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牍的本义是用于书写的木简，一般长一尺左右。《后汉书·北海靖王兴传》记：“及寝病，帝驿马令作草书尺牍十首。”李贤注：“《说文》云：‘牍，书版也。’盖长一尺，因取名焉。”在古代，尺牍用以书写记事，叙情表意，传递消息，是书信的代称。在古代，书信又有尺素、尺函、尺鲤、尺笺、尺翰、尺书等多种称谓。《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论》记：“缇萦通‘尺牍’，父得以后宁。”当然，古代对书信的称谓还有信札、书札、手札等。
　　在中国古代，写信是人们最普遍的书面交流方式。中国书信文化源远流长。从“结绳而治”的实物信，到有文字记载的甲骨文，春秋战国时期书写于竹片、木片之上的“简”或“牍”，东汉以后书写于轻便的纸张上的“笺”，都可算是书信的形式。从晋朝到唐朝，书札是书法艺术重要的表现形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二王”、颜真卿等书法大家留下的书迹，主要是他们当时往来的信函。
　　不同历史时期的书信具有不同的格式和文风，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约定俗成的书写格式，授受之间，必须有称呼，且因人而异。如对长辈及上司，必须用敬语;对平辈及晚辈等，都有不同的用语、抬头、空格及顶格的程式要求。西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书信格式是在封皮正面书受信人尊名，内纸一般不写受信人的名字，前端先具名自陈，谁人所呈一目了然，再书写内文，最后再署己款，自谦自抑以示尊重。到唐宋时期，书信格式有所改变，内文起首仍是具名自陈，以示发出主体，收尾也仍然署自谦己款及“顿首”“叩上”“恭启”“再拜”等敬语，写信人名字多出现两次，即双下款，信尾通常是署款之后，另起一行（通常是最尾行），抬头顶格即上款书写受信人名字，以此表示突出，以示尊重。到明代中晚期，书信书写格式通常是开篇即入主题，起首不再具名自陈，而是在信尾署自谦己款“某某顿首”，之后另起一行，抬头顶格上款书写受信人名字，以示对受信人的尊重。在书写完上下款、日期等内容以后在信的左下角一般会写上“左玉、左空、冲、左素、余素”等字样，以表示信的内容到此为止。
　　名人信札因其具有文学价值和书法艺术价值，历来就是收藏、鉴赏的对象。比如明朝人就很注重对前人书牍的收藏、整理和印行，在许多名人文集里都专设“尺牍”一类。从内容来说，相比于日记，信札是体现人际脈络的一种更好的载体，具有更强的社会性和更高的史料价值。从书法艺术的角度来说，相比于以审美为目的的书法作品，信札在内容上更为私密，以传递信息、感情为目的，所以字里行间更见真性情。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明代尺牍，所载繁复，相对于正史和诗文集，尺牍文字直接抒发情感，读其信如见其人，当中的悲欢离合总让观者读后一唱三叹，掩面沉思，鲜活地呈现了明代文人的社交往来、衣食住行、诗画唱和、艺文教育等生活琐细。在尺牍的方寸之中，心性流淌之自然、雅俗转换之无碍跃然纸上，更见修养与才情。明人尺牍行间疏朗，文风、字体较为自由奔放，篇无定格，幅不同规。笔者不揣鄙陋，择其数件，略作考证，以飨读者。
　　《文徵明致执斋书札》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文徵明致执斋书札》两通，其中一通是写于某年正月初十，四页，十二行;另一通是写于某年八月初七，四页，十二行。信札格式上下款齐全，纸本，每半开纵27厘米，横10.5厘米。
　　文徵明（1470—1559），原名壁（或作璧），明代杰出的画家、书法家、文学家。42岁起，以字行，更字徵仲。
　　正德末年，以岁贡生进京，被授以翰林待诏。嘉靖初年参与修订《武宗实录》，在经筵陪读。[1]
　　根据信札第一通的内容判断，此前执斋老舅曾派人用船运送五十石大米接济文徵明。对正处于生计困顿之际的文徵明来讲，这五十石大米犹如雪中送炭，文徵明对老舅的及时帮助“感不可言”。第二通也是对执斋老舅给予的经济援助表达感谢，并叙及家事。文徵明6岁时母亲祁氏去世，被抚养于里中外祖母家，由此信可见其与舅舅们尤其是老舅的关系是非常好的。
　　这两通信札行书用笔潇洒流畅，毫无滞涩，转折处顿挫清晰明了，起笔处锋利尖锐，藏锋处遒劲老练，布局气脉一贯，老成稳重，没有忽高忽低的参差错落，令人观之有端庄文雅、平心静气之感。
　　《赵南星致蔡爷书札》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赵南星致蔡爷书札》，纸本，纵34厘米，横21.5厘米，一通一页，十一行。此书札墨色厚重，气脉一贯，为不具名信函。用“贱名正具”代替签名，一种情况说明受信人蔡爷很熟悉写信人字迹，不需要署名就知道是何人所写;另一种情况可能是随信附有正式的名刺。根据旧题签知道是赵南星所书。
　　赵南星（1550—1627），字梦白，号侪鹤，高邑（今河北高邑县）人，明代散曲作家，万历二年（1574）进士。历任汝宁推官、户部主事、吏部考功郎中、吏部文选员外郎。明朝后期著名的政治家，官至吏部尚书，是东林党的首领之一。因遭魏忠贤忌恨，被贬至代州戍边而卒[2]。受信人蔡爷，应为蔡毅中。蔡毅中（1548—1631），明代光山（今属河南）人，字宏甫，号濮阳，人称中山先生。万历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天启年间迁国子监祭酒，擢礼部右侍郎[3]。
　　信中提到的孙明府，似指孙文融，曾任山东巡抚，赵南星诗文集中多有与孙文融往来书札[4]。赵南星在信中对孙文融赞赏有加，并就韩子端入台一事称赞蔡爷慧眼识珠，知人善用。
　　此书札为楷书，兼有隶书之意，师法晋唐，颇有古意，形成一种古拙典雅的风格，巧中寓拙，婉绰而疏逸。运笔流畅而不滞拙，字里行间带着一种潇洒随意之感，观之可想见作者与受信者关系之密切。
　　《高攀龙致东林友人书札》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高攀龙致东林友人书札》，纸本，纵25厘米，横9.7厘米，书札一通三页，一页四行。此札有下款无上款，从文意推测是高攀龙写给东林友人的，表明自己至今坚守东林之志，以及重申之前书信上写过的“诸贤已谏言于帝，然而恐怕是很难实行”的事情。书札后有道光十三年（1833）林则徐的题跋，对信中“无事不见之言，无言能践其实”两句表示哪怕不在同一时代也能引起共鸣。 　　此札应是写于辽沈陷落当年秋七月十二日，即明朝熹宗天启元年（1621），后金太祖天命六年辛酉。《清史稿·卷一·太祖本纪》记：“（天命）六年辛酉春二月，上（努尔哈赤）伐明，略奉集堡，至武靖营。三月壬子，上大举攻明沈阳，以舟载攻具，自浑河下……明军犹列炬巷战，达旦皆溃，袁应泰自焚死，御史张铨被执，不屈死。癸亥，入辽阳。辽人具乘舆鼓乐迎上，夹道呼万岁。命皇子德格类徇辽以南，所至迎降，兵宿城上，不入民舍。”[5]
　　另，查《明史·卷二十二·熹宗纪》记：“天启元年……三月乙卯，大清兵取沈阳，总兵官尤世功、贺世贤战死。总兵官陈策、童仲揆、戚金、张名世帅诸将援辽，战于浑河，皆败没。壬戌，大清兵取辽阳，经略袁应泰等死之。巡按御史张铨被执，不屈死。”
　　高攀龙（1562—1626），字存之，又字云从，江苏无锡人，世称“景逸先生”。明朝政治家、思想家，东林党领袖，“东林八君子”之一。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天启元年，高攀龙被任命为光禄寺丞。天启四年（1624）官拜都察院左都御史等职。但因反对魏忠贤，他被削除官籍，返回无锡，在东林书院讲学。魏忠贤党羽崔呈秀遣人逮捕他，他不愿受辱，于池中投水自尽。著有《高子遗书》，于《明史·卷二百四十三》有传[7]。
　　此书札为楷书写就，笔力劲秀，得晋唐神韵。笔迹工整，结构严谨，习古法而从中求变，笔画结体亦有潇洒之感，观字如见其人，沉着端庄，清新高雅。
　　《明季五忠尺牍》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明季五忠尺牍》册页，是收藏家陶北溟根据书家的时代、身份和事功等，分别收錄与倪元璐、卢象昇、凌义渠、黄淳耀、黄道周五人有关的书札并装订成册的，为研究明代晚期的书法和文学提供了重要素材。
　　（一）《倪元璐致友人书札》是倪元璐给同年好友的一份类似手条的信件。书札纸本，纵28厘米，横10.5厘米。一页五行，各行字数不一，有下款无上款，故不知受信人为谁。倪元璐（1593—1644），字汝玉，一作玉汝，号鸿宝，浙江绍兴府上虞（今绍兴市上虞区）人，天启二年（1622）进士。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北京失陷，倪元璐自缢以殉节。倪元璐、黄道周、刘理顺俱为名臣袁可立门生，死事最为悲壮，天下公认忠烈。倪元璐擅书画，尤以竹石画见长，于《明史·卷二百六十五》有传[8]。
　　根据信中内容判断，倪元璐与其朋友应是就某事作了一首诗，在信中自谦为“粪佛头”（比喻给杰出的著作写了拙劣的序），称颂对方为青云，言语间多显书家谦逊之品德。信中还提及其给友人的扇面画还未完成，待次日完成后即可奉上。倪元璐书学颜真卿，深得“颜体”厚实劲健之笔意，且更为劲峭。清人秦祖永在《桐阴论画》中说：“元璐书法灵秀神妙，行草尤极超逸。”倪元璐最擅行草，以气骨见长，用笔苍古劲爽，风格雄浑、苍凉[9]。此书札结字跌宕奇逸，呈欹侧之势，以险寓正，疏密有致，富有韵律，是具有清爽典雅气息的佳作。
　　（二）《某某同乡致卢象昇书札》，纸本，纵25.5厘米，书札一通三页，三开横长分别为13.5厘米、11.5厘米、11厘米。十六行。此札从内容和书写格式推断应该是收藏时缺页不全，从文意推断是卢象昇的同乡给卢象昇的一封感谢信。卢象昇是明末杰出将领，力主抗清，崇祯十一年（1638）担任兵部尚书，守卫京师，连战皆捷，反被太监高起潜陷害，免去尚书职务，以侍郎视事。崇祯十二年（1639），他率部在巨鹿贾庄被清军包围，高起潜拥兵不救，卢象昇终因炮尽矢绝，战死疆场，年仅39岁，追赠太子太师、兵部尚书;南明福王时，追谥“忠烈”;清朝时，追谥“忠肃”，著有《卢忠肃公集》《卢象昇疏牍》[10]。
　　此书札结体舒朗而不失紧致，秀雅静和，有晋唐小楷之风，颇有自然古朴之趣。
　　（三）《凌义渠致静庵书札》，纸本，纵22.7厘米，横11.2厘米。书札一页五行，上下款齐全，是凌义渠写给同年好友静庵的信。凌义渠（1591—1644），字骏甫，号茗柯，浙江湖州乌程（今吴兴）人，天启五年（1625）进士。崇祯年间先居给事中，进言事御史，又擢为山东布政使，因其清廉，最后官至大理寺卿。“甲申之变”中自缢殉国，南明赠公刑部尚书，谥“忠清”，祀旌忠祠。清廷又赐谥“忠介”，于《明史·卷二百六十五》有传[11]。
　　根据信札的内容判断，此前好友静庵写的文章给凌义渠阅读，凌义渠读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此札书法线条遒劲优美，气息自然，词句典雅，通篇有“二王”之风韵。上款“静庵”不详，有待后考。
　　（四）《黄淳耀致崇严书札》，纸本，纵26.7厘米，横10.5厘米，书札一页三行，上下款齐全。内容是对友人崇严求其墨宝的回信。
　　黄淳耀（1605—1645） ， 初名金耀，字蕴生，号陶庵，南直隶苏州府嘉定人。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未授官归。福王立，不赴选，家居讲学。弘光元年（1645），嘉定人民起义抗清时，与侯峒曾一同被推为首领，城破后自缢于僧舍。淳耀立志于圣贤之学，造诣精深。善书，法颜真卿。诗文亦卓然成家。著有《陶庵集》《山左笔谈》。事迹见于《明史·卷二百八十二》[12]。
　　此信札行笔十分自然，富于清朗明快的韵律，而不循规蹈矩而陷于呆板。其书法体现出当时文人的一种典雅的风格与轻松的情绪。信尾上款中“社兄”是明及清初惯用称谓，类似称谓还有“年丈、世丈、年台、宗台”等。“崇严”不详，有待考证。
　　（五）《黄道周致某君书札》纸本，纵28厘米，横10厘米，书札一页三行，有下款无上款，应是缺页不全，故不知受信人为谁。内容是黄道周对友人赠送礼物的回应。
　　黄道周（1585—1646），字幼玄，一作幼平或幼元，又字螭若、螭平，号石斋，福建漳州府漳浦县人。天启二年（1622）进士，与倪元璐、王铎同科。历官翰林院修撰、詹事府少詹事。南明隆武时，任武英殿大学士（首辅）兼吏部、兵部尚书。因抗清失败被俘。隆武二年（1646）壮烈殉国，隆武帝赐谥“忠烈”，追赠文明伯 [13]。
　　黄道周工书善画，擅长楷书、行书和草书，是明代有创造性的书法家之一。此信札行笔转折刚劲有力，书风雄健奔放，行距布局疏朗，以连绵行草书创作而成。
　　《侯峒曾致异庆书札》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侯峒曾致异庆书札》，纸本，纵37厘米，横25.3厘米。书札一通一页，十六行，上下款齐全，内容完整。
　　侯峒曾（1591—1645），字豫瞻，号广成，南直隶苏州府嘉定人。天启五年（1625）进士。崇祯年间被任命为浙江参政。严于律己，为官清廉，雅好诗文，能书法。弘光元年（1645）嘉定民众起义抗清时，他与黄淳耀一同被推为首领，守城十余日。城破后与二子投池殉国，于《明史·卷二百七十七》有传[14]。
　　此书札记述侯峒曾在嘉定，为救狱中亲友而奔走筹措银钱之事，并在信中感叹此事犹如“挽西江救涸鲫”。书札中的“长蘅”是李流芳的字，此人是万历年间的举人，擅诗画，是侯峒曾同乡名士 [15]。上款“异庆”不详，有待考证。
　　此通书札行笔流畅，一气呵成，笔意连贯。行书取法“二王”，用笔潇洒，气韵生动。结体紧凑，笔墨精妙，观之有行云流水、挥洒自如的感觉。
　　小结
　　如果说在古代收藏信札具有史料保存和艺术鉴赏的双重价值，那么在通信手段非常便利的现今，收藏和鉴赏古人信札更具有另一重微妙的含意。现代通信工具的发展，令通信内容几乎可以零成本、瞬息间传递给对方。故此，对于古代人因为信差的不确定性、邮路的山迢水远而产生的焦虑、期待与想象，我们在心理上已经很难理解。古人书信，字字千金，仿佛总是希望通过最简洁的文字，传达出最深的意思。读出了这一点，当我们再读到“强拈书信频频看”，读到“书信也无凭，万事由他别后情”，读到“一行书信千行泪，寒到君边衣到无”等古诗句，将更具文化亲近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