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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约翰·费斯克电视文化理论，从其三级代码理论中的一级“服饰”代码出发，以热播剧《那年花开月正圆》中女性服饰艺术的运用为样本，从视觉化“能指”与表意性“所指”两方面，分析影视艺术中女性形象常用的编码方式，解读剧中女性角色从媒介外演员本体的淡化到“媒介真实”中剧作形象融合的“加密”过程。认为该剧是以传统文化符号为基准，加以现代元素进行重构，从而使文艺作品保持社会进步和艺术娱乐性的平衡，创作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影视精品。
关键词：《那年花开月正圆》；电视文化；女性形象；服饰编码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8）11-0027-03
一、理论背景与研究缘起
约翰·费斯克是当代美国学术界著名的大众文化理论家。其1987年出版的《电视文化》一书，集中研究了电视文化的功能，从电视符码的解读、电视文本的意义、受众接受的主动性等方面开创了电视文化研究的新途径。约翰·费斯克引入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结合罗兰·巴特的表意理论，认为电视符号存在三个等级，进而提出了电视编码常用的三级代码理论。编码是信息从一种形式或格式转换为另一种形式的过程。在影视作品中，实现影像表达能指、所指有效结合，并编制成视觉符号的过程就叫做编码。
近几年，以《花千骨》《芈月传》《楚乔传》等为代表的“大女主戏”先后热播，成为影视市场的热点。2017年，由孙俪出演并参与制作的《那年花开月正圆》（以下简称《那年花开》）成为继《甄嬛传》之后，又一部现象级大女主电视剧。2018年4月3日，《那年花开》凭借精彩的剧情和深远的立意，以及优异的市场成绩和社会效益，在48部入围电视剧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第31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孙俪则凭借饰演剧中少奶奶周莹一角获得优秀女演员奖。
按照约翰·费斯克的三级代码理论，电视剧《那年花开》在观众面前呈现之初，就已经完成了三级代码的加密。一级代码是指“媒介真实”，包括剧中人物的服饰、妆扮、行为、表情、声音等；二级代码是指“技术表现”，包括电视剧中视听语言的运用，如镜头、色彩、音乐等；三级代码指在一、二级代码基础之上传达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如女权主义、男权政治、封建社会价值观、伦理观等。对于《那年花开》这类凸显女性智慧、聚焦女性成长，以女性视角对历史、社会进行思考的电视剧来说，女性图谱的勾画无疑是灵魂所在。本文参考约翰·费斯克的三级代码理论，从《那年花开》对服饰这类一级代码的运用与表达着手，结合符号学中“能指”“所指”概念，分析电视文化中女性形象符码的建构。
二、女性服饰艺术的视觉化“能指”
通常来说，影视艺术主要有三种接收方式，分别是观看、欣赏和读解。观众的观剧行为一般采取的是浅层次的方式，也就是停留在视听层面的快感观看方式。而观众对于女性形象这一符号的观看，最直观的视觉愉悦就是来自于剧中人物精巧的服饰造型，具体包括款式、颜色、图案等元素。《那年花开》作为掀起全民观看热潮的精品之作，除去跌宕起伏的剧情、不落俗套的人设和精美细致的画风，服饰造型的功劳也不容小觑。为了能够更有层次感地呈现剧中人物角色的性格及其蜕变，创作团队请来了曾荣获奥斯卡金像奖、被称为“新东方美学大师”的叶锦添担任服装造型设计，并从有关历史研究成果里去寻找灵感，以期为观众提供全新的观剧体验。
服饰的款式是指服饰的外形结构和外部形态，以及内部衣缝结构的切割组合、附件的配置和工艺装饰等。影视剧服饰的款式既是一种观赏符号，也直接体现着剧集的历史背景、时代面貌、民族特色等。据史书记载，清代的汉族女子服饰以上身穿着袄、衫，下身以裙装为主，到后期下身着裤子成为一种流行。《那年花开》的故事背景是清末时期，一开始剧中不论丫鬟小姐还是富家太太大多都着上下两件式。后随着剧情发展，在清政府统治愈益衰退并逐步开放对外通商口岸后，西方文化的影响不断加深，剧中女性的服饰也从最开始的满清风格廓型剪裁、宽袍大袖，逐步变为收腰贴身，衣服的袖子开始缩小，经常露出衬衣。剧中人物胡咏梅的服饰变化明显地体现出时代的交融感。在她开始卖洋布时，衣服虽然还保留了当时清末常见的廓形样式，但在细节上加入了蕾丝，实现了主创人员“沿袭清末时代的传统风格之外，却在找寻与当今观众共鸣的时代气息上作出尝试”的构想。
其实，每一部影视剧的服饰造型，都能代表一个时代独特的民族文化，服饰作为一个伴随角色构成画面的视觉元素，渗透着影片所处的时代特色，并在此能指之下，进一步展现着这一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影视作品通过服饰这一视觉符码的传播，构建荧幕形象，讲述传奇故事，并对戏剧情节的发展、人物角色的塑造做了隐形的铺垫，自然地使观众沉浸入作品情景之中，激发观众求知欲和好奇心，让观众对之进行了解、分析，从而产生对服饰文化和视听语言更深层次的理解。
“色彩是情感的温度计、能够牵动人的情绪。”从现实角度来说，色彩是依附形象编码之上的物理属性；从观看心理和文化意味来讲，对于人的感官有一定刺激作用的色彩，在被接收之时会产生不尽相同的非物质性、非现实性心理状态。例如，红色容易引起感情的波动，常被用来表达愤怒或热情，用在服饰里的红色常传达出张扬凌厉的气场；蓝色给人以静谧之感，常被用作忧思、沉静心绪的塑造，在服饰颜色选取中多表现含蓄、深沉。《那年花开》中的服饰设计，在色彩方面除了关注视觉审美上的搭配原则，也有很多特别之处。就上文提及过的洋布引进初期，在创新款式的基础上，还在色彩的搭配上运用了欧洲的主流色系，像维多利亚时代的黑白与自然色彩，让观众第一眼就能被独特的视觉呈现所吸引，在了解角色的同时增加视觉记忆，从而展现该剧的与众不同。除此之外，构成服饰的物质基础材质和作为服饰艺术表现形式的图案，也都是不可或缺的元素。
三、女性服饰艺术的表意性“所指”
影视是以视觉形象为主的艺术，人物作为影像表现的主体，是活动的、视觉的形象。一个优秀影视形象的呈现，不仅需要不同角色演员的精彩演绎和精准诠释，把观众引入观看视域之中，亦需要演员通过媒介编码不断给自己的外表加密来实现与人物的相融。在影視艺术中，服饰设计的着眼点主要体现在定位人物身份地位、表现人物性格特征、传达人物心理情绪和暗示人物命运处境上。在《那年花开》这部电视剧中，服饰艺术表现功能在几个不同女性形象身上得到完美体现。 “衣章辨贵贱，制服明尊卑。”中国的服饰制度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服饰不仅具有遮羞御寒、美化外观的作用，还衍生出了划分等级、崇礼重教的文化内涵，使人们可以通过服饰判断衣着者的身份。从一个江湖小女子到吴家少奶奶，再到秦商掌门，周莹在剧中的服装变化显而易见。在跟着养父四处卖艺和被卖到沈家做丫鬟的时期，周莹穿的是上衫下裤的素色粗布麻衣，干活起来方便利落的同时又充满了少女的活泼感（见图1）；而后她嫁入吴家，与吴聘感情和睦的吴家少奶奶穿起了袄裙与绣袍，服饰的颜色也变成粉橘、粉蓝色系，或配以清新的碎花或加以精巧的图案，显得清雅灵动（见图2）。后来成为一家之主、当地首富的周莹，褪去一身稚气换上沉稳素净的衣袍，以低调的米色系或深沉的蓝紫色系为底，着以简约苍润、雍容绮丽的刺绣（见图3、图4），睿智与冷静尽显。在后期对周莹人物形象的塑造中，服装主体的衣与领、袖等局部细节在装饰上也生出繁简交替、主次分明的“留白”之感。叶锦添在尊重历史的情况下融入了现代化的美学元素，使每件服饰的色彩、纹饰、材质都与不同时期角色的身份地位相对应。与此同时，对服饰造型的精准把控，也使人物的个人魅力、性格特征的意识形态代码加以浓缩，将人物角色加密成电视符码。服饰作用的加持使孙俪在《那年花开》中实现了自我荧屏形象的突破，周莹虽然身为女性，却胸怀家国，敢于破旧立新，她既有江湖女子的豪爽与随性，也有秦商掌门的睿智与冷静和对家族的担当。这样饱满鲜活的角色成为她的荧屏经典形象，并助她在“飞天奖”上花开绽放。
除此之外，电视剧创作者在编码时通过服饰的视觉感受作用于人的感官，使观众产生相应的“共情”“移情”等效应，并完成视觉隐喻、符号象征等镜头语言的建构，以一种看似缄默而客观的方式让所指实质成为观众脑海中理所应当的剧情之意。如对人物情感活动和心理情绪准确、直接地刻画或通过某种暗示性手段来映照人物的处境和命运。如胡家大小姐胡咏梅，前期父亲尚在、家族生意鼎盛时期，一直着有着轻巧刺绣的粉紫色系服装，佩戴着粉色的簪花、蜜色的耳坠，一副柔美娇俏的大家闺秀模样；在面对心系的吴聘哥哥时，上好材质的珠光粉衣裙更显少女内心的娇羞（见图5）；在后期，想要独自一人撑起胡家的她，性格中独立好强的一面逐渐展露，服饰的粉紫色系不断加深，直至变成深紫，染上暗黑，花纹也由明艳的繁花变为沉稳的暗花，她的心路历程借由潜在的服饰语言得以有效渲染，这一过程也从侧面显示出对胡咏梅这一人物主体的强化（见图6）。总体来说。在对这一形象的塑造中，前期的粉色元素叠加的服饰使得观众在无意识中产生对这一形象的系统勾画，而后期色彩浓烈的差异与花纹明暗的对比。影视服饰在这里仿佛一种人类表情的特殊属性，通过这一无声语言，潜移默化影响着观众的思维角度和情绪维度。它使观众达成直观判断，并将之引向导演设定的常规价值观看立场，产生更深的媒介真实感。
四、讨论
费斯克的电视文化理论认为，“现实”从来不是“原始”的，在任何文化中，被当做现实的形象往往是通过编码实践产生出来的。在观看电视剧时，观众通常持有“所见即所得”的思维模式。这一过程是电视剧内容在观众意识中的再现，而非电视荧幕上的实体。对于电视剧中女性形象符码的构建来说，正是这些既定的服饰代码的编码运用，在影视传播中产生直观的视觉效应，又以其编制出具有表意功能的“所指”丰富了人物，成为人物加密的利器。这就使观众在现实与表征交织的观看形式中，第一时间获得自己主观判断，并利用这种直观的视觉元素，获得“自然式”的解码体验。在观众接触到电视剧中女性形象符码的那一刻，服饰代码的意义就超出了单纯的视觉享受，而是融入影视语言之魂，形成独树一帜的视觉景观，完成超越符号本体意蕴的深刻内涵结晶。
中华民族以华夏文明享誉世界，而“华夏”含有冕服礼乐之意，我国古代服饰独有的东方特色和文化蕴意在世界服装史上亦富有盛名。服饰作为影视语言代码的一种编译形式，虽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各有特色，但贯穿其中的符号诠释方式却是共通的。《那年花开》中缜密考究的服饰，既体现出厚重的历史现实，又展现出新的现代文化理念。其价值不仅在于通过“能指”“所指”的传达完成女性形象媒介编码，更在于这些视觉符号背后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以及主创人员对文化新鲜感的发掘。同时，该剧的成功也给新时代文艺工作者提供了一条新的创作思路：以传统文化符号为基准，加以现代元素进行重构，从而使文艺作品保持社會进步和艺术娱乐性的平衡，创作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影视精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
（责任编辑：朱希良）
关键词：《那年花开月正圆》；电视文化；女性形象；服饰编码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8）11-0027-03
一、理论背景与研究缘起
约翰·费斯克是当代美国学术界著名的大众文化理论家。其1987年出版的《电视文化》一书，集中研究了电视文化的功能，从电视符码的解读、电视文本的意义、受众接受的主动性等方面开创了电视文化研究的新途径。约翰·费斯克引入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结合罗兰·巴特的表意理论，认为电视符号存在三个等级，进而提出了电视编码常用的三级代码理论。编码是信息从一种形式或格式转换为另一种形式的过程。在影视作品中，实现影像表达能指、所指有效结合，并编制成视觉符号的过程就叫做编码。
近几年，以《花千骨》《芈月传》《楚乔传》等为代表的“大女主戏”先后热播，成为影视市场的热点。2017年，由孙俪出演并参与制作的《那年花开月正圆》（以下简称《那年花开》）成为继《甄嬛传》之后，又一部现象级大女主电视剧。2018年4月3日，《那年花开》凭借精彩的剧情和深远的立意，以及优异的市场成绩和社会效益，在48部入围电视剧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第31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孙俪则凭借饰演剧中少奶奶周莹一角获得优秀女演员奖。
按照约翰·费斯克的三级代码理论，电视剧《那年花开》在观众面前呈现之初，就已经完成了三级代码的加密。一级代码是指“媒介真实”，包括剧中人物的服饰、妆扮、行为、表情、声音等；二级代码是指“技术表现”，包括电视剧中视听语言的运用，如镜头、色彩、音乐等；三级代码指在一、二级代码基础之上传达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如女权主义、男权政治、封建社会价值观、伦理观等。对于《那年花开》这类凸显女性智慧、聚焦女性成长，以女性视角对历史、社会进行思考的电视剧来说，女性图谱的勾画无疑是灵魂所在。本文参考约翰·费斯克的三级代码理论，从《那年花开》对服饰这类一级代码的运用与表达着手，结合符号学中“能指”“所指”概念，分析电视文化中女性形象符码的建构。
二、女性服饰艺术的视觉化“能指”
通常来说，影视艺术主要有三种接收方式，分别是观看、欣赏和读解。观众的观剧行为一般采取的是浅层次的方式，也就是停留在视听层面的快感观看方式。而观众对于女性形象这一符号的观看，最直观的视觉愉悦就是来自于剧中人物精巧的服饰造型，具体包括款式、颜色、图案等元素。《那年花开》作为掀起全民观看热潮的精品之作，除去跌宕起伏的剧情、不落俗套的人设和精美细致的画风，服饰造型的功劳也不容小觑。为了能够更有层次感地呈现剧中人物角色的性格及其蜕变，创作团队请来了曾荣获奥斯卡金像奖、被称为“新东方美学大师”的叶锦添担任服装造型设计，并从有关历史研究成果里去寻找灵感，以期为观众提供全新的观剧体验。
服饰的款式是指服饰的外形结构和外部形态，以及内部衣缝结构的切割组合、附件的配置和工艺装饰等。影视剧服饰的款式既是一种观赏符号，也直接体现着剧集的历史背景、时代面貌、民族特色等。据史书记载，清代的汉族女子服饰以上身穿着袄、衫，下身以裙装为主，到后期下身着裤子成为一种流行。《那年花开》的故事背景是清末时期，一开始剧中不论丫鬟小姐还是富家太太大多都着上下两件式。后随着剧情发展，在清政府统治愈益衰退并逐步开放对外通商口岸后，西方文化的影响不断加深，剧中女性的服饰也从最开始的满清风格廓型剪裁、宽袍大袖，逐步变为收腰贴身，衣服的袖子开始缩小，经常露出衬衣。剧中人物胡咏梅的服饰变化明显地体现出时代的交融感。在她开始卖洋布时，衣服虽然还保留了当时清末常见的廓形样式，但在细节上加入了蕾丝，实现了主创人员“沿袭清末时代的传统风格之外，却在找寻与当今观众共鸣的时代气息上作出尝试”的构想。
其实，每一部影视剧的服饰造型，都能代表一个时代独特的民族文化，服饰作为一个伴随角色构成画面的视觉元素，渗透着影片所处的时代特色，并在此能指之下，进一步展现着这一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影视作品通过服饰这一视觉符码的传播，构建荧幕形象，讲述传奇故事，并对戏剧情节的发展、人物角色的塑造做了隐形的铺垫，自然地使观众沉浸入作品情景之中，激发观众求知欲和好奇心，让观众对之进行了解、分析，从而产生对服饰文化和视听语言更深层次的理解。
“色彩是情感的温度计、能够牵动人的情绪。”从现实角度来说，色彩是依附形象编码之上的物理属性；从观看心理和文化意味来讲，对于人的感官有一定刺激作用的色彩，在被接收之时会产生不尽相同的非物质性、非现实性心理状态。例如，红色容易引起感情的波动，常被用来表达愤怒或热情，用在服饰里的红色常传达出张扬凌厉的气场；蓝色给人以静谧之感，常被用作忧思、沉静心绪的塑造，在服饰颜色选取中多表现含蓄、深沉。《那年花开》中的服饰设计，在色彩方面除了关注视觉审美上的搭配原则，也有很多特别之处。就上文提及过的洋布引进初期，在创新款式的基础上，还在色彩的搭配上运用了欧洲的主流色系，像维多利亚时代的黑白与自然色彩，让观众第一眼就能被独特的视觉呈现所吸引，在了解角色的同时增加视觉记忆，从而展现该剧的与众不同。除此之外，构成服饰的物质基础材质和作为服饰艺术表现形式的图案，也都是不可或缺的元素。
三、女性服饰艺术的表意性“所指”
影视是以视觉形象为主的艺术，人物作为影像表现的主体，是活动的、视觉的形象。一个优秀影视形象的呈现，不仅需要不同角色演员的精彩演绎和精准诠释，把观众引入观看视域之中，亦需要演员通过媒介编码不断给自己的外表加密来实现与人物的相融。在影視艺术中，服饰设计的着眼点主要体现在定位人物身份地位、表现人物性格特征、传达人物心理情绪和暗示人物命运处境上。在《那年花开》这部电视剧中，服饰艺术表现功能在几个不同女性形象身上得到完美体现。 “衣章辨贵贱，制服明尊卑。”中国的服饰制度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服饰不仅具有遮羞御寒、美化外观的作用，还衍生出了划分等级、崇礼重教的文化内涵，使人们可以通过服饰判断衣着者的身份。从一个江湖小女子到吴家少奶奶，再到秦商掌门，周莹在剧中的服装变化显而易见。在跟着养父四处卖艺和被卖到沈家做丫鬟的时期，周莹穿的是上衫下裤的素色粗布麻衣，干活起来方便利落的同时又充满了少女的活泼感（见图1）；而后她嫁入吴家，与吴聘感情和睦的吴家少奶奶穿起了袄裙与绣袍，服饰的颜色也变成粉橘、粉蓝色系，或配以清新的碎花或加以精巧的图案，显得清雅灵动（见图2）。后来成为一家之主、当地首富的周莹，褪去一身稚气换上沉稳素净的衣袍，以低调的米色系或深沉的蓝紫色系为底，着以简约苍润、雍容绮丽的刺绣（见图3、图4），睿智与冷静尽显。在后期对周莹人物形象的塑造中，服装主体的衣与领、袖等局部细节在装饰上也生出繁简交替、主次分明的“留白”之感。叶锦添在尊重历史的情况下融入了现代化的美学元素，使每件服饰的色彩、纹饰、材质都与不同时期角色的身份地位相对应。与此同时，对服饰造型的精准把控，也使人物的个人魅力、性格特征的意识形态代码加以浓缩，将人物角色加密成电视符码。服饰作用的加持使孙俪在《那年花开》中实现了自我荧屏形象的突破，周莹虽然身为女性，却胸怀家国，敢于破旧立新，她既有江湖女子的豪爽与随性，也有秦商掌门的睿智与冷静和对家族的担当。这样饱满鲜活的角色成为她的荧屏经典形象，并助她在“飞天奖”上花开绽放。
除此之外，电视剧创作者在编码时通过服饰的视觉感受作用于人的感官，使观众产生相应的“共情”“移情”等效应，并完成视觉隐喻、符号象征等镜头语言的建构，以一种看似缄默而客观的方式让所指实质成为观众脑海中理所应当的剧情之意。如对人物情感活动和心理情绪准确、直接地刻画或通过某种暗示性手段来映照人物的处境和命运。如胡家大小姐胡咏梅，前期父亲尚在、家族生意鼎盛时期，一直着有着轻巧刺绣的粉紫色系服装，佩戴着粉色的簪花、蜜色的耳坠，一副柔美娇俏的大家闺秀模样；在面对心系的吴聘哥哥时，上好材质的珠光粉衣裙更显少女内心的娇羞（见图5）；在后期，想要独自一人撑起胡家的她，性格中独立好强的一面逐渐展露，服饰的粉紫色系不断加深，直至变成深紫，染上暗黑，花纹也由明艳的繁花变为沉稳的暗花，她的心路历程借由潜在的服饰语言得以有效渲染，这一过程也从侧面显示出对胡咏梅这一人物主体的强化（见图6）。总体来说。在对这一形象的塑造中，前期的粉色元素叠加的服饰使得观众在无意识中产生对这一形象的系统勾画，而后期色彩浓烈的差异与花纹明暗的对比。影视服饰在这里仿佛一种人类表情的特殊属性，通过这一无声语言，潜移默化影响着观众的思维角度和情绪维度。它使观众达成直观判断，并将之引向导演设定的常规价值观看立场，产生更深的媒介真实感。
四、讨论
费斯克的电视文化理论认为，“现实”从来不是“原始”的，在任何文化中，被当做现实的形象往往是通过编码实践产生出来的。在观看电视剧时，观众通常持有“所见即所得”的思维模式。这一过程是电视剧内容在观众意识中的再现，而非电视荧幕上的实体。对于电视剧中女性形象符码的构建来说，正是这些既定的服饰代码的编码运用，在影视传播中产生直观的视觉效应，又以其编制出具有表意功能的“所指”丰富了人物，成为人物加密的利器。这就使观众在现实与表征交织的观看形式中，第一时间获得自己主观判断，并利用这种直观的视觉元素，获得“自然式”的解码体验。在观众接触到电视剧中女性形象符码的那一刻，服饰代码的意义就超出了单纯的视觉享受，而是融入影视语言之魂，形成独树一帜的视觉景观，完成超越符号本体意蕴的深刻内涵结晶。
中华民族以华夏文明享誉世界，而“华夏”含有冕服礼乐之意，我国古代服饰独有的东方特色和文化蕴意在世界服装史上亦富有盛名。服饰作为影视语言代码的一种编译形式，虽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各有特色，但贯穿其中的符号诠释方式却是共通的。《那年花开》中缜密考究的服饰，既体现出厚重的历史现实，又展现出新的现代文化理念。其价值不仅在于通过“能指”“所指”的传达完成女性形象媒介编码，更在于这些视觉符号背后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以及主创人员对文化新鲜感的发掘。同时，该剧的成功也给新时代文艺工作者提供了一条新的创作思路：以传统文化符号为基准，加以现代元素进行重构，从而使文艺作品保持社會进步和艺术娱乐性的平衡，创作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影视精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
（责任编辑：朱希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