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书社的市场策略直接产生了两个结果。第一是因为销路好，所以颇有获利。第二则是给石印书业带来了直接的威胁。
　　在这之前，石印书业与其他新书业基本不存在直接的竞争关系，大体上“井水不犯河水”。但是当新文化书社这样“剑走偏锋”，把用铅字排印、新闻纸印刷的平装本呈现在读者和书商面前的时候，传统石印本与铅字排印本之间的差距也就高下立判了。
　　第一，石印本书分册体量比较大，像《水浒》《红楼梦》这样的书，石印本往往需要分装十册八册。而铅印平装本至多装订三四册，读者携带便利。第二，铅印本所用新闻纸较之石印本所用有光纸更为经久耐看；有光纸则更薄易破损。第三，排印本增加了现代标点，段落分行，而且在宣传中也将此作为卖点。二十年代亚东图书馆曾出版标点本古典文学作品，风行一时。因此以标点断句为标榜，不但更加吸引了读者，也确实便利了一些读者的阅读。第四，上世纪30年代，国外大量倾销印刷纸，新闻纸的价格非常便宜，五百张一令不过三元；且上海的印刷机构很多，不仅可以赊纸，而且可以挂账，便利书商资金周转。所以平装本书的成本比较低廉。第五，正因为平装本成本低廉，书商本着“薄利多销”的原则，折扣力度也就可以更大，自然更加吸引消费者。另外，古籍不存在版权问题，所以并不是石印书局所独有，谁想印都可以。
　　有此几端，平装本自然风行；而相应的，石印本则大受冲击。《申报》1935年7月29日所载稜磨《一折书到乡村》感叹，“一折书的势力，一直钻到乡村来了，虽然乡下早已尽有人看报，而活版铅字排印的书，并不缺少，曾有少数人看到过，但铅字排印的书成为真正乡下人所接触的书，这还是第一次。”，并且断言，一折书完全吞并石印书，是必然的。1935年8月24日所载李衡之《出版界往何处去》称，“出版旧小说，因其读者对象最广，而且‘大鱼吃小鱼’，至少那些旧的石印书及书摊的生意是可以抢过来的”。平襟亚《上海滩的“一折八扣书”》（以下简称“平文”）也说：“铅印本夺取了石印本的销路，石印本自然淘汰了。”
　　现在，可以回到本文的正题，再来说说大达图书供应社了。大达的出现正是为了应对石印书所面临的严峻局面。当铅印本夺取了石印本的销路，造成广益、锦章这种老资格石印书局经营困难的时候，广益的掌门人魏炳荣意识到继续死守石印书市场几乎就是死路一条，于是当机立断，也要效仿新文化书社的套路，在这片新市场上跑马圈地。于是，他打出了“大达图书供应社”的牌子，专门印制銷售铅印本古籍。为什么不直接用广益的名号，而要改头换面一个新字号呢？我猜想恐怕是为了留有余地，毕竟相比老字号的广益，一个新字号牵绊更少，不容易引起同业间的是非争执，更容易“见机行事”。大达在正式亮相之后，借助广益的势力，便开始了奋起直追。“平文”称：“广益却以大达供应社名义日夜排印。好在自设铅印局，不消委托别家的，而且新文化早已出版了二三百种，广益不用请人标点，只消照它排印，以误传讹下去在所不论，于是不到一年，竟赶上了新文化。他们两家书店，就此旗鼓相当地竞争起来了。从照定价三折跌到两折，甚至一折半，大致批发多于门售，新文化销不过广益，但也没有败阵下来，彼此相持了一个时期。”“他们如机械式的完全不加以改进，但是由于价廉，贩卖者有厚利可获，以二折批去，五折六折卖给读者，利润在二倍以上，惊为奇迹。因此营业发展，无远弗届。各省各埠，同业汇款来批书的日益增加，每天盈千上万，日夜装箱打包，总是如办喜庆，忙个不停，且因来不及印造，繁销货常常断档，这是书业界空前未有的盛况，也是不正常的繁荣，这事发生于1935年。”而对比他们热火朝天的景象，“整个书业市场冷冷清清，渐趋于没落。商务、中华、开明、世界等尚可以教科书维持业务。其他小书店门可罗雀，往往口唤奈何，支持不下，门前扯起了秋季大廉价的旗子，直到年夜还没有落下。”（“平文”）徐柏容先生在其《书战：一折八扣——三十代书界回眸》中回忆说：“1935年前后的图书市场上，大达图书供应社的图书到处泛滥，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到了此时，新文化书社虽勉力相持，但终于声势不如大达图书供应社于下风。”
　　上面的记述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即一折八扣书的折扣并非开始就如此之底，而是在激烈的同业竞争中一路压下来的。实际上，除了新文化和大达的对阵之外，世界书局等一些书局见有利可图，也纷纷入场，“‘合购十部，大洋四元’的《三国志》《红楼梦》等翻印本，成了世界书局近日来的利市卖买”。
　　（《出版界往何处去》）看来用“书战”形容确也贴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