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得到许多国际友人的支持和援助。这其中，更是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外国革命伉俪，他们的故事在中国已成为佳话。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家属院里有一名国际友人，每当天气晴朗，这位老人都会在儿子的陪伴下准时出现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家属院里，推着轮椅，慢慢悠悠地向前走着，每当遇到老朋友，都要聊上半天，脸上永远洋溢着幸福的微笑，有时，兴致上来了还要和儿子一块荡秋千，生活捌民是惬意。她就是加拿大籍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教育家、新中国英语教学园地的拓荒人伊.莎白·柯鲁克。她和丈夫大卫·柯鲁克为新中国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外语人才。
　　异国情侣的中国情缘
　　伊莎白·柯鲁克原名伊莎白·布朗，1915年出生于成都的一个加拿大传教士家庭，父母原是成都华西协和大学的老师，她的童年及少年的一半时光都是在中国度过的，更关键的是在这里，她遇到了相爱一生的丈夫，大卫·柯鲁克
　　大卫·柯鲁克，1910年出生于英国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28年，大卫赴美国，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在校期间，大卫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并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和兴趣大为增长。1935年，池从哥大毕业，回到英国加入了英国共产党，此后，于1938年，来到中国，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职业是传教士学校圣约翰大学的西方文学老师。柯鲁克夫妇，双双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但一个是英国人在上海，一个是加拿大人在成都。乱世动荡，时局辗转，是怎样的机缘巧合，让两人认识并就此展开一段割不断的缘分的呢？
　　上世纪30年代末的中国，“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民政府为延续和保存教育文化命脉，采取了战时教育措施，将一批大学迁到内地，高等院校纷纷内迁西南大后方。这其中，知名的有北大、清华、南开迁到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37年内迁成都的齐鲁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燕京大学在华西协和大学的校园内共同办学统称为“华西坝五大学”。而大卫·柯鲁克也随着这些学校的南迁来到了四川改在金陵大学任教。当时，伊莎白的父母是华西协和大学老师，伊莎白则和父母住在华西协和大学的教职工宿舍内。而大卫刚好跟伊莎白的妹妹既是同事又是朋友，熟悉了之后，伊莎白的妹妹，有心把大卫介绍给伊莎白认识。
　　一天傍晚，大卫在打网球，妹妹指着新来的英国人大卫，问伊莎白：你觉得怎么样？伊莎白看了一眼说，不行，个子不够高。初次见面大卫没给伊莎白留下深刻的印象，可大卫对这个好目井名的漂亮姑娘伊莎白有了好感。他想追求伊莎白。大卫在与一位同事聊天时了解到一个情况，伊莎白周末喜欢溜车。溜车，就是骑自行车，于是，大卫灵机一动，找到当时在华西协和大学任教务长的伊莎白的父亲，说是想买辆二手自行车，原因是他喜欢摄影，想有个交通工具方便他拍照。这样的举手之劳，伊莎白的父亲当然愿意帮，于是就从后勤处找了辆自行车借给了大卫，为表示感谢，大卫没事的时候总是会主动跑到伊莎白父亲跟前帮助其处理一下教务上的事情，一来二去，伊莎白的父亲，对这个有礼貌的小伙子，也留下了好印象，而接下来，再约伊莎白就顺理成章了。
　　情定泸定桥
　　周末的时候，大卫约伊莎白骑着这辆自行车去青城山一带郊游。绿水青山，一骑就是半天。两人边骑车，边聊天，聊的多了，慢慢就变得更熟了。也正是在这段日寸间，伊莎白对于中国革命和共产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他们之后的共同信仰奠定了基础。1941年暑期，柯鲁克、伊莎白和他们的朋友，经过六个星期的艰难行‘程，到达康定城。一路读着红军标语，终于走到了庐定县，来到《西行漫记》一书中曾描绘过的铁索桥头。他俩手抚冰凉的铁链，踩着摇晃的木板，一起走上了让人心惊肉跳的铁索桥。当他们走到沪定桥上时，大卫的一个举动使站在一旁的伊莎白惊呆了，只见大卫单膝跪地，向伊莎白大声地说了一句“清嫁给我”。没有钻戒，没有掌声也没有鲜花，有的只是庐定桥下那湍急的河水，和山谷中回荡的大卫的回音，伊莎白从来没有想过大卫会在这里向她求婚。
　　就这样，在那个中国革命圣地，大卫·柯鲁克和伊莎白·布朗举行了他们的红色订婚仪式。1942年9月，大卫和伊莎白在伦敦举行了婚礼。1947年夫妻俩做出了一个决定，那就是放弃了原本可以有的安逸生活，回到当时那个战火纷飞的中国，深人到农村做调查研究。自从柯鲁克夫妇在十里店住下之后，田间地头总是活跃着他们的身影。十里店的调查工作即将接近尾声，按照原计划，在研究资料搜集完成之后，他们俩人就要回到英国，伊莎白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而大卫则回到伦敦大学完成学业。
　　1948年，新中国即将成立，国民经济亟待恢复，整个社会百废待兴，党中央决定在河北省南海山成立外事学校，叶剑英任校长，培养日后需要的外交和外语人才。而这南海山外事学校就是如今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为此，时任中共中央外事组副组长王炳南亲自找到伊莎白夫妇，希望他们能够留在中国，帮助新中国培养外语人才。经过一番思考，伊莎白左文弃了博士论文，她陪大卫留在了中国。他们做出这个决定，除了出于对共产党的热爱和对革命信仰的虔诚，爱情，当然也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为了爱情，愿意为了对方做出让步。
　　为新中国的英语教育事业奋斗了终生
　　这一年夏天，柯鲁克夫妇告别了十里店村，前往河北省获鹿县的一个叫南海山村的地方，那里驻扎着新中国第一所专门培养外语人才的学校，为了防止敌军空袭，这所学校没有固定的教室，农家小院、河边路边、军需仓库，处处是课堂，小马扎上一坐，膝盖就是课桌，随时随地学习。条件虽然艰苦，但是教学质量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对于柯鲁克夫妇而言，条件上的艰苦并不算什么，最让池们伤脑筋的是没有教材，再加上学校是刚刚成立，学生的水平参差不齐，有的基础相当差，这让柯鲁克夫妇暗自着急。为了解决没有教材的问题，柯鲁克夫妇想方设法收集一些英文报刊，从新闻、文学、经济各方面挑选范文。到了晚上，大卫负责读这些搜集来的资料，伊莎白就用打字机将它们全部打印出来，然后送到解放区的印刷厂，印制成册。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南海山外事学校与华北大学二部进驻当时的北平，合并为外国语学校。柯鲁克夫妇先后进人了北平。1954年8月，外国语学校经高教部呈请国务院批准，改称北京外国语学院。并且在校园西侧建造了现在的这栋教职工宿舍，在接下来的大半生岁月里，柯鲁克夫妇一直相互扶持着，走过了此后波折的岁月。而就是如今的职工宿舍内，他们为新中国的英语教育事业奋斗了终生。那时候，每到周末的时候，柯鲁克夫妇的家里都是十分热闹，在这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客厅里，总是挤满了人，有的人拿着书对着窗外大声朗读，而有的则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用英文聊着天，来的这些人都是柯鲁克夫妇的学生，为了让他们练好口语，柯鲁克夫妇每周都会邀请他们到家中做客，聊生活，聊学习，谈天说地无所不言。柯鲁克夫妇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期间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外事人才。
　　2000年1月15日，90岁的大卫·柯鲁克在北京病逝，遵照其遗嘱，追悼会现场没有播放哀乐，而是将前来悼念的人们组织起来高唱革命歌曲，而伊莎白老人则让孩子们，将屋子里披红挂彩，精心布置了一番，要求所有人都不要哭，然后平靜地对众人说道：“大卫就这样快乐地走了，我们祝福他。”2010年北京外国语大学为纪念大卫·柯鲁克去世10周年，在校园的一角为其塑立了铜像，并依照大卫生前的遗嘱在上面刻下了“英国人，犹太人，共产党人，中国人民的朋友”，每年的1月15日，在这里都会举行一场小型的吊唁活动，伊莎白会在家人的陪伴下，将大卫的铜像仔细地擦拭一番，然后用手蘸上几滴二锅头抹在大卫的嘴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