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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7月29日12时30分,卓琳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70年前,35岁的邓小平和23岁的卓琳在延安相识。这两个家庭背景不同的人的命运,开始联系在一起。在此后的58年间,他们辗转于全国各地,经历炮火洗礼,饱尝境遇沉浮,但始终陪伴在彼此身边。
第1个家:陕北窑洞
1939年9月初的一个傍晚,延安杨家岭,毛泽东的黄土窑洞前,时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的邓小平,结束6年的单身生活,和刚来延安不久的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卓琳结婚。
卓琳生前曾回忆说:“他(邓小平)是从前方回来的,和邓发住在一个窑洞里头。我是在公安部工作,他们经常到公安部来……他大概在那个时候就对我有意了。”后来,邓小平两次主动找上门来。卓琳听了他的有关情况和理想后,觉得他还不错,是个知识分子。“我想,反正早晚都得结婚,那个时候自己已经23岁了。我说算了,凑合吧。”
第2个家:太行山沟坎
婚后不久,卓琳跟随邓小平一同赶回抗日前线太行山。邓小平回到设在辽县(今左权县)西河头村的一二九师师部。卓琳则留在麻田八路军总部,担任妇女训练班队长。那段时间,只有邓小平到八路军总部开会时,夫妻俩才能见上一面。卓琳非常想念丈夫。一次,她问邓小平:“你回去以后可以给我写信吗?”邓小平反问:“写什么呀?”卓琳说:“就写写你每天都干了什么,还有写写……”卓琳的话还没说完,小平就痛快地答道:“要得!我让秘书写个底稿,印上十几份,每月寄给你一份。”
婚后一年,卓琳通过申请,调到一二九师师部秘书科工作。两人在一起生活后,快言快语的卓琳慢慢适应了邓小平的沉默寡言,也想出了协调两人性格差异的好办法。
第3个家:武安山区
1945年12月,“刘邓大军”离开了驻扎5年的太行山,把司令部迁至河北省山区武安县。邓小平和卓琳把3个孩子接到了身边,全家五口人第一次团聚。
接下来的3年解放战争期间,邓小平极少再有机会和家人团聚。当他和刘伯承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在陇海路南北先后9次与国民党军较量,九战九捷,打出“刘邓大军”的赫赫威名之时,卓琳和其他高级干部的家属们,随着战线的推进,不断搬家。每天早上天未亮,大人们就要把孩子们叫起来,给迷迷糊糊、还没睁开眼的他们穿上衣服,然后一边收拾东西,一边随便给孩子们塞几口饭。一群妇孺就这样从河北走到南京,最后到了上海。
第4个家:山城重庆
1949年10月,出席开国大典后,邓小平和刘伯承率部踏上了解放大西南的征程。卓琳提出了要求:“你们老是把我们‘丢’下不管,不行!这次我一定要跟着你去。我是共产党员,你砍我的头我都得跟你去。”
鉴于当时的军情没有以往那样危急,邓小平同意了卓琳的要求,让她带着孩子们,跟他一同进军大西南。卓琳看到领导干部们无暇照顾自己的孩子,她主动申请创办了重庆曾家岩人民子弟小学,并亲自担任校长。她不仅安排设计课程,师资不够时还兼课,教高年级的语文、数学和音乐课。
第5个家:中南海小屋
1952年,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7月1日,邓小平一家离开四川,赶赴北京。
邓小平对卓琳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不要到外面工作,言行要谨慎。”于是,卓琳成了邓小平的秘书。她在家里专门找了一间小屋子,把所有邓小平看过的文件一一摆开,一件一件地登记,然后整理成册。40多年过后,卓琳上交的邓小平批阅过的文件,大多还保留在档案部门。
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10年,是他一生中最忙碌的10年。10年间,他实际上只有两个秘书——王瑞林和卓琳。
1966年,“文革”爆发,邓小平被称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到造反派的揪斗、围攻。造反派还抄了他的家,将他的子女赶出了中南海。
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看到一些夫妻在“文革”中彼此或划清界限,或离婚,或互相揭发、批判对方,感到非常担心。她叮嘱卓琳:“卓琳啊,你可要清醒哦!你们夫妻这么多年,你应该是了解他的,你可别犯糊涂哦!”卓琳非常坚定地说:“妈妈,我是了解他的。你放心吧!不会的。”
第6个家:江西阁楼
1969年10月,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劳动,卓琳随他而去。和他们同行的还有夏伯根。10月26日,在江西省新建县的一幢两层阁楼里,三人开始了谪居生活。
每天上午,邓小平和卓琳一起步行半小时,到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邓小平的工作是钳工,卓琳因身体不好,厂里安排她和女工们一起洗线圈。中午,夫妻俩回家吃饭;下午,一起看书、学习;每晚8时,准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
这种弥足珍贵的温情,使邓小平乐观地走出了政治生涯中的低谷。
第7个家:东交民巷
1973年3月,邓小平“复出”,全面参与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然而,1976年,他又一次陷入政治困境,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此后,卓琳陪着邓小平一同搬进了北京东交民巷17号。在与子女音讯隔绝的状态下,两位老人相依为命,开始了又一次禁锢生活。
没过多久,卓琳因眼病复发,住进了北京三○一医院。一天,一位医生悄悄告诉她:毛泽东病危。卓琳听了十分着急。正好一个警卫人员来看她。她立即写了一张纸条,请警卫人员转交邓小平:“千万不要离开你现在住的地方,不管什么人让你出去都不要离开,我争取尽快出院。”50天后,卓琳的眼病基本好转。她一分钟也不能再在医院住下去了,急切地回到东交民巷。看到邓小平一切照旧,她那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第8个家:米粮库胡同
1977年,邓小平一家搬进景山后街米粮库胡同的一个普通院子。院子里有两棵松树,枝叶交织,难分彼此。儿女们认为,这两棵树象征着邓小平和卓琳相依相伴。又因两人同属龙,儿女们便为两棵树取名“双龙树”。
直到今天,米粮库胡同的那个院子里,邓小平办公室仍保留着原貌——书柜里放着他生前爱看的书籍,写字台上摆着孙辈们送给他的礼物,台历则定格在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之日)。每逢邓小平祭日这一天,卓琳和儿女们都会在院子里撒满花瓣,寄托无限的思念。
晚年的卓琳,对待生和死的问题非常坦然。她多次嘱咐子女在办理后事时一定要从简。她逝世后,儿孙们在她住过的屋里,设起小小的灵堂——这是他们唯一一次违背她的意愿。灵堂内,照片上的卓琳,精神依旧饱满,笑容依旧爽朗。(摘编自《环球人物》)
第1个家:陕北窑洞
1939年9月初的一个傍晚,延安杨家岭,毛泽东的黄土窑洞前,时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的邓小平,结束6年的单身生活,和刚来延安不久的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卓琳结婚。
卓琳生前曾回忆说:“他(邓小平)是从前方回来的,和邓发住在一个窑洞里头。我是在公安部工作,他们经常到公安部来……他大概在那个时候就对我有意了。”后来,邓小平两次主动找上门来。卓琳听了他的有关情况和理想后,觉得他还不错,是个知识分子。“我想,反正早晚都得结婚,那个时候自己已经23岁了。我说算了,凑合吧。”
第2个家:太行山沟坎
婚后不久,卓琳跟随邓小平一同赶回抗日前线太行山。邓小平回到设在辽县(今左权县)西河头村的一二九师师部。卓琳则留在麻田八路军总部,担任妇女训练班队长。那段时间,只有邓小平到八路军总部开会时,夫妻俩才能见上一面。卓琳非常想念丈夫。一次,她问邓小平:“你回去以后可以给我写信吗?”邓小平反问:“写什么呀?”卓琳说:“就写写你每天都干了什么,还有写写……”卓琳的话还没说完,小平就痛快地答道:“要得!我让秘书写个底稿,印上十几份,每月寄给你一份。”
婚后一年,卓琳通过申请,调到一二九师师部秘书科工作。两人在一起生活后,快言快语的卓琳慢慢适应了邓小平的沉默寡言,也想出了协调两人性格差异的好办法。
第3个家:武安山区
1945年12月,“刘邓大军”离开了驻扎5年的太行山,把司令部迁至河北省山区武安县。邓小平和卓琳把3个孩子接到了身边,全家五口人第一次团聚。
接下来的3年解放战争期间,邓小平极少再有机会和家人团聚。当他和刘伯承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在陇海路南北先后9次与国民党军较量,九战九捷,打出“刘邓大军”的赫赫威名之时,卓琳和其他高级干部的家属们,随着战线的推进,不断搬家。每天早上天未亮,大人们就要把孩子们叫起来,给迷迷糊糊、还没睁开眼的他们穿上衣服,然后一边收拾东西,一边随便给孩子们塞几口饭。一群妇孺就这样从河北走到南京,最后到了上海。
第4个家:山城重庆
1949年10月,出席开国大典后,邓小平和刘伯承率部踏上了解放大西南的征程。卓琳提出了要求:“你们老是把我们‘丢’下不管,不行!这次我一定要跟着你去。我是共产党员,你砍我的头我都得跟你去。”
鉴于当时的军情没有以往那样危急,邓小平同意了卓琳的要求,让她带着孩子们,跟他一同进军大西南。卓琳看到领导干部们无暇照顾自己的孩子,她主动申请创办了重庆曾家岩人民子弟小学,并亲自担任校长。她不仅安排设计课程,师资不够时还兼课,教高年级的语文、数学和音乐课。
第5个家:中南海小屋
1952年,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7月1日,邓小平一家离开四川,赶赴北京。
邓小平对卓琳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不要到外面工作,言行要谨慎。”于是,卓琳成了邓小平的秘书。她在家里专门找了一间小屋子,把所有邓小平看过的文件一一摆开,一件一件地登记,然后整理成册。40多年过后,卓琳上交的邓小平批阅过的文件,大多还保留在档案部门。
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10年,是他一生中最忙碌的10年。10年间,他实际上只有两个秘书——王瑞林和卓琳。
1966年,“文革”爆发,邓小平被称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到造反派的揪斗、围攻。造反派还抄了他的家,将他的子女赶出了中南海。
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看到一些夫妻在“文革”中彼此或划清界限,或离婚,或互相揭发、批判对方,感到非常担心。她叮嘱卓琳:“卓琳啊,你可要清醒哦!你们夫妻这么多年,你应该是了解他的,你可别犯糊涂哦!”卓琳非常坚定地说:“妈妈,我是了解他的。你放心吧!不会的。”
第6个家:江西阁楼
1969年10月,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劳动,卓琳随他而去。和他们同行的还有夏伯根。10月26日,在江西省新建县的一幢两层阁楼里,三人开始了谪居生活。
每天上午,邓小平和卓琳一起步行半小时,到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邓小平的工作是钳工,卓琳因身体不好,厂里安排她和女工们一起洗线圈。中午,夫妻俩回家吃饭;下午,一起看书、学习;每晚8时,准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
这种弥足珍贵的温情,使邓小平乐观地走出了政治生涯中的低谷。
第7个家:东交民巷
1973年3月,邓小平“复出”,全面参与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然而,1976年,他又一次陷入政治困境,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此后,卓琳陪着邓小平一同搬进了北京东交民巷17号。在与子女音讯隔绝的状态下,两位老人相依为命,开始了又一次禁锢生活。
没过多久,卓琳因眼病复发,住进了北京三○一医院。一天,一位医生悄悄告诉她:毛泽东病危。卓琳听了十分着急。正好一个警卫人员来看她。她立即写了一张纸条,请警卫人员转交邓小平:“千万不要离开你现在住的地方,不管什么人让你出去都不要离开,我争取尽快出院。”50天后,卓琳的眼病基本好转。她一分钟也不能再在医院住下去了,急切地回到东交民巷。看到邓小平一切照旧,她那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第8个家:米粮库胡同
1977年,邓小平一家搬进景山后街米粮库胡同的一个普通院子。院子里有两棵松树,枝叶交织,难分彼此。儿女们认为,这两棵树象征着邓小平和卓琳相依相伴。又因两人同属龙,儿女们便为两棵树取名“双龙树”。
直到今天,米粮库胡同的那个院子里,邓小平办公室仍保留着原貌——书柜里放着他生前爱看的书籍,写字台上摆着孙辈们送给他的礼物,台历则定格在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之日)。每逢邓小平祭日这一天,卓琳和儿女们都会在院子里撒满花瓣,寄托无限的思念。
晚年的卓琳,对待生和死的问题非常坦然。她多次嘱咐子女在办理后事时一定要从简。她逝世后,儿孙们在她住过的屋里,设起小小的灵堂——这是他们唯一一次违背她的意愿。灵堂内,照片上的卓琳,精神依旧饱满,笑容依旧爽朗。(摘编自《环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