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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自巴门尼德始，形而上学经历了一个学科逐渐趋向成熟的过程，这一过程中黑格尔哲学将其推到了顶峰和完成。形而上学在现代哲学看来已落入不可自拔的理论窠臼，成为被诘难的标靶和被遗弃的对象。然而，痛贬形而上学学科化的种种时弊并不意味着形而上学本身超越性意义的终结，更不意味着哲学致思的终结。在马克思哲学中，形而上学是关于人的生存本性理解的形上视阈、本体论维度和哲学思维方式。
关键词 形而上学 哲学 袪魅 终结
〔中图分类号〕B01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1)01-0007-06
一、形而上学曾经的辉煌
在西方哲学史上，由前苏格拉底的“爱智”到苏格拉底的“哲学”再到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经历了一个学科逐渐趋向成熟的过程，而作为学科趋向成熟标志的“形而上学”则开启了古代哲学向近代哲学延续展开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西方哲学史就是一部形而上学史。斯特劳森在《分析与形而上学》中说：“关于逻辑与本体论或形而上学之间密切关系的普遍思想，就象千丝聚一线，横穿从亚里士多德至今的整个哲学史”。 ①
第一，巴门尼德的肇始。在形而上学史上，巴门尼德第一个将超越实证经验外的“存在”确立为哲学的研究对象，提出了“存在就是存在”、“思想与存在是同一的”②哲学原则，并运用特有的思辨话语形式开始了推理论证。在巴门尼德看来，自然哲学家们大都通过经验观察来寻求本原，而且常常把某一感觉经验的事物当作时间上在先的万物本原。其实，感觉经验的事物都是形形色色的具体事物，也都是虚妄的、不真实的，它们只是意见的对象，那是一个既存在又不存在且变动不居的领域——“非存在”。这种“非存在”既不能被思想也不能被述说，所以不可能形成普遍必然的知识。巴门尼德追问的则不是感觉经验的事物，也不是为寻求时间上在先的万物本原，而是宇宙万物最普遍、最一般的共相，即逻辑上在先的本质。“本质世界”是一个不生、不灭、不变、不动、唯一而真实的世界，它属于既终极无限又永恒不变的领域——“存在”，它构成了真理的对象。于是，巴门尼德奠定了西方哲学运用思想即超验的理性思维追究存在之本质共相、建构思辨形而上学的基本思路。
第二，苏格拉底的承接。在巴门尼德建构思辨形而上学基本思路的方向上，苏格拉底进一步把哲学的问题集中为存在“是什么”、“怎么样”的问题。像巴门尼德一样，苏格拉底关注的不是意见而是知识问题。在他看来，希腊文明正在衰落，能治病救国的良方就是知识。所以，他孜孜不倦地到处追问：美是什么、勇敢是什么、正义是什么等有关知识的问题。在苏格拉底看来，一个事物的个别实例总是相对的，并且处在生灭变化之中，但一个事物的普遍概念却是绝对的、永恒不变的，因为它是事物的本质共相，成为知识的对象，即能够运用理性思维，使用思辨话语，经过推理论证而加以思考和表述的对象。这就是关于存在“是什么”、“是如何”的问题。为解答这一问题，苏格拉底经常和人辩论。辩论中他通过问答形式，对话方式，且采取讥讽、助产术、归纳、定义四个步骤使对方纠正、放弃原来的错误观念并帮助人产生新思想。
第三，柏拉图的定格。和巴门尼德一样，柏拉图也把运动变化视为虚妄不实的东西。在他看来，感觉到的个别事物都是不断流动变化的，因而是转瞬即逝的、不真实的，只有“理念”才是永恒不变的、真实的“存在”。在柏拉图那里，所谓“理念”就是“由一种特殊性质所表明的类”，不过它并非单纯的抽象概念和逻辑上在先的本质规定，而是超越于个别事物之外并且作为其存在根据的客观实在。这里，柏拉图比巴门尼德更进了一步，他不仅把“存在”理解为从具体事物的共同性质抽象出来的一般概念，而且把它看作是自身独立存在的、“没有时间性的”精神实体，是比个别事物更客观、更实在的东西。个别事物只是感觉的对象，“理念”则是知识的对象。个别事物可感而不可知，“理念”则是可知而不可感。至于理念与事物之间的关系，柏拉图认为，可知的理念是可感的事物的根据和原因，可感的事物是可知的理念的派生物。他用“分有”和“摹仿”这两种方式来说明“理念”如何派生事物。显然，“理念”之为存在，已被披上客观化、绝对化的外衣，并被赋予实体化、终极化的地位。与此相适应，对“真实存在”的“理念世界”的认识和把握，只有依靠“理性”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也只有依靠“辩证法”才能建立“真正的科学”。这预示着哲学本体论从此正式拉开了自己在形而上学层面上运用抽象理性演绎“存在之为存在”的序幕，这就是后世所谓“理性本体论”或曰“理性形而上学”的发韧，其“理念”的存在和永恒且比个别事物更实在、更完美、甚至是唯一真正实在和完美实体的认同，也就是后世所谓“柏拉图主义”的滥殇。
第四，亚里士多德的成全。柏拉图的“理念论”理性主义地专注于解答存在“是什么”、“是如何”的问题，但在说明“理念”与事物之间的关系时却始终难以圆满解释事物究竟是怎样“分有”和“摹仿”“理念”而产生出来的。因为柏拉图坚持认为“理念”是独立于事物之外的真实存在，这就使任何关于“理念”与事物之间关系问题的回答成为不可能。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柏拉图的“理念论”存在着“理念”与事物之间“分离”的难题。亚里士多德反对把可感事物之外的存在（“理念”）当作真实的存在而置于形而上学的论域之中，始终坚持事物的“形式”——柏拉图称之为“理念”的东西——与事物密不可分，即存在于事物之中，明确主张可感事物作为“第一实体”的真实存在应纳入形而上学的视域之中予以考察。由此，关于存在的本体追问发生了思维转向，即从超感事物中追问存在的本体意义转向从可感事物中探寻存在的最高原因。应当说，亚里士多德带有经验主义色彩的“实体说”初次涉及并解答了“理念”与事物、本质与现象、理性与经验之间“分离”的难题，也为关于“存在”的实体化诠释模式的展开铺平了道路。尽管如此，亚里士多德毕竟是柏拉图的学生，也是“柏拉图主义”的传人。虽然他把可感事物当作“第一实体”并要求纳入形而上学的视域之中予以考察，但他在回答存在“是什么”、“是如何”的问题时，最终却回到了柏拉图。
第五，笛卡尔的沉思。笛卡尔曾把形而上学比喻为哲学大树的“根”，包括物理学在内的一切科学知识都是从这个“根”上生长出来的。根深才能枝繁叶茂，因此形而上学作为基础必须是坚实可靠的。然而，当时的形而上学不仅是一个相互撕杀的战场，而且也是一个模糊不清的领域。随着数学方法、几何概念的广为接受，形而上学缺乏清楚明白的基础概念，难以为一切科学知识的生长提供坚实可靠的支撑点即笛卡尔所说的“阿基米德点”的缺陷越发暴露无遗。不仅如此，由于缺乏清楚明白的基础概念，形而上学难以像数学一样由某一公理的真实可靠推导出整个理论体系的真实可靠，因而不断遭到怀疑论者的挑战和诘难。笛卡尔直面挑战，以拯救者的姿态展开了著名的“第一哲学沉思”，也就是“形而上学沉思”。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作为形而上学的“第一原理”，是为一切科学知识的生长确立了一个“阿基米德点”，但同时也为以反身思维、主体原则和理性精神为表征的“主体形而上学”即主体性哲学确立了一个“阿基米德点”。
第六，康德的情结。由于“独断论”的盛行，形而上学遭到了经验论的空前置疑，它的可靠性即科学性成了问题。康德说：如果形而上学是科学，“为什么它不能象其他科学一样得到普遍、持久的承认？如果它不是科学，为什么它竟能继续不断地以科学自封，并且使人类理智寄以无限希望而始终没有能够得到满足？”②③康德：《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163、160页。在康德的心目中，其实有一个“割不断，理还乱”的“形而上学情结”。他认为：“人类精神一劳永逸地放弃形而上学研究，这是一种因噎废食的办法，这种办法是不能采取的。世界上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有形而上学；不仅如此，每人，尤其是每个善于思考的人，都要有形而上学，而且由于缺少一个公认的标准，每人都要随心所欲地塑造他自己类型的形而上学”。②康德立誓要拯救形而上学！由于形而上学源自人类理性，是人类“理性的一种自然趋向”，③因此拯救形而上学，就归结为对理性本身进行反思，康德称此为“纯粹理性批判”：就是要对理性能力进行批判，就是要裁决形而上学是否可能，而裁决形而上学是否可能就是要根据某种原则对理性能力的根源、范围和界限加以说明和限定。
第七，黑格尔的完成。黑格尔说：“一个有文化的民族竟没有形而上学就象一座庙，其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黑格尔：《逻辑学》上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页。黑格尔一生致力于形而上学体系的构造，并使之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黑格尔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传统，将实体概念的拉丁语解释恢复到了希腊语解释。在黑格尔之前，形而上学家们通常将实体看作是外在于主体并与主体相对立的认识对象，好象人是认识主体，实体是认识对象，人与之相对而立，通过认识的方式才能把握它。在黑格尔看来，实体不是现成的对象，而是一个生成的过程；实体不是固定的支撑，而是一个本质的展开；实体既是认识对象，也是认识者，由此他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哲学命题：“实体即主体”。所谓“实体即主体”的意思是说，宇宙万物最高的本质或根据不仅是客观的实在，而且具有自己否定自己、自己认识自己、自己完成自己的能动性，因而是一个“活的实体”。实体作为主体的能动性，表现在它是纯粹的单纯否定性，即实体自己否定自己，将自己树立为对象，通过对象化自身的方式将自身之中的潜在因素外化出来，展开自身，然后通过自己认识自己来扬弃对象化所造成的差别、对立和矛盾，最终重新恢复自身的同一性。这样一来，实体的运动就是一个预设终点为起点，以终点为目的，自己完成自己的“圆圈”。至此，黑格尔一方面把哲学或形而上学变成了一个目的论的体系，另一方面把人类精神认识绝对的过程看作是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从片面到全面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终点就是一个将以往所有的哲学理论都包容于自身之中的“大全”，黑格尔哲学就是这个“大全”。
二、形而上学的理论窠臼
在哲学史上，形而上学曾经创造过种种理论的辉煌，但同时却陷入难以自拔的理论窠臼：
第一，柏拉图主义。海德格尔说：“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陈小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9页。柏拉图认同“理念”的存在和永恒且比个别事物更实在、更完美、甚至是唯一真正实在和完美实体，并把追求和表达这一实体当作哲学的全部任务和真理的圆满涵义。形而上学自产生以来，在不同的哲学家和派别中获得了不同的理论形式，但大都是“柏拉图主义”的翻版和变体，因为它们都承诺某种永恒不变的实体存在，只不过对柏拉图的“理念”作了各自不同的表述和改写而已。如怀特海所说： “两千五百年的西方哲学只不过是柏拉图哲学的一系列脚注而已”。转引自巴雷特：《非理性的人》，段德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82页。
第二，同一性逻辑。巴门尼德最早开创了一条追问纯粹存在的“真理之路”，即先验主义地追问存在本身，也就是通过纯粹思维摆脱存在形式的“多”、“个别”、“现象”，专门去探究其背后的“一”、“一般”、“本质”，从而实现纯粹思维与存在本身的同一。为了探索、显现和拥有真理，形而上学不是经验地描述存在形式，而是逻辑地表达存在本身，其遵循的逻辑就是同一性逻辑，即以获致诸如灵魂与肉体、思维与存在、观念与实体、认识与对象、自我与他我、主体与客体、人与世界的同一性为目的的逻辑。黑格尔曾把同一性逻辑看作是获致“排斥一切‘异’的‘同’”。③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58、43页。正如恩格斯所说：“旧形而上学意义下的同一律是旧世界观的基本原则：a=a。每一个事物和它自身同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7-538页。
第三，理性诉求。理性主义源于古希腊哲学，它是建立在承认人的理性可以作为知识来源的理论基础上的一种哲学方法，它的特征是追求知识的理性确定性，反对感性事物的个别性和经验的不确定性。形而上学的话语始终是一种超经验的理性主义话语，它诉求存在本身之存在、现象背后之本质、超验世界之真理、终极实在之至善。用黑格尔的话说：“哲学的最高目的就在于确立思想与经验的一致，并达到自觉的理性与存在事物中的理性的和解”。③
第四，科学化倾向。在哲学史上，形而上学在自然哲学那里是作为一门科学而诞生的，或者说是作为一切知识的知识、一切科学的科学而现身的。由于形而上学有探究存在本身、理论基础的特点，使自己也有理由成为“知识之母”、“科学女王”。形而上学是否科学，能否为科学知识寻求确实可靠的基础，即能否建立科学的形而上学是关乎形而上学生死存亡的问题。尤其是近代哲学，致力于形而上学的知识说、科学化和可靠性研究的哲学家层出不穷。
第五，宏大叙事。形而上学理性主义地承诺某种永恒不变的实体存在，遵循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逻辑，揭示现象背后的不变本质，表达超验世界的普遍真理，建构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具有宏大叙事的话语症侯。所谓宏大叙事, 按照利奥塔的说法，大抵是指一套被普遍承认为科学的或以终极价值为目标的包罗万象的理论体系,它可以成为某些哲学体系的知识来源或成为某种社会政治理想的哲学依据。用罗蒂的话说，哲学的宏大叙事“一直在寻求一套统一的观念……，这套观念可被用于证明或批评个人行为和生活以及社会习俗和制度，还可为人们提供一个进行个人道德思考和社会政治思考的框架”。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李幼蒸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1页。
三、“鬼魅化”：形而上学的命舛
由于形而上学陷入难以自拔的理论窠臼，使它自形成之日起就命运多舛，面临着种种的诘难和攻击，直至遭到被彻底颠覆的悲惨命运。
早在苏格拉底时期，智者高尔吉亚就开始揭露把“存在”作为哲学研究对象的形而上学所包含的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近代哲学以来，休谟第一个明确提出了对形而上学的怀疑和挑战，他把形而上学视为理性的独断论、神学的妄说。对一个经验论者来说，通过纯粹理性实现思想到存在的过渡是一个可怕的“跳跃”，必须完全予以置疑，因为它用概念的“强制性”制造了“独断论”的迷雾，让关于“存在”、“实体”、“本质”等等的虚假观念替代现实世界、求证神圣世界。对此，康德总结说：“形而上学的统治在独断论者的管辖下是专制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见杨祖陶、邓晓芒编译《康德三大批判精粹》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9页。在康德看来，形而上学陷入困境的真实原因是理性越出自身的适用范围对诸如“世界整体”、“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作了非法的僭用。实证主义思潮是继英国经验论之后再次对形而上学发起激烈攻击的哲学流派。在实证精神的感召下，孔德第一次提出了振聋发聩的“拒斥形而上学”的响亮口号，旨在唤醒人们从神学和形而上学的长期统治下解放出来。黑格尔的思辨哲学是近代形而上学的最后完成，费尔巴哈却“巧妙地拟定了对黑格尔的思辨以及一切形而上学的批判的基本要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7页。在费尔巴哈的心目中，形而上学是神学的别名，形而上学的终结就意味着神学的终结。尼采认为，一切形而上学都立足于抽象的理性和普遍的道德，它们一方面否认世界的生成变化，设置一个超感性的终极存在，编篡一个超验性的终极知识，虚构一个超历史的终极价值，把实在虚无化，另一方面迷恋概念推理，论证上帝存在，坚持一个永恒不变的“真理彼岸”，执拗一个顶礼膜拜的“信仰世界”，死守一个等级森严的“道德秩序”，把虚无实在化。从心理根源解析，这是人们对知性逻辑编织的绝对存在的深度迷信导致的不良后果。于是，“挑战第一哲学”、“颠覆形而上学”、“否弃本体论”往往伴随着对基督教的批判。在尼采看来，“基督教是大众的柏拉图主义”，即大众的形而上学。海德格尔通过揭示“存在”与“存在者”的差别，意图颠覆为宗教的神圣存在作论证的形而上学、“第一哲学”和“本体论”。他在《面向思的事情》中指出：“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尼采把他自己的哲学标示为颠倒了的柏拉图主义。随着这一已经由卡尔
关键词 形而上学 哲学 袪魅 终结
〔中图分类号〕B01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1)01-0007-06
一、形而上学曾经的辉煌
在西方哲学史上，由前苏格拉底的“爱智”到苏格拉底的“哲学”再到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经历了一个学科逐渐趋向成熟的过程，而作为学科趋向成熟标志的“形而上学”则开启了古代哲学向近代哲学延续展开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西方哲学史就是一部形而上学史。斯特劳森在《分析与形而上学》中说：“关于逻辑与本体论或形而上学之间密切关系的普遍思想，就象千丝聚一线，横穿从亚里士多德至今的整个哲学史”。 ①
第一，巴门尼德的肇始。在形而上学史上，巴门尼德第一个将超越实证经验外的“存在”确立为哲学的研究对象，提出了“存在就是存在”、“思想与存在是同一的”②哲学原则，并运用特有的思辨话语形式开始了推理论证。在巴门尼德看来，自然哲学家们大都通过经验观察来寻求本原，而且常常把某一感觉经验的事物当作时间上在先的万物本原。其实，感觉经验的事物都是形形色色的具体事物，也都是虚妄的、不真实的，它们只是意见的对象，那是一个既存在又不存在且变动不居的领域——“非存在”。这种“非存在”既不能被思想也不能被述说，所以不可能形成普遍必然的知识。巴门尼德追问的则不是感觉经验的事物，也不是为寻求时间上在先的万物本原，而是宇宙万物最普遍、最一般的共相，即逻辑上在先的本质。“本质世界”是一个不生、不灭、不变、不动、唯一而真实的世界，它属于既终极无限又永恒不变的领域——“存在”，它构成了真理的对象。于是，巴门尼德奠定了西方哲学运用思想即超验的理性思维追究存在之本质共相、建构思辨形而上学的基本思路。
第二，苏格拉底的承接。在巴门尼德建构思辨形而上学基本思路的方向上，苏格拉底进一步把哲学的问题集中为存在“是什么”、“怎么样”的问题。像巴门尼德一样，苏格拉底关注的不是意见而是知识问题。在他看来，希腊文明正在衰落，能治病救国的良方就是知识。所以，他孜孜不倦地到处追问：美是什么、勇敢是什么、正义是什么等有关知识的问题。在苏格拉底看来，一个事物的个别实例总是相对的，并且处在生灭变化之中，但一个事物的普遍概念却是绝对的、永恒不变的，因为它是事物的本质共相，成为知识的对象，即能够运用理性思维，使用思辨话语，经过推理论证而加以思考和表述的对象。这就是关于存在“是什么”、“是如何”的问题。为解答这一问题，苏格拉底经常和人辩论。辩论中他通过问答形式，对话方式，且采取讥讽、助产术、归纳、定义四个步骤使对方纠正、放弃原来的错误观念并帮助人产生新思想。
第三，柏拉图的定格。和巴门尼德一样，柏拉图也把运动变化视为虚妄不实的东西。在他看来，感觉到的个别事物都是不断流动变化的，因而是转瞬即逝的、不真实的，只有“理念”才是永恒不变的、真实的“存在”。在柏拉图那里，所谓“理念”就是“由一种特殊性质所表明的类”，不过它并非单纯的抽象概念和逻辑上在先的本质规定，而是超越于个别事物之外并且作为其存在根据的客观实在。这里，柏拉图比巴门尼德更进了一步，他不仅把“存在”理解为从具体事物的共同性质抽象出来的一般概念，而且把它看作是自身独立存在的、“没有时间性的”精神实体，是比个别事物更客观、更实在的东西。个别事物只是感觉的对象，“理念”则是知识的对象。个别事物可感而不可知，“理念”则是可知而不可感。至于理念与事物之间的关系，柏拉图认为，可知的理念是可感的事物的根据和原因，可感的事物是可知的理念的派生物。他用“分有”和“摹仿”这两种方式来说明“理念”如何派生事物。显然，“理念”之为存在，已被披上客观化、绝对化的外衣，并被赋予实体化、终极化的地位。与此相适应，对“真实存在”的“理念世界”的认识和把握，只有依靠“理性”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也只有依靠“辩证法”才能建立“真正的科学”。这预示着哲学本体论从此正式拉开了自己在形而上学层面上运用抽象理性演绎“存在之为存在”的序幕，这就是后世所谓“理性本体论”或曰“理性形而上学”的发韧，其“理念”的存在和永恒且比个别事物更实在、更完美、甚至是唯一真正实在和完美实体的认同，也就是后世所谓“柏拉图主义”的滥殇。
第四，亚里士多德的成全。柏拉图的“理念论”理性主义地专注于解答存在“是什么”、“是如何”的问题，但在说明“理念”与事物之间的关系时却始终难以圆满解释事物究竟是怎样“分有”和“摹仿”“理念”而产生出来的。因为柏拉图坚持认为“理念”是独立于事物之外的真实存在，这就使任何关于“理念”与事物之间关系问题的回答成为不可能。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柏拉图的“理念论”存在着“理念”与事物之间“分离”的难题。亚里士多德反对把可感事物之外的存在（“理念”）当作真实的存在而置于形而上学的论域之中，始终坚持事物的“形式”——柏拉图称之为“理念”的东西——与事物密不可分，即存在于事物之中，明确主张可感事物作为“第一实体”的真实存在应纳入形而上学的视域之中予以考察。由此，关于存在的本体追问发生了思维转向，即从超感事物中追问存在的本体意义转向从可感事物中探寻存在的最高原因。应当说，亚里士多德带有经验主义色彩的“实体说”初次涉及并解答了“理念”与事物、本质与现象、理性与经验之间“分离”的难题，也为关于“存在”的实体化诠释模式的展开铺平了道路。尽管如此，亚里士多德毕竟是柏拉图的学生，也是“柏拉图主义”的传人。虽然他把可感事物当作“第一实体”并要求纳入形而上学的视域之中予以考察，但他在回答存在“是什么”、“是如何”的问题时，最终却回到了柏拉图。
第五，笛卡尔的沉思。笛卡尔曾把形而上学比喻为哲学大树的“根”，包括物理学在内的一切科学知识都是从这个“根”上生长出来的。根深才能枝繁叶茂，因此形而上学作为基础必须是坚实可靠的。然而，当时的形而上学不仅是一个相互撕杀的战场，而且也是一个模糊不清的领域。随着数学方法、几何概念的广为接受，形而上学缺乏清楚明白的基础概念，难以为一切科学知识的生长提供坚实可靠的支撑点即笛卡尔所说的“阿基米德点”的缺陷越发暴露无遗。不仅如此，由于缺乏清楚明白的基础概念，形而上学难以像数学一样由某一公理的真实可靠推导出整个理论体系的真实可靠，因而不断遭到怀疑论者的挑战和诘难。笛卡尔直面挑战，以拯救者的姿态展开了著名的“第一哲学沉思”，也就是“形而上学沉思”。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作为形而上学的“第一原理”，是为一切科学知识的生长确立了一个“阿基米德点”，但同时也为以反身思维、主体原则和理性精神为表征的“主体形而上学”即主体性哲学确立了一个“阿基米德点”。
第六，康德的情结。由于“独断论”的盛行，形而上学遭到了经验论的空前置疑，它的可靠性即科学性成了问题。康德说：如果形而上学是科学，“为什么它不能象其他科学一样得到普遍、持久的承认？如果它不是科学，为什么它竟能继续不断地以科学自封，并且使人类理智寄以无限希望而始终没有能够得到满足？”②③康德：《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163、160页。在康德的心目中，其实有一个“割不断，理还乱”的“形而上学情结”。他认为：“人类精神一劳永逸地放弃形而上学研究，这是一种因噎废食的办法，这种办法是不能采取的。世界上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有形而上学；不仅如此，每人，尤其是每个善于思考的人，都要有形而上学，而且由于缺少一个公认的标准，每人都要随心所欲地塑造他自己类型的形而上学”。②康德立誓要拯救形而上学！由于形而上学源自人类理性，是人类“理性的一种自然趋向”，③因此拯救形而上学，就归结为对理性本身进行反思，康德称此为“纯粹理性批判”：就是要对理性能力进行批判，就是要裁决形而上学是否可能，而裁决形而上学是否可能就是要根据某种原则对理性能力的根源、范围和界限加以说明和限定。
第七，黑格尔的完成。黑格尔说：“一个有文化的民族竟没有形而上学就象一座庙，其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黑格尔：《逻辑学》上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页。黑格尔一生致力于形而上学体系的构造，并使之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黑格尔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传统，将实体概念的拉丁语解释恢复到了希腊语解释。在黑格尔之前，形而上学家们通常将实体看作是外在于主体并与主体相对立的认识对象，好象人是认识主体，实体是认识对象，人与之相对而立，通过认识的方式才能把握它。在黑格尔看来，实体不是现成的对象，而是一个生成的过程；实体不是固定的支撑，而是一个本质的展开；实体既是认识对象，也是认识者，由此他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哲学命题：“实体即主体”。所谓“实体即主体”的意思是说，宇宙万物最高的本质或根据不仅是客观的实在，而且具有自己否定自己、自己认识自己、自己完成自己的能动性，因而是一个“活的实体”。实体作为主体的能动性，表现在它是纯粹的单纯否定性，即实体自己否定自己，将自己树立为对象，通过对象化自身的方式将自身之中的潜在因素外化出来，展开自身，然后通过自己认识自己来扬弃对象化所造成的差别、对立和矛盾，最终重新恢复自身的同一性。这样一来，实体的运动就是一个预设终点为起点，以终点为目的，自己完成自己的“圆圈”。至此，黑格尔一方面把哲学或形而上学变成了一个目的论的体系，另一方面把人类精神认识绝对的过程看作是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从片面到全面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终点就是一个将以往所有的哲学理论都包容于自身之中的“大全”，黑格尔哲学就是这个“大全”。
二、形而上学的理论窠臼
在哲学史上，形而上学曾经创造过种种理论的辉煌，但同时却陷入难以自拔的理论窠臼：
第一，柏拉图主义。海德格尔说：“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陈小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9页。柏拉图认同“理念”的存在和永恒且比个别事物更实在、更完美、甚至是唯一真正实在和完美实体，并把追求和表达这一实体当作哲学的全部任务和真理的圆满涵义。形而上学自产生以来，在不同的哲学家和派别中获得了不同的理论形式，但大都是“柏拉图主义”的翻版和变体，因为它们都承诺某种永恒不变的实体存在，只不过对柏拉图的“理念”作了各自不同的表述和改写而已。如怀特海所说： “两千五百年的西方哲学只不过是柏拉图哲学的一系列脚注而已”。转引自巴雷特：《非理性的人》，段德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82页。
第二，同一性逻辑。巴门尼德最早开创了一条追问纯粹存在的“真理之路”，即先验主义地追问存在本身，也就是通过纯粹思维摆脱存在形式的“多”、“个别”、“现象”，专门去探究其背后的“一”、“一般”、“本质”，从而实现纯粹思维与存在本身的同一。为了探索、显现和拥有真理，形而上学不是经验地描述存在形式，而是逻辑地表达存在本身，其遵循的逻辑就是同一性逻辑，即以获致诸如灵魂与肉体、思维与存在、观念与实体、认识与对象、自我与他我、主体与客体、人与世界的同一性为目的的逻辑。黑格尔曾把同一性逻辑看作是获致“排斥一切‘异’的‘同’”。③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58、43页。正如恩格斯所说：“旧形而上学意义下的同一律是旧世界观的基本原则：a=a。每一个事物和它自身同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7-538页。
第三，理性诉求。理性主义源于古希腊哲学，它是建立在承认人的理性可以作为知识来源的理论基础上的一种哲学方法，它的特征是追求知识的理性确定性，反对感性事物的个别性和经验的不确定性。形而上学的话语始终是一种超经验的理性主义话语，它诉求存在本身之存在、现象背后之本质、超验世界之真理、终极实在之至善。用黑格尔的话说：“哲学的最高目的就在于确立思想与经验的一致，并达到自觉的理性与存在事物中的理性的和解”。③
第四，科学化倾向。在哲学史上，形而上学在自然哲学那里是作为一门科学而诞生的，或者说是作为一切知识的知识、一切科学的科学而现身的。由于形而上学有探究存在本身、理论基础的特点，使自己也有理由成为“知识之母”、“科学女王”。形而上学是否科学，能否为科学知识寻求确实可靠的基础，即能否建立科学的形而上学是关乎形而上学生死存亡的问题。尤其是近代哲学，致力于形而上学的知识说、科学化和可靠性研究的哲学家层出不穷。
第五，宏大叙事。形而上学理性主义地承诺某种永恒不变的实体存在，遵循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逻辑，揭示现象背后的不变本质，表达超验世界的普遍真理，建构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具有宏大叙事的话语症侯。所谓宏大叙事, 按照利奥塔的说法，大抵是指一套被普遍承认为科学的或以终极价值为目标的包罗万象的理论体系,它可以成为某些哲学体系的知识来源或成为某种社会政治理想的哲学依据。用罗蒂的话说，哲学的宏大叙事“一直在寻求一套统一的观念……，这套观念可被用于证明或批评个人行为和生活以及社会习俗和制度，还可为人们提供一个进行个人道德思考和社会政治思考的框架”。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李幼蒸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1页。
三、“鬼魅化”：形而上学的命舛
由于形而上学陷入难以自拔的理论窠臼，使它自形成之日起就命运多舛，面临着种种的诘难和攻击，直至遭到被彻底颠覆的悲惨命运。
早在苏格拉底时期，智者高尔吉亚就开始揭露把“存在”作为哲学研究对象的形而上学所包含的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近代哲学以来，休谟第一个明确提出了对形而上学的怀疑和挑战，他把形而上学视为理性的独断论、神学的妄说。对一个经验论者来说，通过纯粹理性实现思想到存在的过渡是一个可怕的“跳跃”，必须完全予以置疑，因为它用概念的“强制性”制造了“独断论”的迷雾，让关于“存在”、“实体”、“本质”等等的虚假观念替代现实世界、求证神圣世界。对此，康德总结说：“形而上学的统治在独断论者的管辖下是专制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见杨祖陶、邓晓芒编译《康德三大批判精粹》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9页。在康德看来，形而上学陷入困境的真实原因是理性越出自身的适用范围对诸如“世界整体”、“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作了非法的僭用。实证主义思潮是继英国经验论之后再次对形而上学发起激烈攻击的哲学流派。在实证精神的感召下，孔德第一次提出了振聋发聩的“拒斥形而上学”的响亮口号，旨在唤醒人们从神学和形而上学的长期统治下解放出来。黑格尔的思辨哲学是近代形而上学的最后完成，费尔巴哈却“巧妙地拟定了对黑格尔的思辨以及一切形而上学的批判的基本要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7页。在费尔巴哈的心目中，形而上学是神学的别名，形而上学的终结就意味着神学的终结。尼采认为，一切形而上学都立足于抽象的理性和普遍的道德，它们一方面否认世界的生成变化，设置一个超感性的终极存在，编篡一个超验性的终极知识，虚构一个超历史的终极价值，把实在虚无化，另一方面迷恋概念推理，论证上帝存在，坚持一个永恒不变的“真理彼岸”，执拗一个顶礼膜拜的“信仰世界”，死守一个等级森严的“道德秩序”，把虚无实在化。从心理根源解析，这是人们对知性逻辑编织的绝对存在的深度迷信导致的不良后果。于是，“挑战第一哲学”、“颠覆形而上学”、“否弃本体论”往往伴随着对基督教的批判。在尼采看来，“基督教是大众的柏拉图主义”，即大众的形而上学。海德格尔通过揭示“存在”与“存在者”的差别，意图颠覆为宗教的神圣存在作论证的形而上学、“第一哲学”和“本体论”。他在《面向思的事情》中指出：“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尼采把他自己的哲学标示为颠倒了的柏拉图主义。随着这一已经由卡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