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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就报纸发展而言，早期的《申报》之所以能生存下去，并逐渐赢得本土民众的认同，依靠的是不合西式新闻纸规范但又反映国人观念的内容，这是新报本土化过程中必经的一个阶段。作为西洋引入中国的嫁接品种，新报大众化的标志首先在于依靠内容的本土化侧重和口味的众口成宜，来消除国人对西式新闻纸的隔膜，争取最广泛的受众。
关键词：西方 新闻纸 本土化 申报
当《申报》刚刚进入国人的视野时，人们已注意到新闻纸是不同于邸报的新鲜事物。创刊的初始阶段，《申报》曾发过这样的评论，言及邸报与新报的区别：
邸报之设，不知始于何朝，既不为国家之制度，又不入学士之诗文，固末由考其原委也。唯于宋之正史及宋之小说初见有邸报二字。《史·刘奉世传》谓：邸吏抄录朝事，托为家书以邮传四方，时谓之邸报。小说家言，徽宗微行，七幸蔡京家，然外人不知也。至京有谢表而邸报传之四方，始知其事。此邸报之见于书史者也。……彼西洋各国之新报亦系传述各国国家之事，上至朝廷，下至闾里，一行一言一器一物，无论美恶精粗，备书于纸。中国之邸报与之各别者，邸报之制但传朝廷之政事，不录闾里之琐屑而已，故阅之者学士大夫居多而农工商贾不预焉。反不如外国之新报人人喜悦也。是邸报之作成于上而新报之作成于下。邸报可以备使臣之采择，新报不过如太史之陈风。其事虽殊，其理则一。其法虽异，其情则同也。世之阅邸报新报者当不以予言为河汉也。
可知时人已注意到新闻纸是不同于邸报的新鲜事物。文章首先详细介绍了邸报的起源、功能、内容及传播范围。邸报功能如下：首先，抄录朝事，传之四方；其次，文人阅邸报而知朝政得失，可广见闻、扩议论；再次，文人可以借题撰文，议论时事，发挥文章传统的讥刺功能，同时避免闭门造车、纸上谈兵，使写文功夫得到提升。因为上述功用，所以邸报的流传是官方乐见的。
至于邸报的内容不外乎诏旨、章疏以及召见臣公、黜陟官员、旧制变革、日行政令等等。其中特别提到清朝邸报的一项规定，即州县以上官员犯罪被贬之类的信息不能列入邸报，目的是替罪贬官员隐讳，既已受到惩处，就不必录于邸报，以使四方知之，留下恶名。同时显示在上者“不忍彰显臣下过恶”的宽仁之意。时人对邸报与新报的不同认知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传播范围：中国古代除官员外，民分四等：士、农、工、商。而邸报的传播范围仅限于官与士两个阶层，即所谓的“学士大夫”。而新报则有阅无类，人人可观。如果说当时观阅邸报还是一种隐隐带有阶层优越感的行为，那么新报的出现让这种优越感荡然无存。
二、传播内容：邸报“但传朝廷之政事，不录间里之琐屑”，内容上具有严肃和雅化的特征，新报则彻底俗化，不仅有朝廷政事，亦有市井之琐屑，“上至朝廷，下至闾里，一行一言一器一物，无论美恶精粗，备书于纸”。实际上正是依靠“闾里之琐屑”，新报才吸引了农工商贾等社会大众。
三、传播渠道：邸报是自上而下的单向传播，新报的“作成于下”则意味着下情能达，时事周知，信息得以传播。这种互动与共享是现代意义上的报纸的标志。
四、地位：邸报雅，新报俗；邸报严肃，所载皆国家大事，新报活泼，乃人间小道。所以邸报的地位高于新报。
国人历来受史官文化影响极深，于史则有正史与小说之别，于文则有雅正与通俗之分，界线森严，不可逾越。而《申报》人员结构中洋人老板加华人主笔的特殊组合，使得洋化新报和传统邸报的功能在《申报》中实现了某种程度的整合，这也可以看作新闻纸这一新生事物为适应中国环境而进行的一种自我调整。《申报》在版面规划中专门辟出一部分用于抄录京报(邸报)的内容，1872年末，《申报》甚至在版式上作了调整，将所刊录之京报的内容摘要登于报头处，颇有目录之意，以便读者查阅。如该年12月18日《申报》报头有如下文字：
今日所刊京报无甚要事，论旨仅一道，奏折则恭亲王等循例保军纪章京数人及缮写册档者皆蒙谕旨，其全报在后幅，详阅可也。
作为近代意义上的新闻纸，《申报》要展现的功能远非邸报的抄录朝事和议论讥刺所能涵盖，诚如其自叙所言：“新闻馆之设，一本泰西之成法，兼录齐东之寓言惩劝。虽殊原属，并行不悖。”所以，对当时报人而言，这种华文报纸，虽脱胎于西方，但和纯粹的西方报纸又有所不同，是洋化新报+邸报+寓言小说的组合。报人充分发挥了中国人圆融和谐的处世精神，使三者能够做到并行不悖。当时曾有香港报纸批评《申报》所载多狐仙鬼怪之说，违犯了西方新闻纸之惯例，翻阅早期《申报》的内容，狐仙鬼怪之说比比皆是，此语诚然不虚。《申报》为自己辩护道：作为新闻纸，有闻必录没有错：“本馆细择新报之职在于采集人言，搜罗众说，何敢以区区一人之见遂谓天下不恒有之事即为古今所必无之事，而凡各郡中之目见耳闻、争相传述者概谓之假托，概斥为妄言耶?是以凡分托采访各友人，遇有奇迹异谈，但使事有可取亦即为之登录。”
初期的《申报》确有此种不合新闻规范的体例，以现今的视角来看，《申报》对“有闻必录”的原则理解得过于宽泛，在报道内容的选择上甚至模糊了基于事实的新闻与基于虚构的文学作品的边界。然而，回到当时的情境，《申报》刊登狐仙鬼怪之说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相信事件的真实性：“聊斋一书，虽为蒲留仙之寓言而其事亦在可信之列。”就文化而言，《申报》的观点反映了国人对“小说”这一概念的理解。同西方文体意义上的小说概念不同，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小说”基本是以实录为原则的一种文体，于经史子集四部中，列入子部。虽是丛残小语、出自街谈巷议，但对治身理家、怡悦性情颇为有益，可以视为正史的附庸来对待。所以，香港报纸对《申报》的批评实际上反映的是中西文化理念的差别。
就报纸发展而言，早期的《申报》所以能得以生存下去，并逐渐赢得本土民众的认同，确是依靠了这种不合西式新闻纸规范但又反映了国人观念的内容，这是新报本土化过程中必经的一个阶段。作为西洋引入中国的嫁接品种，新报大众化的标志首先在于依靠内容的本土化侧重和口味的众口咸宜，来消除国人对西式新闻纸的隔膜，争取最广泛的受众。所以《申报》在报纸的内容组织方面堪称包罗万象： 行情、招贴、戏目、告白，各取印费，位置列错，频频焉、数数焉……一日之内，一邑之间，而事出不齐，小窃流氓，蔽道贫僧，恶少摸乳，老翁献臀。某甲某乙，为隐其人，以上俱报中事……士予之诗文，草野之议论，中外之传闻，几叚几篇，采取于人……摘袭小说，附会赘入，……唯神奇之说，比于志怪之齐谐；淫秽之风，出于租界之男女；案件重重，详于陈公之会审，海外絮谈，烦于村妪之缕；宫门邸抄，快于官报之时日；竹枝歌咏，多于市人之言语。
此外，《申报》还持续性地关注和登录科考信息，例如乡试信息、科举发榜等等，这恰是为外国人所忽视而中国民众关注的一项内容，构筑了《申报》报道内容的一大特色。1875年9月《申报》刊登了浙江乡试的头场题目和江南乡试的榜单，1885年的江南乡试全榜，《申报》是用电报传送的。
正是这种五花八门的内容择取，满足了不同层次受众的需要，使《申报》得以在民间成功扎根。《申报》对本土文化的一大贡献是，在受众层面破除了官绅、士、农、工、商之间的阶层壁垒，使观阅邸报所带有的阶层的优越性荡然无存。“西人有言，大概而论，治人者与治于人者其智愚贤否相等，治人者少，治于人者多，上得取益于下，少得收益于多，势亦甚宜。即民之欲宣隐微亦以新报，故新报之不可无，为上下可以相通，远近可以相达、相勉、相戒以辅成国家政事也。”另一方面则力图消解地理空间及风俗差异所带来的信息传播壁垒，使“南北不至有风尚之殊，山泽不至有情事之隔”，同时将新闻的传布信息功能和文章广义上的讥刺功能、娱乐功能置于同等位置。狐仙鬼怪之说某种程度上显示的就是一种纯中国式的精神娱乐。报纸信息对阶层及地域壁垒的消解促进了民众整体上的文化认同，同时吸引了各阶层的兴趣：“仕宦者可以恭阅邸抄考见朝政，士君子可以讽诵诗词怡适性情，巨商贾又可以博知货殖之低昂，行旅者又可以参稽船埠制进出而俗事笑谈又可以作解颐之助，瀛州寰海，更可以极放眼之观。”至于一般百姓，通过阅读报纸则可带来文化启蒙。
新报并可复使振学于中等以下各类之人。盖营生图活之人，类皆趋利之辈，既无暇专心致志于书籍经学。惟新报既承责述时变日事，即各生业所近与相系者，则生理诸人亦喜于阅看。是则无新报，少年者既出书塾往往而随舍字文之学，有新报而反可每日看字文也。初出塾者，或仍难于解会，逾久则纯熟于新报而识见日广，且由此而日迩于高远之务亦未可知也。如泰西之国有出身本属单寒、少有文学之人，至年增而渐成为博学能文之士者，比比皆然。即如上海香港两处，新报业已广兴，料想年后则此两处中等以下之人，其知学明文必能加倍于他方。“
此外，《申报》曾登有这样一则消息，显示了其在民间的受欢迎程度：
每见市肆之间，置有一纸。其店中之主宾以及学徒彼此传观，互相问辩，竟若每日之课诵焉。于此借以得益者谅亦不少。夫工商之徒，自幼肆业之廛市，其失学者多矣。贵报日新月异，为数无多，文理又易通晓，价值不高昂。仅须片刻之光阴，得悉世间之世理。
《申报》在坊间的广为传阅，既是报人们对报纸内容的本土化定位的成功，也显示出新闻纸在公共教育方面得天独厚的功能。这给《申报》的生存发展带来了广阔的空间，即使是同官府关系的恶化也没能动摇其日复一日的深入人心。
然而，新闻纸作为社会公器的属性是不可改变的。在民间扎根之后，其内在理念会渐渐明晰，其固有的来自西方价值体系的参与公共管理、申明舆情、舆论监督等功能终归要逐渐凸显，这一过程不可抗拒。所以，在办报过程中，报人对邸报与新报的差别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在《邸报有别于新报论》发表约一年后，《申报》又发一篇论说《论中国京报异于外国新报》，内容与一年前大相径庭，兹录于下：
西士有闻于中士者，曰：“予初以为贵国之京报即吾各国之新报也。及细观之，竞大不同。吾国之新报盖合朝野之新闻而详载之。贵国之京报仅有朝廷之事而闾里之事不与焉。且即以朝廷之事而论，亦谨就目所习见习闻者而录之，至于新立一政、新创一议，亦不备载，每使观者兴为之减。其故何欤?子何不为我详言之?”中士曰：“吾中国之制与外国殊，城然。……至德以后，天下用兵，诏制皆从中出，乃妙选臣僚为翰林学士，内择一人年深德重者为承旨，独承审命。其禁有四：曰漏泄，曰稽缓，曰遗失，曰忘误。双日起草，单日宣旨。遏有机要则亦双日缮焉。首禁既在漏泄，臣下又何敢故犯其禁以买祸。所以遏有机要之事，其底稿不敢宣示于众。惟同列尚能知之，其他朝臣不敢过问。……又安敢笔之于书，播之于众，相传于草野之间哉!由唐而五代而两宋而元明以逸于今，相沿成风，未之或改。”
文章认为，京报(邸报)与新报功能上的差别源于中西政治体制的巨大差异。新报能不受限制地参与政事，发布有关政局的最新消息，而邸报记载的只是习见习闻之事。究其根本，是由中国与西方不同的政治体制造成的。如果说，公共教育功能的彰显体现的是《申报》与民间社会的良好互动，那么，评议时政、舆论监督在当时的社会里就是一种标新立异，这给中央集权的官僚系统带来的冲击可以想象。当开放的、有闻必录的媒体规则与封闭的、保守机密的官场规则相碰撞，对官员的冲击是巨大的。中国传统社会是高度一体化的社会，文化、社会、政治是高度统合的系统。连接这一整体的是“君主专制政体和科举考试制度”。君主专制政体的核心是维护君王威权，因此秘室政治是其显著特点。君主政体培养出大批习熟于秘室政治规则的官员，对他们而言，官事民事皆以秘密为先，政务的不透明就成为官场的常态法则。对当时的晚清官员而言，学习西方，要本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学习器物技巧，而非政教文明。像郭嵩焘那样公开承认欧洲各国政教风俗独擅其胜的官员在当时极为少见。
《申报》与官员的一系列冲突很大程度上缘于理念的差异：新闻日报之馆，盛于泰西，而不行于中国。盖泰西各国，上下一体，不但官与民不甚悬殊，即君与民亦不相睽隔，故每遇事，可以尽情议论，直陈无隐。言虽出自民间，意可达于君上。君既不以直言为逆耳，民自不因直言生戒心。至于官吏更无论矣。中国则不然，君尊于官，官尊于民。君尚有纳谏之心，官则有禁谤之意。故得罪于君犹可逃，得罪于宫，不可逭也。夫民间创设新闻一事，其中难免无干犯君官之语。君隔九重，或尚不知。官则未有不知者。一旦大肆威疟，重则惩办，轻矣封闭。故民间亦不敢冒罪而开设也。近因通商开市，于香港开设华字新闻三馆，于上海开设华字新闻一处，主笔虽系华人，而馆主实为西人也。至于汉口新闻馆，内无西人，甫开即闭矣。 当官员士绅们还本着传统的情怀，以看待邸报的眼光来关照《申报》时，大概很难想到，这种态度上的高傲和不屑很快就会碰壁，新报所拥有的巨大能量，对政事涉及的深度和广度给他们带来了种种难堪、失落和不适应。在官员的认知里，新报“不过如太史之陈风”，把它作为正史的附庸，从中可以了解民情风俗，但也仅仅如此。这类似于史家对小说的看法：“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虽小道，必有可观焉，致远恐泥。”甚至早期的报人自己也这样定位新报的功能：“查新报之设创于泰西，所以使下情能达，时事周知也。倘能于各省及大都会之处，遍设此馆，则南北不至有风尚之殊，山泽不至有情事之隔。将来汇而存之，可以作野史，可以杯轱轩矣。”
因此官员们骨子里对新报的居高临下和轻视不屑是可以理解的。但随着《申报》对社会新闻报道的加深和裹挟着新式理念对政务甚至是官员本人的公开议论，影响越来越大，甚至波及朝廷政局和官吏仕途。《申报》所秉持的媒体法则带有西方政教文明的强烈特征。在《申报》报人看来，新报不仅有助于增广见闻，提升民众智识，还可以使舆情畅达，从而清明政治，“使各官无所纵其私”。《申报》所希望者，无非是不受阻碍地记录官事民事。这种理念与20多年后章士钊在《苏报》倡导的新闻应该督责执政，社会栏有领导社会政治之职等言论可谓一脉相承。可惜在当时，这仅仅是报纸的一厢情愿。当开放的媒体明规则与封闭的官场潜规则相遇，冲突势所难免。
随着对报纸功能认知的加深，士绅官吏对《申报》的态度由不屑转为敌视，甚至爆发激烈冲突。在冲突阶段，官员对《申报》采取了相当激烈的行为：“初则出示以侮辱，继则禁止而无术，终则设馆以向抗。”双方态度的变化则从最初的势不两立的痛恨辱骂到后来的相互适应、互为助力和相安无事。新闻纸的功能在冲突中得到了不同层次的展现：《申报》的有闻必录被官员认定为公造谣言；《申报》质疑刑讯的舆论监督被官员认定为辩言乱政；唯一被官员认可的一个功能是《申报》刊录的海外信息给他们办理洋务提供了洞察夷情的窗口。在这样的碰撞中，双方彼此经历了重新认知并逐渐互相适应的过程。官方对报纸的态度经历了由反感到渐渐习惯，由忽略到越来越关注，由不屑到加以利用的转变；而《申报》在凭借日益提升的公信力逐渐赢得官绅好感的同时，也渐渐收敛了锋芒，19世纪80年代之后，便少有动辄得罪官吏的情况发生了。
基金项目：本文是2011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早期申报与晚清政府》的阶段性成果(2011BXW003)
(作者单位 上海建桥学院)
关键词：西方 新闻纸 本土化 申报
当《申报》刚刚进入国人的视野时，人们已注意到新闻纸是不同于邸报的新鲜事物。创刊的初始阶段，《申报》曾发过这样的评论，言及邸报与新报的区别：
邸报之设，不知始于何朝，既不为国家之制度，又不入学士之诗文，固末由考其原委也。唯于宋之正史及宋之小说初见有邸报二字。《史·刘奉世传》谓：邸吏抄录朝事，托为家书以邮传四方，时谓之邸报。小说家言，徽宗微行，七幸蔡京家，然外人不知也。至京有谢表而邸报传之四方，始知其事。此邸报之见于书史者也。……彼西洋各国之新报亦系传述各国国家之事，上至朝廷，下至闾里，一行一言一器一物，无论美恶精粗，备书于纸。中国之邸报与之各别者，邸报之制但传朝廷之政事，不录闾里之琐屑而已，故阅之者学士大夫居多而农工商贾不预焉。反不如外国之新报人人喜悦也。是邸报之作成于上而新报之作成于下。邸报可以备使臣之采择，新报不过如太史之陈风。其事虽殊，其理则一。其法虽异，其情则同也。世之阅邸报新报者当不以予言为河汉也。
可知时人已注意到新闻纸是不同于邸报的新鲜事物。文章首先详细介绍了邸报的起源、功能、内容及传播范围。邸报功能如下：首先，抄录朝事，传之四方；其次，文人阅邸报而知朝政得失，可广见闻、扩议论；再次，文人可以借题撰文，议论时事，发挥文章传统的讥刺功能，同时避免闭门造车、纸上谈兵，使写文功夫得到提升。因为上述功用，所以邸报的流传是官方乐见的。
至于邸报的内容不外乎诏旨、章疏以及召见臣公、黜陟官员、旧制变革、日行政令等等。其中特别提到清朝邸报的一项规定，即州县以上官员犯罪被贬之类的信息不能列入邸报，目的是替罪贬官员隐讳，既已受到惩处，就不必录于邸报，以使四方知之，留下恶名。同时显示在上者“不忍彰显臣下过恶”的宽仁之意。时人对邸报与新报的不同认知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传播范围：中国古代除官员外，民分四等：士、农、工、商。而邸报的传播范围仅限于官与士两个阶层，即所谓的“学士大夫”。而新报则有阅无类，人人可观。如果说当时观阅邸报还是一种隐隐带有阶层优越感的行为，那么新报的出现让这种优越感荡然无存。
二、传播内容：邸报“但传朝廷之政事，不录间里之琐屑”，内容上具有严肃和雅化的特征，新报则彻底俗化，不仅有朝廷政事，亦有市井之琐屑，“上至朝廷，下至闾里，一行一言一器一物，无论美恶精粗，备书于纸”。实际上正是依靠“闾里之琐屑”，新报才吸引了农工商贾等社会大众。
三、传播渠道：邸报是自上而下的单向传播，新报的“作成于下”则意味着下情能达，时事周知，信息得以传播。这种互动与共享是现代意义上的报纸的标志。
四、地位：邸报雅，新报俗；邸报严肃，所载皆国家大事，新报活泼，乃人间小道。所以邸报的地位高于新报。
国人历来受史官文化影响极深，于史则有正史与小说之别，于文则有雅正与通俗之分，界线森严，不可逾越。而《申报》人员结构中洋人老板加华人主笔的特殊组合，使得洋化新报和传统邸报的功能在《申报》中实现了某种程度的整合，这也可以看作新闻纸这一新生事物为适应中国环境而进行的一种自我调整。《申报》在版面规划中专门辟出一部分用于抄录京报(邸报)的内容，1872年末，《申报》甚至在版式上作了调整，将所刊录之京报的内容摘要登于报头处，颇有目录之意，以便读者查阅。如该年12月18日《申报》报头有如下文字：
今日所刊京报无甚要事，论旨仅一道，奏折则恭亲王等循例保军纪章京数人及缮写册档者皆蒙谕旨，其全报在后幅，详阅可也。
作为近代意义上的新闻纸，《申报》要展现的功能远非邸报的抄录朝事和议论讥刺所能涵盖，诚如其自叙所言：“新闻馆之设，一本泰西之成法，兼录齐东之寓言惩劝。虽殊原属，并行不悖。”所以，对当时报人而言，这种华文报纸，虽脱胎于西方，但和纯粹的西方报纸又有所不同，是洋化新报+邸报+寓言小说的组合。报人充分发挥了中国人圆融和谐的处世精神，使三者能够做到并行不悖。当时曾有香港报纸批评《申报》所载多狐仙鬼怪之说，违犯了西方新闻纸之惯例，翻阅早期《申报》的内容，狐仙鬼怪之说比比皆是，此语诚然不虚。《申报》为自己辩护道：作为新闻纸，有闻必录没有错：“本馆细择新报之职在于采集人言，搜罗众说，何敢以区区一人之见遂谓天下不恒有之事即为古今所必无之事，而凡各郡中之目见耳闻、争相传述者概谓之假托，概斥为妄言耶?是以凡分托采访各友人，遇有奇迹异谈，但使事有可取亦即为之登录。”
初期的《申报》确有此种不合新闻规范的体例，以现今的视角来看，《申报》对“有闻必录”的原则理解得过于宽泛，在报道内容的选择上甚至模糊了基于事实的新闻与基于虚构的文学作品的边界。然而，回到当时的情境，《申报》刊登狐仙鬼怪之说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相信事件的真实性：“聊斋一书，虽为蒲留仙之寓言而其事亦在可信之列。”就文化而言，《申报》的观点反映了国人对“小说”这一概念的理解。同西方文体意义上的小说概念不同，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小说”基本是以实录为原则的一种文体，于经史子集四部中，列入子部。虽是丛残小语、出自街谈巷议，但对治身理家、怡悦性情颇为有益，可以视为正史的附庸来对待。所以，香港报纸对《申报》的批评实际上反映的是中西文化理念的差别。
就报纸发展而言，早期的《申报》所以能得以生存下去，并逐渐赢得本土民众的认同，确是依靠了这种不合西式新闻纸规范但又反映了国人观念的内容，这是新报本土化过程中必经的一个阶段。作为西洋引入中国的嫁接品种，新报大众化的标志首先在于依靠内容的本土化侧重和口味的众口咸宜，来消除国人对西式新闻纸的隔膜，争取最广泛的受众。所以《申报》在报纸的内容组织方面堪称包罗万象： 行情、招贴、戏目、告白，各取印费，位置列错，频频焉、数数焉……一日之内，一邑之间，而事出不齐，小窃流氓，蔽道贫僧，恶少摸乳，老翁献臀。某甲某乙，为隐其人，以上俱报中事……士予之诗文，草野之议论，中外之传闻，几叚几篇，采取于人……摘袭小说，附会赘入，……唯神奇之说，比于志怪之齐谐；淫秽之风，出于租界之男女；案件重重，详于陈公之会审，海外絮谈，烦于村妪之缕；宫门邸抄，快于官报之时日；竹枝歌咏，多于市人之言语。
此外，《申报》还持续性地关注和登录科考信息，例如乡试信息、科举发榜等等，这恰是为外国人所忽视而中国民众关注的一项内容，构筑了《申报》报道内容的一大特色。1875年9月《申报》刊登了浙江乡试的头场题目和江南乡试的榜单，1885年的江南乡试全榜，《申报》是用电报传送的。
正是这种五花八门的内容择取，满足了不同层次受众的需要，使《申报》得以在民间成功扎根。《申报》对本土文化的一大贡献是，在受众层面破除了官绅、士、农、工、商之间的阶层壁垒，使观阅邸报所带有的阶层的优越性荡然无存。“西人有言，大概而论，治人者与治于人者其智愚贤否相等，治人者少，治于人者多，上得取益于下，少得收益于多，势亦甚宜。即民之欲宣隐微亦以新报，故新报之不可无，为上下可以相通，远近可以相达、相勉、相戒以辅成国家政事也。”另一方面则力图消解地理空间及风俗差异所带来的信息传播壁垒，使“南北不至有风尚之殊，山泽不至有情事之隔”，同时将新闻的传布信息功能和文章广义上的讥刺功能、娱乐功能置于同等位置。狐仙鬼怪之说某种程度上显示的就是一种纯中国式的精神娱乐。报纸信息对阶层及地域壁垒的消解促进了民众整体上的文化认同，同时吸引了各阶层的兴趣：“仕宦者可以恭阅邸抄考见朝政，士君子可以讽诵诗词怡适性情，巨商贾又可以博知货殖之低昂，行旅者又可以参稽船埠制进出而俗事笑谈又可以作解颐之助，瀛州寰海，更可以极放眼之观。”至于一般百姓，通过阅读报纸则可带来文化启蒙。
新报并可复使振学于中等以下各类之人。盖营生图活之人，类皆趋利之辈，既无暇专心致志于书籍经学。惟新报既承责述时变日事，即各生业所近与相系者，则生理诸人亦喜于阅看。是则无新报，少年者既出书塾往往而随舍字文之学，有新报而反可每日看字文也。初出塾者，或仍难于解会，逾久则纯熟于新报而识见日广，且由此而日迩于高远之务亦未可知也。如泰西之国有出身本属单寒、少有文学之人，至年增而渐成为博学能文之士者，比比皆然。即如上海香港两处，新报业已广兴，料想年后则此两处中等以下之人，其知学明文必能加倍于他方。“
此外，《申报》曾登有这样一则消息，显示了其在民间的受欢迎程度：
每见市肆之间，置有一纸。其店中之主宾以及学徒彼此传观，互相问辩，竟若每日之课诵焉。于此借以得益者谅亦不少。夫工商之徒，自幼肆业之廛市，其失学者多矣。贵报日新月异，为数无多，文理又易通晓，价值不高昂。仅须片刻之光阴，得悉世间之世理。
《申报》在坊间的广为传阅，既是报人们对报纸内容的本土化定位的成功，也显示出新闻纸在公共教育方面得天独厚的功能。这给《申报》的生存发展带来了广阔的空间，即使是同官府关系的恶化也没能动摇其日复一日的深入人心。
然而，新闻纸作为社会公器的属性是不可改变的。在民间扎根之后，其内在理念会渐渐明晰，其固有的来自西方价值体系的参与公共管理、申明舆情、舆论监督等功能终归要逐渐凸显，这一过程不可抗拒。所以，在办报过程中，报人对邸报与新报的差别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在《邸报有别于新报论》发表约一年后，《申报》又发一篇论说《论中国京报异于外国新报》，内容与一年前大相径庭，兹录于下：
西士有闻于中士者，曰：“予初以为贵国之京报即吾各国之新报也。及细观之，竞大不同。吾国之新报盖合朝野之新闻而详载之。贵国之京报仅有朝廷之事而闾里之事不与焉。且即以朝廷之事而论，亦谨就目所习见习闻者而录之，至于新立一政、新创一议，亦不备载，每使观者兴为之减。其故何欤?子何不为我详言之?”中士曰：“吾中国之制与外国殊，城然。……至德以后，天下用兵，诏制皆从中出，乃妙选臣僚为翰林学士，内择一人年深德重者为承旨，独承审命。其禁有四：曰漏泄，曰稽缓，曰遗失，曰忘误。双日起草，单日宣旨。遏有机要则亦双日缮焉。首禁既在漏泄，臣下又何敢故犯其禁以买祸。所以遏有机要之事，其底稿不敢宣示于众。惟同列尚能知之，其他朝臣不敢过问。……又安敢笔之于书，播之于众，相传于草野之间哉!由唐而五代而两宋而元明以逸于今，相沿成风，未之或改。”
文章认为，京报(邸报)与新报功能上的差别源于中西政治体制的巨大差异。新报能不受限制地参与政事，发布有关政局的最新消息，而邸报记载的只是习见习闻之事。究其根本，是由中国与西方不同的政治体制造成的。如果说，公共教育功能的彰显体现的是《申报》与民间社会的良好互动，那么，评议时政、舆论监督在当时的社会里就是一种标新立异，这给中央集权的官僚系统带来的冲击可以想象。当开放的、有闻必录的媒体规则与封闭的、保守机密的官场规则相碰撞，对官员的冲击是巨大的。中国传统社会是高度一体化的社会，文化、社会、政治是高度统合的系统。连接这一整体的是“君主专制政体和科举考试制度”。君主专制政体的核心是维护君王威权，因此秘室政治是其显著特点。君主政体培养出大批习熟于秘室政治规则的官员，对他们而言，官事民事皆以秘密为先，政务的不透明就成为官场的常态法则。对当时的晚清官员而言，学习西方，要本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学习器物技巧，而非政教文明。像郭嵩焘那样公开承认欧洲各国政教风俗独擅其胜的官员在当时极为少见。
《申报》与官员的一系列冲突很大程度上缘于理念的差异：新闻日报之馆，盛于泰西，而不行于中国。盖泰西各国，上下一体，不但官与民不甚悬殊，即君与民亦不相睽隔，故每遇事，可以尽情议论，直陈无隐。言虽出自民间，意可达于君上。君既不以直言为逆耳，民自不因直言生戒心。至于官吏更无论矣。中国则不然，君尊于官，官尊于民。君尚有纳谏之心，官则有禁谤之意。故得罪于君犹可逃，得罪于宫，不可逭也。夫民间创设新闻一事，其中难免无干犯君官之语。君隔九重，或尚不知。官则未有不知者。一旦大肆威疟，重则惩办，轻矣封闭。故民间亦不敢冒罪而开设也。近因通商开市，于香港开设华字新闻三馆，于上海开设华字新闻一处，主笔虽系华人，而馆主实为西人也。至于汉口新闻馆，内无西人，甫开即闭矣。 当官员士绅们还本着传统的情怀，以看待邸报的眼光来关照《申报》时，大概很难想到，这种态度上的高傲和不屑很快就会碰壁，新报所拥有的巨大能量，对政事涉及的深度和广度给他们带来了种种难堪、失落和不适应。在官员的认知里，新报“不过如太史之陈风”，把它作为正史的附庸，从中可以了解民情风俗，但也仅仅如此。这类似于史家对小说的看法：“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虽小道，必有可观焉，致远恐泥。”甚至早期的报人自己也这样定位新报的功能：“查新报之设创于泰西，所以使下情能达，时事周知也。倘能于各省及大都会之处，遍设此馆，则南北不至有风尚之殊，山泽不至有情事之隔。将来汇而存之，可以作野史，可以杯轱轩矣。”
因此官员们骨子里对新报的居高临下和轻视不屑是可以理解的。但随着《申报》对社会新闻报道的加深和裹挟着新式理念对政务甚至是官员本人的公开议论，影响越来越大，甚至波及朝廷政局和官吏仕途。《申报》所秉持的媒体法则带有西方政教文明的强烈特征。在《申报》报人看来，新报不仅有助于增广见闻，提升民众智识，还可以使舆情畅达，从而清明政治，“使各官无所纵其私”。《申报》所希望者，无非是不受阻碍地记录官事民事。这种理念与20多年后章士钊在《苏报》倡导的新闻应该督责执政，社会栏有领导社会政治之职等言论可谓一脉相承。可惜在当时，这仅仅是报纸的一厢情愿。当开放的媒体明规则与封闭的官场潜规则相遇，冲突势所难免。
随着对报纸功能认知的加深，士绅官吏对《申报》的态度由不屑转为敌视，甚至爆发激烈冲突。在冲突阶段，官员对《申报》采取了相当激烈的行为：“初则出示以侮辱，继则禁止而无术，终则设馆以向抗。”双方态度的变化则从最初的势不两立的痛恨辱骂到后来的相互适应、互为助力和相安无事。新闻纸的功能在冲突中得到了不同层次的展现：《申报》的有闻必录被官员认定为公造谣言；《申报》质疑刑讯的舆论监督被官员认定为辩言乱政；唯一被官员认可的一个功能是《申报》刊录的海外信息给他们办理洋务提供了洞察夷情的窗口。在这样的碰撞中，双方彼此经历了重新认知并逐渐互相适应的过程。官方对报纸的态度经历了由反感到渐渐习惯，由忽略到越来越关注，由不屑到加以利用的转变；而《申报》在凭借日益提升的公信力逐渐赢得官绅好感的同时，也渐渐收敛了锋芒，19世纪80年代之后，便少有动辄得罪官吏的情况发生了。
基金项目：本文是2011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早期申报与晚清政府》的阶段性成果(2011BXW003)
(作者单位 上海建桥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