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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届政府面临的最大经济难题是什么？
发展中国家怎样赶上发达国家？
为什么农民收入增长越来越慢？
为什么中国的很多问题用主流经济学理论很难解释？
中国经济学家何时有望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
发展中国家怎样赶上发达国家
《商务周刊》：新一届领导班子上台以后面临的最大经济难题是什么？
林毅夫：短期来讲还是如何启动市场的问题。中长期来讲，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国有企业改革等等，都是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城乡收入的差距会越来越大，城市里面的就业问题会越来越严重。有效的解决途径，还是如何把积极的财政政策用好。
《商务周刊》：我们来谈谈您的研究课题，您目前在研究哪些问题？
林毅夫：从广义上来讲，我研究的是发展中国家怎样赶上发达国家。也就是一个发展的问题。我对发展问题有自己的一套看法，包括一个国家要提高它的要素禀赋，获得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提高。而要提高要素禀赋，就必须靠自己的比较优势来发展。这样它的企业就能有自生能力，在竞争的市场当中，它只要管理好，就能够有竞争力。
但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并不按照比较优势去发展，那么要发展的优先产业就没有自生能力，政府就要提供很多保护，中间出现很多扭曲，形成经济方面的一系列问题。有了问题以后，到最后不得不放弃旧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向新的战略过渡。
所以我研究的大的方向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市场的作用是什么，政府的作用是什么。那在这个大的方向上，具体研究的有农村发展的问题，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金融的问题，面还是比较广的。但有一个主题或主线把这些东西贯穿在一起。
《商务周刊》：过去您一直很强调比较优势。
林毅夫：对，过去我强调比较优势，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只有按照比较优势，企业才有自生能力，市场机制才能发挥作用。现在我常说企业的自生能力，就是因为，如果没有这种能力的话，要么就得政府永远保护下去，要么就得垮掉。这样造成的结果只能是经济的继续扭曲，甚而至于社会的混乱。所以研究这个问题，从长远的战略高度来讲，对中国企业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商务周刊》：能不能解释一下企业自生能力的概念？建立比较优势，或者建立自生能力，政府能做什么？
林毅夫：新古典经济学里有一个假设，那就是一个企业如果管理好了，那它在竞争的市场中就能够生存，获得大家的接受。这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一个标准假设，是暗含着的，没有写出来，但每一个人在做经济模型的时候都把这一点当作一个给定的前提。就像我前面讲到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二次世界大战后都想去赶超，政府会优先扶持一些企业的发展，但这些企业所处的行业并不符合这个国家的比较优势。那么在一个竞争的市场当中，这样的企业如果失去了政府的保护，即使管理得很好，也发展不下去。我把这样的企业称为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它必须有外在的扶持才能生存。
我认为研究发展经济学、转型经济学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发展中国家都在想，怎样才能很快从产业结构到技术结构上赶上发达国家呢？研究转型经济学时我们会看到，政府对企业有很多干预，可又希望市场能很快发挥作用。但如果你的发展没有按照比较优势，就会造成企业没有自生能力需要保护。当这些企业已经建立起来了以后，现在要转型的话，你如果不来提高它的自生能力，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这些企业全部垮掉，由此造成社会的混乱、政治的混乱、整个社会永远不得安宁，这样企业就不能发展。或者是，即使你把原来的国有企业表面上实行了私有化，但国家还是必须继续给予保护，那么这是换汤不换药，企业还是没有自生能力。
三农问题得靠城市消费解决
《商务周刊》：您过去关注了很多的“三农”问题，可这么多年找了很多办法解决农民的收入问题，为什么增长速度反而越来越慢？
林毅夫：改革以后，农民收入的增长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78年到1984年，农民收入的提高是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次性地造成积极性的提高，生产力的释放。第二阶段是从1985年以后，乡镇企业吸纳了1.2亿农村劳动力，使农民收入还在增加，他们是离土不离乡。进入到90年代以后，是农民工进城。当时大概有8000万到1亿农民工进城。这是第三阶段。
解决农民收入问题，长期有效或者说可持续的办法，只能是使农村劳动力不断地转移出来。其他的办法只能是局部有效或短期有帮助，但从长期和全局来讲不能有帮助。比如，提高农业生产率，第一个采用新技术的农民收入肯定会增加。但如果每一个人都采用了新技术的话，我们知道农产品的特性是价格弹性很大：增产一点就会使价格下落很多。这就形成所谓“谷贱伤农”、增产反而不增收的现象。调整农业结构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如果大部分的人是在农村，城市里这部分的消费就非常有限。就形成你生产什么东西，这东西马上就过剩的局面，这几年的情形就是这样。所以提高农民的收入问题也不能靠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来解决。还有给农民补贴，你今年给他补贴一点，他收入提高一点，但城里面的收入也在提高，所以差距还是在拉大。
《商务周刊》：您认为，为什么到了90年代末期的时候，“三农”问题开始变得那么严重？
林毅夫：分析一下，农业生产本身没有什么问题，这几年一直以高于5%的速度在增长。有问题的是农村和农民。这几年农民收入的增长比较缓慢，城乡收入的差距在扩大。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并不是城市人的收入增长得快了，从城市收入来讲，我们跟发达国家还有差距，根本原因在农民收入增长慢了。
农民收入增长慢的原因有很多，一个是90年代末城市出现了通货紧缩的问题，生产能力普遍过剩。这样新增的投资少，新增的就业机会少，农民要转移出来就难。第二，城市里的企业开工不足，甚至破产，造成的下岗失业人员还要向城市回流。第三，城市里面的企业出现生产过剩以后，过去的乡镇企业是在短缺经济里面建立起来的，技术、质量比较差，产品也能卖得出去。现在城市里面大量的东西都过剩了，也开始跟乡镇企业竞争，造成大量乡镇企业停工破产。那么离土不离乡这条船又回到老地方去了。也就是说，农村劳动力没有转移出来，甚至还有回流的。
所以，要解决农民收入增长过缓的问题，一定要解决城市里——也就是国民经济里面的通货紧缩问题。所谓过剩生产能力。你用不了。那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必须找到一个巨大的存量消费，也就是未满足的消费能力。消费者有支付能力，但因为政策性或结构性的原因，让他实现不了。
我认为在一般市场经济的国家里面，没有所谓存量消费的问题，只要消费者有支付能力，有需求，就可以实现。但在社会主义国家或在转型国家里，有四个方面的原因造成存量消费的形成。第一个是外资。过去我们不准外资直接进入国内投资、生产然后销售。现在加入WTO以后，外资可以直接进来，所以外资增加不少。第二个民营经济。我们过去民营经济发展不错，但是有些领域不许它们介入。那么，现在给民营企业国民待遇，按照两个“毫不动摇”，他们也能很好地发展，那么民营经济的投资也会增加。这两个是跟投资有关的，是存量投资，这部分钱过去不能投资。第三个方面跟城市消费心态有关。现在城市的一般消费都满足了，再上去就是比较高档和大型的，比如住房和汽车。这个一般应是由消费信贷来支持，市场经济国家都是这样。我们过去消费信贷做得不多。更重要的是农村消费。我们国家2/3的人还在农村，这个市场很大。造成农村消费水平低的原因，除了收入低以外，还有基础设施的缺乏。如果这些基础设施改善的话，农村的消费就有一个很大的潜力可以挖掘。
我觉得农村这部分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政府的支持。要解决当前的通货紧缩，继续施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必要的。但应该把更多的钱用在农村的基础设施上。如果能这样做的话，积极的财政政策就可以做到四两拨千斤，投资一点点，就可以启动很多需求。
得诺贝尔奖不是这一代人的事情
《商务周刊》：目前国际经济学界关注的前沿问题是什么？
林毅夫：他们可以关注他们的。国内的人喜欢谈前沿问题。我个人认为什么问题都是前沿问题。国外经济学界关心在他们那个社会里重要的问题。但是在他们那个社会里重要的问题，不一定能全面地解释所有的问题，或对相似的问题提出新的解释。我认为中国的问题也是前沿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对中国的问题做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的解释，那我们本土的问题也就成了前沿的问题。地球是圆的，每一个方向都可以成为一个前沿的方向。
《商务周刊》：现在很多国际知名经济学家，比如说一些诺贝尔奖得主都对中国经济很感兴趣。
林毅夫：中国目前有很多好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主流经济学理论很难解释的。比如我们的通货紧缩跟外国的就很不一样。当外国发生通货紧缩的时候，经济增长可能接近于零，甚至是负，而我们还维持7%的年增长。这是因为形成通货紧缩的原因不一样。一般外国出现通货紧缩通常是泡沫经济突然破灭，家庭财富急剧减少，所以消费减少，使得在高消费时期形成的生产能力变成过剩生产能力，物价大幅度下降。这就形成消费减少，投资减少，经济增长停滞或呈现负增长。我们这几年为什么物价不断下降，经济还维持较高的增长？外国人老觉得我们的数字是假的，其实并不见得。我觉得这些数字还是可信的。我们形成通货紧缩的原因不一样。这几年我们的消费水平并没有下降，那这个过剩生产能力是怎么来的？主要是在1992年以后，逐渐地出现投资过热。这些投资变成生产能力了，但是消费还是维持与原来大致相同的增长速度，所以形成过剩生产能力。这一过程中没有出现泡沫破灭，没有出现家庭财富减少。在投资方面，前期的投资过热导致现在的民间投资减少，但政府支持的投资又增加了，所以我们还可以保持7%—8%的增长速度。
很多现象，由于背后形成的机制不同，就可以形成新的理论。我觉得中国在经济学研究方面，问题很多，可以提出的新问题和新理论很多，可以称之为一个金矿。但我想我们现在挖金矿的手段还不够多。应该有一大批人认识到，任何理论其实都不是真理。任何理论都是用来解释学者所观察到的问题。国外的理论用来解释国外的问题。我们的问题跟国外的问题有些类似的地方，但也有不同的地方。
《商务周刊》：您曾经预言21世纪将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中国经济学家有望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您如何评价目前国内经济学研究的整体水平？我们中国的经济学家能解释有中国特色的经济问题吗？
林毅夫：应该有一大批学者有运用经济学最基本的方法来研究中国问题的自觉性，这样的人多了以后，会大大推动理论的发展。我觉得中国经济学研究整体水平还是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得诺贝尔奖不是这一代人的事情，可能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但我很有信心。
因为所谓理论的发展就是对新现象的解释；或是对看似相同的现象在不同机制下的解释。有更多的人来做这种创造性的工作，这是第一步。但并不是你创造出来，你就能拿诺贝尔奖。要拿诺贝尔奖，整个中国经济学研究还必须在国际经济学界产生足够的影响。前提是很多人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在这一过程中，有些人研究的或表达的某种现象，对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影响。这需要一两代甚至两三代的努力。
而且诺贝尔奖是靠投票的。通常一位经济学家很少说服另一位经济学家。经济学家只能说服他的学生。而能够参加投票的都是在国际上有地位的经济学家。每年该奖会向全世界发出1500封信，征询经济学家关于合格人选的投票。我了解的情况是，获得提名的经济学家有一半会投他自己；剩下的750张票会相对集中在某些人，但所谓相对集中也不过是获得几十张票或几张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谁会去投其他人的票？通常是学生投老师的票。那么中国人要想拿诺贝尔经济学奖我想需要几代人。某一代的老师教出很多学生，信奉他的学说，而且跟着他从事这样的研究，并且在国际上取得地位，进入到可以投票的圈子。那么他们可能会投老师的票。我最乐观的预计，这要到2030年以后，甚至到2050年以后。学术中心的转移需要一段时间。
发展中国家怎样赶上发达国家？
为什么农民收入增长越来越慢？
为什么中国的很多问题用主流经济学理论很难解释？
中国经济学家何时有望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
发展中国家怎样赶上发达国家
《商务周刊》：新一届领导班子上台以后面临的最大经济难题是什么？
林毅夫：短期来讲还是如何启动市场的问题。中长期来讲，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国有企业改革等等，都是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城乡收入的差距会越来越大，城市里面的就业问题会越来越严重。有效的解决途径，还是如何把积极的财政政策用好。
《商务周刊》：我们来谈谈您的研究课题，您目前在研究哪些问题？
林毅夫：从广义上来讲，我研究的是发展中国家怎样赶上发达国家。也就是一个发展的问题。我对发展问题有自己的一套看法，包括一个国家要提高它的要素禀赋，获得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提高。而要提高要素禀赋，就必须靠自己的比较优势来发展。这样它的企业就能有自生能力，在竞争的市场当中，它只要管理好，就能够有竞争力。
但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并不按照比较优势去发展，那么要发展的优先产业就没有自生能力，政府就要提供很多保护，中间出现很多扭曲，形成经济方面的一系列问题。有了问题以后，到最后不得不放弃旧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向新的战略过渡。
所以我研究的大的方向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市场的作用是什么，政府的作用是什么。那在这个大的方向上，具体研究的有农村发展的问题，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金融的问题，面还是比较广的。但有一个主题或主线把这些东西贯穿在一起。
《商务周刊》：过去您一直很强调比较优势。
林毅夫：对，过去我强调比较优势，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只有按照比较优势，企业才有自生能力，市场机制才能发挥作用。现在我常说企业的自生能力，就是因为，如果没有这种能力的话，要么就得政府永远保护下去，要么就得垮掉。这样造成的结果只能是经济的继续扭曲，甚而至于社会的混乱。所以研究这个问题，从长远的战略高度来讲，对中国企业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商务周刊》：能不能解释一下企业自生能力的概念？建立比较优势，或者建立自生能力，政府能做什么？
林毅夫：新古典经济学里有一个假设，那就是一个企业如果管理好了，那它在竞争的市场中就能够生存，获得大家的接受。这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一个标准假设，是暗含着的，没有写出来，但每一个人在做经济模型的时候都把这一点当作一个给定的前提。就像我前面讲到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二次世界大战后都想去赶超，政府会优先扶持一些企业的发展，但这些企业所处的行业并不符合这个国家的比较优势。那么在一个竞争的市场当中，这样的企业如果失去了政府的保护，即使管理得很好，也发展不下去。我把这样的企业称为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它必须有外在的扶持才能生存。
我认为研究发展经济学、转型经济学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发展中国家都在想，怎样才能很快从产业结构到技术结构上赶上发达国家呢？研究转型经济学时我们会看到，政府对企业有很多干预，可又希望市场能很快发挥作用。但如果你的发展没有按照比较优势，就会造成企业没有自生能力需要保护。当这些企业已经建立起来了以后，现在要转型的话，你如果不来提高它的自生能力，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这些企业全部垮掉，由此造成社会的混乱、政治的混乱、整个社会永远不得安宁，这样企业就不能发展。或者是，即使你把原来的国有企业表面上实行了私有化，但国家还是必须继续给予保护，那么这是换汤不换药，企业还是没有自生能力。
三农问题得靠城市消费解决
《商务周刊》：您过去关注了很多的“三农”问题，可这么多年找了很多办法解决农民的收入问题，为什么增长速度反而越来越慢？
林毅夫：改革以后，农民收入的增长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78年到1984年，农民收入的提高是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次性地造成积极性的提高，生产力的释放。第二阶段是从1985年以后，乡镇企业吸纳了1.2亿农村劳动力，使农民收入还在增加，他们是离土不离乡。进入到90年代以后，是农民工进城。当时大概有8000万到1亿农民工进城。这是第三阶段。
解决农民收入问题，长期有效或者说可持续的办法，只能是使农村劳动力不断地转移出来。其他的办法只能是局部有效或短期有帮助，但从长期和全局来讲不能有帮助。比如，提高农业生产率，第一个采用新技术的农民收入肯定会增加。但如果每一个人都采用了新技术的话，我们知道农产品的特性是价格弹性很大：增产一点就会使价格下落很多。这就形成所谓“谷贱伤农”、增产反而不增收的现象。调整农业结构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如果大部分的人是在农村，城市里这部分的消费就非常有限。就形成你生产什么东西，这东西马上就过剩的局面，这几年的情形就是这样。所以提高农民的收入问题也不能靠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来解决。还有给农民补贴，你今年给他补贴一点，他收入提高一点，但城里面的收入也在提高，所以差距还是在拉大。
《商务周刊》：您认为，为什么到了90年代末期的时候，“三农”问题开始变得那么严重？
林毅夫：分析一下，农业生产本身没有什么问题，这几年一直以高于5%的速度在增长。有问题的是农村和农民。这几年农民收入的增长比较缓慢，城乡收入的差距在扩大。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并不是城市人的收入增长得快了，从城市收入来讲，我们跟发达国家还有差距，根本原因在农民收入增长慢了。
农民收入增长慢的原因有很多，一个是90年代末城市出现了通货紧缩的问题，生产能力普遍过剩。这样新增的投资少，新增的就业机会少，农民要转移出来就难。第二，城市里的企业开工不足，甚至破产，造成的下岗失业人员还要向城市回流。第三，城市里面的企业出现生产过剩以后，过去的乡镇企业是在短缺经济里面建立起来的，技术、质量比较差，产品也能卖得出去。现在城市里面大量的东西都过剩了，也开始跟乡镇企业竞争，造成大量乡镇企业停工破产。那么离土不离乡这条船又回到老地方去了。也就是说，农村劳动力没有转移出来，甚至还有回流的。
所以，要解决农民收入增长过缓的问题，一定要解决城市里——也就是国民经济里面的通货紧缩问题。所谓过剩生产能力。你用不了。那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必须找到一个巨大的存量消费，也就是未满足的消费能力。消费者有支付能力，但因为政策性或结构性的原因，让他实现不了。
我认为在一般市场经济的国家里面，没有所谓存量消费的问题，只要消费者有支付能力，有需求，就可以实现。但在社会主义国家或在转型国家里，有四个方面的原因造成存量消费的形成。第一个是外资。过去我们不准外资直接进入国内投资、生产然后销售。现在加入WTO以后，外资可以直接进来，所以外资增加不少。第二个民营经济。我们过去民营经济发展不错，但是有些领域不许它们介入。那么，现在给民营企业国民待遇，按照两个“毫不动摇”，他们也能很好地发展，那么民营经济的投资也会增加。这两个是跟投资有关的，是存量投资，这部分钱过去不能投资。第三个方面跟城市消费心态有关。现在城市的一般消费都满足了，再上去就是比较高档和大型的，比如住房和汽车。这个一般应是由消费信贷来支持，市场经济国家都是这样。我们过去消费信贷做得不多。更重要的是农村消费。我们国家2/3的人还在农村，这个市场很大。造成农村消费水平低的原因，除了收入低以外，还有基础设施的缺乏。如果这些基础设施改善的话，农村的消费就有一个很大的潜力可以挖掘。
我觉得农村这部分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政府的支持。要解决当前的通货紧缩，继续施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必要的。但应该把更多的钱用在农村的基础设施上。如果能这样做的话，积极的财政政策就可以做到四两拨千斤，投资一点点，就可以启动很多需求。
得诺贝尔奖不是这一代人的事情
《商务周刊》：目前国际经济学界关注的前沿问题是什么？
林毅夫：他们可以关注他们的。国内的人喜欢谈前沿问题。我个人认为什么问题都是前沿问题。国外经济学界关心在他们那个社会里重要的问题。但是在他们那个社会里重要的问题，不一定能全面地解释所有的问题，或对相似的问题提出新的解释。我认为中国的问题也是前沿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对中国的问题做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的解释，那我们本土的问题也就成了前沿的问题。地球是圆的，每一个方向都可以成为一个前沿的方向。
《商务周刊》：现在很多国际知名经济学家，比如说一些诺贝尔奖得主都对中国经济很感兴趣。
林毅夫：中国目前有很多好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主流经济学理论很难解释的。比如我们的通货紧缩跟外国的就很不一样。当外国发生通货紧缩的时候，经济增长可能接近于零，甚至是负，而我们还维持7%的年增长。这是因为形成通货紧缩的原因不一样。一般外国出现通货紧缩通常是泡沫经济突然破灭，家庭财富急剧减少，所以消费减少，使得在高消费时期形成的生产能力变成过剩生产能力，物价大幅度下降。这就形成消费减少，投资减少，经济增长停滞或呈现负增长。我们这几年为什么物价不断下降，经济还维持较高的增长？外国人老觉得我们的数字是假的，其实并不见得。我觉得这些数字还是可信的。我们形成通货紧缩的原因不一样。这几年我们的消费水平并没有下降，那这个过剩生产能力是怎么来的？主要是在1992年以后，逐渐地出现投资过热。这些投资变成生产能力了，但是消费还是维持与原来大致相同的增长速度，所以形成过剩生产能力。这一过程中没有出现泡沫破灭，没有出现家庭财富减少。在投资方面，前期的投资过热导致现在的民间投资减少，但政府支持的投资又增加了，所以我们还可以保持7%—8%的增长速度。
很多现象，由于背后形成的机制不同，就可以形成新的理论。我觉得中国在经济学研究方面，问题很多，可以提出的新问题和新理论很多，可以称之为一个金矿。但我想我们现在挖金矿的手段还不够多。应该有一大批人认识到，任何理论其实都不是真理。任何理论都是用来解释学者所观察到的问题。国外的理论用来解释国外的问题。我们的问题跟国外的问题有些类似的地方，但也有不同的地方。
《商务周刊》：您曾经预言21世纪将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中国经济学家有望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您如何评价目前国内经济学研究的整体水平？我们中国的经济学家能解释有中国特色的经济问题吗？
林毅夫：应该有一大批学者有运用经济学最基本的方法来研究中国问题的自觉性，这样的人多了以后，会大大推动理论的发展。我觉得中国经济学研究整体水平还是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得诺贝尔奖不是这一代人的事情，可能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但我很有信心。
因为所谓理论的发展就是对新现象的解释；或是对看似相同的现象在不同机制下的解释。有更多的人来做这种创造性的工作，这是第一步。但并不是你创造出来，你就能拿诺贝尔奖。要拿诺贝尔奖，整个中国经济学研究还必须在国际经济学界产生足够的影响。前提是很多人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在这一过程中，有些人研究的或表达的某种现象，对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影响。这需要一两代甚至两三代的努力。
而且诺贝尔奖是靠投票的。通常一位经济学家很少说服另一位经济学家。经济学家只能说服他的学生。而能够参加投票的都是在国际上有地位的经济学家。每年该奖会向全世界发出1500封信，征询经济学家关于合格人选的投票。我了解的情况是，获得提名的经济学家有一半会投他自己；剩下的750张票会相对集中在某些人，但所谓相对集中也不过是获得几十张票或几张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谁会去投其他人的票？通常是学生投老师的票。那么中国人要想拿诺贝尔经济学奖我想需要几代人。某一代的老师教出很多学生，信奉他的学说，而且跟着他从事这样的研究，并且在国际上取得地位，进入到可以投票的圈子。那么他们可能会投老师的票。我最乐观的预计，这要到2030年以后，甚至到2050年以后。学术中心的转移需要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