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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比2009年变化很多。首先，“我开”小额信贷机构北京办公室的占地面积扩大了约6平方米。
在东四胡同的院子里，“我开”多了一间小长方形的会议室。2009年“我开”CEO魏可欣接受采访的时候，这里是房东堆放杂物的封闭库房，窗户上挂着破蛛网和枯叶碎片。现在这里装了暖气，自己用淡黄色油漆刷了墙壁，配备了些不同款的二手桌椅板凳，跟大办公室风格统一。大办公桌上的鱼缸里生活了一年的金鱼已下了小崽，原来院子里爬墙头的野猫，现在是油光水滑干干净净的家猫。
去年的这个时候，魏可欣说她希望2010年能够推出“我开”的中文网站、提高网站流量；而她现在在规划每年募款100万美元、帮助数十万人脱贫的目标。
一年的时间，“我开”的办公室多了两位网络技术工程师，可欣也有了自己的“幕僚长”和“新闻秘书”。
在办公室里侧的简易厨房，魏可欣会用小电器做饭，虽然其他人都不在办公室吃饭。
“她吃的非常简单。”“我开”中国区负责人张圣指着厨房台子上的几个塑料饭盒说，“就蒸米饭，白米，加上这种橘红色的有机大米，然后有的时候加点核桃，搁点盐，也没有菜。”
“这样比较健康，也不容易发胖。”可欣靠着厨房门，为自己辩护。
看不见的中国
魏可欣从22岁来北京到现在，4年过去中文已经非常老练，不仅能接受陈鲁豫的中文采访，还能跟操五湖四海方言的中国农民工交朋友。魏可欣最初到中国，是在清华参与一个发展研究项目，但她没成为北京CBD里那些拎公文包西装革履的外国白领，而是潜进了光鲜中国的里层，因为她的许多朋友是蝸居的农民工。
她去到内蒙古、四川、甘肃的田埂山坳里，寻找中国贫困线下想要改变命运的人们，联络世界各地愿意提供帮助的人。23岁的时候，魏可欣和在麦肯锡工作的美国女孩孟康妮两人，创建了针对边远农村贫困人口的“我开”小额贷款机构。
中国姑娘春苗并不知道自己在其中的作用。春苗遇到可欣的时候也是22岁。魏可欣当时刚到北京，每天都去租房附近的一个小饭馆解决吃饭问题，春苗是给可欣端菜的服务员，可欣会说中文，日子久了春苗跟她熟悉起来。
在那个小小的饭馆里，春苗就像“7-ELEVEN”便利店一样，一天工作16个小时，每周工作7天。不干服务员，她只能去工厂或者工地做体力活，不管去哪里做什么，春苗的工钱都不超过每月900元人民币。
“所以我决定要教会她英语，这样她就有可能去星级酒店或者星巴克这种地方工作，在职业选择上提高一个档次。”魏可欣回忆说，那时每天晚上都教春苗2小时英语。春苗非常好学，而且让可欣吃惊的是她很聪明，学得很快。可转折点毫无预兆地来了。
一天晚上，春苗在可欣对面坐下，对她说“我很喜欢跟你学英语，但家人催我赶快回老家结婚，这就是我的命，咱们都改变不了。你就像我在北京的大姐一样，但是你也只能为我做这么多了”。
坐在春苗对面的沙发里，可欣很受冲击，但她知道春苗说的是事实。可欣和春苗这两个同岁女孩的区别，在于她们降生的时候，一个生在中国四川农村，一个生在美国加州的奥克兰。可欣的父亲年轻时得到帮助从学徒奋斗成为企业家，而春苗的父母没有这样的机会。太多太多春苗这样迁移到城市却依然无法谋生的人，只能静悄悄地回到她们穷困的起点。
魏可欣对中国有很敏感的观察：“当我们想到中国的时候，我们想到一个不断膨胀的经济体，北京上海到处都是写字楼。可是还有我们看不见的另一个中国，在那里有超过一亿两千万像春苗这样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农民工，数量相当于美国人口的40%。”
魏可欣想如果能让这些人都有份小产业，有奋斗的起点，事情就会不同。
得道者，多助
如何能最好的减贫和促进发展，是魏可欣来中国时带着的问题。不同人和不同群体对此有各自的认识和模式，比如慈善已在而今中国成为一种时尚。但魏可欣认为慈善不是长久之计，还会助长懒惰消极。
“现在中国是在一个关键的历史时间点上，要么收入鸿沟越拉越大最终不可逆转，把数千万人永远抛弃在贫困中，要么是通过微型贷款等方式让最穷的农村经济发展起来，扭转这个趋势。”魏可欣说，对最穷的中国人而言，第一要务不是施舍，而是给他们机会。
在与地方NGO组织大量交谈和研究数据之后，魏可欣非常确信，“小额贷款这种可持续的援助模型，是我所知唯一靠得住的消除贫困的方式。只有这样才能让从出生就弱势的人群获得再一次拉平差距的机会，对贫困人口基数巨大的中国尤其适用。”
而且小额信贷的迷人之处在于，哪怕只有一个人都可以做下去。魏可欣就从两个人开始，建立了现在拥有全球数千志愿者，4个地区分部和数百万捐款的机构，帮助了数百人开办了养殖种植的家庭小产业，借钱的农民还款率都在99.5%以上。
2009年下半年，“美国24岁姑娘发贷款扶贫”的故事吸引了几十家中美新闻媒体。2010年曝光率少了很多，但“我开”继续在做事。
除了发展更多的地方合作伙伴帮助发放回收贷款之外，魏可欣去很多地方演讲和宣传，不久前拿到了台湾一家基金会10万美元的支持。这笔钱使得魏可欣能聘请拿工资的全职人员打理网站、管理志愿者和策划宣传。
“我开”现在的技术总监，本·班森（Ben Benson）11岁开始编程，14岁就接美国政府委托的业务，超过20年的时间里不管是刚起步的小公司还是大银行、世界500强，他都曾经为他们提供过服务。魏可欣认为自己撞了大运，随机在网上贴的招聘广告，让本加入了团队，“他真是百万里挑一的天才”。
现在每一笔捐款流转于哪位贷款人，贷款人的生产状况都全透明地在“我开”网站上公布和实时更新，你可以看见自己一笔20美元的捐款和其他人的捐款加在一起，兑现成农妇抱回家的新猪仔。“我开”还有自己的博客、网络社区，经常上传工作视频。
更多的人了解和加入“我开”。主管人事常务工作的“幕僚长”迷晓兰（Julia Meek）原来在英国的NGO工作。她经常被邮件惊到，“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主动来帮助我们。”最近一次，一个北京律师发来邮件，表示愿意志愿服务，帮助“我开”处理在中国的法律事宜。
“我开”有名义上的董事会，由魏可欣的家族靠人脉请到。可欣每次回美国，都与董事们见面。董事会测算“我开”的商业模型后认为，只要能够达到每年300万美元的筹款能力，“我开”就能实现资金循环、永续运作。
魏可欣非常骄傲地表示：“现在已经朝这个目标前进了五分之一。”
可欣在中国有自己的事业之后，每年回家四五次，回去有很多的会见和演讲日程。她很恋家也很爱父母，在家很喜欢做饭和陪母亲四处走，她还是家庭聚餐爱好者。周末的时候，一家人喜欢开很久的车去一个能够俯瞰旧金山湾的餐馆吃饭，或者是去有机超市买蔬菜。
二十年后说
魏可欣反复说，她认识的人中最勤劳最有企业家精神的，就是来寻求贷款的农村人，“他们愿意把一切都用来投资小生意，想让家人生活得更好。他们这样做，需要很大的勇气。”
贷款人付亚军，总让魏可欣想到现已失去联系的春苗。
付亚军是个年轻妈妈，她过去跟春苗一样没有休息日地工作。她跟丈夫两人每天这样工作，才能让两个孩子有饭吃，他们不购物、不生病，因为承受不起。
几年前，夫妇两人在一个蘑菇种植场里打工，学会做蘑菇生意。夫妻俩攒了两年钱之后，自己搞了个小种植场。但是种植场很快遇到了规模瓶颈，扩大规模能显著提高收益，倘若发展得好，两个儿子将来有可能上得起大学。但关键是，他们手上没闲钱。付亚军幸运地听说了“我开”，贷了600美元（不足4000人民币）购买原材料。而这样实用的小数额贷款，银行懒得做，政府也做不来。
第一次贷款之后，付亚军的蘑菇养殖走上正轨。现在付亚军借了第二笔数额更大的贷款，来自全球的20位捐赠人一起提供了这笔贷款，魏可欣本人就是其中之一。在付亚军的计划中，用不了三五年她家的生活就能“完全变样”，孩子们未来能接受高等教育变成城市人。
魏可欣会说一句中国古语，“授人鱼不如授人以渔”。2010年《时代》杂志影响力百人评选中，克林顿提名瓦伦丁·艾伯，这个桶状身材的美国中年男人在海地地震后，孤身跑去海地教当地人养鱼，还负责收购和分销，帮海地人获得收入。
魏可欣以为自己和同事在做的，差不多也是这个意思，给想发展的人提供必须的资金、培训和支持，让他们自己成全自己。
魏可欣的蓝图不是一日之功，具有变革性的扶贫，要等到猪仔长大，蘑菇成熟。贷款人的后代能骄傲地说起父母如何改变命运的时候，才算是功德圆满。收获，需要5年，10年，甚至20年。
但变化说快也快，魏可欣相信时间，也相信中国变化的速度：“每次回美国几个星期之后回来，东四街上就会有两家餐馆要么新开张、要么关门或改了招牌。”
目前“我开”最大的问题，是作为海外机构还不能接受中国境内的人民币捐款。新年将至，在回答“如果可以实现三个愿望会想要什么”的时候，魏可欣说：
“第一，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可以合作的中国机构，让‘我开’能够吸收人民币捐款；第二，希望‘我开’覆盖全中国每一个省份，每年有超过100万捐款人（最好多数是大城市年轻人）参与，能帮助到数以十万计的人；至于第三……”她大笑说，“希望我头发永远不变灰，脸上永远不长皱纹！”★
获奖理由★
魏可欣和同事们正在中国做的事，类似于中国成语“授人以渔”——给想发展的穷人提供必须的资金、培训和支持，让他们自己成全自己。这样的帮助才是最有价值的——它比给予单纯的金钱与物质更让人自尊自信自立。
人物简介：魏可欣（Casey Welson）生于美国加州的奥克兰，爱好跑步，珍惜身材，是有机食品忠实支持者。最喜欢的书是《伊甸之东》（East of Eden），它讲述了华人Lee与美国家庭共处的故事。
2007年，她和另一位美国女孩孟康妮一起创立的“我开”组织，通过网站在线募集来自全球的不限数额善款，通过与中国本地的NGO组织合作发放和回收小额贷款。
从兩个人开始，到现在拥有全球数千志愿者，4个国际分部和数百万捐款的正式机构，魏可欣用一天13小时的工作和无私赤诚的人格魅力，赢得了身边人的爱戴和支持。
言论：
“我认识的人中最勤劳最有企业家精神的，就是来寻求贷款的农村人，他们愿意把一切都用来投资小生意，想让家人生活得更好。他们这样做，需要很大的勇气。”
在东四胡同的院子里，“我开”多了一间小长方形的会议室。2009年“我开”CEO魏可欣接受采访的时候，这里是房东堆放杂物的封闭库房，窗户上挂着破蛛网和枯叶碎片。现在这里装了暖气，自己用淡黄色油漆刷了墙壁，配备了些不同款的二手桌椅板凳，跟大办公室风格统一。大办公桌上的鱼缸里生活了一年的金鱼已下了小崽，原来院子里爬墙头的野猫，现在是油光水滑干干净净的家猫。
去年的这个时候，魏可欣说她希望2010年能够推出“我开”的中文网站、提高网站流量；而她现在在规划每年募款100万美元、帮助数十万人脱贫的目标。
一年的时间，“我开”的办公室多了两位网络技术工程师，可欣也有了自己的“幕僚长”和“新闻秘书”。
在办公室里侧的简易厨房，魏可欣会用小电器做饭，虽然其他人都不在办公室吃饭。
“她吃的非常简单。”“我开”中国区负责人张圣指着厨房台子上的几个塑料饭盒说，“就蒸米饭，白米，加上这种橘红色的有机大米，然后有的时候加点核桃，搁点盐，也没有菜。”
“这样比较健康，也不容易发胖。”可欣靠着厨房门，为自己辩护。
看不见的中国
魏可欣从22岁来北京到现在，4年过去中文已经非常老练，不仅能接受陈鲁豫的中文采访，还能跟操五湖四海方言的中国农民工交朋友。魏可欣最初到中国，是在清华参与一个发展研究项目，但她没成为北京CBD里那些拎公文包西装革履的外国白领，而是潜进了光鲜中国的里层，因为她的许多朋友是蝸居的农民工。
她去到内蒙古、四川、甘肃的田埂山坳里，寻找中国贫困线下想要改变命运的人们，联络世界各地愿意提供帮助的人。23岁的时候，魏可欣和在麦肯锡工作的美国女孩孟康妮两人，创建了针对边远农村贫困人口的“我开”小额贷款机构。
中国姑娘春苗并不知道自己在其中的作用。春苗遇到可欣的时候也是22岁。魏可欣当时刚到北京，每天都去租房附近的一个小饭馆解决吃饭问题，春苗是给可欣端菜的服务员，可欣会说中文，日子久了春苗跟她熟悉起来。
在那个小小的饭馆里，春苗就像“7-ELEVEN”便利店一样，一天工作16个小时，每周工作7天。不干服务员，她只能去工厂或者工地做体力活，不管去哪里做什么，春苗的工钱都不超过每月900元人民币。
“所以我决定要教会她英语，这样她就有可能去星级酒店或者星巴克这种地方工作，在职业选择上提高一个档次。”魏可欣回忆说，那时每天晚上都教春苗2小时英语。春苗非常好学，而且让可欣吃惊的是她很聪明，学得很快。可转折点毫无预兆地来了。
一天晚上，春苗在可欣对面坐下，对她说“我很喜欢跟你学英语，但家人催我赶快回老家结婚，这就是我的命，咱们都改变不了。你就像我在北京的大姐一样，但是你也只能为我做这么多了”。
坐在春苗对面的沙发里，可欣很受冲击，但她知道春苗说的是事实。可欣和春苗这两个同岁女孩的区别，在于她们降生的时候，一个生在中国四川农村，一个生在美国加州的奥克兰。可欣的父亲年轻时得到帮助从学徒奋斗成为企业家，而春苗的父母没有这样的机会。太多太多春苗这样迁移到城市却依然无法谋生的人，只能静悄悄地回到她们穷困的起点。
魏可欣对中国有很敏感的观察：“当我们想到中国的时候，我们想到一个不断膨胀的经济体，北京上海到处都是写字楼。可是还有我们看不见的另一个中国，在那里有超过一亿两千万像春苗这样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农民工，数量相当于美国人口的40%。”
魏可欣想如果能让这些人都有份小产业，有奋斗的起点，事情就会不同。
得道者，多助
如何能最好的减贫和促进发展，是魏可欣来中国时带着的问题。不同人和不同群体对此有各自的认识和模式，比如慈善已在而今中国成为一种时尚。但魏可欣认为慈善不是长久之计，还会助长懒惰消极。
“现在中国是在一个关键的历史时间点上，要么收入鸿沟越拉越大最终不可逆转，把数千万人永远抛弃在贫困中，要么是通过微型贷款等方式让最穷的农村经济发展起来，扭转这个趋势。”魏可欣说，对最穷的中国人而言，第一要务不是施舍，而是给他们机会。
在与地方NGO组织大量交谈和研究数据之后，魏可欣非常确信，“小额贷款这种可持续的援助模型，是我所知唯一靠得住的消除贫困的方式。只有这样才能让从出生就弱势的人群获得再一次拉平差距的机会，对贫困人口基数巨大的中国尤其适用。”
而且小额信贷的迷人之处在于，哪怕只有一个人都可以做下去。魏可欣就从两个人开始，建立了现在拥有全球数千志愿者，4个地区分部和数百万捐款的机构，帮助了数百人开办了养殖种植的家庭小产业，借钱的农民还款率都在99.5%以上。
2009年下半年，“美国24岁姑娘发贷款扶贫”的故事吸引了几十家中美新闻媒体。2010年曝光率少了很多，但“我开”继续在做事。
除了发展更多的地方合作伙伴帮助发放回收贷款之外，魏可欣去很多地方演讲和宣传，不久前拿到了台湾一家基金会10万美元的支持。这笔钱使得魏可欣能聘请拿工资的全职人员打理网站、管理志愿者和策划宣传。
“我开”现在的技术总监，本·班森（Ben Benson）11岁开始编程，14岁就接美国政府委托的业务，超过20年的时间里不管是刚起步的小公司还是大银行、世界500强，他都曾经为他们提供过服务。魏可欣认为自己撞了大运，随机在网上贴的招聘广告，让本加入了团队，“他真是百万里挑一的天才”。
现在每一笔捐款流转于哪位贷款人，贷款人的生产状况都全透明地在“我开”网站上公布和实时更新，你可以看见自己一笔20美元的捐款和其他人的捐款加在一起，兑现成农妇抱回家的新猪仔。“我开”还有自己的博客、网络社区，经常上传工作视频。
更多的人了解和加入“我开”。主管人事常务工作的“幕僚长”迷晓兰（Julia Meek）原来在英国的NGO工作。她经常被邮件惊到，“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主动来帮助我们。”最近一次，一个北京律师发来邮件，表示愿意志愿服务，帮助“我开”处理在中国的法律事宜。
“我开”有名义上的董事会，由魏可欣的家族靠人脉请到。可欣每次回美国，都与董事们见面。董事会测算“我开”的商业模型后认为，只要能够达到每年300万美元的筹款能力，“我开”就能实现资金循环、永续运作。
魏可欣非常骄傲地表示：“现在已经朝这个目标前进了五分之一。”
可欣在中国有自己的事业之后，每年回家四五次，回去有很多的会见和演讲日程。她很恋家也很爱父母，在家很喜欢做饭和陪母亲四处走，她还是家庭聚餐爱好者。周末的时候，一家人喜欢开很久的车去一个能够俯瞰旧金山湾的餐馆吃饭，或者是去有机超市买蔬菜。
二十年后说
魏可欣反复说，她认识的人中最勤劳最有企业家精神的，就是来寻求贷款的农村人，“他们愿意把一切都用来投资小生意，想让家人生活得更好。他们这样做，需要很大的勇气。”
贷款人付亚军，总让魏可欣想到现已失去联系的春苗。
付亚军是个年轻妈妈，她过去跟春苗一样没有休息日地工作。她跟丈夫两人每天这样工作，才能让两个孩子有饭吃，他们不购物、不生病，因为承受不起。
几年前，夫妇两人在一个蘑菇种植场里打工，学会做蘑菇生意。夫妻俩攒了两年钱之后，自己搞了个小种植场。但是种植场很快遇到了规模瓶颈，扩大规模能显著提高收益，倘若发展得好，两个儿子将来有可能上得起大学。但关键是，他们手上没闲钱。付亚军幸运地听说了“我开”，贷了600美元（不足4000人民币）购买原材料。而这样实用的小数额贷款，银行懒得做，政府也做不来。
第一次贷款之后，付亚军的蘑菇养殖走上正轨。现在付亚军借了第二笔数额更大的贷款，来自全球的20位捐赠人一起提供了这笔贷款，魏可欣本人就是其中之一。在付亚军的计划中，用不了三五年她家的生活就能“完全变样”，孩子们未来能接受高等教育变成城市人。
魏可欣会说一句中国古语，“授人鱼不如授人以渔”。2010年《时代》杂志影响力百人评选中，克林顿提名瓦伦丁·艾伯，这个桶状身材的美国中年男人在海地地震后，孤身跑去海地教当地人养鱼，还负责收购和分销，帮海地人获得收入。
魏可欣以为自己和同事在做的，差不多也是这个意思，给想发展的人提供必须的资金、培训和支持，让他们自己成全自己。
魏可欣的蓝图不是一日之功，具有变革性的扶贫，要等到猪仔长大，蘑菇成熟。贷款人的后代能骄傲地说起父母如何改变命运的时候，才算是功德圆满。收获，需要5年，10年，甚至20年。
但变化说快也快，魏可欣相信时间，也相信中国变化的速度：“每次回美国几个星期之后回来，东四街上就会有两家餐馆要么新开张、要么关门或改了招牌。”
目前“我开”最大的问题，是作为海外机构还不能接受中国境内的人民币捐款。新年将至，在回答“如果可以实现三个愿望会想要什么”的时候，魏可欣说：
“第一，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可以合作的中国机构，让‘我开’能够吸收人民币捐款；第二，希望‘我开’覆盖全中国每一个省份，每年有超过100万捐款人（最好多数是大城市年轻人）参与，能帮助到数以十万计的人；至于第三……”她大笑说，“希望我头发永远不变灰，脸上永远不长皱纹！”★
获奖理由★
魏可欣和同事们正在中国做的事，类似于中国成语“授人以渔”——给想发展的穷人提供必须的资金、培训和支持，让他们自己成全自己。这样的帮助才是最有价值的——它比给予单纯的金钱与物质更让人自尊自信自立。
人物简介：魏可欣（Casey Welson）生于美国加州的奥克兰，爱好跑步，珍惜身材，是有机食品忠实支持者。最喜欢的书是《伊甸之东》（East of Eden），它讲述了华人Lee与美国家庭共处的故事。
2007年，她和另一位美国女孩孟康妮一起创立的“我开”组织，通过网站在线募集来自全球的不限数额善款，通过与中国本地的NGO组织合作发放和回收小额贷款。
从兩个人开始，到现在拥有全球数千志愿者，4个国际分部和数百万捐款的正式机构，魏可欣用一天13小时的工作和无私赤诚的人格魅力，赢得了身边人的爱戴和支持。
言论：
“我认识的人中最勤劳最有企业家精神的，就是来寻求贷款的农村人，他们愿意把一切都用来投资小生意，想让家人生活得更好。他们这样做，需要很大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