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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聚焦（沙特）今后的举动。这是我们为什么不寻求（两国关系）破裂而是重新校準的原因之一。”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赖斯3月1日说，美方“重新建立”对美沙关系的期待，“想让这一持续大约80年的关系更具可持续性”。
这一表态的主要背景，是拜登政府最近对沙特采取的强硬立场——冻结特朗普政府批准的对沙特和阿联酋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军售，并宣布结束对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在也门作战的支持；公布沙特记者贾迈勒·卡舒吉2018年在沙特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领事馆遇害事件的调查报告，认定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批准“俘获或杀害”卡舒吉的行动。美方同时对沙特施加制裁，对象包括沙特情报总局前副局长艾哈迈德·阿西里和沙特“快速干预部队”，并禁止76名沙特公民入境。
沙特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长期盟友，拜登政府对沙特的态度转变，引发对美沙关系未来走向的多方猜测。
拜登政府上台后针对沙特的一系列举动，均是其重新校准美沙关系政策的体现。拜登一改特朗普的拉拢政策，重拾强硬立场，此举看似意欲与沙特划清界限，实则是避实就虚、避重逐轻之举。
在也门问题上，拜登政府虽然降低了对沙特进攻性行动的支持，但誓言帮助沙特抵御对其领土的攻击。在公布卡舒吉案报告一事上，虽然剑指沙特王储，但并未披露王储批准谋杀行动的关键性证据，随后的制裁行动也没有波及王储本人，反而借机强调两国的盟友关系。
显然，美国并无意动摇与沙特的“盟友根基”，美沙关系的再校准，并不意味着破裂，正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所言，“拜登政府的政策并非为了结束与沙特的联盟或伙伴关系。”其大张旗鼓公开发布卡舒吉案报告，实际上是为重返伊核协议铺路，并将美沙关系回调至理性轨道。
一是向沙特施压，为攻坚伊朗问题排除干扰。拜登政府重提卡舒吉案的时间点耐人寻味，即正值美伊就重返伊核协议陷入僵局之际。拜登上台后，在中东最紧迫的优先事项当属重返伊核协议，却在此时遭遇“双面夹击”。
一方面，伊朗“坐地起价”，不断触碰伊核协议红线，加速发展核计划和弹道导弹计划，以此倒逼美国取消对伊经济制裁并放弃在重返伊核协议上的加码；另一方面，美伊关系的缓和势必触怒中东地区以以色列、沙特、阿联酋等国为首的反伊阵营，不仅无益于纠偏特朗普“一边倒”的中东政策，实现中东力量再平衡，反而会强化中东两大阵营的对峙。一旦重返伊核协议事态失控，将有可能引发地区的核竞赛，并对全球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二是践行选举承诺，凸显“人权外交”理念。拜登曾在卡舒吉遇害周年纪念日发表声明，宣称将重新评估与沙特的关系。其当下的举动，无疑是履行他重新审视两国关系的承诺。此外更重要的一点是，在美国利益和美国价值观之间寻求平衡，凸显民主党政府一贯的“人权外交”色彩。
美国历届政府在处理美沙关系上，均施行以利益为导向的“安全换石油”政策。拜登上台后，渴望在国际舞台上重塑美国声望，外交政策带有鲜明的人权色彩。因此，拜登不排除以也门危机和追责卡舒吉案为筹码，要求地区盟友沙特进一步改善国内人权状况，为双方日后的合作排除国内和国际质疑。
美国和沙特的同盟关系根深蒂固，可以追溯到1945年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与沙特国王伊本·沙特在“昆西”号巡洋舰上的历史性会晤。自此，美沙关系一直建立在“石油换安全”的契约基础上，并在打击恐怖主义和遏制伊朗等问题上建立了愈发紧密的同盟关系。
近年来，随着美国不断推进能源革命及在中东战略收缩态势日益明显，沙特作为美国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盟友的地位被动摇，但因为沙特的石油资源和地缘政治重要性，以及美国为维持其在中东的核心利益，两国仍被紧密“捆绑”，不可能在短期内“脱钩”。
首先，稳定石油市场符合美沙双方利益。纵使当下美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度逐渐下降，国际能源市场仍然是一个全球性市场。2020年沙特和俄罗斯的“石油战”不仅使沙特经济陷入困境，还导致可再生能源的成本效益降低，给美国的油气行业带来毁灭性打击。
美国能源结构从化石燃料向可再生能源的过渡，需要一个稳定和可预测的石油价格，从而使风能、太阳能和氢能在成本方面具有竞争力。沙美关系的破裂势必影响沙特的石油供应，继而导致全球能源价格大幅波动，最终使美沙两败俱伤。
其次，沙特是美国在中东遏制伊朗的重要战略伙伴。沙特与伊朗的长期对峙源于双方根深蒂固的教派冲突，以及在地缘政治上谋求地区话语权的博弈。在沙特看来，伊朗作为中东什叶派的主阵地，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共和国，长期向外输出“伊斯兰革命”思想，对沙特的君主制政权造成严重威胁。
伊拉克战争后，以伊朗为首的什叶派势力，与逊尼派大国沙特就地区的主导地位展开激烈争夺。双方利用所谓“阿拉伯之春”后的地区动荡局势，在叙利亚和也门等地发起代理人战争，进一步加剧了两国矛盾。沙伊之间这种根深蒂固且不可调和的矛盾，正好为拜登的离岸平衡政策所用，以重塑中东各阵营间的平衡。
第三，沙特是美国促进阿以关系正常化的关键一环。在美国的“撮合”下，以色列2020年陆续与阿联酋、巴林、苏丹和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若没有沙特的默许，阿以关系的正常化之路不会如此顺畅，而沙特与以色列多年的“暗道”外交早已是公开的秘密。2020年，沙特对以色列和阿联酋之间往来的航班开放领空，并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秘密会晤。
沙以一系列潜在合作与对话强烈暗示了双方建交的可能性，但事实却迟迟没有发生，为何？不难理解，沙特有以此为筹码，在拜登时代的美沙关系中给自己留下转圜余地的考量。沙特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重要地位，使得其诸多举动都具有阿以关系走向风向标的意义，拜登政府若想在阿以问题上“乘胜追击”，必须慎重审视美沙关系。
鉴于沙特对美国中东战略布局的重要性，人权问题不足以构成美沙“脱钩”的转折点。通过对美沙关系的微调，摆脱“石油换安全”的旧模式，从而建立一种基于共同利益和价值观的，更为平衡和理性的合作伙伴关系，才是拜登政府的真实意图。
（摘自《环球》2021年第6期。作者为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阿拉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这一表态的主要背景，是拜登政府最近对沙特采取的强硬立场——冻结特朗普政府批准的对沙特和阿联酋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军售，并宣布结束对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在也门作战的支持；公布沙特记者贾迈勒·卡舒吉2018年在沙特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领事馆遇害事件的调查报告，认定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批准“俘获或杀害”卡舒吉的行动。美方同时对沙特施加制裁，对象包括沙特情报总局前副局长艾哈迈德·阿西里和沙特“快速干预部队”，并禁止76名沙特公民入境。
沙特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长期盟友，拜登政府对沙特的态度转变，引发对美沙关系未来走向的多方猜测。
避实就虚，避重逐轻
拜登政府上台后针对沙特的一系列举动，均是其重新校准美沙关系政策的体现。拜登一改特朗普的拉拢政策，重拾强硬立场，此举看似意欲与沙特划清界限，实则是避实就虚、避重逐轻之举。
在也门问题上，拜登政府虽然降低了对沙特进攻性行动的支持，但誓言帮助沙特抵御对其领土的攻击。在公布卡舒吉案报告一事上，虽然剑指沙特王储，但并未披露王储批准谋杀行动的关键性证据，随后的制裁行动也没有波及王储本人，反而借机强调两国的盟友关系。
显然，美国并无意动摇与沙特的“盟友根基”，美沙关系的再校准，并不意味着破裂，正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所言，“拜登政府的政策并非为了结束与沙特的联盟或伙伴关系。”其大张旗鼓公开发布卡舒吉案报告，实际上是为重返伊核协议铺路，并将美沙关系回调至理性轨道。
一是向沙特施压，为攻坚伊朗问题排除干扰。拜登政府重提卡舒吉案的时间点耐人寻味，即正值美伊就重返伊核协议陷入僵局之际。拜登上台后，在中东最紧迫的优先事项当属重返伊核协议，却在此时遭遇“双面夹击”。
一方面，伊朗“坐地起价”，不断触碰伊核协议红线，加速发展核计划和弹道导弹计划，以此倒逼美国取消对伊经济制裁并放弃在重返伊核协议上的加码；另一方面，美伊关系的缓和势必触怒中东地区以以色列、沙特、阿联酋等国为首的反伊阵营，不仅无益于纠偏特朗普“一边倒”的中东政策，实现中东力量再平衡，反而会强化中东两大阵营的对峙。一旦重返伊核协议事态失控，将有可能引发地区的核竞赛，并对全球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二是践行选举承诺，凸显“人权外交”理念。拜登曾在卡舒吉遇害周年纪念日发表声明，宣称将重新评估与沙特的关系。其当下的举动，无疑是履行他重新审视两国关系的承诺。此外更重要的一点是，在美国利益和美国价值观之间寻求平衡，凸显民主党政府一贯的“人权外交”色彩。
美国历届政府在处理美沙关系上，均施行以利益为导向的“安全换石油”政策。拜登上台后，渴望在国际舞台上重塑美国声望，外交政策带有鲜明的人权色彩。因此，拜登不排除以也门危机和追责卡舒吉案为筹码，要求地区盟友沙特进一步改善国内人权状况，为双方日后的合作排除国内和国际质疑。
“交锋”中各自调整
美国和沙特的同盟关系根深蒂固，可以追溯到1945年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与沙特国王伊本·沙特在“昆西”号巡洋舰上的历史性会晤。自此，美沙关系一直建立在“石油换安全”的契约基础上，并在打击恐怖主义和遏制伊朗等问题上建立了愈发紧密的同盟关系。
近年来，随着美国不断推进能源革命及在中东战略收缩态势日益明显，沙特作为美国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盟友的地位被动摇，但因为沙特的石油资源和地缘政治重要性，以及美国为维持其在中东的核心利益，两国仍被紧密“捆绑”，不可能在短期内“脱钩”。
首先，稳定石油市场符合美沙双方利益。纵使当下美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度逐渐下降，国际能源市场仍然是一个全球性市场。2020年沙特和俄罗斯的“石油战”不仅使沙特经济陷入困境，还导致可再生能源的成本效益降低，给美国的油气行业带来毁灭性打击。
美国能源结构从化石燃料向可再生能源的过渡，需要一个稳定和可预测的石油价格，从而使风能、太阳能和氢能在成本方面具有竞争力。沙美关系的破裂势必影响沙特的石油供应，继而导致全球能源价格大幅波动，最终使美沙两败俱伤。
其次，沙特是美国在中东遏制伊朗的重要战略伙伴。沙特与伊朗的长期对峙源于双方根深蒂固的教派冲突，以及在地缘政治上谋求地区话语权的博弈。在沙特看来，伊朗作为中东什叶派的主阵地，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共和国，长期向外输出“伊斯兰革命”思想，对沙特的君主制政权造成严重威胁。
伊拉克战争后，以伊朗为首的什叶派势力，与逊尼派大国沙特就地区的主导地位展开激烈争夺。双方利用所谓“阿拉伯之春”后的地区动荡局势，在叙利亚和也门等地发起代理人战争，进一步加剧了两国矛盾。沙伊之间这种根深蒂固且不可调和的矛盾，正好为拜登的离岸平衡政策所用，以重塑中东各阵营间的平衡。
第三，沙特是美国促进阿以关系正常化的关键一环。在美国的“撮合”下，以色列2020年陆续与阿联酋、巴林、苏丹和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若没有沙特的默许，阿以关系的正常化之路不会如此顺畅，而沙特与以色列多年的“暗道”外交早已是公开的秘密。2020年，沙特对以色列和阿联酋之间往来的航班开放领空，并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秘密会晤。
沙以一系列潜在合作与对话强烈暗示了双方建交的可能性，但事实却迟迟没有发生，为何？不难理解，沙特有以此为筹码，在拜登时代的美沙关系中给自己留下转圜余地的考量。沙特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重要地位，使得其诸多举动都具有阿以关系走向风向标的意义，拜登政府若想在阿以问题上“乘胜追击”，必须慎重审视美沙关系。
鉴于沙特对美国中东战略布局的重要性，人权问题不足以构成美沙“脱钩”的转折点。通过对美沙关系的微调，摆脱“石油换安全”的旧模式，从而建立一种基于共同利益和价值观的，更为平衡和理性的合作伙伴关系，才是拜登政府的真实意图。
（摘自《环球》2021年第6期。作者为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阿拉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