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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2月3日是农历大年初一，早上不到7点，英特尔中国执行董事戈峻的手机就响了。英特尔技术制造与企业服务事业部（TME）主管封装测试的副总裁罗宾·马丁（Robin Martin）来电，上来先给戈峻拜年。戈峻负责英特尔中国的政府事务、企业公民责任及法务等工作，经验让他下意识的心想：“这个拜年电话来得太早了一点，可能是出什么事儿了。”
果然是有事。今年1月6日伴随第二代智能酷睿（Sandy Bridge）处理器推出的6系列芯片组（代号Cougar Point）在设计上出现问题，英特尔决定在全球范围内停止6系列芯片组的供货，并立即着手重新设计生产修正版芯片组。马丁此番来电，是为指示英特尔中国紧急协调相关事宜，第二天英特尔的新版测试芯片就将从爱尔兰空运至成都进行封装测试，再发往全球。
戈峻一听头都大了，爱尔兰到成都没有直飞航线，他需要在全中国都在放大假欢度春节的24小时内完成这项“不可能的任务”。他和同事们硬着头皮立即动用所有的资源和人脉，大年初一拉上成都、大连、上海的市领导去和航空管理部门协调运输路线等事宜。连轴转了5天之后，终于圆满完成任务，向马丁先生交了差。“今年春节过得不寻常。”他摇摇头说。
对已销售出去的6系列芯片组产品进行退换处理，花费了英特尔约7亿美元，但英特尔公开、及时的做出反应，并承担一切后果的态度，显示了这家企业的成熟。同样的情形发生在17年前的1994年，英特尔奔腾处理器被发现存在浮点错误时，总裁格鲁夫一度从技术的角度坚称不会影响芯片的任何功能，却引来巨大的舆论压力和质疑，最终被迫宣布为所有用户更换产品。
“站在科技的角度，格鲁夫的话没错。但站在企业家的角度，你需要做最正确的决定。”戈峻总结道。
“德艺双馨”的英特尔
“做正确的事”，对于所有在中国做生意的跨国公司来说，这都是一篇无法回避的大文章。在中国入世10周年之际，跨国公司对中国经济的贡献获得了政府公开的肯定和感谢。但对许多跨国公司来说，中国市场依然是一片沼泽或荆棘，多家在国际市场叱咤风云的巨头近两年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水土不服，甚至栽了大跟斗。
仅刚刚过去的2010年，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公司Google在一番不愉快的交涉之后，干脆宣称不惮于一拍两散；全球最大的软件巨头微软CEO史蒂夫·鲍尔默公开指责中国缺乏知识产权保护，“中国几乎没有软件市场可言。相比印度和印尼，中国是一个不太有趣的市场”；全球最大的多元化公司通用电气CEO杰弗里·伊梅尔特在罗马批评中国政府对跨国企业越来越不友好，称通用电气在中国正面临25年来最严峻的经营环境。这番话引起轩然大波，事后GE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解释和沟通工作；全球最大的IT服务公司IBM在中国大力推广的“智慧地球”计划今年鲜有耳闻，这是因为去年中国工信部部长李毅中提醒国人，对于国外这些新的理念和新的战略，“要提高警惕，不能受制于人”。今年3月，蓝色巨人身陷“在华贿赂门”，6年行贿114起。
毋庸讳言，对于一个经济增速最快、市场潜力最大的国家，和已在中国耕作多年的全球顶尖企业两方而言，上述紧张关系都是令人遗憾的，它只会带来“双输”而非“单赢”的结局。
那么，在一个社会体制转型、经济高速发展的市场之中，一家跨国公司如何能“轻舟过万山”，行过种种暗礁和激流，与这个经济体共赢共生共发展，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公司英特尔其实为其他“全球最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模板。
2007年，英特尔将全球独立的销售与市场地区增加到5个，中国成为其中之一。2009年9月，英特尔中国研究中心升级为独立的中国研究院。至此，中国成为美国本土之外，英特尔唯一从研发、销售与市场到生产制造等所有职能进行全线布局的单一市场。
今天的英特尔在中国颇有些类似于1990年代的摩托罗拉，是一家“德艺双馨”的跨国公司：不仅获得巨大的财务成功（有外媒披露，2010年英特尔中国大区业务营收占其总营收的17%）；而且“人缘”绝佳，既是中国政府的座上宾、建言者和一致行动人，也是媒体和消费者眼中负责任、受尊敬的品牌，还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产业领头人。
这家公司在中国的每一次战略布局，似乎都能与国家的大政方针纹丝合拍：在中国决定开发浦东时投资上海；中国西部大开发，他们投资成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时，英特尔又斥资25亿美元投资大连。一度因为扶持Wi-Fi抵制中国的无线局域网标准WAPI，英特尔也曾与中国的相关部门关系紧张，但最终并不影响双方达成妥协和理解。在最近一次的胡锦涛主席访美时，美国跨国公司中唯有英特尔CEO欧德宁同时参加了国宴和与胡主席的座谈会。
对于如何在中国做生意，以及如何与中国政府打交道，英特尔比其他在华的跨国公司都老道。当记者问英特尔中国大区总裁杨叙，为何英特尔可以避免其他跨国公司在中国老“出事”的境遇，他思索片刻说：“我觉得这里面最关键的因素是‘人’。英特尔的文化就是坚定不移的相信当地管理团队，这是关键，只有中国人最了解中国的市场和国情。我在英特尔25年，在中国16年，我们各条线上的负责人像戈总（戈峻）、方博士（方之熙）等等，都既深刻了解英特尔的文化，又了解中国的方向。加上我们业绩很好，总部信任我们，这一点难能可贵。很多公司不一定能做得到，这需要一个积累的过程。”
英特尔在华三部曲
杨叙几乎是全程参与了这个“积累的过程”。1987年时，杨叙还在英特尔美国的系统产品部半工半读，这个部门做的是应用于精确伐木或邮局信件分拣等领域的工业控制技术，当时该部门准备来中国建合资公司，但后来随着英特尔转战到CPU行业并砍掉了其他业务，此事半途而废。那段时间被杨叙称为英特尔在中国“交学费”的初始阶段。专攻PC市场之后，1995年杨叙回国，赶上PC市场在中国开始起步，联想、方正、长城等企业进入其中。杨叙还记得当年方正创始人王选老师把他叫到办公室问：“我们现在能做电脑吗？”他当时其实也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杨叙当时的信心不足，是因为国内的产业成熟度实在太低。“我后来回过头看这段历史，发现英特尔从来没有在哪个国家遇到的情况和在中国一样，要面对一个刚处于萌发阶段的产业，英特尔自己的战略、策略也不是很清晰。别的地方已经做成熟的很多东西拿到中国来没有用，当时中国的PC企业连研发里很简单的电源测试、内存条测试，都需要英特尔的工程师和他们一起手把手地搞，生产线上要防静电的常识都不知道，我们要从全球各地调来生产专家每个季度上他们的生产线辅导一下。”杨叙回忆说，后来英特尔意识到在那个时候匆匆把芯片卖给它们，没有太大价值，最应该做的是帮助这些企业提高能力，一起引导消费者，使大家认识到电脑能够做什么，把市场培育起来。
这一策略得到了英特尔总部的认可，以后的十几年中，英特尔与中国的PC厂商达成紧密同盟，推动这个市场走向繁荣。在这一时期，英特尔在中国与全球同步发布其最先进的芯片产品，甚至在中国首发。结果是双赢的，中国电脑产业和电脑厂商迅速成长壮大至今天的规模，英特尔也抓住了这一波历史性机遇，明年中国很可能超越美国成为第一大PC市场，而英特尔在中国市场占据着绝对领先的市场优势。
杨叙认为，英特尔在中国已经进入第三个阶段，就是紧密配合中国国策的方向，超越PC和IT，引领推动整个信息产业的发展，从中获得自身的发展。今年“十二五”规划出来前后，英特尔内部开了无数次会研究“十二五”的方向，杨叙本人也多次拜访参与起草“十二五”规划的高级智囊团。规划中对于三网融合、物联网、云计算和信息化推动工业化的具体部署，令他非常兴奋，《商务周刊》采访他时，就这个话题他滔滔不绝地讲了半个小时。
去年金融危机之后，有人对外企在华的前景产生悲观，精研了国策的杨叙却非常乐观。“金融危机的时候，有不必要的担忧，我们为什么不担心？动态地看问题，国家已经改革开放30年，国内需要国外的先进技术，国外先进的技术也需要国内的技术创新来满足国内需求，英特尔要在美国开发一个针对中国的嵌入式应用很难。所以跨国公司不要说你用我的技术就行了，这肯定不行，中国也不能什么技术都自己来创。这是两个极端，永远站在180度的最两边不行，要寻求中间点。”他说，“只要切入点对，合作带来的双赢我们都体会过。我们有信心，我不相信一个人什么事都能做得完。”不到两个小时的采访中，最后这句话被他强调了不下5次。
的确，合作、共赢，是英特尔25年来在中国取得成功的一大传统。近几年，英特尔在做的一件不为外界所知的事情是，像早年帮助联想、方正等PC商一样扶持深圳沿海一批小型技术企业，帮助它们从做母板开始，后来做上网本，现在已经可以做笔记本电脑。“做出来的产品质量相当好，不是一般的笔记本，是超薄的，低功耗，散热性很好。”杨叙自称被这些“大产业里的小公司”给“震惊”了，“就是夫妻俩开的小公司，60%以上的业务在国外，给国外运营商做ODM（原始设计制造）代工，非常有活力，有全球策略眼光。”而英特尔对这些公司提供的“无保留的帮助”包括：帮他们建立研发能力，从最基础的电路板设计到控制散热的设计能力，再到机械设计、工业设计等等，“一大批工程师带着天天往这些公司跑”。
把正确的事情做正确
在英特尔中国，除了杨叙之外，另一位最关注国策方向的，就算主管社会责任和政府关系以及法务的戈峻了。去年10月，他拿到“十二五”规划的征求意见稿，读的兴奋无比，因为“至少三分之一国策重点方向跟我们想做的完全一致”：比如利用IT技术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以及产业升级，英特尔作为全球最先进的制造业企业，非常有经验；再比如国家培育战略型新兴产业，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的战略，绿色环保、节能减排，组织各方力量推动社会管理创新等等，很多内容与英特尔2011年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的四大重点——教育创新、公益创新、环境创新和中小企业创新不谋而合，“也都是英特尔正在中国做的事”。
比如企业社会责任方面，2011年英特尔将在中国做几件新事，包括实施2010年底英特尔与教育部签署的全面合作协议，支持中国教育改革与创新人才培养；搭建一个公益平台——“芯世界”公益创新奖；和中国电子学会节能工作推进委员会合作，积极推行低碳信息化、数字化能源的解决方案；更加积极地参与中国知识产权法治建设，助力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健全和专业人才培养等。这些也都与“十二五”国策紧密合拍。
外界可能很难想象一家跨国公司的内部会如此关注中国的国策出台。“因为这关系到宏观经济的走向、社会的走向，也左右着英特尔在中国的发展。”戈峻介绍，去年“十二五”规划征求意见稿出台之后，英特尔中国指导委员会进行了两次深度探讨，最近一次是邀请一些对“十二五”有专门研究的国际咨询顾问为指委会全面介绍、解读“十二五”规划。
去年11月，英特尔专门在上海一家五星级酒店里召开了为期3周的“未来领袖精英论坛”，与会人员为40多名英特尔中高级管理者，目的就是寻找未来5年英特尔在中国的战略机会，但形式上英特尔进行了“跨界”创新，比如让一名工厂的总经理参与探讨下一代产品怎样能在中国获得成功。“平时这个工厂总经理可能更关注生产、物流、制造，对市场不了解，但因此他也才可能有全新的思想和创意。”戈峻说，这次论坛之后，英特尔中国管理层对未来5年英特尔在中国要做什么事情的思路更加清晰了。
在英特尔公司有一句比较拗口的话：把正确的事情做正确（Do the right things right），这句话无疑是英特尔多年风雨沧桑所沉淀下来的一种公司哲学，当记者提供一些选项（消费者利益、当地法律法规、道德准则、客观数据等），问戈峻到底什么是“正确”的标准时，他回答道：“很多事情没有通用的标准，但有一些基本的准则。保护消费者利益是我们最大的准则之一，遵守当地法律，做合法的企业公民也是我们的准则之一。每当别人问我是否可以做某一件事，我就会想，如果我把这件事拿到桌面上来摊开，我是否会脸红？如果不红，那就是正确的。”
比如早年英特尔内部感到在中国成立工会的问题很棘手，在全球英特尔是非工会组织，但如果在中国坚持不建工会是不是正确呢？最终英特尔觉得成立工会对员工好、对国家好，对英特尔在中国的形象也是好事，为什么不去破例呢？建立工会后，英特尔又考虑到其他跨国公司的感受，并没有高调宣布这一决定。
又比如英特尔在中国的知识产权问题上的处理方式，同样值得其他跨国公司借鉴的。在别人公开指责、批评或嘲笑中国的知识产权环境时，英特尔却采取了一种务实的建设性行动。过去两年，英特尔与工信部和海信合作的“331工业行业知识产权培训工程”，对1000多家中国中小企业做了知识产权方面的培训。此外，英特尔内部有一个5年前成立的公共政策部门，专门负责协调公司法务部门、技术制订部门等，为中国政府就公共政策献言献策，每年它都会向政府提交20—30条关于法律、规章、政策等的建言。
“英特尔想做政府的trusted advisor（信任的顾问）。”戈峻说，这些勤勤恳恳的献言献策，使英特尔与很多政府部门达成了相互信任和顺畅的沟通机制，并确实有成效的影响了中国的某些公共政策和法律法规。英特尔中国区法律政策总监王世海告诉《商务周刊》，过去11年中，中国的《专利法》多次修订，其中很多与国际前沿相接轨的法条和法理都是由英特尔建言并得以采纳的。
“在任何场合我们都不是站起来指点，说这个不行那个不好，天天在那里骂，威胁说我不在中国投资了。我们这些努力都是建设性的。”戈峻说，“我们已经融入中国，是中国的一部分，你光指责是没有用的，一定要帮它共同改善，做一些具体的事情。”
果然是有事。今年1月6日伴随第二代智能酷睿（Sandy Bridge）处理器推出的6系列芯片组（代号Cougar Point）在设计上出现问题，英特尔决定在全球范围内停止6系列芯片组的供货，并立即着手重新设计生产修正版芯片组。马丁此番来电，是为指示英特尔中国紧急协调相关事宜，第二天英特尔的新版测试芯片就将从爱尔兰空运至成都进行封装测试，再发往全球。
戈峻一听头都大了，爱尔兰到成都没有直飞航线，他需要在全中国都在放大假欢度春节的24小时内完成这项“不可能的任务”。他和同事们硬着头皮立即动用所有的资源和人脉，大年初一拉上成都、大连、上海的市领导去和航空管理部门协调运输路线等事宜。连轴转了5天之后，终于圆满完成任务，向马丁先生交了差。“今年春节过得不寻常。”他摇摇头说。
对已销售出去的6系列芯片组产品进行退换处理，花费了英特尔约7亿美元，但英特尔公开、及时的做出反应，并承担一切后果的态度，显示了这家企业的成熟。同样的情形发生在17年前的1994年，英特尔奔腾处理器被发现存在浮点错误时，总裁格鲁夫一度从技术的角度坚称不会影响芯片的任何功能，却引来巨大的舆论压力和质疑，最终被迫宣布为所有用户更换产品。
“站在科技的角度，格鲁夫的话没错。但站在企业家的角度，你需要做最正确的决定。”戈峻总结道。
“德艺双馨”的英特尔
“做正确的事”，对于所有在中国做生意的跨国公司来说，这都是一篇无法回避的大文章。在中国入世10周年之际，跨国公司对中国经济的贡献获得了政府公开的肯定和感谢。但对许多跨国公司来说，中国市场依然是一片沼泽或荆棘，多家在国际市场叱咤风云的巨头近两年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水土不服，甚至栽了大跟斗。
仅刚刚过去的2010年，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公司Google在一番不愉快的交涉之后，干脆宣称不惮于一拍两散；全球最大的软件巨头微软CEO史蒂夫·鲍尔默公开指责中国缺乏知识产权保护，“中国几乎没有软件市场可言。相比印度和印尼，中国是一个不太有趣的市场”；全球最大的多元化公司通用电气CEO杰弗里·伊梅尔特在罗马批评中国政府对跨国企业越来越不友好，称通用电气在中国正面临25年来最严峻的经营环境。这番话引起轩然大波，事后GE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解释和沟通工作；全球最大的IT服务公司IBM在中国大力推广的“智慧地球”计划今年鲜有耳闻，这是因为去年中国工信部部长李毅中提醒国人，对于国外这些新的理念和新的战略，“要提高警惕，不能受制于人”。今年3月，蓝色巨人身陷“在华贿赂门”，6年行贿114起。
毋庸讳言，对于一个经济增速最快、市场潜力最大的国家，和已在中国耕作多年的全球顶尖企业两方而言，上述紧张关系都是令人遗憾的，它只会带来“双输”而非“单赢”的结局。
那么，在一个社会体制转型、经济高速发展的市场之中，一家跨国公司如何能“轻舟过万山”，行过种种暗礁和激流，与这个经济体共赢共生共发展，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公司英特尔其实为其他“全球最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模板。
2007年，英特尔将全球独立的销售与市场地区增加到5个，中国成为其中之一。2009年9月，英特尔中国研究中心升级为独立的中国研究院。至此，中国成为美国本土之外，英特尔唯一从研发、销售与市场到生产制造等所有职能进行全线布局的单一市场。
今天的英特尔在中国颇有些类似于1990年代的摩托罗拉，是一家“德艺双馨”的跨国公司：不仅获得巨大的财务成功（有外媒披露，2010年英特尔中国大区业务营收占其总营收的17%）；而且“人缘”绝佳，既是中国政府的座上宾、建言者和一致行动人，也是媒体和消费者眼中负责任、受尊敬的品牌，还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产业领头人。
这家公司在中国的每一次战略布局，似乎都能与国家的大政方针纹丝合拍：在中国决定开发浦东时投资上海；中国西部大开发，他们投资成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时，英特尔又斥资25亿美元投资大连。一度因为扶持Wi-Fi抵制中国的无线局域网标准WAPI，英特尔也曾与中国的相关部门关系紧张，但最终并不影响双方达成妥协和理解。在最近一次的胡锦涛主席访美时，美国跨国公司中唯有英特尔CEO欧德宁同时参加了国宴和与胡主席的座谈会。
对于如何在中国做生意，以及如何与中国政府打交道，英特尔比其他在华的跨国公司都老道。当记者问英特尔中国大区总裁杨叙，为何英特尔可以避免其他跨国公司在中国老“出事”的境遇，他思索片刻说：“我觉得这里面最关键的因素是‘人’。英特尔的文化就是坚定不移的相信当地管理团队，这是关键，只有中国人最了解中国的市场和国情。我在英特尔25年，在中国16年，我们各条线上的负责人像戈总（戈峻）、方博士（方之熙）等等，都既深刻了解英特尔的文化，又了解中国的方向。加上我们业绩很好，总部信任我们，这一点难能可贵。很多公司不一定能做得到，这需要一个积累的过程。”
英特尔在华三部曲
杨叙几乎是全程参与了这个“积累的过程”。1987年时，杨叙还在英特尔美国的系统产品部半工半读，这个部门做的是应用于精确伐木或邮局信件分拣等领域的工业控制技术，当时该部门准备来中国建合资公司，但后来随着英特尔转战到CPU行业并砍掉了其他业务，此事半途而废。那段时间被杨叙称为英特尔在中国“交学费”的初始阶段。专攻PC市场之后，1995年杨叙回国，赶上PC市场在中国开始起步，联想、方正、长城等企业进入其中。杨叙还记得当年方正创始人王选老师把他叫到办公室问：“我们现在能做电脑吗？”他当时其实也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杨叙当时的信心不足，是因为国内的产业成熟度实在太低。“我后来回过头看这段历史，发现英特尔从来没有在哪个国家遇到的情况和在中国一样，要面对一个刚处于萌发阶段的产业，英特尔自己的战略、策略也不是很清晰。别的地方已经做成熟的很多东西拿到中国来没有用，当时中国的PC企业连研发里很简单的电源测试、内存条测试，都需要英特尔的工程师和他们一起手把手地搞，生产线上要防静电的常识都不知道，我们要从全球各地调来生产专家每个季度上他们的生产线辅导一下。”杨叙回忆说，后来英特尔意识到在那个时候匆匆把芯片卖给它们，没有太大价值，最应该做的是帮助这些企业提高能力，一起引导消费者，使大家认识到电脑能够做什么，把市场培育起来。
这一策略得到了英特尔总部的认可，以后的十几年中，英特尔与中国的PC厂商达成紧密同盟，推动这个市场走向繁荣。在这一时期，英特尔在中国与全球同步发布其最先进的芯片产品，甚至在中国首发。结果是双赢的，中国电脑产业和电脑厂商迅速成长壮大至今天的规模，英特尔也抓住了这一波历史性机遇，明年中国很可能超越美国成为第一大PC市场，而英特尔在中国市场占据着绝对领先的市场优势。
杨叙认为，英特尔在中国已经进入第三个阶段，就是紧密配合中国国策的方向，超越PC和IT，引领推动整个信息产业的发展，从中获得自身的发展。今年“十二五”规划出来前后，英特尔内部开了无数次会研究“十二五”的方向，杨叙本人也多次拜访参与起草“十二五”规划的高级智囊团。规划中对于三网融合、物联网、云计算和信息化推动工业化的具体部署，令他非常兴奋，《商务周刊》采访他时，就这个话题他滔滔不绝地讲了半个小时。
去年金融危机之后，有人对外企在华的前景产生悲观，精研了国策的杨叙却非常乐观。“金融危机的时候，有不必要的担忧，我们为什么不担心？动态地看问题，国家已经改革开放30年，国内需要国外的先进技术，国外先进的技术也需要国内的技术创新来满足国内需求，英特尔要在美国开发一个针对中国的嵌入式应用很难。所以跨国公司不要说你用我的技术就行了，这肯定不行，中国也不能什么技术都自己来创。这是两个极端，永远站在180度的最两边不行，要寻求中间点。”他说，“只要切入点对，合作带来的双赢我们都体会过。我们有信心，我不相信一个人什么事都能做得完。”不到两个小时的采访中，最后这句话被他强调了不下5次。
的确，合作、共赢，是英特尔25年来在中国取得成功的一大传统。近几年，英特尔在做的一件不为外界所知的事情是，像早年帮助联想、方正等PC商一样扶持深圳沿海一批小型技术企业，帮助它们从做母板开始，后来做上网本，现在已经可以做笔记本电脑。“做出来的产品质量相当好，不是一般的笔记本，是超薄的，低功耗，散热性很好。”杨叙自称被这些“大产业里的小公司”给“震惊”了，“就是夫妻俩开的小公司，60%以上的业务在国外，给国外运营商做ODM（原始设计制造）代工，非常有活力，有全球策略眼光。”而英特尔对这些公司提供的“无保留的帮助”包括：帮他们建立研发能力，从最基础的电路板设计到控制散热的设计能力，再到机械设计、工业设计等等，“一大批工程师带着天天往这些公司跑”。
把正确的事情做正确
在英特尔中国，除了杨叙之外，另一位最关注国策方向的，就算主管社会责任和政府关系以及法务的戈峻了。去年10月，他拿到“十二五”规划的征求意见稿，读的兴奋无比，因为“至少三分之一国策重点方向跟我们想做的完全一致”：比如利用IT技术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以及产业升级，英特尔作为全球最先进的制造业企业，非常有经验；再比如国家培育战略型新兴产业，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的战略，绿色环保、节能减排，组织各方力量推动社会管理创新等等，很多内容与英特尔2011年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的四大重点——教育创新、公益创新、环境创新和中小企业创新不谋而合，“也都是英特尔正在中国做的事”。
比如企业社会责任方面，2011年英特尔将在中国做几件新事，包括实施2010年底英特尔与教育部签署的全面合作协议，支持中国教育改革与创新人才培养；搭建一个公益平台——“芯世界”公益创新奖；和中国电子学会节能工作推进委员会合作，积极推行低碳信息化、数字化能源的解决方案；更加积极地参与中国知识产权法治建设，助力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健全和专业人才培养等。这些也都与“十二五”国策紧密合拍。
外界可能很难想象一家跨国公司的内部会如此关注中国的国策出台。“因为这关系到宏观经济的走向、社会的走向，也左右着英特尔在中国的发展。”戈峻介绍，去年“十二五”规划征求意见稿出台之后，英特尔中国指导委员会进行了两次深度探讨，最近一次是邀请一些对“十二五”有专门研究的国际咨询顾问为指委会全面介绍、解读“十二五”规划。
去年11月，英特尔专门在上海一家五星级酒店里召开了为期3周的“未来领袖精英论坛”，与会人员为40多名英特尔中高级管理者，目的就是寻找未来5年英特尔在中国的战略机会，但形式上英特尔进行了“跨界”创新，比如让一名工厂的总经理参与探讨下一代产品怎样能在中国获得成功。“平时这个工厂总经理可能更关注生产、物流、制造，对市场不了解，但因此他也才可能有全新的思想和创意。”戈峻说，这次论坛之后，英特尔中国管理层对未来5年英特尔在中国要做什么事情的思路更加清晰了。
在英特尔公司有一句比较拗口的话：把正确的事情做正确（Do the right things right），这句话无疑是英特尔多年风雨沧桑所沉淀下来的一种公司哲学，当记者提供一些选项（消费者利益、当地法律法规、道德准则、客观数据等），问戈峻到底什么是“正确”的标准时，他回答道：“很多事情没有通用的标准，但有一些基本的准则。保护消费者利益是我们最大的准则之一，遵守当地法律，做合法的企业公民也是我们的准则之一。每当别人问我是否可以做某一件事，我就会想，如果我把这件事拿到桌面上来摊开，我是否会脸红？如果不红，那就是正确的。”
比如早年英特尔内部感到在中国成立工会的问题很棘手，在全球英特尔是非工会组织，但如果在中国坚持不建工会是不是正确呢？最终英特尔觉得成立工会对员工好、对国家好，对英特尔在中国的形象也是好事，为什么不去破例呢？建立工会后，英特尔又考虑到其他跨国公司的感受，并没有高调宣布这一决定。
又比如英特尔在中国的知识产权问题上的处理方式，同样值得其他跨国公司借鉴的。在别人公开指责、批评或嘲笑中国的知识产权环境时，英特尔却采取了一种务实的建设性行动。过去两年，英特尔与工信部和海信合作的“331工业行业知识产权培训工程”，对1000多家中国中小企业做了知识产权方面的培训。此外，英特尔内部有一个5年前成立的公共政策部门，专门负责协调公司法务部门、技术制订部门等，为中国政府就公共政策献言献策，每年它都会向政府提交20—30条关于法律、规章、政策等的建言。
“英特尔想做政府的trusted advisor（信任的顾问）。”戈峻说，这些勤勤恳恳的献言献策，使英特尔与很多政府部门达成了相互信任和顺畅的沟通机制，并确实有成效的影响了中国的某些公共政策和法律法规。英特尔中国区法律政策总监王世海告诉《商务周刊》，过去11年中，中国的《专利法》多次修订，其中很多与国际前沿相接轨的法条和法理都是由英特尔建言并得以采纳的。
“在任何场合我们都不是站起来指点，说这个不行那个不好，天天在那里骂，威胁说我不在中国投资了。我们这些努力都是建设性的。”戈峻说，“我们已经融入中国，是中国的一部分，你光指责是没有用的，一定要帮它共同改善，做一些具体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