道德良知无法进入组织体系之内，使得官僚组织中的道德责任分离于技术合理性，从而使二者皆陷入困境。另外，道德责任主要是来自于一股内在的约束力量，而不是来自于外在的强制力量，这些都将导致对技术合理性的倾向。因此，道德责任的实现相对于技术合理性的实现存在着更大的挑战。
现代官僚制度中的个人只为他的顶头上司负责。就像艾希曼为自己辩护的那样，作为一个下属，他的工作就是完成上司交付的任务，他不会想这项工作任务产生的后果，更不会站在职责范围之外的立场去想这对整个国家、甚至整个人类的未来会产生什么后果。因此在现代社会中，在这样一个有限的时空范围内，每个人都只是在认真地工作，也都只是对他的上司、部门、单位负责。然而，一旦超出职责链条的上下级范围，便没有人对作为总体的社会和历史负责。
如韦伯所言，官僚制中的公务员的美德就是运用自己的工作能力有意识地执行上级权威的命令，就好像自己也举手投票赞成这个命令一样。即使自己认为这个命令是错误的、甚至是不合法的，但如果上级坚持该命令，你必须执行。通常遇到这种情况，个人可能完全放弃了内部秉性与自主的道德判断，不会对组织的命令做出任何自主的道德评价，从而个人对自己行为结果的道德责任感也随之不复存在。因为是上级或组织下达命令我们选择了这样的行为方式，所以责任追根究底该由上级或组织来承担。由此一来，结果必定是个体道德责任感的缺失，个体在执行错误的命令后，由于能够有看似毫无破绽的借口来逃避责任寻而暂时免受良心的谴责。现代官僚制的服从特征导致行政人个性化乃至责任化，使得官僚制中没有最终责任人，因为组织承担最终责任。官僚制中的每个成员都相信，并且在被人质问要承担责任时都会说他是服从命令，受别人操纵，而被别人认为是责任承担者的人又会把责任再推诿给他人。
三、现代官僚制下道德责任困境的解决路径
作为一个个性完整的人，公务员不应当仅仅作为一件工具而存在，他应该有这样的理性认识：服从权威和自主履行责任是统一的。一方面，作为组织中的个体，必须遵守服从权威、对权威忠诚等基本的行政道德规范，个人道德的自主性应融入到对上级命令的服从和组织目标的忠诚中；另一方面，在履行上级和组织的指示和命令所发生的具体行为时，公务员是以一个独立的、自主的个体身份存在，其必须承担决策者的职责，独立地选择行为，履行行政责任。由于职业身份代表的是公众的利益，所以公务人员的行为不能由特殊利益来判定，他必须经常地思考：何种行为才是正确的？在面对权力冲突的时候，我们是像艾希曼一样，仅仅服从所谓的上级或者组织权威，还是通过自主的道德判断再作决定？我们必须清楚自己的责任，才能知道自己应该如何选择行动。这时，我们的道德价值标准或者说良知就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对上级的服从并不意味着就要服从不合法的命令，拥有完整个性以及自主性的公务员有责任避免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不道德的行为，有责任试图阻止别人的不道德的行为，有责任将无法阻止的事情公之于众，有责任试图减轻不合法行为的破坏性影响。
现代官僚制中的个人将责任推诿给组织或者集体之后，集体责任又将如何解决和追究呢？有学者将集体责任表述为多手的道德责任问题。所谓多手或众多人手，是指一个组织，尤其是大型组织中的许多单位不能就其行动负起个别责任，只是将自己视为整体运作的一小部分，是在“大机器中的小齿轮”，由于涉及决策的部门不只一个单位，那么由谁来承担政策运作成败的责任，就会变成行政伦理的另一项主题。由于政府的政策是由许多不同的官员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形成，究竟谁要对政治的后果负道德上的责任，原则上很难辨认。即使我们能确定某项政策在道德上是错的，可能也无法找出谁是真正的决策者，因为政策制定的本质妨碍了责任的追究。当人民找寻要为政策负责的官员，他们很难找到任何独自制定政策的人。在集体的决策结果中，他们通常甚至无法找到任何一位看来够份量的人，可独揽功劳或接受指责。
汤姆森指出，要从众多人手中解决责任的问题，传统政治伦理无论从层级组织模式与集体模式出发，都是无法令人满意的，问题最后又回归到个人身上；只有从个人的责任出发，才比较能够追究个别官员的责任。个别官员只有在下列两种条件下才能够为某项决策的结果负责：第一，他的作为或不作为是造成这项结果的原因；第二，这些作为或不作为并非在无知中或在强制之下完成的。前者指的是因果的责任，后者指的是自愿承担的责任。因果模式的责任判准是比较薄弱的，因为除非是因他的作为或不作为，结果就不会产生，他才够格作为原因。如要根据因果的判准将组织决策的结果归咎于个别官员，通常不太能够成立。第二项是自愿承担责任的判准，最通常的表现形式是，只要一个人还有其他行动或做法的可能，他就要为行动负责。因果的判准只为责任设定门槛，不同的是，自愿的判准却同时能决定负责任的程度。譬如，出于无知的行为与出自强制的行为，在责任的负担上也有程度上的不同。
库珀提出在官僚体制中保证负责任的行为有两种方法：内部控制和外部控制。内部控制主要表现为以伦理决策技巧、作为品性特征或内在道德品质的德性以及职业价值观为基本内容的个人道德品质；外部控制通常有两种表现形式，法律（即伦理立法）和道德规范。库珀认为，内部控制和外部控制之间应当始终处于一种平衡状态，并达成和解。这种平衡是这样的一种状态：足够的外部控制才能防止个体陷于自私自利；还必须保证有充足的内部控制来鼓励更多的社会性建构、利他主义以及以成功为导向的创新精神理念。这种平衡对于一个公务人员的所有负责任的行为是必不可少的。
在现代官僚制背景下，要找到道德责任困境的出路既有赖于法律程序制度建设的改善，更有赖于公务员个体的来自于伦理自主性的负责任的行为。伦理自主性对公务员进行独立的道德判断有关键的作用，个体应依次独立自主地行动，最终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只有公务员充分运用伦理自主性，发挥其道德责任感指导、制衡的作用，依照行政道德规范的要求去选择自己的行为，方能确保公共权力合理公正的使用。
参考文献：
[1] 肖向平.公务员个体自主性的伦理思考[J].桂海论丛，2006，（11）.
[2] 李茂增.论大屠杀与个体罪责[J].外国文学，2009，（01）.
[3] 潘非欧.从“平庸的恶”看政治责任问题[J].理论视野，2008，（12）.
[4] 黄藿.政治伦理的基本课题[J].哲学与文化，2009，（01）.
[5] 涂文娟.邪恶的两张面孔：根本的邪恶和平庸的邪恶——汉娜·阿伦特对极权主义制度下的邪恶现象的批判[J].伦理学研究，2007，（01）.
[6] 李建华、李好.论行政忠诚的责任困境及其消解——以艾希曼之“平庸的恶”为例证[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