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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的肆虐再次引起了世人对传染病的关注。
其实，传染病一直是人类健康的第一大杀手。在人类的文明史上，传染病杀死的人，远比战争或者其它天灾人祸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以战争而论，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绝大部分战争里死亡在刀枪之下的人都不及死于战争中的疾病特别是传染病的人数。传染病给人类社会投下的阴影，是其它灾难无法比拟的。仅1918年世界范围内发生的流感，就造成了4000多万人死亡，大约是打了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口的两倍。
上个世纪是人类同传染病进行艰苦斗争并取得巨大胜利的世纪，但传染病仍然是当今世界范围内引起人类死亡的首要原因，人类征服传染病的斗争也比以往更艰巨。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结核、鼠疫、白喉等古老传染病复苏，艾滋病、埃博拉出血热、裂谷热、疯牛病、军团菌、莱姆病等新发传染性疾病开始流行。据世界卫生组织不完全统计，全世界每年有1300万人死于传染病，每小时有1500人死于传染病，每天3000人死于疟疾，每年150万人死于结核病，800万人感染上结核病。到目前为止，艾滋病已经使800多万儿童成为孤儿。
这一组组触目惊心的数字，深刻地昭示了人类同传染病斗争的形势已经到了多么严峻的程度。而处于国际大家庭、处于全球化中的中国也同样不能独善其身、幸免于难。发端于去年广东，如今已成蔓延、肆虐全国的“非典”，再也不能使我们泰然处之、无动于衷、麻木不仁了。
中国改革开放后20多年来，特别突出地强调了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这个基础上，传染病的防治本应得到更快的发展，但是出现了令人失望的变化。目前，中国的传染病防治工作正处在严重的危机之中。
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最为关注的传染病是艾滋病、结核病、疟疾病。世界新千年首脑会议也在宣言里表示要在新的世纪里与这三大疾病作斗争。我国在建国后30年里，曾在控制一系列危害最烈的传染病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在结核病方面，发病率、死亡率大幅度下降，疟疾病控制在极低的流行水平。然而，近年来这三大疾病的情况却令人堪忧。
我国在1985年发现第一例艾滋病，而后，它就在中国如入无人之境，每年以几何级数高速度传染蔓延，现在已经从传入期、播散期进入快速增长期，并且正在迅速从高危人群扑向普通人群。2000年以前的15年间，中国艾滋病年感染增长率为37.3%，而2001年已达58%。我国中原腹地大省河南省已经成为艾滋病疫情最严重的省份。目前，由于长时间的漠视、掩盖导致防治措施上的无能为力，我国已几近失去彻底控制这种疾病的机会。最近官方报告，我国艾滋病感染者已达100万人以上。而据有关专家估计，实际感染人数远比这个数字高得多。我们已无法避免这场真正的浩劫的到来。
结核病，在建国后30年曾取得患病率下降60%-70%、死亡率下降90%的成就，由于在20世纪80年代进展缓慢，自20世纪90年代起接受世界银行贷款，加上配套资金共约13亿人民币，开展结核病贷款项目。在2000年全国进行第四次结核病流调证明，疫情几乎没有下降。而近年来，一些地方的疫情均呈复燃上升之势。
疟疾病，据2002年6月25日《健康报》报道，我国疟疾的主要疫区苏鲁豫皖鄂五省的疟疾病“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我国的血吸虫病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已经卷土重来，以后媒体一直作为“政治病”低调处理，鲜见报道。2002年4月份的《健康报》透露，在血吸虫病高发的湖北省荆州地区，曾长时间处于“年年灭螺、年年来螺、群众反复感染”的“胶着状态”，提示形势并未见显著好转。
我国传染病的情况令人堪忧、促人警醒。在惊悸、担心之余，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有旧的传染病沉渣泛起、卷土重来?为什么会有新的传染病前仆后继、接踵而至?
造成如此令人担忧严重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更为突出的是环境与生态问题。
我国的空气污染严重。据有关资料报告:华北地区12个城市大气中的颗粒物平均浓度高达869微克/立方米，为纽约的20倍、伦敦的40倍、WHO允许浓度的9.6倍。中国几乎所有城市的悬浮颗粒物污染都超过了WHO的标准。全国城市平均值为309微克/立方米，相当于WHO标准的3倍、纽约的7倍、伦敦的14倍。全国降尘量平均值为每日16.2吨/平方公里。
全国二氧化硫的排放量高居世界第一，氮氧化物污染急剧上升。1997年报告，酸雨面积已占全国国土的近40%。1985-1993年的8年间，酸雨面积扩大了60%以上。每年因酸雨和二氧化硫污染造成的损失达1000亿人民币。
因空气污染，深圳市65%的学生体内铅含量超标，与此相类似的太原为64%，广州为83%。在包头附近地区，因氟污染，牧民生活极端困难，纷纷洒泪离乡背井逃荒。
我国水污染告急。黄河干流2000年枯水期四类水质占31%，失去使用功能的劣五类水质占55.2%，多数主要支流已成重灾区。长江流域的水污染呈迅速发展趋势，并有向下游流域转移趋势。安徽省沿江八个城市中仅有一个城市建了一个日处理6000吨的污水处理厂，其余全是空白。广东省54个城市中只有10个建有污水处理厂，全省污水处理率只有12%，使流经城市城镇的80%的河段受到严重污染。该省19条城市附近江河水质达标只有7个，21个地级以上城市饮用水达标的只有4个。我国目前每年废污水排放总量已达620亿吨，大部分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江河湖海之中。太湖与淮河均列为国务院限定2000年底治污达标，但都未能实现。据估计，太湖水质至2010年实现恢复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水平需资金2000亿人民币，这笔费用需要多大的经济规模才能赚取?从何而来?昆明的滇池据说需要80亿人民币才能得到治理，现已投入了40亿，仍无明显好转，13个检测点的全年检测结果均为劣五类水质。
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中国近海水域开始出现赤潮，20世纪90年代后加剧，从每年十数起到数十起；在深圳、香港、浙江、渤海等海域接连发生。大量无机氮、石油类、重金属类、化学需氧量使近海海域超四类和四类水质占46.5%，一类水质仅占14.1%；由于海域污染等因素的影响，我国近海渔场均已无鱼可捕。
其它环境与生态问题，诸如垃圾污染，2000年全国产业垃圾(不含乡镇企业)11.5亿吨，生活垃圾2亿吨，垃圾堆放量170亿吨，加上乡镇企业，共约200亿吨，人均15吨；医用垃圾，根据石家庄市统计，本来应该焚烧的医用垃圾中的50%以上被改头换面后又流入市场。由于土壤被重金属和农药污染而造成的食用植物毒物残留问题也日益严重。
除了大气、水、土壤的污染外，其它的日趋严重的环境危机还有:森林之毁绝、水土流失、荒漠化、水资源枯竭、气候与地质灾害、物种灭绝、矿物资源耗尽等，使得13亿人口的环境生态生存危机日趋加重。
环境和生态问题已向人们发出了特级警告!
“非典”的肆虐是一件坏事，但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它使我们有机会能够静下心来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反思自己的过错。
可以这样说，人类在20世纪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有史以来的总和，但同时对大自然的破坏也远远超过了以往的总和。这种破坏既表现在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物质层面上，同时也表现为人类严重地偏离了自身的位置，表现出一种“由奴隶到主人的缺点”——生产力不发达的时候，人类屈从自然、恐惧自然，生产力发达了，人类便开始肆意践踏自然，盘剥自然，并狂妄地宣称能“战胜自然、征服自然”。早在100多年前，恩格斯就曾警告人们:“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各种各样的“天灾”，如洪涝灾害、沙尘暴等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祸”带来的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疫病的流行无疑也是如此。由于大气、海洋、水和土地的污染，由于气候变暖，由于生物物种多样性的减少，危及人类生命健康和安全的病毒的种类日益增多，毒性日益增强，传染性日益增高。事实上，人类无时无刻不生活在成千上万的病毒的包围中，SARS并不是第一个，更不是最后一个。
人类仍然处于工业时代，工业化的生产生活方式是主导的生活方式。这种生产生活方式的主要特点是建立在社会化大工业基础上，以征服自然、控制自然为手段，以物质财富的无限增长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需要为主要目的的。而这种生产生活方式的根源与基础在于“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20世纪中叶以后，由于人类自以为“翻身”做了自然界的主人，导致了无限度的开发与扩张，这种行动粗暴地影响了包括土壤、空气和水在内的生存环境，也影响了动物和植物——而人如果只把动、植物当成盘中餐，那么反过来受到它们的影响也就在所难免。所以，恩格斯说的“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其实相当于我们现在提倡的“可持续发展”。“艾滋病”、“疯牛病”，以及今天“非典”的横行肆虐一次又一次地警告我们，只有遵循可持续发展的规律，把自身放在自然界当中，作为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人类才不会狂妄自大、为所欲为，一味沉溺于贪欲和享乐。只要我们承认现实，痛定思痛，从个人到社会都追求一种积极、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与大自然和平共处，相信大自然是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正常发展的空间的。
(作者单位:中共辽宁省委党校、中共开原市委党校)
责任编辑 王安庆
其实，传染病一直是人类健康的第一大杀手。在人类的文明史上，传染病杀死的人，远比战争或者其它天灾人祸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以战争而论，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绝大部分战争里死亡在刀枪之下的人都不及死于战争中的疾病特别是传染病的人数。传染病给人类社会投下的阴影，是其它灾难无法比拟的。仅1918年世界范围内发生的流感，就造成了4000多万人死亡，大约是打了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口的两倍。
上个世纪是人类同传染病进行艰苦斗争并取得巨大胜利的世纪，但传染病仍然是当今世界范围内引起人类死亡的首要原因，人类征服传染病的斗争也比以往更艰巨。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结核、鼠疫、白喉等古老传染病复苏，艾滋病、埃博拉出血热、裂谷热、疯牛病、军团菌、莱姆病等新发传染性疾病开始流行。据世界卫生组织不完全统计，全世界每年有1300万人死于传染病，每小时有1500人死于传染病，每天3000人死于疟疾，每年150万人死于结核病，800万人感染上结核病。到目前为止，艾滋病已经使800多万儿童成为孤儿。
这一组组触目惊心的数字，深刻地昭示了人类同传染病斗争的形势已经到了多么严峻的程度。而处于国际大家庭、处于全球化中的中国也同样不能独善其身、幸免于难。发端于去年广东，如今已成蔓延、肆虐全国的“非典”，再也不能使我们泰然处之、无动于衷、麻木不仁了。
中国改革开放后20多年来，特别突出地强调了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这个基础上，传染病的防治本应得到更快的发展，但是出现了令人失望的变化。目前，中国的传染病防治工作正处在严重的危机之中。
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最为关注的传染病是艾滋病、结核病、疟疾病。世界新千年首脑会议也在宣言里表示要在新的世纪里与这三大疾病作斗争。我国在建国后30年里，曾在控制一系列危害最烈的传染病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在结核病方面，发病率、死亡率大幅度下降，疟疾病控制在极低的流行水平。然而，近年来这三大疾病的情况却令人堪忧。
我国在1985年发现第一例艾滋病，而后，它就在中国如入无人之境，每年以几何级数高速度传染蔓延，现在已经从传入期、播散期进入快速增长期，并且正在迅速从高危人群扑向普通人群。2000年以前的15年间，中国艾滋病年感染增长率为37.3%，而2001年已达58%。我国中原腹地大省河南省已经成为艾滋病疫情最严重的省份。目前，由于长时间的漠视、掩盖导致防治措施上的无能为力，我国已几近失去彻底控制这种疾病的机会。最近官方报告，我国艾滋病感染者已达100万人以上。而据有关专家估计，实际感染人数远比这个数字高得多。我们已无法避免这场真正的浩劫的到来。
结核病，在建国后30年曾取得患病率下降60%-70%、死亡率下降90%的成就，由于在20世纪80年代进展缓慢，自20世纪90年代起接受世界银行贷款，加上配套资金共约13亿人民币，开展结核病贷款项目。在2000年全国进行第四次结核病流调证明，疫情几乎没有下降。而近年来，一些地方的疫情均呈复燃上升之势。
疟疾病，据2002年6月25日《健康报》报道，我国疟疾的主要疫区苏鲁豫皖鄂五省的疟疾病“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我国的血吸虫病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已经卷土重来，以后媒体一直作为“政治病”低调处理，鲜见报道。2002年4月份的《健康报》透露，在血吸虫病高发的湖北省荆州地区，曾长时间处于“年年灭螺、年年来螺、群众反复感染”的“胶着状态”，提示形势并未见显著好转。
我国传染病的情况令人堪忧、促人警醒。在惊悸、担心之余，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有旧的传染病沉渣泛起、卷土重来?为什么会有新的传染病前仆后继、接踵而至?
造成如此令人担忧严重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更为突出的是环境与生态问题。
我国的空气污染严重。据有关资料报告:华北地区12个城市大气中的颗粒物平均浓度高达869微克/立方米，为纽约的20倍、伦敦的40倍、WHO允许浓度的9.6倍。中国几乎所有城市的悬浮颗粒物污染都超过了WHO的标准。全国城市平均值为309微克/立方米，相当于WHO标准的3倍、纽约的7倍、伦敦的14倍。全国降尘量平均值为每日16.2吨/平方公里。
全国二氧化硫的排放量高居世界第一，氮氧化物污染急剧上升。1997年报告，酸雨面积已占全国国土的近40%。1985-1993年的8年间，酸雨面积扩大了60%以上。每年因酸雨和二氧化硫污染造成的损失达1000亿人民币。
因空气污染，深圳市65%的学生体内铅含量超标，与此相类似的太原为64%，广州为83%。在包头附近地区，因氟污染，牧民生活极端困难，纷纷洒泪离乡背井逃荒。
我国水污染告急。黄河干流2000年枯水期四类水质占31%，失去使用功能的劣五类水质占55.2%，多数主要支流已成重灾区。长江流域的水污染呈迅速发展趋势，并有向下游流域转移趋势。安徽省沿江八个城市中仅有一个城市建了一个日处理6000吨的污水处理厂，其余全是空白。广东省54个城市中只有10个建有污水处理厂，全省污水处理率只有12%，使流经城市城镇的80%的河段受到严重污染。该省19条城市附近江河水质达标只有7个，21个地级以上城市饮用水达标的只有4个。我国目前每年废污水排放总量已达620亿吨，大部分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江河湖海之中。太湖与淮河均列为国务院限定2000年底治污达标，但都未能实现。据估计，太湖水质至2010年实现恢复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水平需资金2000亿人民币，这笔费用需要多大的经济规模才能赚取?从何而来?昆明的滇池据说需要80亿人民币才能得到治理，现已投入了40亿，仍无明显好转，13个检测点的全年检测结果均为劣五类水质。
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中国近海水域开始出现赤潮，20世纪90年代后加剧，从每年十数起到数十起；在深圳、香港、浙江、渤海等海域接连发生。大量无机氮、石油类、重金属类、化学需氧量使近海海域超四类和四类水质占46.5%，一类水质仅占14.1%；由于海域污染等因素的影响，我国近海渔场均已无鱼可捕。
其它环境与生态问题，诸如垃圾污染，2000年全国产业垃圾(不含乡镇企业)11.5亿吨，生活垃圾2亿吨，垃圾堆放量170亿吨，加上乡镇企业，共约200亿吨，人均15吨；医用垃圾，根据石家庄市统计，本来应该焚烧的医用垃圾中的50%以上被改头换面后又流入市场。由于土壤被重金属和农药污染而造成的食用植物毒物残留问题也日益严重。
除了大气、水、土壤的污染外，其它的日趋严重的环境危机还有:森林之毁绝、水土流失、荒漠化、水资源枯竭、气候与地质灾害、物种灭绝、矿物资源耗尽等，使得13亿人口的环境生态生存危机日趋加重。
环境和生态问题已向人们发出了特级警告!
“非典”的肆虐是一件坏事，但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它使我们有机会能够静下心来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反思自己的过错。
可以这样说，人类在20世纪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有史以来的总和，但同时对大自然的破坏也远远超过了以往的总和。这种破坏既表现在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物质层面上，同时也表现为人类严重地偏离了自身的位置，表现出一种“由奴隶到主人的缺点”——生产力不发达的时候，人类屈从自然、恐惧自然，生产力发达了，人类便开始肆意践踏自然，盘剥自然，并狂妄地宣称能“战胜自然、征服自然”。早在100多年前，恩格斯就曾警告人们:“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各种各样的“天灾”，如洪涝灾害、沙尘暴等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祸”带来的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疫病的流行无疑也是如此。由于大气、海洋、水和土地的污染，由于气候变暖，由于生物物种多样性的减少，危及人类生命健康和安全的病毒的种类日益增多，毒性日益增强，传染性日益增高。事实上，人类无时无刻不生活在成千上万的病毒的包围中，SARS并不是第一个，更不是最后一个。
人类仍然处于工业时代，工业化的生产生活方式是主导的生活方式。这种生产生活方式的主要特点是建立在社会化大工业基础上，以征服自然、控制自然为手段，以物质财富的无限增长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需要为主要目的的。而这种生产生活方式的根源与基础在于“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20世纪中叶以后，由于人类自以为“翻身”做了自然界的主人，导致了无限度的开发与扩张，这种行动粗暴地影响了包括土壤、空气和水在内的生存环境，也影响了动物和植物——而人如果只把动、植物当成盘中餐，那么反过来受到它们的影响也就在所难免。所以，恩格斯说的“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其实相当于我们现在提倡的“可持续发展”。“艾滋病”、“疯牛病”，以及今天“非典”的横行肆虐一次又一次地警告我们，只有遵循可持续发展的规律，把自身放在自然界当中，作为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人类才不会狂妄自大、为所欲为，一味沉溺于贪欲和享乐。只要我们承认现实，痛定思痛，从个人到社会都追求一种积极、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与大自然和平共处，相信大自然是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正常发展的空间的。
(作者单位:中共辽宁省委党校、中共开原市委党校)
责任编辑 王安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