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本文以范伯群2007年出版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为切入点，讨论范伯群在通俗文学研究中提倡的雅俗“两翼论”和“多元共生”文学史观。认为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过去文学史存在的空白，也为学术界引出了现代文学的研究范围、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新问题。在范伯群为通俗文学正名并建构起雅俗两翼论之后，要想将其整合到宏观的文学史中就必须树立多元共生的文学史观，这不仅需要对通俗文学进行价值“重估”，更需要对文学史进行“重写”。通俗文学研究的学术生长点在于与当下的网络文学结合，向前寻找渊源，注意文学研究多元化带来的细化和泛化问题。
关键词：通俗文学；范伯群；价值重估；重写文学史
中图分类号：1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8）11-0073-03
一、问题的发现与新的问题
2007年出版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是范伯群于《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评传丛书》《通俗文学十五讲》《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之后，在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研究上的又一力作。范伯群引用了罗伯特·E·斯皮勒在《美利坚合众国文学史》序言中的话“每一代人至少应编写一部美国文学史，因为，每一代人都理应用自己的观点去阐释过去”，认为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来说，用自己的观点阐释20世纪中国文学是应有的历史使命。而范伯群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在发现过去文学史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做出了自己的解读。
新文化运动在“五·四”运动的助推之下袭卷当时的中国，无论文学界还是思想界都深受新文化、新道德的影响。诚然，建设新文学是当时的需要，于是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通俗小说自然就被视为新文化的“逆流”并遭到批判和遮蔽，这也造成了自新文化运动起通俗小说就难以在“现代”文学史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局面。范伯群等为通俗文学写史，就是为解决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大空白，使现代文学史不再是将通俗文学排斥在外的“半部文学史”。
与范伯群的前作《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相比，《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在体例结构和研究思路上都显示出了明显的不同。《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从社会言情编、武侠党会编、侦探推理编、歷史演义编、滑稽幽默编、通俗戏剧编、通俗期刊编等几大板块，并附有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大事记。如此这般的体例设计是因为“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无法像现代文学史那样在时间上进行切块，如第一个十年、第二个十年、第三个十年等等之类，也没有像现代文学史上客观存在的清晰可辩的周期性，如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从‘革命文学’到‘抗战文艺’之类的分界。通俗文学不是没有‘潮起潮落’，但它的时间极短，也没有比较清晰的边界，稍纵即逝也就无所谓‘周期’。因此，我们认为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的编纂，应以‘板块式’为宜。也就是说，将各个主要品种分门别类地阐述，并注意某一门类自身的有序发展，作为通俗文学史的历史屐印。……就某一门类的自身有序发展而言，在每一‘板块’中阐释其自身的发展轨迹。”而2007年出版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则是按历史时间段分章，明晰地归纳出了通俗文学自身在时序上的发展。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上海小报潮、改朝换代与宫闱历史演义小说兴盛、1921年通俗期刊的高潮等都有专章论述，此外，著作中也可见近现代通俗小说作家群像。
从学术价值上来说，《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促进学术界反思现代文学的研究范围、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方面面。
在现代文学的研究范围上，范伯群等以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作为现代通俗文学的开山之作，并认为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步入现代化的进程比1917年的文学革命提前了二十余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史的“现代”开端究竟在何处再度成为值得学界思考的问题。
在现代文学的研究方法上，范伯群在史料的编选方面收集了大量的小报、期刊，以及作家的小像、手记，小说的书影、广告原件和期刊的创刊号书影。这样的史料工作有利于读者重返历史场域，也为现代文学研究的史料整理和运用提供了借鉴意义。此外，其通俗小说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是打通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研究界限的一大切入点。
在“重写文学史”意义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文学史著作表现出了打破固有文学史写法、多元写史、个人写史的特征，并显出促使学科去政治化、回归到“人”的努力。范伯群的通俗文学史不仅是为通俗小说作出“正名”的努力，从更深层来看，也是对过去主流文学史的价值立场、叙史策略、入史标准的挑战。
在国内研究与海外汉学的对话意义上，范伯群通俗文学史对晚清小说的重视，与王德威等海外汉学家“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声音形成跨地域的对话。虽然晚清小说在国内学术界仍然饱受争议，但是国内研究与海外汉学的对话显示出了二者之间可以互相借鉴、互相补充的可能性。
在著作中，通俗文学研究乃至整个现代文学研究的新问题也显露出来。诸如现代文学的起点是否应该向前推？通俗文学的定义向来宽泛甚至模糊，其概念在当下应如何定义？雅与俗是否走向合流？这一系列问题都尚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二、重估易重写难：从“两翼”论到“多元共生”文学史观
范伯群对通俗文学的研究设想并未仅仅停留在这部《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上。他认为通俗小说有着与主流文学不同的的发展时序、源流传承、服务对象和作用功能，所以有必要为现代通俗文学建立“独立的研究体系”，在此基础上再将之与宏观的现代文学史整合在一起。在现有的著作中，范伯群确实为现代通俗文学建构了一个相对独立且较为明晰的发展史，并为其正名，在一定程度上阐明了通俗文学与文学史“主流”部分的“互补性”，但他也意识到“要从过去以‘知识精英话语’为主导视角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打破这种长期积累的、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势，转而为多元性的中国现代文学立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笔者认为要解决整合人史的难点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定位通俗文学？在不同的史观下，通俗文学会得到不同的定位。
事实上，“重估”和“重写”是彼此相关但层面不同的两个概念，也是两种不同的研究工作。“重估”是在价值层面对固有的作家、作品、文学观进行评价，“重写”则是在文学史观层面为中国文学立史。 在價值重估方面，《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肯定了通俗文学在20世纪初期的启蒙意义和现代性，通过通俗小说家的转变和通俗文学期刊的转型说明他们并非“顽固堡垒”，而通俗小说家坚持的“旧道德”在今天看来也不是全不可取。
范伯群援引鲁迅对谴责小说“有识者则已幡然思改革”的评价，认为现代通俗文学作家在19世纪末到五四之前是“中国启蒙主义的先行者”。又借胡适的《<官场现形记>序》为其正名：“谴责小说虽有浅薄、显露、溢恶种种短处，然他们确能表示当日社会的反省的态度，责己的态度。这种态度是社会改革的先声”。而包天笑和陈景韩主编的《小说时报》在1909年创刊号卷首就发表了陈景韩的小说《催醒术》，“催醒”正是意在“启蒙”。范伯群等又从现代性角度为近代通俗小说“正名”，其作认为《海上花列传》在题材内容、人物设置、语言运用、艺术技巧、发行方式等方面都具有开创性，并散发着“浓郁的现代气息”。“韩邦庆使通俗文学走上现代化之路当然不会是完全自觉的；但惟其是自发，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中国通俗文学的现代化是中国社会推进与文学发展的自身的内在要求，是中国文学运行的必然趋势，是中国社会的阳光雨露催生的必然结果。”
在“正名”工作之后，范伯群提出新文化运动启蒙知识分子代表的是“知识精英话语”，而通俗文学代表的是通俗大众的话语，这两套话语不应只对立，还可以形成互补。“雅”与“俗”同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两个翅膀”。可以看到，在价值重估的意义上，通俗文学是被定位成了文学史主流的补充，从而得以立史。但是，这种“主流”及其“补充”的定位，其实并未完全走出过去的主流的新文学史叙述，于是范伯群自然会有“分论易整合难”之感。
不难看出，若要在价值重估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的完成“重写文学史”，那么就有必要形成一套能够支撑多元价值生长的文学史观。对此，汤哲声有着清楚的认识，“中国现代小说史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初，此后中国现代小说史虽然编写不断，但总体思路并没有离开既有的格局。它们都是以新小说的价值取向和作家作品作为批评对象，略提或不提通俗小说系列，这样的小说史只能是中国新小说史。”在《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中，范伯群多次提到了建构“多元共生”的文学史新体系，“要想做好通俗文学批评，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建立合理的文学史观。这样的文学史观应该是既能超越雅俗，又能统领雅俗；既包括文化观念的变动，也包括社会结构、文化市场、读者构成等诸多要素；既能阐释外来文化的影响，也能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演进的文学史观。”
实际上，“多元共生”是文学史的历史事实，也是真正做到重写文学史所需要的史观，而要完成这样的文学史架构不可谓不艰难。所谓“分论易整合难”，实则也是“重估”易“重写”难。
三、下一步的学术生长点
《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无疑是一部研究通俗文学不可忽视的著作，但对通俗文学的考察却不可止步于此。在著作的尾声，范伯群提到了通俗文学的生命潜力的问题，在相关研究已在学术界拥有一席之地的今天，通俗文学研究下一步的生长点何在？
首先，通俗小说随着历史发展，可与当下的网络文学相结合。李敬泽考察网络文学的前世今生，认为“它（网络文学）就是通俗文学，其基本形态就是类型小说。”在今天，“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传统在网络空间中被重新激活，一些题材和故事也被重新讲述，就单篇作品而言，还珠楼主（李寿民）的《蜀山剑侠传》的影响不容忽视，成了众多网络写手竞相模仿视为范本”。近代通俗小说与当代网络小说之间具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它们面向的读者群体都是平民大众、在服务功能上都带有一定程度的供人休闲的色彩、作家都来自于多样各异的职业和身份。种种相似点都为将近代通俗小说与网络文学结合研究提供了可能性。
其次，通俗小说的研究可向前寻找渊源。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曾评价古代市井小说“主在娱心，而杂以惩劝”。近代通俗小说之所以遭到新文化阵营批判，其中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它们传承了古代通俗小说，带有“娱目悦心”和“游戏”的特点。郑振铎所著的《中国俗文学史》在系统的评价了古代通俗文学之后，又提及近代通俗小说不入主流的原因即是清末“崭新的描写变动的大时代的东西，不久便起来。不仅旧的正统文学被抛弃，即旧的通俗文学也渐渐显得不合时宜了。”在今天，若想要打通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研究界限，架构一部整体史观下的文学史，通俗小说或可为一个研究切入点。
当然，在为通俗小说寻找下一步学术生长点的同时，也应注意文学研究多元化带来的细化和泛化的问题。范伯群在反思“晚清与民国时期，中国文坛是‘众声喧哗’的，但为什么到了我们手中，却成了一元化的文学史”这一现象时，曾指出“文学史应该简化”“文学研究应该繁化”。随着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近年来，文学史的“重写”也渐渐表露出研究范围的宽化和研究问题的细化趋势。对于通俗文学来说，若将其界限拓宽到戏曲、电影、画报等范畴，却忽视它们与文学本身的联系，就难免有将研究过度泛化之嫌。而若是仅仅细密地考察通俗文学内部的现象，不考虑通俗文学外部的社会因素，就容易失之客观。这些或许是当下通俗文学研究需要注意的问题。
（责任编辑：朱希良）
关键词：通俗文学；范伯群；价值重估；重写文学史
中图分类号：1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8）11-0073-03
一、问题的发现与新的问题
2007年出版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是范伯群于《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评传丛书》《通俗文学十五讲》《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之后，在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研究上的又一力作。范伯群引用了罗伯特·E·斯皮勒在《美利坚合众国文学史》序言中的话“每一代人至少应编写一部美国文学史，因为，每一代人都理应用自己的观点去阐释过去”，认为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来说，用自己的观点阐释20世纪中国文学是应有的历史使命。而范伯群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在发现过去文学史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做出了自己的解读。
新文化运动在“五·四”运动的助推之下袭卷当时的中国，无论文学界还是思想界都深受新文化、新道德的影响。诚然，建设新文学是当时的需要，于是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通俗小说自然就被视为新文化的“逆流”并遭到批判和遮蔽，这也造成了自新文化运动起通俗小说就难以在“现代”文学史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局面。范伯群等为通俗文学写史，就是为解决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大空白，使现代文学史不再是将通俗文学排斥在外的“半部文学史”。
与范伯群的前作《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相比，《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在体例结构和研究思路上都显示出了明显的不同。《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从社会言情编、武侠党会编、侦探推理编、歷史演义编、滑稽幽默编、通俗戏剧编、通俗期刊编等几大板块，并附有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大事记。如此这般的体例设计是因为“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无法像现代文学史那样在时间上进行切块，如第一个十年、第二个十年、第三个十年等等之类，也没有像现代文学史上客观存在的清晰可辩的周期性，如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从‘革命文学’到‘抗战文艺’之类的分界。通俗文学不是没有‘潮起潮落’，但它的时间极短，也没有比较清晰的边界，稍纵即逝也就无所谓‘周期’。因此，我们认为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的编纂，应以‘板块式’为宜。也就是说，将各个主要品种分门别类地阐述，并注意某一门类自身的有序发展，作为通俗文学史的历史屐印。……就某一门类的自身有序发展而言，在每一‘板块’中阐释其自身的发展轨迹。”而2007年出版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则是按历史时间段分章，明晰地归纳出了通俗文学自身在时序上的发展。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上海小报潮、改朝换代与宫闱历史演义小说兴盛、1921年通俗期刊的高潮等都有专章论述，此外，著作中也可见近现代通俗小说作家群像。
从学术价值上来说，《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促进学术界反思现代文学的研究范围、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方面面。
在现代文学的研究范围上，范伯群等以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作为现代通俗文学的开山之作，并认为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步入现代化的进程比1917年的文学革命提前了二十余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史的“现代”开端究竟在何处再度成为值得学界思考的问题。
在现代文学的研究方法上，范伯群在史料的编选方面收集了大量的小报、期刊，以及作家的小像、手记，小说的书影、广告原件和期刊的创刊号书影。这样的史料工作有利于读者重返历史场域，也为现代文学研究的史料整理和运用提供了借鉴意义。此外，其通俗小说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是打通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研究界限的一大切入点。
在“重写文学史”意义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文学史著作表现出了打破固有文学史写法、多元写史、个人写史的特征，并显出促使学科去政治化、回归到“人”的努力。范伯群的通俗文学史不仅是为通俗小说作出“正名”的努力，从更深层来看，也是对过去主流文学史的价值立场、叙史策略、入史标准的挑战。
在国内研究与海外汉学的对话意义上，范伯群通俗文学史对晚清小说的重视，与王德威等海外汉学家“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声音形成跨地域的对话。虽然晚清小说在国内学术界仍然饱受争议，但是国内研究与海外汉学的对话显示出了二者之间可以互相借鉴、互相补充的可能性。
在著作中，通俗文学研究乃至整个现代文学研究的新问题也显露出来。诸如现代文学的起点是否应该向前推？通俗文学的定义向来宽泛甚至模糊，其概念在当下应如何定义？雅与俗是否走向合流？这一系列问题都尚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二、重估易重写难：从“两翼”论到“多元共生”文学史观
范伯群对通俗文学的研究设想并未仅仅停留在这部《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上。他认为通俗小说有着与主流文学不同的的发展时序、源流传承、服务对象和作用功能，所以有必要为现代通俗文学建立“独立的研究体系”，在此基础上再将之与宏观的现代文学史整合在一起。在现有的著作中，范伯群确实为现代通俗文学建构了一个相对独立且较为明晰的发展史，并为其正名，在一定程度上阐明了通俗文学与文学史“主流”部分的“互补性”，但他也意识到“要从过去以‘知识精英话语’为主导视角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打破这种长期积累的、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势，转而为多元性的中国现代文学立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笔者认为要解决整合人史的难点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定位通俗文学？在不同的史观下，通俗文学会得到不同的定位。
事实上，“重估”和“重写”是彼此相关但层面不同的两个概念，也是两种不同的研究工作。“重估”是在价值层面对固有的作家、作品、文学观进行评价，“重写”则是在文学史观层面为中国文学立史。 在價值重估方面，《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肯定了通俗文学在20世纪初期的启蒙意义和现代性，通过通俗小说家的转变和通俗文学期刊的转型说明他们并非“顽固堡垒”，而通俗小说家坚持的“旧道德”在今天看来也不是全不可取。
范伯群援引鲁迅对谴责小说“有识者则已幡然思改革”的评价，认为现代通俗文学作家在19世纪末到五四之前是“中国启蒙主义的先行者”。又借胡适的《<官场现形记>序》为其正名：“谴责小说虽有浅薄、显露、溢恶种种短处，然他们确能表示当日社会的反省的态度，责己的态度。这种态度是社会改革的先声”。而包天笑和陈景韩主编的《小说时报》在1909年创刊号卷首就发表了陈景韩的小说《催醒术》，“催醒”正是意在“启蒙”。范伯群等又从现代性角度为近代通俗小说“正名”，其作认为《海上花列传》在题材内容、人物设置、语言运用、艺术技巧、发行方式等方面都具有开创性，并散发着“浓郁的现代气息”。“韩邦庆使通俗文学走上现代化之路当然不会是完全自觉的；但惟其是自发，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中国通俗文学的现代化是中国社会推进与文学发展的自身的内在要求，是中国文学运行的必然趋势，是中国社会的阳光雨露催生的必然结果。”
在“正名”工作之后，范伯群提出新文化运动启蒙知识分子代表的是“知识精英话语”，而通俗文学代表的是通俗大众的话语，这两套话语不应只对立，还可以形成互补。“雅”与“俗”同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两个翅膀”。可以看到，在价值重估的意义上，通俗文学是被定位成了文学史主流的补充，从而得以立史。但是，这种“主流”及其“补充”的定位，其实并未完全走出过去的主流的新文学史叙述，于是范伯群自然会有“分论易整合难”之感。
不难看出，若要在价值重估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的完成“重写文学史”，那么就有必要形成一套能够支撑多元价值生长的文学史观。对此，汤哲声有着清楚的认识，“中国现代小说史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初，此后中国现代小说史虽然编写不断，但总体思路并没有离开既有的格局。它们都是以新小说的价值取向和作家作品作为批评对象，略提或不提通俗小说系列，这样的小说史只能是中国新小说史。”在《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中，范伯群多次提到了建构“多元共生”的文学史新体系，“要想做好通俗文学批评，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建立合理的文学史观。这样的文学史观应该是既能超越雅俗，又能统领雅俗；既包括文化观念的变动，也包括社会结构、文化市场、读者构成等诸多要素；既能阐释外来文化的影响，也能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演进的文学史观。”
实际上，“多元共生”是文学史的历史事实，也是真正做到重写文学史所需要的史观，而要完成这样的文学史架构不可谓不艰难。所谓“分论易整合难”，实则也是“重估”易“重写”难。
三、下一步的学术生长点
《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无疑是一部研究通俗文学不可忽视的著作，但对通俗文学的考察却不可止步于此。在著作的尾声，范伯群提到了通俗文学的生命潜力的问题，在相关研究已在学术界拥有一席之地的今天，通俗文学研究下一步的生长点何在？
首先，通俗小说随着历史发展，可与当下的网络文学相结合。李敬泽考察网络文学的前世今生，认为“它（网络文学）就是通俗文学，其基本形态就是类型小说。”在今天，“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传统在网络空间中被重新激活，一些题材和故事也被重新讲述，就单篇作品而言，还珠楼主（李寿民）的《蜀山剑侠传》的影响不容忽视，成了众多网络写手竞相模仿视为范本”。近代通俗小说与当代网络小说之间具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它们面向的读者群体都是平民大众、在服务功能上都带有一定程度的供人休闲的色彩、作家都来自于多样各异的职业和身份。种种相似点都为将近代通俗小说与网络文学结合研究提供了可能性。
其次，通俗小说的研究可向前寻找渊源。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曾评价古代市井小说“主在娱心，而杂以惩劝”。近代通俗小说之所以遭到新文化阵营批判，其中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它们传承了古代通俗小说，带有“娱目悦心”和“游戏”的特点。郑振铎所著的《中国俗文学史》在系统的评价了古代通俗文学之后，又提及近代通俗小说不入主流的原因即是清末“崭新的描写变动的大时代的东西，不久便起来。不仅旧的正统文学被抛弃，即旧的通俗文学也渐渐显得不合时宜了。”在今天，若想要打通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研究界限，架构一部整体史观下的文学史，通俗小说或可为一个研究切入点。
当然，在为通俗小说寻找下一步学术生长点的同时，也应注意文学研究多元化带来的细化和泛化的问题。范伯群在反思“晚清与民国时期，中国文坛是‘众声喧哗’的，但为什么到了我们手中，却成了一元化的文学史”这一现象时，曾指出“文学史应该简化”“文学研究应该繁化”。随着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近年来，文学史的“重写”也渐渐表露出研究范围的宽化和研究问题的细化趋势。对于通俗文学来说，若将其界限拓宽到戏曲、电影、画报等范畴，却忽视它们与文学本身的联系，就难免有将研究过度泛化之嫌。而若是仅仅细密地考察通俗文学内部的现象，不考虑通俗文学外部的社会因素，就容易失之客观。这些或许是当下通俗文学研究需要注意的问题。
（责任编辑：朱希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