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威廉：东莞作为城市的名气是很大的，尤其是东莞的经济非常发达，已经列入了中国新一线城市。2018年，华为把终端业务和数据中心从深圳搬迁到了东莞的松山湖开发区，这再一次让东莞被世界所关注。我去过几次松山湖，对那里的人工建造印象深刻，完全现代化的理念与设计。当然，众所周知，东莞也有漫长的历史，出现了袁崇焕这样的历史人物，但作为城市来说，尤其是重要性来说，肯定只能在当下来谈论。我在那里住宿的时候，想了很多，还写了篇散文《夜宿松山湖》。我首先觉得“松山湖其实是某种当代理想的化身。将自然生态和科技发展整合在一起，和谐并存。姑且不论它是否可以实现，但它确实存有这种乌托邦的精神气质”。因此，在一个这么优美又几乎没有人类历史的地方，新的历史开端总会显得轻而易举。但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一个地方是如何被人类从边缘改造成中心的？难道不是你在何处，何处就是中心吗？或者，像是那个来中国的传教士艾儒略说的：‘无处非中。’哪里都是中心，因为地球是圆的。也许，这是我偷换了概念？无论如何，我知道历史的惯性力量在中心得到了最大的释放，当那力量到达边缘，已成微风。而边缘，却在生长着新的历史，尽管它脆弱、随时有夭折的风险，却总会帶来希望与惊喜”。面对东莞的时候，我是渴望看到那些当下正在生成的新鲜经验。在东莞，这种历史与当下、边缘与中心的思辨关系是非常集中的。你对东莞的经济和文化有什么样的了解？
　　陈培浩：你的观察很有意思，东莞这个“边缘”能否生长出相对于中国甚至世界中心的有效经验，这是很多人的追问。在广东这些城市中，广州、深圳作为经常跟北京、上海并提的中国四个超一线城市之二，当然是知名度最大的。从经济体量上佛山排第三，但从城市形象上，东莞却比佛山更有辨识度。东莞是珠三角中心城市之一、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之一，也是国务院批复确定的珠三角东岸中心城市。东莞地理环境优越，位于广东中南部、珠江口东岸，西北接广州，南接深圳，东北接惠州。东莞制造缔造了世界工厂的名声，也使其被称为“广东四小虎”之首，近年的一些城市分级排名中，东莞跻身新一线城市。东莞的制造业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全世界也声名在外。以手机为例，东莞手机厂商借助东莞完善的产业链优势、知识产权优势以及制造业的雄厚基础，在全球手机产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华为、OPPO、vivo—国内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前三名，全部来自东莞。目前，全国五大手机品牌前三均聚集在东莞，据说全世界每六部手机就有一部在东莞生产。
　　说到东莞的历史文化，明末将领袁崇焕、晚明名臣林则徐虎门销烟都在历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不过东莞真正成为中国最有辨析度的地级市之一，可能是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二十年的事。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城市发展史中，东莞向中国乃至世界绽放出夺目的光芒。特别是新世纪以后，东莞像一颗南中国的不规则珍珠，开始散发出一种巴洛克式的奇异之光，吸引着全国各地好奇、窥探的目光。快速地完成现代化转型，世界电子制造业的基地，财富、梦想、光鲜的现代化以及标准化的生产和服务是东莞发出的这束光中引人遐想的一缕。
　　王威廉：东莞涌现了一批有影响力的作家，如陈启文、塞壬、丁燕、陈玺，等等。还有许多活跃的青年作家，比如寒郁、周齐林、莫华杰，诗人有方舟，蓝紫，泽平，等等。此外，还有许多知名的作家、诗人和东莞这座城市息息相关。比如作家王十月也曾在东莞工作写作，而诗人郑小琼的许多代表性诗作，如我印象深刻的《麻黄岭》等诗都是跟东莞息息相关的，甚至说，没有东莞，便没有作为诗人的郑小琼。现已回到四川大凉山的青年女作家阿薇木依罗也是在东莞成长起来的。他们的作品各有优点，但都与我们这个时代快速变迁的现实有着密切的关系。东莞与广州、佛山、中山等城市相比，没有太多过硬的“历史资本”，相比于深圳、珠海这样的城市，它也不是特区，它曾是“无名之地”，因而它将许多现实成分都表达到了极致。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非虚构文学在东莞有着如此重要的收获。非虚构文学最能快速直接地观照东莞的经济发展现实，记录普通人在剧烈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的喜怒哀乐。
　　陈培浩：就文学来说，东莞文学深度参与了新世纪崛起、在全国乃至世界产生影响的“打工文学”“底层文学”思潮。甚至可以说，“打工文学”“底层文学”这些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以东莞为样本来建构的，当然，深圳也很重要。“打工文学”“底层文学”思潮的崛起，跟改革开放的现实有着密切关联，东莞既是改革时代人口大迁徙、机器大生产的前沿阵地，也是中国在高速现代化、城市化过程中光荣与梦想、血泪与阵痛的城市标本。“打工文学”“底层文学”的崛起，正是这种社会现实下的产物。进入21世纪，社会阶层贫富分化的日益严重，社会问题的日益突出，上世纪90年代对市场自由、现代化的乐观想象被复杂而矛盾的现代性焦虑所取代，底层问题在社会学、伦理学等领域开始被讨论，这迅速地改变了文学界的思想话语。请想想上世纪90年代末，还正是美女作家横行市场，身体写作甚嚣尘上的时候。进入新世纪，一转眼间，所有的刊物都开始谈起起底层文学，作品推介、理论探讨不遗余力。不得不说，一般读者的现实焦虑、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和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叙事在底层文学这里找到了绝佳的接合点。
　　东莞确实为新世纪文学提供了大批“打工文学”“底层文学”代表。王十月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作品《国家订单》就是以东莞工厂为背景;郑小琼因为写东莞打工生活的诗歌而广为人知，在离开东莞以后，又出了《女工记》等打工题材的诗集，再次引起广泛瞩目。郑小琼近年频频受邀参加国际诗歌活动，因为在国际友人的“世界文学”视野中，“打工文学”最能代表中国的文学经验，这是欧洲文学所不可能具有的文学经验。因为书写个人在南方漂泊体验而被归入“底层文学”的塞壬同样备受瞩目，塞壬的写作具有“非虚构”品格和难得的经验与思悟的同在性，永远那么粗粝而凶悍，呈现了一个追求精神完整性的个体在与如洪流裹挟的现代生活和现实秩序对抗中的疼痛、坚韧和思考。东莞还出了重要的“打工文学”评论家、理论家柳冬芜，他关于“打工文学”所进行的反命名的理论工作同样值得重视。在新世纪的“非虚构”潮流中广为人知的东莞作家还有陈启文和丁燕。陈启文既写小说和散文，也从事报告文学创作。在当代文学的概念谱系中，“报告文学”和“非虚构”的指向颇不相同。陈启文的报告文学具有宏大叙事的特征，其长篇报告文学《共和国粮食报告》《命脉》《大河上下》《袁隆平的世界》等都体现了这种特点。丁燕的《工厂女孩》《工厂男孩》则敏锐地将打工文学与非虚构结合起来，也广受瞩目。 　　王威廉：你梳理得很详细。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被称之为“世界工廠”，而东莞，一度是这个世界工厂中密度最大的部分。所谓的“打工”，实际上便是工厂里边的工作。尽管“打工”这个词汇一度蔓延，成为“工作”的同义词，但如今这个词汇随着现实的起伏，再一次回到了原来的意义幅度。我们说到工厂经验，会想起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国营大厂，许多当代文学史将反映国营大厂的文学称之为“工业文学”。如果那是中国第一代工业文学，那么东莞所爆发出来的“打工文学”实则是中国第二代工业文学，这期间的差别便是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这两年，又有了写东北铁西区工厂衰败的文学，这实际上是一种置身于差别当中的回望与挽歌。技术转型的速度太快了，东莞的工厂也在迅速转型，曾经的那种“打工经验”逐渐也被历史所湮没。我想，总有一天，以东莞为代表的打工经验也会再次出现在回望与审视的挽歌当中。这就是中国当下经验的复杂性。
　　陈培浩：关于东莞文学，我们还有必要打破一种刻板印象，以为东莞只有打工文学或底层文学。事实上，打工文学不过是东莞文学的一个标签，其反映的还是中国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独特的现代性体验，一种现代性的创伤体验。现代城市与人的关系是什么？城市一定会让生活更美好吗？情况可能复杂得多。如今摩天大楼、地铁、网络游戏对生活带来的复杂效应早已经让人们无法做单一的浪漫化理解了，因而也就难以被作为文学中具有意义的现代性表达。只要我们把目光投放在东莞这样的急速现代化城市中，那种关于城市的浪漫化想象就会苍白无着。支撑着城市的光鲜、效率的却是成千上万人的离乡背井，他们破碎的青春，他们难以提升的生活质量。就这个意义而言，城市是一头双面怪兽，吞灭了许多人的生命又吐出了一种供另一部分人与全球化接轨的生活。东莞是这类城市的典型，而东莞的工厂无疑正是异乡人与粗粝世界短兵相接之场域，它也就自然而然成为东莞诗歌表达现代性创伤体验的最有效选择了。事实上，东莞也不仅有写打工、底层、非虚构的作家。东莞作家詹谷丰的散文很多是关涉知识分子叙事的，他的《书生的风骨》颇受瞩目;从东莞走向《花城》的作家陈崇正的写作由乡土出发，力图以历史寓言的形式对20世纪的历史进程有所表现;现居东莞的诗人泽平，安静地书写着自身的爱和孤独，营构着一个现代忧郁诗人的孤独花园。他将孤独作为穿透时空的哲学体悟，忧郁诗人的孤独花园便成为具有诗学意义的探索。此外，薛依依、莫小闲等人的作品也在“打工”“底层”这些东莞文学的标签之外，增加了东莞文学的丰富性。
　　王威廉：在这里，我还想专门提一个东莞人，他就是蒋光鼐。他是驻守上海的第十九路军总指挥。1932 年1月28日夜11时，日军向闸北驻军发起了进攻，著名的淞沪抗战由此开始。蒋光鼐率领的中国军队在武器装备落后的情况下，组织敢死队与敌白刃肉搏数十次，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他展现出的这种力量，跟他的同乡先辈袁崇焕如出一辙。袁崇焕的口头禅“顶硬上”一定也在蒋光鼐的舌头上出现过。他还是民革的卓越领导人和创始人，新中国纺织工业的主要领导人。由此，我还想专门提一个地方，就是东莞的虎门。蒋光鼐就是虎门人。而虎门销烟实则开启了中国民族主义觉醒的真正历史。以东莞为方法，中国文学可以追溯并理解传统历史与现代性世界的复杂互动进程，这个进程至今仍然在继续并且深入到了毛细血管的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