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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理解中国三农问题的历史演变脉络及其独特性，特别是深刻认识中国三农问题发展的历史逻辑和现实背景。充分考虑乡村振兴战略所涉及的各类资源要素的特殊性，研究资源要素-资产转换机制问题的有效构造，是乡村振兴推进及战略目标实现的重中之重。而要制定有效解决资源要素向资产转换的政策，关键是要理解各类要素-资产转换（包括不同要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关系）的内在机理，特别是动力机制和障碍因素。基于“要素-产业-资产”转换的基本框架，揭示新时代乡村振兴与三农问题统筹整合的内在机理和影响因素，探求我国新时代乡村振兴与三农发展的最优路径和管理模式，以为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及质量提升提供科学依据和政策建议。乡村振兴战略整体上看是一个农民、农业与农村联动问题，从“三农”问题统筹整合的视角进行制度设计和政策调整具有更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 新时代; 乡村振兴; 三农问题; 要素-资产转换
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应对的根本问题依旧是农业、农村与农民问题，而乡村振兴也是中国实现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增长的根本战略。如何协调和统筹农业、农村与农民的发展问题，乃至城乡统筹发展问题，需要建立需要对中国三农问题的历史特征、性质诊断以及构建一个具有针对性的坚实的理论框架。长期以来，很多学科尤其是农业经济学界对三农问题的研究事实上从未间断，如对农业发展中的技术、制度的作用研究，对农业市场化、贸易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的研究，对城镇化、都市农业与农村人口流动的研究。
一、新时代乡村振兴与三农问题的性质诊断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在乡村振兴战略的20字总要求中，产业兴旺居第一位。不过，我国农业产业的发展现状被广泛描述：产业大而不强，农产品多而不优，一二三产融合不深;农业生产基础依然薄弱，现代设施装备应用不足，科技支撑能力仍然不强;农业经营规模偏小、主体素质偏低，千家万户的小生产难以适应千变万化的大市场。那么，如何理解新时代乡村振兴与三农问题的性质呢？如图1所示，本文将从战略目标、问题根源、体制弊端以及发展策略等多个视角对乡村振兴与三农问题性质进行诊断分析。
（一）新时代国情特征对乡村振兴与三农发展问题的战略目标确定的逻辑
确定乡村振兴战略与三农问题的发展战略目标不仅需要考虑新时代的国情特征，而且还需要考虑乡村振兴的国际经验以及新型城镇化和长三角一体化、京津冀一体化等区域发展战略。其中，对于新时代国情的特征而言，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确立需要考虑到新时代的历史脉络、实践主题、人民性、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以及为世界发展提供中国方案的使命等各类压力因素。当然，从历史演变的视角来看，乡村振兴战略不能进行另起炉灶或空中楼阁式的设计，其战略目标的规划必须要与三农问题的历史沿袭和新型城镇化、各类区域发展的国家战略相互协调和一致。同样，就乡村振兴的国际经验来看，中国的乡村振兴战略既要充分研究和吸收国外发达地区乡村振兴的成功经验，又要因地制宜地探索中国本土的乡村振兴模式和经验从而为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中国方案。
（二）乡村振兴与三农问题面临的矛盾冲突及其根源
三农问题的矛盾和冲突主要表现在：农业的竞争力与粮食安全压力与农业生产资源的有限性;农民收入增长、资产积累不足与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城乡收入差异缩小的压力;农村存村容环境的恶化与美丽乡村建设目标的冲突等。而其矛盾和冲突的内在根源非常复杂，如农业技术进步、市场化与组织制度的匹配弱;专业化农民缺失与农民收入结构的扭曲;乡村环境治理与农业发展、农民增收之间缺乏关联性等。
（三）新型城镇化与三农问题分割的宏观、微观障碍
农业、农村与农民问题分割的宏观障碍。如财政投入重城市轻农村、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市场化分工遭遇了土地、户籍等制度性抑制;现代化和城市偏向的文化和思想观念主导了国家的整体发展战略等。
资源要素—资产转换障碍。农村与农业发展所依赖的各类资源要素包括劳动力、资金、土地（如承包地和宅基地）、房屋、技术、特色资源以及环境等等。但是，对于绝大多数农民而言，其所占有的上述各类资源要素要么处于闲置，要么如农业承包地出租的租金收入非常低。这意味着农民所拥有的各类资源要素缺乏一种可以持续稳定的制度化转化为资产的产业发展模式，或者说其资源—资产的转化机制存在各种内生性的障碍。因此，乡村振兴战略或者解决三农问题的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如何化解资源—资产的转化障碍。
二、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支持性政策建议
从对乡村振兴的理论分析可以厘清关于乡村振兴的政策传导机制问题。对于乡村振兴，政府追求的政策目标大体上包括这么几个方面：乡村环境优美目标、乡村产业发展目标、农民收入增长目标等。但是，对于从政策目标是如何落实并转化为特定的政策结果对于政策实施者甚至研究者而言常常是类似于一个“黑箱”，非常不清楚。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地方政府推动美丽乡村建设的实施能力、可预见性和可控制性，原因是决策者不能够非常清楚地识别政策实施过程的各类影响因素以及不同因素之间作用的路径和传递机制，于是，也就难以找到乡村振兴的各个潜在的政策干预点乃至最优的干预点所在。
显然，各类乡村振兴与发展模式是一个由多重目标牵引的大量复杂因素交互作用的系统的动态可持续发展的过程，而任何潜在政策干预点的选择都应该以有助于促进系统内各个政策目标为导向的正向循环反馈机制的形成与强化为判断依据。至于那些能够以较小代价或变动就可以产生比较大的政策目标的实现程度或者说其政策效果的杠杆效应最好的政策工具变量因素显然就是最优的政策干预点。
参考文献
[1]赵德余.资源-资产转换逻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一种理论解释[J].探索与争鸣， 2019（6）：101-110+159.
[2]赵德余.新时代中国发展模式：从乡村振兴到健康产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3]赵德余.人口、资源与环境政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4]赵德余.基于扩展型资产概念的社会政策模式及其来自中国的经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種可行的政策方案设计[J].社会政策评论， 2017（3）：5-30.
（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神头镇人民政府 山东 德州 253500）
关键词： 新时代; 乡村振兴; 三农问题; 要素-资产转换
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应对的根本问题依旧是农业、农村与农民问题，而乡村振兴也是中国实现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增长的根本战略。如何协调和统筹农业、农村与农民的发展问题，乃至城乡统筹发展问题，需要建立需要对中国三农问题的历史特征、性质诊断以及构建一个具有针对性的坚实的理论框架。长期以来，很多学科尤其是农业经济学界对三农问题的研究事实上从未间断，如对农业发展中的技术、制度的作用研究，对农业市场化、贸易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的研究，对城镇化、都市农业与农村人口流动的研究。
一、新时代乡村振兴与三农问题的性质诊断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在乡村振兴战略的20字总要求中，产业兴旺居第一位。不过，我国农业产业的发展现状被广泛描述：产业大而不强，农产品多而不优，一二三产融合不深;农业生产基础依然薄弱，现代设施装备应用不足，科技支撑能力仍然不强;农业经营规模偏小、主体素质偏低，千家万户的小生产难以适应千变万化的大市场。那么，如何理解新时代乡村振兴与三农问题的性质呢？如图1所示，本文将从战略目标、问题根源、体制弊端以及发展策略等多个视角对乡村振兴与三农问题性质进行诊断分析。
（一）新时代国情特征对乡村振兴与三农发展问题的战略目标确定的逻辑
确定乡村振兴战略与三农问题的发展战略目标不仅需要考虑新时代的国情特征，而且还需要考虑乡村振兴的国际经验以及新型城镇化和长三角一体化、京津冀一体化等区域发展战略。其中，对于新时代国情的特征而言，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确立需要考虑到新时代的历史脉络、实践主题、人民性、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以及为世界发展提供中国方案的使命等各类压力因素。当然，从历史演变的视角来看，乡村振兴战略不能进行另起炉灶或空中楼阁式的设计，其战略目标的规划必须要与三农问题的历史沿袭和新型城镇化、各类区域发展的国家战略相互协调和一致。同样，就乡村振兴的国际经验来看，中国的乡村振兴战略既要充分研究和吸收国外发达地区乡村振兴的成功经验，又要因地制宜地探索中国本土的乡村振兴模式和经验从而为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中国方案。
（二）乡村振兴与三农问题面临的矛盾冲突及其根源
三农问题的矛盾和冲突主要表现在：农业的竞争力与粮食安全压力与农业生产资源的有限性;农民收入增长、资产积累不足与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城乡收入差异缩小的压力;农村存村容环境的恶化与美丽乡村建设目标的冲突等。而其矛盾和冲突的内在根源非常复杂，如农业技术进步、市场化与组织制度的匹配弱;专业化农民缺失与农民收入结构的扭曲;乡村环境治理与农业发展、农民增收之间缺乏关联性等。
（三）新型城镇化与三农问题分割的宏观、微观障碍
农业、农村与农民问题分割的宏观障碍。如财政投入重城市轻农村、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市场化分工遭遇了土地、户籍等制度性抑制;现代化和城市偏向的文化和思想观念主导了国家的整体发展战略等。
资源要素—资产转换障碍。农村与农业发展所依赖的各类资源要素包括劳动力、资金、土地（如承包地和宅基地）、房屋、技术、特色资源以及环境等等。但是，对于绝大多数农民而言，其所占有的上述各类资源要素要么处于闲置，要么如农业承包地出租的租金收入非常低。这意味着农民所拥有的各类资源要素缺乏一种可以持续稳定的制度化转化为资产的产业发展模式，或者说其资源—资产的转化机制存在各种内生性的障碍。因此，乡村振兴战略或者解决三农问题的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如何化解资源—资产的转化障碍。
二、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支持性政策建议
从对乡村振兴的理论分析可以厘清关于乡村振兴的政策传导机制问题。对于乡村振兴，政府追求的政策目标大体上包括这么几个方面：乡村环境优美目标、乡村产业发展目标、农民收入增长目标等。但是，对于从政策目标是如何落实并转化为特定的政策结果对于政策实施者甚至研究者而言常常是类似于一个“黑箱”，非常不清楚。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地方政府推动美丽乡村建设的实施能力、可预见性和可控制性，原因是决策者不能够非常清楚地识别政策实施过程的各类影响因素以及不同因素之间作用的路径和传递机制，于是，也就难以找到乡村振兴的各个潜在的政策干预点乃至最优的干预点所在。
显然，各类乡村振兴与发展模式是一个由多重目标牵引的大量复杂因素交互作用的系统的动态可持续发展的过程，而任何潜在政策干预点的选择都应该以有助于促进系统内各个政策目标为导向的正向循环反馈机制的形成与强化为判断依据。至于那些能够以较小代价或变动就可以产生比较大的政策目标的实现程度或者说其政策效果的杠杆效应最好的政策工具变量因素显然就是最优的政策干预点。
参考文献
[1]赵德余.资源-资产转换逻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一种理论解释[J].探索与争鸣， 2019（6）：101-110+159.
[2]赵德余.新时代中国发展模式：从乡村振兴到健康产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3]赵德余.人口、资源与环境政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4]赵德余.基于扩展型资产概念的社会政策模式及其来自中国的经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種可行的政策方案设计[J].社会政策评论， 2017（3）：5-30.
（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神头镇人民政府 山东 德州 253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