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4月8日，日本青少年研究所公布了一项中日韩美四国高中生的调查。调查显示，日本高中生上课时打盹的比例最高，达45%，而中国学生打盹的仅有4%。
　　如果按照一个班50人计算，在日本的高中课堂上22人打盹，而在中国只有2个人打盹。就此，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出以下结论：中国的高中生太爱学习了，如报道所言，这充分反映出日本学生对学习的消极态度，中国学生的课堂学习行为是最积极的。
　　然而，这个结论和我们所了解的事实相去甚远。经历过高中时代的人大都清楚地知道，无论是重点学校、重点班，还是普通学校、普通班，一堂课上只有两三个同学打盹当是极其罕见的状况。亲戚朋友的孩子有读高中的，也可以当面问问，4%的“打盹率”是否可信。
　　各大论坛的相关帖子，也对这个超低的“打盹率”表示怀疑。这有两种可能：第一，采样不科学，接受调查的绝大多数是课堂上不打瞌睡的优秀学生；第二，中国学生接受调查时说谎了。
　　其实，当一份调查问卷摆在面前，或是接听一个电话调查时，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标准答案和诚实答案，具体而言，认真听讲是标准答案，而打盹则是诚实答案。中国的孩子，面对镜头、面对调查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倾向于选择标准答案。因此，可以说，4%的中国孩子打盹是标准答案，而45%的日本孩子打盹则是诚实答案。为什么日本孩子更愿意诚实回答问题？这背后有着社会文化、家庭环境和教育体制的多重影响。
　　《南方周末》曾以“会说谎的作文”为题，报道“中国人第一次被教会说谎是在作文中”。报道引述一位老师的话说：“我布置了一篇题为‘老师在我心中’的作文，发现同学们都写女老师小叶，无数惊天动地的壮举，比起孔老夫子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和叶老师同事这么久，怎么闻所未闻？孩子们的作文编得越来越离谱了，不是老师得癌症，就是父母死了。假话年年更新。”
　　没错，就是这样，实际上我们反思一下，难道我们不都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吗？有一次主持凤凰网的名博沙龙，我问嘉宾朱大可先生这个问题，他说，对，从我们的爸爸、妈妈开始编造各种各样的故事，那一天就是我们的蒙难日。从那天开始到现在，直到大学、研究生、博士生，我们不断地说谎，有时候想想很可悲，一个人其实最好的时光就是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博士结束，最好的生活时光是献给了一个说谎的时代。
　　朱大可回忆说，自己以前写作文的时候也撒谎，还每天写红色日记，写今天我又读了毛主席的哪段语录，非常感动，或者今天看了什么红色电影非常感动，全是千篇一律的，通常第一句是晴空万里、春光大好，诸如此类的空话、套话。那个日记每周都上交给班主任批，班主任会写评语，看红色日记写得是不是符合规则。
　　连战第一次访问大陆那一年，大陆孩子撒谎成为台湾笑谈。连战访问他西安的母校，校方組织了六个孩子，三个男孩三个女孩，戴着红领巾，在台上表演《连爷爷您回来了》诗朗诵，然后这六个孩子就开始朗诵，充满深情地说，“连爷爷您回来了，您终于回来了”，其实连战是谁他们也不知道，声情并茂。
　　连战的手下全部笑得前仰后合，就连战不敢笑，这件事情全台湾轰动，因为这些年台湾人民就再也没有看到这种场景，大开眼界。后来，台湾的议会开会，民进党把“连爷爷您回来了”做成手机铃声，就在开会的时候让他们打进来，拿这个手机给连战听。
　　想想我们自己，谁没在作文里撒过谎
　　相比而言，日本的孩子表现得更真实。
　　日本父母普遍重视培养幼儿的诚实品德。三四岁的孩子不慎打破了家中的花瓶，如果他勇于将事情和盘托出，不仅不会受到处罚，还会因为诚实而受到表扬。但是如果他拒不说出真相甚至嫁祸于人，则不可避免地会受到重罚，甚至强行要求将其零用钱或压岁钱作赔偿。奖惩如此分明，使得孩子从懂事开始就在心中树立起“以诚实为本”的信念。而在中国，父母更愿意给孩子一个美好的世界。少年作家蒋方舟就说：撒谎是中国父母的天职，粉饰世界为孩子维系一个无菌环境。
　　有时候，日本孩子的理想就是当个面包师，大人听了也赞许地点点头，而在中国，孩子往往有着宏伟的理想，不这样说就会被大人或老师小小地批评一下。久而久之，标准答案深深地烙在心中。冬奥会上周洋得了世界冠军之后，没有按照标准答案感谢国家，而是说父母可以过上好日子了，这句实话竟然引来全民赞佩，而后被迫改口，足见说实话要倒霉、说假话才能生存的糟糕的社会氛围。
　　反观日本，诚信教育几乎贯穿人的一生，在家庭中父母经常教育孩子“不许撒谎”；到学校里耳濡目染的也是“诚实”二字；在公司里，“诚信”几乎是普遍的经营理念。
　　我曾参加一次中日教育交流会，主持人要求双方列举本国教育的缺陷，中方开始商量说什么，当有人提出校园暴力、不尊敬师长等弊端时，立即遭到反对，理由是国际交往，要维护中国形象，不能“实话实说”。
　　谎言重复一千遍，不能变成真理。即使是无害的谎言，也是少说为佳，尤其是接受不记名调查时。
　　（摘自《差距》东方出版社 图/昵图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