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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验显示，商业银行资产质量呈现周期性波动，并且与宏观经济周期有较强反向相关性。信贷规模顺周期扩张行为，后景气时期企业偿债能力与负债成本错位，也对银行资产质量造成压力。资产价格自高位快速回落往往成为资产质量恶化的导火索，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是其中典型情形，波及面最为广泛，影响最为深远。
影响银行业资产质量的宏观要素
经济增长与资产不良率逆相关。经济周期与银行业资产质量的相关度较高，经济环境变化是决定客户违约率的最重要变量。理论研究与实践均证明：在经济高涨期，企业经营良好，利润水平较高，同时贷款抵押品价值也较高，银行贷款的资产质量向好。而当经济进入萧条期后，以上因素发生逆转，贷款违约率出现提升，而且这一逆向规律在危机时期表现尤为突出。数据显示，在经济快速下滑的阶段，单位GDP的变化将引发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反向变动0.5%左右（见表1）。
美国：从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美国经历了3次经济体调整（见图1），分别是：（1）1989～1991年，美国经历了2年的经济衰退，GDP增速由3.8%下滑至－0.6%，商业贷款（主要是商业和工业贷款）不良率由1989年第三季度的1%上升至1991年第三季度的1.7%；（2）2000～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令美国经济增速由4.8%快速下滑至0.2%，商业贷款不良余额在3年内增长约519亿美元，相当于期初贷款余额的4.7%，不良率由0.6%升至1.1%；（3）2008年以来的次级贷款危机，GDP增速从2007年末的2.3%下滑至2009年中期的－4%，不良贷款率上升超过2个百分点。
日本：在经济历经上个世纪80年代的泡沫破灭后，由于当时日本政府对银行业管理的滞后，使得不良贷款暴露历经了相当长时间，学界也认为这种处理方式延缓了日本经济的复苏。不良率从1992年开始暴露，在2003财年达到8.6%的公布高点。2001～2002财年期间，GDP增速从2.6%降为下滑0.8%，不良率从6.8%升至8.6%（见图2）。
亚太国家与地区：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国香港地区GDP增速由7.2%的顶点快速滑落至－8.1%，银行业的不良率则由2.1%升至高点时的10.6%。相当于GDP每变动1个百分点，不良率将反向变动0.56个百分点。与香港地区类似，我国台湾地区在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期间，GDP增速由6.5%大幅下滑至－4.6%，不良率则由4%攀升至最高点的8.8%。GDP增速与不良率之间的弹性系数大约等于0.6。同时，泰国、菲律宾、韩国等国的银行业资产质量对GDP增速下滑的敏感度高于发达经济体。
信贷的顺周期性是银行资产质量周期形成的另一重要原因。美国1955年以来的数据显示，贷款与经济增长呈同周期变化，相关系数为0.57。在货币供应提速、信贷大量投放的过程中，起初企业偿付能力因充裕流动性有所增强，但持续宽松环境容易激励企业高估投资需求而过度负债，或信贷资金失去实际项目支撑，流入资产交易环节，最终在信贷收紧后导致企业资金链承压。实证检验发现快速的信贷增长与随后的不良资产率成正相关关系，即经济景气时期发放的贷款的违约率高于低信贷增长率时期发放的贷款。一般情况下，不良资产高峰与信贷高峰间隔2～4年，这使得银行的经营者和短期投资者愿意通过当前的信贷扩张获得短期收益。
后景气时期企业偿债能力下降推动资产质量下行。高利率会加重债务人付息负担，降低其偿债意愿。前者主要体现为企业在经营不利情况下偿付能力不足，而后者更多体现为居民在降息预期下偿付意愿缺失。虽然经营困难、收入下降的企业和居民不太可能主动进行高息负债，但利率调整滞后于宏观经济造成错位，后景气时期偿债能力与负债成本将发生偏离，从而使银行资产质量承压。
资产价格下跌是银行资产质量恶化的导火索。在所有银行资产质量严重恶化的案例中往往都伴随泡沫破裂、资产贬值、流动性紧张，无论这些资产是有形的（房产、土地）还是无形的（专利、股权及其他衍生品等），直接原因是它们作为信贷抵押物，无法在短期内有效处置清收，最终使偿付压力传导至银行端，形成金融体系危机。下面逐一对日本、香港地区、美国三次房地产泡沫破灭进行分析：
日本银行业在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强劲的增长。1980～1989年日本金融机构信贷余额年均增长11.4%。信贷扩张主要投放于房地产业（包括房地产贷款和按揭贷款），十年间房地产投资平均增速高达21.6%，占同业固定资产投资超过55%。作为国民经济命脉的房地产业出现崩溃后，资产质量问题迅速向全社会蔓延，并造成经济陷入全面衰退。
自1985年香港地区房地产市场复苏，至1997年房价上升近10倍。1997年达到顶点后泡沫破灭。从1998年到2001年，香港地产价格指数累计下跌约30%，其按揭违约率从0.2%上升到1.4%，上升了120bp，导致大量负资产人士产生，房地产市场进入连续6年的调整期。
美国次贷危机期间，资产质量压力自CDO等衍生品向一般生产领域蔓延。2005～2007年，美国房地产价格下跌了30%，同期利率也从2.25%升至4.25%。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房地产止赎率比率自1.5%上升到2.84%，上升幅度约80%。在2008年美国最大四家银行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中，超过一半规模用于覆盖居民消费信贷损失（主要为住房按揭贷款违约）。
国内经济运行周期与银行业不良贷款
20年银行业不良贷款形成分为两个高增期和两个微增期。第一个高峰是在1991～1993年，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比率从1990年的10%左右上升到1992年的15%左右，1993年又急升至20%左右。第二个高峰是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再次急剧上升。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资料，1998年中期，我国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约占全部贷款余额6.6万亿元的25%。从2000年末到现在，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总余额和不良贷款的比例开始保持“双下降”（见图3）。在2004年由于宏观调控，出现了第一个不良微增期，但同期不良贷款的剥离因素掩饰了新增不良。第二个不良微增期为2008年末，但2009年宽松的货币政策很快逆转了这一趋势。截至2011年年末，我国主要商业银行不良余额4279亿元，不良率1.0%，拨备覆盖率278%，无论从不良余额还是不良贷款率指标看，银行业不良贷款正处于周期性底部区域。
历史上，银行业不良贷款的大幅下降较大程度依赖针对国有及政策性银行的三次大规模剥离。三次剥离共计3.3万亿元，几乎减少行业的不良贷款70%以上。第一次是在1999年。新成立的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对口全额接收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及国家开发银行的不良贷款1.4万亿元。这次剥离于2000年6月基本结束。第二次是在2004～2005年。在交通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的股份制改革过程中，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共接收约1.2万亿元不良贷款。这次剥离于2005年6月基本结束。第三次是在2008年4季度。在农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过程中，公司剥离0.82万亿元不良贷款。
中国银行业的不良变迁既有历史形成的原因，也有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总体来说，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历史上所形成的不良资产，很大部分是代政府部门为制度改革付费。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外部体制性因素的影响程度在逐步下降，宏观经济波动导致不良资产的影响在增强。在新的经济环境下，商业银行对经济活动的反应更加敏感。
经济周期对银行不良率影响
我国经济波动20世纪90年代以后按照经济的波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周期。第一个周期是在1992～1994年，全国金融秩序混乱，房地产过热，由于信贷膨胀造成整个经济过热，导致1995～1997年进行调控紧缩出现了较大规模的不良贷款。第二个周期起始于2003年6月份的经济过热，主要是部分行业过度投资、投资膨胀，引发了2004年的政策收缩微调。第三个周期是金融危机以来的信贷大量投放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造成通胀压力增加，引致2010年起的货币紧缩政策。经验表明，最多的不良贷款出现往往与整体经济的波动直接相关，单位GDP下降会导致银行不良率提升0.35%～0.5%，当经济增长速度低于6%时，银行业不良规模会出现较明显的上升。
紧缩性财政政策降低资产质量
理论上讲，中国财政与金融制度安排的交错关系决定了金融风险和财政风险相互影响，很多基础项目仍由财政负担，从而形成了政府融资平台借款，在扩张财政政策期，信贷资金的财政化增加了货币需求总量，而交替而来的紧缩期，由财政支出下降，使原有借贷关系下形成的政府债务风险进入高发期。这其中，主要影响因素在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融资成本与支付的现金流状况，在本轮调整中，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将随着借款重组、展延期限等方式，偿债现金流压力将大幅度降低。
间接融资体系主导下信贷紧缩期不良率压力较大
我国的金融市场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特征，近10年来虽然资本市场大幅度发展，但信贷仍占全部融资方式的88%，占社会融资总规模的63%。虽然这种间接融资为主的模式，为集中资金支持经济高速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过度依靠银行信贷，也增加了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和不良债权产生的可能性。10年来我国银行共经历了3次货币条件紧缩，均对银行业资产质量形成压力。其中2004年，M2同比增长由年初的19.6%下降到14.6%，回落5个百分点；M1增速由年初的18.7%下降到13.6%，回落5.1个百分点；此时银行业不良贷款在第三季度出现反弹压力，扣除股改剥离因素影响外，行业不良额上升近4000亿元。在本轮调控，信贷增长与货币供应量持续收缩，将会对行业资产质量产生负面冲击。
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增加偿债压力。经济增长与货币环境共同影响企业经营状况，进而影响企业的信用风险大小。在经济扩张期过后，企业资产负债表扩张过快产生较大的偿债压力，同时经济放缓也使得企业经营活动放缓。在我国历史上，反映企业运营能力的经营性现金流指标（见图4）和反映偿债能力的利息保障倍数（见图5）指标分别在2002～2003年、2007～2008年出现下降，前两轮周期中，对银行业资产质量构成小幅负贡献。2010年调控以来以上两项指标也出现下滑趋势，同时，存货周转率指标下降到1%附近，反映产能过剩问题尤其突出，企业实际贷款利率达到7.5%高位，资金成本高企加剧了企业偿债风险。
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的特征
不良贷款区域分布西高东低，外向型省份面临压力
我们通过2005～2010年各省的不良率数据观测我国不良贷款的区域分布，发现不良贷款整体呈现“西高东低”的特征。长三角地区不良率显著低于其他地区，此外沿海的福建、广西以及海南岛的不良率也较低。内陆地区之中，资源型省份宁夏和内蒙古以及直辖市重庆的不良率堪比长三角地区。不良率较高的省份中，西藏、青海仍然高于2.5%，其中西藏超过4%，西南大省四川的不良率接近2%。山西和甘肃的不良率高于周边省份，处于1.5%以上。这些年，各省的不良率稳步下降，其中，海南及东北三省地区降速最快，从2005年的20%左右迅速将至1%左右。
地域的经济环境因素是解释我国不良资产区域不平衡的首要变量，可以解释现有的银行不良资产的70%；而银行自身的产权、公司治理结构和经营管理不善等只是第二变量，只能解释银行不良资产的30%。不良贷款较低的地区，或经济增速均较快，如内蒙古、重庆；或机构众多、金融业发达，如长三角地区；或政策较为自由，如海南省。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发展速度虽然在近些年有了很大提升，但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金融机构网络分布密度仍落后于东部沿海省份。在本轮经济结构的调整中，产业转移和外部需求不畅导致经济外向型省份不良贷款出现较明显反弹，在珠三角、江浙地区中小企业不良贷款上升较快。
中小型金融机构不良率反弹压力较大
观察我国不同类型金融机构风险特征，2007年以来，继主要银行股份制改革后，农村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快速下行。截至2011年末，农商行不良率为1.6%，为近年来最低水平。同期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不良率分别为1.1%、0.6%和0.8%。相比其他机构，以农商行为代表的中小型金融机构风控体系相对薄弱，近年来虽受益于经济整体环境向好和规模扩张加速，但公司内部治理和风险文化方面尚未形成，比如“低频高额”的操作风险案件发生率占比超过行业八成。未来经济收缩时期，中小型金融机构无论在不良额还是在不良率方面，均面临较大的反弹压力。
中国银行业不良率预测
不良率上限为1.3%
虽然缺少我国经济大幅波动的情景数据，使得难于直接得到GDP增速下降时各企业的违约表现，但其变动仍有参考意义。选取前文所论述的银行危机的预警指标：经济增长减速、通货膨胀恶化、信贷增长过快（几个季度前）、财政状况恶化，预测银行资产质量变化，进而通过情景模拟测算我国银行业不良程度。数据显示，在温和情景下，2012年我国银行业不良率将升至1.28%。
长期均衡不良率在2%～3%
由于银行业不良贷款周期与宏观经济周期的较高相关性，宏观经济波动将显著影响不良贷款变化。分别对“十二五”期间经济增速进行情景假设：在中性条件下，以“十二五”期间GDP8%增速和不良资产率对GDP弹性为0.4计算，GDP增速下降2.5个百分点，可能导致银行业平均不良贷款率上升约在1%至2%左右。更为长期的观察，伴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GDP7.5%乃至更低的经济增长速度将逐步到来，商业银行不良率长期均衡水平仍有可能小幅提升，上升幅度取决于经济调整的力度及速度。
总结过去10年来部分国家的经济增长平均增速和不良率平均值发现，发达经济体不良贷款平均在2%～4%之间波动，而新兴经济体往往伴随着经济的高增长和资产质量的高波动性。统计显示，GDP经济增速每下降1个百分点，银行业利息收入增长率下降0.8个百分点，非利息收入增长率下降1.65个百分点，银行业的资本收益率下降2.4个百分点，随着行业盈利能力的下降，不良贷款生成与核销进入平稳期，可以预测我国银行不良率长期均衡水平将处于2%～3%。
（中信证券研究团队成员：朱琰，肖斐斐，王一峰，程，向启）
影响银行业资产质量的宏观要素
经济增长与资产不良率逆相关。经济周期与银行业资产质量的相关度较高，经济环境变化是决定客户违约率的最重要变量。理论研究与实践均证明：在经济高涨期，企业经营良好，利润水平较高，同时贷款抵押品价值也较高，银行贷款的资产质量向好。而当经济进入萧条期后，以上因素发生逆转，贷款违约率出现提升，而且这一逆向规律在危机时期表现尤为突出。数据显示，在经济快速下滑的阶段，单位GDP的变化将引发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反向变动0.5%左右（见表1）。
美国：从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美国经历了3次经济体调整（见图1），分别是：（1）1989～1991年，美国经历了2年的经济衰退，GDP增速由3.8%下滑至－0.6%，商业贷款（主要是商业和工业贷款）不良率由1989年第三季度的1%上升至1991年第三季度的1.7%；（2）2000～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令美国经济增速由4.8%快速下滑至0.2%，商业贷款不良余额在3年内增长约519亿美元，相当于期初贷款余额的4.7%，不良率由0.6%升至1.1%；（3）2008年以来的次级贷款危机，GDP增速从2007年末的2.3%下滑至2009年中期的－4%，不良贷款率上升超过2个百分点。
日本：在经济历经上个世纪80年代的泡沫破灭后，由于当时日本政府对银行业管理的滞后，使得不良贷款暴露历经了相当长时间，学界也认为这种处理方式延缓了日本经济的复苏。不良率从1992年开始暴露，在2003财年达到8.6%的公布高点。2001～2002财年期间，GDP增速从2.6%降为下滑0.8%，不良率从6.8%升至8.6%（见图2）。
亚太国家与地区：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国香港地区GDP增速由7.2%的顶点快速滑落至－8.1%，银行业的不良率则由2.1%升至高点时的10.6%。相当于GDP每变动1个百分点，不良率将反向变动0.56个百分点。与香港地区类似，我国台湾地区在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期间，GDP增速由6.5%大幅下滑至－4.6%，不良率则由4%攀升至最高点的8.8%。GDP增速与不良率之间的弹性系数大约等于0.6。同时，泰国、菲律宾、韩国等国的银行业资产质量对GDP增速下滑的敏感度高于发达经济体。
信贷的顺周期性是银行资产质量周期形成的另一重要原因。美国1955年以来的数据显示，贷款与经济增长呈同周期变化，相关系数为0.57。在货币供应提速、信贷大量投放的过程中，起初企业偿付能力因充裕流动性有所增强，但持续宽松环境容易激励企业高估投资需求而过度负债，或信贷资金失去实际项目支撑，流入资产交易环节，最终在信贷收紧后导致企业资金链承压。实证检验发现快速的信贷增长与随后的不良资产率成正相关关系，即经济景气时期发放的贷款的违约率高于低信贷增长率时期发放的贷款。一般情况下，不良资产高峰与信贷高峰间隔2～4年，这使得银行的经营者和短期投资者愿意通过当前的信贷扩张获得短期收益。
后景气时期企业偿债能力下降推动资产质量下行。高利率会加重债务人付息负担，降低其偿债意愿。前者主要体现为企业在经营不利情况下偿付能力不足，而后者更多体现为居民在降息预期下偿付意愿缺失。虽然经营困难、收入下降的企业和居民不太可能主动进行高息负债，但利率调整滞后于宏观经济造成错位，后景气时期偿债能力与负债成本将发生偏离，从而使银行资产质量承压。
资产价格下跌是银行资产质量恶化的导火索。在所有银行资产质量严重恶化的案例中往往都伴随泡沫破裂、资产贬值、流动性紧张，无论这些资产是有形的（房产、土地）还是无形的（专利、股权及其他衍生品等），直接原因是它们作为信贷抵押物，无法在短期内有效处置清收，最终使偿付压力传导至银行端，形成金融体系危机。下面逐一对日本、香港地区、美国三次房地产泡沫破灭进行分析：
日本银行业在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强劲的增长。1980～1989年日本金融机构信贷余额年均增长11.4%。信贷扩张主要投放于房地产业（包括房地产贷款和按揭贷款），十年间房地产投资平均增速高达21.6%，占同业固定资产投资超过55%。作为国民经济命脉的房地产业出现崩溃后，资产质量问题迅速向全社会蔓延，并造成经济陷入全面衰退。
自1985年香港地区房地产市场复苏，至1997年房价上升近10倍。1997年达到顶点后泡沫破灭。从1998年到2001年，香港地产价格指数累计下跌约30%，其按揭违约率从0.2%上升到1.4%，上升了120bp，导致大量负资产人士产生，房地产市场进入连续6年的调整期。
美国次贷危机期间，资产质量压力自CDO等衍生品向一般生产领域蔓延。2005～2007年，美国房地产价格下跌了30%，同期利率也从2.25%升至4.25%。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房地产止赎率比率自1.5%上升到2.84%，上升幅度约80%。在2008年美国最大四家银行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中，超过一半规模用于覆盖居民消费信贷损失（主要为住房按揭贷款违约）。
国内经济运行周期与银行业不良贷款
20年银行业不良贷款形成分为两个高增期和两个微增期。第一个高峰是在1991～1993年，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比率从1990年的10%左右上升到1992年的15%左右，1993年又急升至20%左右。第二个高峰是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再次急剧上升。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资料，1998年中期，我国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约占全部贷款余额6.6万亿元的25%。从2000年末到现在，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总余额和不良贷款的比例开始保持“双下降”（见图3）。在2004年由于宏观调控，出现了第一个不良微增期，但同期不良贷款的剥离因素掩饰了新增不良。第二个不良微增期为2008年末，但2009年宽松的货币政策很快逆转了这一趋势。截至2011年年末，我国主要商业银行不良余额4279亿元，不良率1.0%，拨备覆盖率278%，无论从不良余额还是不良贷款率指标看，银行业不良贷款正处于周期性底部区域。
历史上，银行业不良贷款的大幅下降较大程度依赖针对国有及政策性银行的三次大规模剥离。三次剥离共计3.3万亿元，几乎减少行业的不良贷款70%以上。第一次是在1999年。新成立的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对口全额接收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及国家开发银行的不良贷款1.4万亿元。这次剥离于2000年6月基本结束。第二次是在2004～2005年。在交通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的股份制改革过程中，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共接收约1.2万亿元不良贷款。这次剥离于2005年6月基本结束。第三次是在2008年4季度。在农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过程中，公司剥离0.82万亿元不良贷款。
中国银行业的不良变迁既有历史形成的原因，也有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总体来说，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历史上所形成的不良资产，很大部分是代政府部门为制度改革付费。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外部体制性因素的影响程度在逐步下降，宏观经济波动导致不良资产的影响在增强。在新的经济环境下，商业银行对经济活动的反应更加敏感。
经济周期对银行不良率影响
我国经济波动20世纪90年代以后按照经济的波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周期。第一个周期是在1992～1994年，全国金融秩序混乱，房地产过热，由于信贷膨胀造成整个经济过热，导致1995～1997年进行调控紧缩出现了较大规模的不良贷款。第二个周期起始于2003年6月份的经济过热，主要是部分行业过度投资、投资膨胀，引发了2004年的政策收缩微调。第三个周期是金融危机以来的信贷大量投放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造成通胀压力增加，引致2010年起的货币紧缩政策。经验表明，最多的不良贷款出现往往与整体经济的波动直接相关，单位GDP下降会导致银行不良率提升0.35%～0.5%，当经济增长速度低于6%时，银行业不良规模会出现较明显的上升。
紧缩性财政政策降低资产质量
理论上讲，中国财政与金融制度安排的交错关系决定了金融风险和财政风险相互影响，很多基础项目仍由财政负担，从而形成了政府融资平台借款，在扩张财政政策期，信贷资金的财政化增加了货币需求总量，而交替而来的紧缩期，由财政支出下降，使原有借贷关系下形成的政府债务风险进入高发期。这其中，主要影响因素在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融资成本与支付的现金流状况，在本轮调整中，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将随着借款重组、展延期限等方式，偿债现金流压力将大幅度降低。
间接融资体系主导下信贷紧缩期不良率压力较大
我国的金融市场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特征，近10年来虽然资本市场大幅度发展，但信贷仍占全部融资方式的88%，占社会融资总规模的63%。虽然这种间接融资为主的模式，为集中资金支持经济高速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过度依靠银行信贷，也增加了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和不良债权产生的可能性。10年来我国银行共经历了3次货币条件紧缩，均对银行业资产质量形成压力。其中2004年，M2同比增长由年初的19.6%下降到14.6%，回落5个百分点；M1增速由年初的18.7%下降到13.6%，回落5.1个百分点；此时银行业不良贷款在第三季度出现反弹压力，扣除股改剥离因素影响外，行业不良额上升近4000亿元。在本轮调控，信贷增长与货币供应量持续收缩，将会对行业资产质量产生负面冲击。
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增加偿债压力。经济增长与货币环境共同影响企业经营状况，进而影响企业的信用风险大小。在经济扩张期过后，企业资产负债表扩张过快产生较大的偿债压力，同时经济放缓也使得企业经营活动放缓。在我国历史上，反映企业运营能力的经营性现金流指标（见图4）和反映偿债能力的利息保障倍数（见图5）指标分别在2002～2003年、2007～2008年出现下降，前两轮周期中，对银行业资产质量构成小幅负贡献。2010年调控以来以上两项指标也出现下滑趋势，同时，存货周转率指标下降到1%附近，反映产能过剩问题尤其突出，企业实际贷款利率达到7.5%高位，资金成本高企加剧了企业偿债风险。
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的特征
不良贷款区域分布西高东低，外向型省份面临压力
我们通过2005～2010年各省的不良率数据观测我国不良贷款的区域分布，发现不良贷款整体呈现“西高东低”的特征。长三角地区不良率显著低于其他地区，此外沿海的福建、广西以及海南岛的不良率也较低。内陆地区之中，资源型省份宁夏和内蒙古以及直辖市重庆的不良率堪比长三角地区。不良率较高的省份中，西藏、青海仍然高于2.5%，其中西藏超过4%，西南大省四川的不良率接近2%。山西和甘肃的不良率高于周边省份，处于1.5%以上。这些年，各省的不良率稳步下降，其中，海南及东北三省地区降速最快，从2005年的20%左右迅速将至1%左右。
地域的经济环境因素是解释我国不良资产区域不平衡的首要变量，可以解释现有的银行不良资产的70%；而银行自身的产权、公司治理结构和经营管理不善等只是第二变量，只能解释银行不良资产的30%。不良贷款较低的地区，或经济增速均较快，如内蒙古、重庆；或机构众多、金融业发达，如长三角地区；或政策较为自由，如海南省。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发展速度虽然在近些年有了很大提升，但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金融机构网络分布密度仍落后于东部沿海省份。在本轮经济结构的调整中，产业转移和外部需求不畅导致经济外向型省份不良贷款出现较明显反弹，在珠三角、江浙地区中小企业不良贷款上升较快。
中小型金融机构不良率反弹压力较大
观察我国不同类型金融机构风险特征，2007年以来，继主要银行股份制改革后，农村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快速下行。截至2011年末，农商行不良率为1.6%，为近年来最低水平。同期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不良率分别为1.1%、0.6%和0.8%。相比其他机构，以农商行为代表的中小型金融机构风控体系相对薄弱，近年来虽受益于经济整体环境向好和规模扩张加速，但公司内部治理和风险文化方面尚未形成，比如“低频高额”的操作风险案件发生率占比超过行业八成。未来经济收缩时期，中小型金融机构无论在不良额还是在不良率方面，均面临较大的反弹压力。
中国银行业不良率预测
不良率上限为1.3%
虽然缺少我国经济大幅波动的情景数据，使得难于直接得到GDP增速下降时各企业的违约表现，但其变动仍有参考意义。选取前文所论述的银行危机的预警指标：经济增长减速、通货膨胀恶化、信贷增长过快（几个季度前）、财政状况恶化，预测银行资产质量变化，进而通过情景模拟测算我国银行业不良程度。数据显示，在温和情景下，2012年我国银行业不良率将升至1.28%。
长期均衡不良率在2%～3%
由于银行业不良贷款周期与宏观经济周期的较高相关性，宏观经济波动将显著影响不良贷款变化。分别对“十二五”期间经济增速进行情景假设：在中性条件下，以“十二五”期间GDP8%增速和不良资产率对GDP弹性为0.4计算，GDP增速下降2.5个百分点，可能导致银行业平均不良贷款率上升约在1%至2%左右。更为长期的观察，伴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GDP7.5%乃至更低的经济增长速度将逐步到来，商业银行不良率长期均衡水平仍有可能小幅提升，上升幅度取决于经济调整的力度及速度。
总结过去10年来部分国家的经济增长平均增速和不良率平均值发现，发达经济体不良贷款平均在2%～4%之间波动，而新兴经济体往往伴随着经济的高增长和资产质量的高波动性。统计显示，GDP经济增速每下降1个百分点，银行业利息收入增长率下降0.8个百分点，非利息收入增长率下降1.65个百分点，银行业的资本收益率下降2.4个百分点，随着行业盈利能力的下降，不良贷款生成与核销进入平稳期，可以预测我国银行不良率长期均衡水平将处于2%～3%。
（中信证券研究团队成员：朱琰，肖斐斐，王一峰，程，向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