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10月8日，盛华出生在江苏仪征县（今仪征市）一个革命志士家庭，年幼时就受父亲——辛亥革命先驱盛白沙的影响，他把孙中山对父亲的教诲“读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读书亦为报国

　　1926年，盛华考入南京省立一中后，就秘密参加爱国学生会和反帝爱国活动。其叔父盛成，系法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经常与之通信，向其传播革命思想。盛华认真阅读《共产主义ABC》等社会主义入门书籍，提高政治觉悟。1929年春，盛华秘密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5月转为中共党员。1929年秋，盛华考入苏州农校，1930年秋，因革命行动被校方开除。他又转到淮阴农校继续读书，在校担任党支部书记。1932年秋他从淮阴农校毕业，考入开封河南大学，在此期间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33年经叔父盛成引见，转到北平大学农学院学习。由于盛华在北平大学农学院几次当面与校长抗争，又带头闹学潮，被学校开除。
　　盛华在国内读书无门，一时又无法找到党组织，此时他听说日本仙台市东北帝国大学新增经济科，在日本一年有中国法币600元就能维持正常生活，便产生了去日本留学深造、完成学业的念头。这一想法得到了时任钱江大桥工程师的大舅李学海和三叔盛止戈的支持，他俩为盛华凑齐了前往日本留学的费用。1935年11月，盛华东渡日本，经日语强化训练后，顺利考入仙台市东北帝国大学法学部经济科。该校经济科的教授宇野红芷和服部英太郎，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专家。盛华在两位教授的指导下，认真研读《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加深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也更加坚定。这期间，国内先后爆发了“一二·九”运动、“西安事变”和“卢沟桥事变”。在日本的盛华与进步同学一起秘密成立“读书会”和“抗日救国会”，讨论中日政治形势和反蒋抗日等问题，声援国内的反帝爱国斗争。

投奔抗日 冲锋在前

　　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盛华等人再也无法在日本安心读书，毅然中断学业，于1937年11月乘坐美國轮船到达上海。回到祖国后，盛华与同学李尔重认为，要投身抗日，就必须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于是，他们一同先到南京，再辗转湖北，最终找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要求参加抗日。恰巧，二叔盛成正在武汉担任郭沫若、邵力子、茅盾等人组织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务理事。盛成向周恩来汇报了盛华等要求参加新四军、八路军，投身抗日的事情。周恩来指派丘东平带他们去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办事处负责人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后，当即表态：“你俩有知识，有文化，欢迎加入抗日队伍。李尔重，你是北方人，就参加北方的八路军。”转而对盛华说：“你是南方人，新四军刚成立，叶挺将军那里很需要人，你就到南昌新四军军部去报到吧。”他俩接过介绍信，就各自报到去了。
　　1938年2月，盛华正式参加新四军。在军部担任战地服务团社会调查组副组长，配合组长徐平羽开展情报收集工作。新四军移防皖南后，他被派到新四军三支队，先在五团任敌工股长，后又担任三支队敌工科长。繁昌是敌我双方争夺的战略重镇，在五次繁昌争夺战中，盛华组织敌工人员跟随战斗分队深入前沿，用日语向日军喊话，对敌军开展宣传攻势。一次部队在转移阵地时，他们与战斗分队失去了联系，盛华等不幸被俘。在狱中，盛华与日伪军斗智斗勇，严守组织秘密，始终未暴露身份。就在这时，又一次争夺繁昌城的战斗打响了，因战斗异常激烈，监狱里只剩下几个日伪军看守，盛华等人乘夜深人静，从事先挖好的地道逃了出来，回到了新四军驻地。
　　盛华归队后，主动向军部领导和三支队领导如实汇报了被俘、狱中斗争和逃脱的情况。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找盛华谈话后，让他留在军部敌工部继续从事敌工工作。1940年，新四军渡江北上开辟苏中抗日根据地，盛华多次要求到战斗一线经受锻炼，得到领导同意。因为他是江苏仪征人，就让他到陶勇领导的苏皖支队担任敌工科长。

瓦解敌军显神威

　　新四军重建军部后，盛华在一师一旅担任敌工科长，他根据上级部署和要求，采用多种方式开展瓦解、策反敌伪军的工作。
　　盘踞在黄桥的伪三十七师丁聚堂部是盛华联络争取的重要对象。1942年，苏中三分区敌工委主任朱克靖通过黄桥镇著名爱国人士朱履先的关系，同丁聚堂建立了联系。丁聚堂部驻扎黄桥后，避居上海的朱履先回到黄桥，因为丁聚堂原是朱一位朋友的勤务兵，朱早就熟悉了。丁聚堂要请朱当参议，朱履先将此事向三分区叶飞司令员汇报，叶飞对他说：“这是个直接接触伪军的好机会，你可以利用参议这个职位，收集情报，这对我们有利。”
　　1943年夏天，盛华到敌伪统治的黄桥镇，先到朱履先家里，朱履先见他下身穿一条杭丝绸的裤子，上身没有穿长衫，就笑了笑说，“你这身穿着不合适，应该穿件上衣才行。”随即把儿子朱宝权的丝绸长衫拿给盛华穿上。丁聚堂的军法处长不久也到朱履先家，盛华与他们围坐在朱家院子里一张桌子边交谈。经过盛华的多次谈判交涉，丁聚堂表示接受新四军的条件，不做危害根据地的事。盛华根据谈判的内容，起草了几条要求他们遵守的条文，丁聚堂表示同意。他虽然没有在条文上签字，但还是兑现了不危害根据地的承诺。
　　上层关系打通后，盛华又让敌工人员继续做好丁聚堂下属的工作。黄桥西北面严徐庄是丁聚堂部的一个副团长负责驻守的。经过做工作，他对新四军很友善，一直保持较好的联络关系。黄桥东面水洞口伪军据点有一个营把守，营长是丁聚堂的侄子。有一次，敌人扫荡如西地区，新四军有一个医疗组带了一部分伤病员就住在紧靠水洞口旁边的村子里，敌工人员要求丁聚堂的侄子负责保护。敌人扫荡时，他没有把日军带进这个村子。
　　施亚夫是中共秘密党员，1938年3月受命潜伏伪军内部，1941年6月被委任为伪七师师长。盛华一直与施亚夫秘密保持联系。鉴于此，苏中三地委决定，利用施亚夫的关系，派人打入伪军内部做策反工作，让如西县县委书记李友白带领部分干部，在如西敌伪据点建立了一个营的部队，驻扎在交通要道的搬经、加力一线。这支部队名义上属田铁夫的伪三十四师管辖，实际上在中共控制下独立行动。 　　1941年9月，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施亚夫秘密找到盛华。盛华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首长对你这一段的工作很满意，他们再三要我嘱咐你，这是特殊战场，演戏要逼真，办事要灵活，不能暴露身份。”1944年初，日军开始怀疑施亚夫等人，准备解除该营武装。施亚夫、李友白等得知这一情报后，立即组织全营官兵起义。接着敌工部门又策动泰兴和如西各一个伪军大队的官兵反正。三支部队合并成立了“苏中人民抗日自卫军通如纵队”，施亚夫任司令员，李友白任参谋长。
　　盛华懂日文，又能言善辩，是做日俘思想转化工作的“强手”。1940年上半年，挺进纵队俘虏了一个名叫崛本的日本兵。组织上把他安排在敌工科，敌工人员和他同吃同住。盛华经常用日语与他交流，很快使他看清了日本当局的反动本质，提高了思想觉悟，崛本后来参加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日军俘虏香河正男是个中学生，为人忠厚，在盛华的启发和帮助下，思想进步较快，后成为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的骨干。他不仅经常书写对日军的宣传单，进行日语喊话，还把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翻译成日文，向日军传播。后来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新四军的战斗骨干。

文教事业的“拓荒牛”

　　1949年4月，盛华担任苏北区党委宣传部长兼苏北行署文教委员会主任。新中国成立初期，扬州作为苏北的首府，百废待兴。盛华在苏北区党委领导下，积极主动地抓好思想政治战线和文化教育领域的各项工作。在他的建议和推动下，苏北行署在扬州市建立了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大众俱乐部，恢复了体育场。
　　在此期间，盛华为苏北教育事业的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1952年春，盛华意识到，为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全国高校要进行大调整，重点是培养工业建设的专门人才和学校教师。扬州是苏北的首府和政治文化中心，可以借助私立南通学院和苏北地区高中和师范的师资力量，在扬州建几所专业学院。他和李俊民等筹划制定方案后主动向苏北区党委书记萧望东和苏北行署主任惠浴宇作了汇报，并将方案报送给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部长孟宪承，为组建苏北农学院、苏北师范专科学校、苏北扬州工业技术学校奠定了基础。
　　1952年10月，盛华调任华东纺织工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当时华纺聚集了一批来自全国各地从事纺织工业的专门人才，这是一笔宝贵财富。盛华多次呼吁要爱惜人才，支持他们的工作。全国著名化纤专家、时任副院长的民盟盟员钱宝钧教授提出，向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学习他们的办学经验，推动学校教学改革，购置先进仪器设备，开展科学研究等建议。一些人认为这一主张是崇洋媚外，没有“自力更生”精神。盛华多次找其他校领导沟通协商，学院领导班子最终采纳了钱教授的建议。
　　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华纺有一位著名专家因历史上有一些问题，思想压力很大，主动跑到上海市公安局要求拘捕他。上海市公安局就把这一情况向学校党委作了通报，盛华知道后立即派秘书去市公安局把这位专家领了回来。盛华及时找他谈心，向他反复宣传党的肃反政策，希望他放下包袱，主动向组织上讲清问题，求得组织的谅解，专心致志做好教学工作。后来，这位专家如实向组织上说清了历史上的有关问题，公安机关依据党的有关政策，认为是一般历史问题，不需要作任何结论。从此这位教授放下了包袱，刻苦钻研业务，全身心地投入教学和科研工作。
　　1957年9月，盛华调任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分管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工作，兼任高校党委书记和教育厅长、科委主任。盛华组织人员研究制订有关政策，采取种种措施，努力加快浙江高教事业的发展。经历过“大跃进”和大调整后，浙江省建成有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等12所高校，35个研究生专业、109个本科专业（均包括重复设置的专业），基本形成了工、农、医、师等门类相配套的高校体系。

不知疲倦的“老黄牛”

　　十年动乱期间，盛华遭受严重迫害，尽管如此，他丝毫没有动摇对党的信念。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盛华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在浙江省主要负责宣传部门，并主抓全省的卫生、体育和计划生育等工作。浙江卫生系统在“文革”期间是“重灾区”，盛华组织人员对全省卫生系统展开治理整顿，对医务人员评定职称，对医院评定一级、二级、三级三个医疗等级，这一做法后来在全国作了推广。嘉兴、湖州等水网地区，血吸虫病流行，每年都有不少农民因感染该病而死亡。盛華主抓卫生工作后，带领工作组到血吸虫病多发地区考察，组织专家研究灭杀钉螺的方法，使全省血吸虫发病率明显下降。
　　1979年5月，盛华到复旦大学任党委副书记、第二书记兼副校长，1981年1月，当选为党委书记。他在复旦大学任职期间虽然年事已高，身体不好，但对工作却尽心尽责。他积极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组织平反冤假错案800多件，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和干部的积极性，保证了学校各项工作的恢复和发展。他紧紧依靠知识分子兴学办学，经常与校长苏步青、著名学者周谷城、谈家桢、谷超豪等一起商讨如何办学，倾听他们对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他十分关心教师队伍建设，为他们开展工作创造条件，提供方便。尤其关注年轻教师的成长进步，对获得优秀学术和科研成果的人员，不搞论资排辈，大胆提拔使用。他大力倡导只要有真才实学就可以破格提拔。当时有位年轻同志非常优秀，29岁就被提拔为教授，盛华看中的就是他的学术水平和钻研精神，他就是现在在中央工作的王沪宁同志。
　　在复旦大学，盛华坚持以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为中心，积极倡导和推行教学奖励制度，组织评比“教学优秀奖”，要求改进教学环节和教学方法，大力倡导启发式教学，反对“注入式”和“满堂灌”。
　　他十分重视科研工作的开展，1981年至1983年，复旦大学科研成果获国家自然科学奖5项，国家创造发明奖7项，部委和地方科技成果奖6项，创全国高等院校之冠。
　　盛华在复旦大学担任党委书记期间，使该校由过去只有文、理两类学科的大学，发展成为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管理科学的新型多学科综合性大学。
　　1997年12月25日，盛华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逝世，享年85岁。
　　（作者单位系中共扬州市委党史办，三位作者分别原为主任、处长、科员）
　　（责任编辑 刘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