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京的经济措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继续推行熙宁、元丰时期的各项新法及增收办法，变更盐茶法，变更钱币法—后两者是其“金融创新”的主要手段。
　　在徽宗之前，盐及其信用券“盐钞”，就在流通中经历了数次“加杠杆”的过程。最初，朝廷为了减轻向边境战线运输粮草的成本，鼓励商人运粮，并奖励给他们相应数量的盐钞。运粮商人可以凭盐钞换盐出售，赚回运量的费用和利润。
　　信用券的大量使用，需要各种中介机构提供货币汇兑和抵押贷款服务，这已经形成了金融机构的雏形。商人很快发现，只要和边境官员达成协议，虚报运粮成本，就可以拿到数倍于成本的“盐钞”，牟取暴利。同时，拿到盐钞后也没有必要兑换和买卖，可以直接把盐钞打折卖给钱庄，钱庄再将盐钞卖给盐商。盐钞是国有专营的稀缺资源，这样一买一卖，钱庄大概能赚取一倍的利润。

有人认为，盐钞的发行类似于央行发行基础货币，银行通过存贷将基础货币放大，整个货币投放背后的抵押物其实就是政府垄断的稀有资源。

　　北宋朝廷看到盐钞印刷方便，成本低廉，开始大量派发，以缓解边境军队的经济压力。宋神宗六年时，民间的实际用盐量42万席，朝廷印发的盐钞为90万席，达实际用量的一倍。而大的钱庄囤积了不少盐钞，如果联合，完全可以控制盐钞的票面价格。无怪有人认为，盐钞的发行类似于央行发行基础货币，银行通过存贷将基础货币放大，整个货币投放背后的抵押物其实就是政府垄断的稀有资源。
　　蔡京则走得更远，他设想废罢东南各路末盐的官办官卖，全面推行钞盐法，既可以满足朝廷增发盐钞的需求，又可以借机增加课利，进而增加财政收入。大臣毛注上奏言及盐法之变，说“崇宁以来，盐法顿易元丰旧制，不许诸路以官船回载为转运司之利，许人任便用钞请盐，船载于所指州县贩易，而出卖州县用以为课额”。
　　钞盐法推行的同时，蔡京又发明了盐钞的贴纳、对带、循环法，经常更换。这些用法虽然复杂，但核心只有两条：强迫持钞者再贴纳钱；强迫已得旧钞者复买新钞才能使新旧钞有效。换句话说，就是信用券毫无信用可言，要一再付出更高的价格才能保证汇兑。后来大臣奏论蔡京之恶，都说其盐法使人“家财荡尽，赴水自缢，客死异乡。孤儿寡妇，号泣吁天者，不知其几千万人”。
　　蔡京一度下台，盐法暂被废止。但是他政和二年再度执政，钞盐法的推行变本加厉。政和五六年，京师榷货务盐课收入达四千万贯，是北宋以来岁课的最高峰。榷茶之后，每年增得课利一百多万贯，蔡京令每年以一百万贯充供奉。课利收入最高之年，东南茶利联通水磨茶场息钱曾达四百多万贯。

“货币改革”

　　蔡京的另一金融创新手段则是货币改革，可分为铜铁钱法变更和楮币法变更。
　　北宋市面上流行货币被称为“小平钱”，重量在三克左右，与隋五铢类似。仁宗时期，西线作战，财政吃紧，曾在陕西行过“当十钱”—此币可当十枚小平钱。后来物价浮动，私铸盛行，人心大乱，只好停用。熙丰时期，只敢用“当二钱”，不敢行“当十钱”。蔡京上台，正逢财政困窘之际，他急于见到理财的成效来巩固地位，只能铤而走险，于崇宁二年作出发行“当十钱”的决定。

　　此后數年，“当十钱”币值不断浮动，有的区域成了“当五钱”，有的区域成了“当三钱”，而在京、京畿、京东西、河东、河北、陕西和熙河仍是“当十钱”。此后，朝廷规定的“当十钱”行使区域、在行使区域内与小平钱的折算比例都在不断变更，钱法极度混乱。私铸钱币且泛滥不可禁绝。
　　蔡京还在原来行使铁钱地区推行夹锡钱，强行规定了夹锡钱与铜钱折算的比例。夹锡钱的发行，朝廷原来声称是为了防止铁钱流往敌国被造成兵器，然而推行之后，却成了朝廷以小本造劣币的生财之术。
　　崇宁三年四月户部的一份奏疏，透露了“当十钱”的“收益”。同样的原料和工本，原来只能铸一百五十三万，现在可以铸四百八十万，多出了三百三十万贴补户部财计。这还只是一个官僚部门的局部收益。
　　楮币相当于纸币，也叫“交子”，在仁宗天圣年始由官府发行，局限在四川一地。神宗时几次想扩大其使用范围，都没能成功，只能将楮币发行改为“两界相沓而行”，等于增加了一倍的发行量。哲宗绍圣年中西线作战，经费不足，发行量开始增加，但也有限。到蔡京执政，楮币发行量剧增。
　　崇宁二年以后，“交子”被推行到四川以外，改称“钱引”，发行量的增加更为迅猛。元朝费著《楮币谱》转录南宋人的话：“崇宁间用兵陕西，开拓境土，通行钱引法，以助兵费。元年增二百万，二年增一千二百四十三万五千，四年增五百七万五千，大观元年增五百五十四万五千五百六十六。”

距今近1000年前，北宋就期望以信用借款的方式刺激经济，已与今日的手段接近。但是，将一个幅员广阔的帝国财政商业化、金融化，前提是要有基于法律和契约的全面管制。北宋的政府、社会、商业组织与其实在相去甚远。

　　据此，大观初年，楮币发行量在二千五百万贯上下，是仁宗天圣初额的二十倍。一张新钱一度可以换四张旧钱，导致物价暴涨、民不聊生，朝廷见钱法大坏，下令四十一至四十三界更不收换，民间楮币顿时成了废纸。
　　南宋学者叶适对徽宗朝的财政作了这样的概括：“崇观以来，蔡京专国柄，托以为其策出于王安石、曾布、吕惠卿之所未工。故变钞法，走商贾，穷地之宝以佐上用。自谓其蓄藏至五千万，富足以备礼，和足以广乐，百侈并斗，竭力相奉……加以平方腊则加敛于东南，取燕山则重困于北方，而西师凡二十年，关陕尤病。然后靖康之难作矣”。
　　到了北宋宣和年间，西北地区的百姓困于战争侵扰，东南地区的百姓困于盐茶苛法、钱法、花石纲，整个有宋的统治区风雨飘摇，财政危机和社会危机并起，宋江、方腊等农民起义相继爆发，统治集团内部四分五裂。正逢此时，东北的金看出了宋的虚弱本质，挥兵南下，北宋就此覆灭。
　　“金融创新”有制造“稀缺”、找到更多利润和财富的作用。不过，“稀缺”的创造，也等于巨大的“风险”创造。金融产品和货币终将走进市场，走进交易过程，总会面临能否出售、谁来埋单、售出价格能否补偿成本耗费、通货膨胀的风险。得不到回报，或者回报小于付出，价格远超于价值，风险就是难以承担的损失。
　　距今近1000年前，北宋就期望以信用借款的方式刺激经济，已与今日的手段接近。但是，将一个幅员广阔的帝国财政商业化、金融化，前提是要有基于法律和契约的全面管制。北宋的政府、社会、商业组织与其实在相去甚远。传统中国的大一统局面，往往是由于文化纪律的凝聚，而绝非金钱的力量和与之共存的万物流通的整合。
　　力不从心的君主，和用心可疑的臣僚，只能卷入时代的漩涡之中，任由历史吞没。
　　唐玄宗开元年间，姚崇、宋璟先后为相，开元盛世过后，旋即遭遇安史之乱。靖康元年，蔡京死于发配路上，遵从本人遗嘱，门人在他的墓碑上只刻了这样一句话：“开元之末，姚宋何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