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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白话成为“五四”新文学主流话语的浪潮中，通俗文学大师张恨水的长篇小说《金粉世家》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经久不衰的热潮，他在书中塑造的各种多情艳丽的女性形象及其在动荡不堪的社会中表现出的“不道水空消息断，只从鸦背看斜阳”的悲凉之美，都给广大读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在“先锋小说”的话语实验铺天盖地而来并且逐渐呈现多元趋势的时候，素以“先锋意识”闻名文坛的苏童，却用“一些古老的叙述方法叙述古老的故事”①，展现了三四十年代潮湿阴郁的南方深宅大院里一个个冷艳寂寞的女性形象，引起了广泛关注。
近年来，研究者们对《金粉世家》和《妻妾成群》运用多种方法分别进行研究，成果显著；但是却缺乏对两者笔下女性形象的共时态分析。两者创作时间相隔近半个世纪，其中的令人赞叹的女性形象又有哪些共性和差异呢？本文拟就此进行探讨和阐述。
一、女性“物品化”的特点分析
1.女性性别的“物品化”。女性在男人眼中是作为占有的“物品”和泄欲“工具”存在的，已经被异化为物品，具有了符号的特征。张恨水和苏童在描述方式上都存在性别“物品化”的特点。
张恨水对女性的描述方式往往陷入了“模式化的修辞圈套”，即对女性形象的“物品化”描述。仅以《金粉世家》第八十六回对女戏子白玉花的描述为例，这一段是金燕西初会白玉花时的所见，先写乌衣之素，再写花边之妙，然后荡开一笔，写这装束比起女子的白来不显特别，最后才细致描绘女子的容貌，突出作者超常态的描述兴趣和赏玩的态度。
而苏童在《妻妾成群》中对女性的“物品化”描述方式不仅有颂莲初次出现在陈家大院的亮相，有颂莲心甘情愿做男人“玩物”的自觉，甚至还交代了她凭借“床上的热情和机敏”使陈佐千得到满足，感到迷恋，并为自己“有眼力”而沾沾自喜。颂莲自己也说“女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就像狗、像猫、像金鱼、像鼠，什么都像，就是不像人”。
2.女性欲望的“物品化”。张恨水极力书写女性追求和维护自身的价值、尊严和独立，凸现女性意识领域内渴望自由平等和寻求自我解放的途径。正如大少爷金凤举之妾晚香所说“男子汉都是这样的，爱那女子，便当着天神顶在头上。有一天，不爱了，就看成了臭狗屎，把她当脚底下泥来踩。”出身青楼的晚香，对女性地位的认识的确精当，而她的悲切和愤怒大概也是作者为“飘零金粉”们所发的不平之音吧！作为一个在传统文化浸染下成长起来、又深受“五四”新文化影响的作家，张恨水有着旧式知识分子忧患时世的道德良心和传统价值标准，又有着“五四”新人对世俗人生的现实关怀和对个体生命的深刻体悟。而传统道德标准抑制了提倡女性独立、平等、自由的意识，使其很难上升为自觉地对男权社会的反叛和颠覆，这两种思想的矛盾不可调和地存在于整部《金粉世家》之中。因此，他笔下的女性仅仅以愤怒得通红的脸、哀怨得流下的泪来宣泄其不可满足的欲望和无法张扬的生命渴求。
与张恨水相比，苏童在表现女子欲望、表现其意识和潜意识方面，则更为大胆和直露。在苏童笔下的女性已经对自己的“玩物”、“生育工具”地位有了自觉的认同感，她们不再提倡“独立、平等、自由”，而是不择手段地追逐享受和满足欲望。在被压抑、被奴役的境遇下，她们依然千方百计地施展手段以博得男人的宠爱和锦衣玉食的生活。当“陈佐千身上发生了某种悲剧”时，卓云主动承欢，梅珊与医生私通，颂莲与陈家大少爷飞浦之间“有了某种默契”。苏童在大胆揭示颂莲生命本能需求的同时，赋予其潜意识里对于梅珊“太自在太张狂了”的情感补偿倾向；另外，在怀孕“变得可望而不可及”的绝望境地中，她似乎找到最后一线生机——颂莲是想以飞浦之子蒙混过关，还是想勾引飞浦后私奔出逃，抑或是想联合飞浦谋害亲夫，苏童并未言明，他只是真切地展示了这种欲望。苏童笔下的“红粉佳人”是欲望的化身，由于其附庸地位，她们只有压抑自己的欲望以迎合男性，因此欲望最终必然难以完全实现。
二、女性“物品化”的类型分析
1.守成型——金太太和毓如。金太太是金家除了金铨之外的“头儿”，是留过洋，“有学问”的女性。金太太是有一定进步思想的，但是她没有摆脱处于附属地位的女性的局限性：第一、过着依附男人的锦衣玉食的生活。第二、对姨太太的态度。对老实的二姨太太，她不怎么为难。对敢于争宠夺爱的三姨太太翠姨就不一样了：金铨过世后，她“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欺压翠姨；在翠姨离家之后，用火将其所剩衣袜付之一炬。第三、对儿女恩威并施。新年之际，赏给儿媳姑娘们的白玉、翡翠等；燕西生病，金太太没洗脸就过去探看。金铨病故，儿子儿媳闹着争家产时，金太太则予以严厉的斥责。可见，儿女言行是否符合旧道德规范的尺蠖是她喜好的标准。
毓如身为陈佐千的大太太，又生育了飞浦，大可安享晚年。对于与姨太太争宠，她感到力不从心，只好摆出大太太的威严和架势，颂莲初次拜会她时，她始终没有看一眼，手里的佛珠却滚落一地，泄露了内心的愤恨；对于姨太太之间的争斗，她坐山观虎斗，外加蔑视和训斥；对于儿子与颂莲多有亲近一事，她几乎和儿子吵翻了。可见，毓如与丈夫、姨太太及儿子的关系与金太太相比缺少了旧道德温婉和宽容的面纱，又没有新道德开放和理解的内质，因此表现出更为赤裸的女性心理。
金太太和毓如都参佛：金太太“不修什么来世”，“不闹什么出家”，不“谈什么大彻大悟”，“只要把心里的烦恼，洗刷一个干净，在未死之前，享几年清福”；毓如则是“闲着没事干，滥竽充数罢了”。二人都是大家庭中有地位的女人，但面对自身生存的窘境，也只能心有不甘的理佛参禅，她们的生活目的是固守既有地位，属于“守成型”。无论是表面上守住了，如毓如，或是表面上主动放弃了，如金太太，实际上都已经不可避免地失去了其在男权社会的重要地位。
2.争斗型——白秀珠和卓云。白秀珠是活跃在交际场上的阔小姐，但由于她“不可侵犯的小姐脾气”，处处干涉燕西，以致二人决裂。燕西娶了清秋之后，白秀珠宣布“人家既在我手上夺了去，我一定要现现本领，还要在人家手上夺回来。”纵然她的品貌学问比得上燕西，本领手段高明，也是遇人不殊，一片痴心赋予了喜好无常的燕西。当然，起先她追逐燕西是有攀附之嫌的，是觊觎着国务总理家少奶奶的地位的，而金家衰败之后，她追逐燕西则是虚荣心作祟，争一口气罢了。
卓云善于逢迎，颂莲初次拜会就受到了热情招待。她暗地里却给梅珊下“打胎药”，勾结雁儿给颂莲“放蛊咒”。究其原因，卓云日渐松垮的身体已不可能是梅珊、颂莲的对手，再加上没有生养一个传宗接代的儿子，其内心的恐惧是最深切的：毓如的今天就是自己的明天。所以为了巩固她在陈家大院的地位，为了留住老爷对自己的青睐，她只有用尽一切手段与姨太太们争斗。
与卓云相比，白秀珠的富家小姐出身造成了她争强好胜的个性和脾气，其手段和计谋却比不上卓云狡诈、老练和狠毒。如果说白秀珠是由于因缘际会与清秋争斗的话，那么卓云是由于对失去依附地位的恐惧及对同类的本能憎恶。 “被男人所宠爱的女人，自然要被女人嫉恨，而得不到男人爱的女人，也自然得不到女人的尊重。女人受到男人攻击时，最高兴的莫过于其它女人；女人攻击女人时，通常引用男人的话，既含蓄又婉转。”② 在白秀珠身上，女人的争斗似乎有逞口舌之强的意味，而在卓云处，同性之间由于天然本性而引起的争斗则是阴森可怖，甚至是充满血腥味儿的。
3.反抗型——翠姨和梅珊。同为姨太太的翠姨和梅珊有着许多共同点：第一、容貌艳丽。翠姨是“二十多岁”“花枝般”的女人；而梅珊则有着一张“美艳绝伦的脸”，常常穿起戏装唱京戏，“水袖在风中飘扬，舞动的身影像一个俏丽的鬼魅”。第二、驭夫有术。翠姨为凤举讨姨太太的事在金铨面前的疏通，其乖巧和手段可见一斑。梅珊则让老爷嘴硬耳软，恨爱不得，甚至在颂莲的新婚之夜，硬是拖走了陈老爷。第三、追求幸福。在金铨死后，翠姨面对金太太的专横，勇敢地出走。而梅珊则更为明白地表示“他只要超过五天不上我那里，我就找个伴。我没法过活寡日子。”后来真的和医生有了情人关系。
二人在性格上也有着巨大的差异：第一、翠姨善于逢迎，圆滑乖巧；而梅珊则率性直露、张扬凌厉。第二、内心都充满危机感，但表现不同：金铨在世时翠姨锦衣玉食却拼命攒钱、打算长远；而梅珊却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第三、翠姨的反抗是在金铨已死、自己又没有儿子可以依靠的情况下进行的；梅珊则是在自己生育了儿子飞澜，陈老爷“身上发生了某种悲剧”之后，在机关算尽的陈家大院，这种反抗极为不理智，因此更具有叛逆性。另外，梅珊的偷情是她对于自身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的一种不自觉的冲撞，年老色衰的卓云就是她的前车之鉴，与其“絮已沾泥便不飞”③ 时每日阴毒地算计他人，不如在自己还是“一枝春雪冻梅花，满身香雾簇朝霞”时尽情地享受一番。
4.妥协型——冷清秋和颂莲。同为家道中落、处于无父可依境地的冷清秋和颂莲都面临着“暮春风雨，苦虐梨花”④ 的世情世态，两个人都作了妥协，清秋选择嫁给燕西，颂莲则进入陈家大院成为四姨太太。二人也有许多同中有异的特点：
第一、出身教养。清秋的父亲死后，家道中落了，她自己是“念了上十年的书”，新旧知识都有，其才学连金铨和凤举都赞叹有加。颂莲的父亲“因经营茶场倒闭而自杀”，她自己是接受过新思想的“一年级女大学生”，因此“很实际”。
第二、对丫鬟的态度。清秋认为使女“不过穷一点儿”，并不代表地位和人格低下。不过她仍觉得三少奶奶有秋香伺候“多么称心”，心里很羡慕，只是碍于妇女解放的风潮和内心的善良，不愿“花钱拆散人家骨肉”，暗示了其对于传统等级观念的传承以及“礼贤下士”“不问尊卑”的一种姿态。
颂莲对丫鬟则表现出主人的颐指气使，出于本能把雁儿当成敌人，是其奴性思想所致，她是陈佐千的“奴隶”，雁儿则是她的“奴隶”。不管是“奴隶”，还是“奴隶”的“奴隶”，都要有对主子俯首贴耳的谦恭，不能没大没小、说话随便。这显然是“五四”民主平等观念没有深入其思想内核所致。
第三、对幸福的理解。清秋看重物质享受，但她认为如果没有了爱情，“富贵的日子，如同穿了浑身的锦绣，带着一面重枷，实在是得不偿失”。颂莲甘愿用青春美貌换取锦衣玉食，对“干瘦细长”“形如仙鹤”的陈老爷极尽逢迎。对颂莲来说，物质的享受和情欲的满足就是幸福。
第四、对丈夫的态度。起初，清秋还劝燕西把钱给自己保管，随着燕西对自己的冷淡，渐渐对他不管不问；分家以后，她制作了“小家庭第一年预算表”，燕西拒不接受，她便放弃了。清秋对燕西百般妥协，同时反躬自省其“寄生”的处境，最后宣布“我自信凭我的能耐，还可以找碗饭吃，纵然找不到饭吃，饿死我也愿意。”表现了其由妥协而觉醒的历程和作为一名知识女性的傲骨。起初，颂莲恃宠而骄，在老爷五十寿辰的家宴上当众吻他；老爷为了刺激要换一种有辱颂莲人格的性交方式时，她拒绝了；随着老爷对颂莲的冷淡，她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转而彻底的妥协和屈服。
第五、对未来的恐惧。清秋之梦揭示了她“落絮沾泥”被燕西弃之不顾的恐惧，同时也是对她现状和未来的一种暗示：“杏花下面，有一个女子一闪，看不清是谁，燕西丢了清秋，便赶上去……燕西只管追那女子去了，哪里听见呢。”颂莲被古井的幻象迷惑着：“一只苍白的湿漉漉的手，它从深不可测的井底升起来，遮盖她的眼睛……一个模糊的声音自遥远的地方切入耳膜：颂莲，你下来。颂莲，你下来”。这是颂莲在井中嗅到的死亡气息，是内心悲凉和恐惧的写照。尤其是梅珊偷情被丢到井里淹死，颂莲被逼疯之后，她反复说的一句话是“我不跳，我不跳，我不跳井”。我们可以推断：颂莲潜意识里已经与飞浦发生了关系，她害怕自己遭遇相同的命运，这种恐惧在她疯掉之后仍然紧紧地跟随着她。
5.高攀型——小怜和雁儿。同为丫鬟，小怜与富家少爷柳春江暗中交往，甚至离家出逃并与之成婚；雁儿因为陈老爷摸了一把，就敢不软不硬地顶撞颂莲，同时在大少爷面前献殷勤。二人的愿望都是摆脱奴仆地位，所用手段却大相径庭：小怜的努力仅限于私下与柳少爷鸿雁传书，暗述衷肠；雁儿却上升为对颂莲下蛊咒。二人努力的结果也截然不同，小怜后来很阔绰地回金家拜访，雁儿却被逼吞草纸暴死。诚然，小怜是幸运的，但是她由出逃使女的身份嫁到柳府，不得不寸步小心，天长日久难免不成为清秋第二；就是过得好，也不过是“扶正了的平儿”，在依附男人的生活中难以找到归属感。雁儿是不幸的，她为了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忍受颂莲在她头上翻找虱子、劈碎衣箱、以头撞墙的侮辱和伤害，用尽所有手段却是陷入想做男人“玩物”而不得的境地。
综上所述，《金粉世家》中塑造的女性形象具有类型化的特点，即“把人物特征抽象成若干固定的符号，达到简化、易懂的目的”⑤。这些女性除了作为符号的鲜明特征之外，还有符合这些特征的丰富的人物内质。而《妻妾成群》则偏重于把女性写成了同一类型女人的不同时期，如同电影胶片放映着一个有着成为“玩物”自觉的女人“高攀”到男人的宠儿地位，“妥协”于男人的权威，渐渐“恃宠而骄”，后来韶华不再，只得用尽手段“争斗”以博得男人的欢心，巩固地位，最后沦为甘于“守成”。总之，两部小说的文本塑造了生动鲜活的女性形象，都复制出赤裸裸的真实，展示了女性千般凄楚万般无奈的悲凉之美，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女性“物品化”悲剧的原因分析
《金粉世家》和《妻妾成群》都是写封建家庭中的女性生活和女性之间的情感纠葛，都展示了这些女子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那么造成悲剧的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两部小说都揭示了女性生存悲剧的历史原因，即男权中心的文化传统。“上帝待女人似乎十分不公，给了女人比男人漫长的生命，却只给予更短促的青春；给了女人比男人长久的忍饥耐渴力，却只给更软弱的臂力；生命的发生本是由男女合成，却必由女人担负艰苦的孕育和分娩；生命分明是吸吮女人的乳汁与鲜血长成，承继的却是男人的血缘和家庭，在分派所有这一切之前，却只给女人一个卑微的出身——男人身上的一根肋骨。”⑥ 几千年来男权文化使女性长期处于一种受压迫、受奴役的附属地位，身上压抑的枷锁越来越沉重，女性甚至成为男性赏玩的“物品”和生产的“工具”，被异化为非人，成了有价的物。而男人凭借其对金钱的占有，轻而易举地成为女性的主人。
其次，两部小说都揭示了女性生存悲剧的社会原因，即新旧更替时不可调和的矛盾。两部小说讲述的都是时代的革故鼎新、制度的兴替衰亡的历史大潮中女性的生存境遇。新时代取代旧时代是历史的必然，但是旧有的意识形态的诸多方面依然制约着人们的心理和行为。“生活方式的取代并非突然发生的，当新的生活方式逐渐形成时，旧的生活方式仍然存在着，新的生活方式的巨大突破最初必然无力反对旧势力，因为旧的生活方式的内聚力尚未枯竭，过渡时期是悲剧地带。”⑦ 在过渡期中，传统道德意识使女性对于自我的传统角色的认同根深蒂固，而新文化运动对于女性自我意识的萌发和自由平等地位的追求，则有着狂飙突进的推进作用。因此，在强大的男权传统的辖制与“五四”新思想稍弱却炽热的撕扯下，女性对于自身的思想和行为难以形成新的范式和标准，在动荡不堪的社会和时代变革中摆脱不了悲剧的命运。
再次，两部小说都揭示了女性生存悲剧的主观原因，即女性自身某种本然的人性弱点。南帆说：“一个女人与其说是天然形成的，不如说是社会文化调教出来的。”⑧ 由于处在视女性为“物品”和“工具”的男权文化中，女性往往压抑天性的欲望，认同传统女性的角色，顺应该文化的要求。“正因为女性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是从客体身份被动参与社会生活，她们作为男性的附属品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认同主体身份的男性的意志，这种‘服从意识’久而久之便积淀成为一种惰性的文化品格：即对男性的依附意识。”⑨
《金粉世家》和《妻妾成群》揭示了女性生存悲剧背后的历史、社会和自身原因，却没有为女性摆脱悲剧命运指明方向。《金粉世家》中翠姨定意要追求幸福，她想到的出路：一是“当姑子去”，二是“找职业学校”。然而，过惯了寄生生活的女人是不容易真正独立的，她最可能的出路是恃机再嫁吧！即便是不带金家一文，卖字度日抚养幼子的冷清秋，也无法抹去对燕西的爱恋和怨恨，进而转向对儿子的依附和占有。至于其他女子，甚至还没有翠姨和清秋姑且一搏的勇气，沿袭着几千年来既定的生活模式。与之相比，《妻妾成群》中众多女子的生存境遇似乎更为惨烈，若得不到男人的宠爱或在激烈的竞争中无法立足，则或死或疯。飞浦想带颂莲去云南，她很清醒地答道“我倒是想去，就是行不通”。即使颂莲、梅珊都能私奔出走，她们也不过由小的金丝雀笼子换到稍大的金丝雀笼子罢了。她们的“肋骨”地位和依附意识没有丝毫改变。正如西蒙·波伏娃所说：“通奸、友谊和社交都只不过是婚姻生活的转移；它们对忍受婚姻生活的约束可以起到帮助作用，但不可能予以消除。它们是一种不安全的逃避，根本不会让女人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⑩ 实际上，两部小说没有明确指出女性自我解放的途径，甚至对这种努力持置疑态度，但是仍然提供了从男性角度观照女性生存境遇的契机。
四、创作构思方式的异同及思考
《金粉世家》和《妻妾成群》的生活是非体验性的，张恨水将其比喻为 “蜃楼海市”{11}，苏童也说“我的创造也许只在于一种完全虚构的创作方式”{12}。这就意味着二者的创作构思都是通过“想象”的途径完成的，但是他们对女性形象的想象方式却有着相当大的差异。
《金粉世家》实际上是“间接取的事实之影，而不是直接取的事实”{13}。而作者也坦言“我写《金粉世家》，却是把重点放在这个家上，主角只是作个全文贯穿的人物而已”{14}。因此，在这幕特殊的背景映衬下出现的女子，或清媚可人、能诗能文，如冷清秋；或艳丽高傲、浮华于世，如白秀珠……都是张恨水为了叙事而设置的整合过的女子。换言之，这些女子都因作家对于家族想象的理想主义态度及对叙事的过度强调，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主体性，成为了在纷繁复杂的背景下闪动跳跃的游魂。
同样没有丰富人生阅历的苏童，依靠其才情，展开想象的翅膀，以“完全虚构”的方式进入生活。苏童曾说过：“当初写《妻妾成群》的原始动机是为了寻找变化……而我的创造也许只在于一种完全虚构的创作方式，我没见过妻妾成群的封建家庭，我不认识颂莲、梅珊或者陈佐千，我有的只是白纸上好画画的信心和描绘旧时代的古怪的激情。”{15} 虽然是“完全虚构”的方式展示的非体验性生活，但苏童笔下“来自江南古城那些美丽而腐朽的角落”{16} 的艳丽女子，都有着惊人的逼真效果。正如美学家乔治·桑塔耶纳所言，理想人物的创造“受我们的想象规律所决定，所以我们不难了解，为什么心灵发乎自然的创造能够比任何现实，比出自现实的任何道理，都更加动人更加生动。艺术家可以发明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因为适合于想象，就寓身于想象中，成为一切观察的参照要点，成为自然性和美的一个标准”{17}。但不容置疑的是，苏童滤掉了传统女性温婉、高贵、善良的天性，而以残忍、阴毒、冷酷代之，其手中的剪刀随“想象”任意挥舞，继而拼贴和再现了一个“苏童版”的旧时代女性悲剧。事实上，其中的女性虽然形象丰满、性格复杂，也已经完全丧失了主体性。
因此，《金粉世家》和《妻妾成群》中的女性形象由于作家的独特的创作构思方式，展现了同中有异的迷人魅力，同时也引起我们的思考：
第一、张恨水和苏童对于时代风潮的疏离。张恨水虽然对于时代风潮进行了渗透和强调，但是这些思想除了一小部分用来进行了人物实验外，大多数只是成为书中小姐太太们为一己私利彼此辩论的素材。因此，这些“五四”风潮撞击下的女性形象成为研究作家和当时女性心理的最佳范本。而苏童更是对时代思潮作了干净彻底的绝缘处理，他将受到新思想影响的女性放置在保守停滞的真空里，永远面对她们的主人和自己无法消磨的欲望，让读者从中窥探到赤裸裸的人性。
第二、张恨水和苏童对于女性的悲剧眼光。美国学者西华尔在其《悲剧眼光》一书中写道：“悲剧眼光将人看作寻根究底的探索者，赤裸裸的，无依无靠的，孤零零的，面对着他自己天性中和来自外界的各种神秘的力量，还面对着孤独和死亡这些无可回避的事实。”诚然，张恨水和苏童是处于男权的立场来写作的，但是他们对于女性的生存悲剧都进行了自觉和不自觉的追问，显示了其形而上的思索。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
注释
①苏童：《怎么回事——红粉·代跋》，《苏童小说集》，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
②季红真：《世纪性别》，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04页。
③④张恨水：《春明外史》，北京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⑤焦玉莲：《张恨水小说的人物形态》，《唐山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3期。
⑥王安忆：《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5页。
⑦雅斯贝尔斯：《存在与超越》，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00页。
⑧南帆：《冲突的文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51页。
⑨林翠萍：《苏童的女性世界及其创作心态初探》，《宁德师专学报》1997年第4期。
⑩西蒙·波伏娃：《第二性》，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版，第627页。
{11}{13}{14}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金粉世家〉的背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12}{15}苏童：《婚姻即景》，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第1页。
{16}王干：《苏童意象》，苏童：《城北地带》，今日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282-284页。
{17}乔治·桑塔耶纳：《美感》（卷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22页。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近年来，研究者们对《金粉世家》和《妻妾成群》运用多种方法分别进行研究，成果显著；但是却缺乏对两者笔下女性形象的共时态分析。两者创作时间相隔近半个世纪，其中的令人赞叹的女性形象又有哪些共性和差异呢？本文拟就此进行探讨和阐述。
一、女性“物品化”的特点分析
1.女性性别的“物品化”。女性在男人眼中是作为占有的“物品”和泄欲“工具”存在的，已经被异化为物品，具有了符号的特征。张恨水和苏童在描述方式上都存在性别“物品化”的特点。
张恨水对女性的描述方式往往陷入了“模式化的修辞圈套”，即对女性形象的“物品化”描述。仅以《金粉世家》第八十六回对女戏子白玉花的描述为例，这一段是金燕西初会白玉花时的所见，先写乌衣之素，再写花边之妙，然后荡开一笔，写这装束比起女子的白来不显特别，最后才细致描绘女子的容貌，突出作者超常态的描述兴趣和赏玩的态度。
而苏童在《妻妾成群》中对女性的“物品化”描述方式不仅有颂莲初次出现在陈家大院的亮相，有颂莲心甘情愿做男人“玩物”的自觉，甚至还交代了她凭借“床上的热情和机敏”使陈佐千得到满足，感到迷恋，并为自己“有眼力”而沾沾自喜。颂莲自己也说“女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就像狗、像猫、像金鱼、像鼠，什么都像，就是不像人”。
2.女性欲望的“物品化”。张恨水极力书写女性追求和维护自身的价值、尊严和独立，凸现女性意识领域内渴望自由平等和寻求自我解放的途径。正如大少爷金凤举之妾晚香所说“男子汉都是这样的，爱那女子，便当着天神顶在头上。有一天，不爱了，就看成了臭狗屎，把她当脚底下泥来踩。”出身青楼的晚香，对女性地位的认识的确精当，而她的悲切和愤怒大概也是作者为“飘零金粉”们所发的不平之音吧！作为一个在传统文化浸染下成长起来、又深受“五四”新文化影响的作家，张恨水有着旧式知识分子忧患时世的道德良心和传统价值标准，又有着“五四”新人对世俗人生的现实关怀和对个体生命的深刻体悟。而传统道德标准抑制了提倡女性独立、平等、自由的意识，使其很难上升为自觉地对男权社会的反叛和颠覆，这两种思想的矛盾不可调和地存在于整部《金粉世家》之中。因此，他笔下的女性仅仅以愤怒得通红的脸、哀怨得流下的泪来宣泄其不可满足的欲望和无法张扬的生命渴求。
与张恨水相比，苏童在表现女子欲望、表现其意识和潜意识方面，则更为大胆和直露。在苏童笔下的女性已经对自己的“玩物”、“生育工具”地位有了自觉的认同感，她们不再提倡“独立、平等、自由”，而是不择手段地追逐享受和满足欲望。在被压抑、被奴役的境遇下，她们依然千方百计地施展手段以博得男人的宠爱和锦衣玉食的生活。当“陈佐千身上发生了某种悲剧”时，卓云主动承欢，梅珊与医生私通，颂莲与陈家大少爷飞浦之间“有了某种默契”。苏童在大胆揭示颂莲生命本能需求的同时，赋予其潜意识里对于梅珊“太自在太张狂了”的情感补偿倾向；另外，在怀孕“变得可望而不可及”的绝望境地中，她似乎找到最后一线生机——颂莲是想以飞浦之子蒙混过关，还是想勾引飞浦后私奔出逃，抑或是想联合飞浦谋害亲夫，苏童并未言明，他只是真切地展示了这种欲望。苏童笔下的“红粉佳人”是欲望的化身，由于其附庸地位，她们只有压抑自己的欲望以迎合男性，因此欲望最终必然难以完全实现。
二、女性“物品化”的类型分析
1.守成型——金太太和毓如。金太太是金家除了金铨之外的“头儿”，是留过洋，“有学问”的女性。金太太是有一定进步思想的，但是她没有摆脱处于附属地位的女性的局限性：第一、过着依附男人的锦衣玉食的生活。第二、对姨太太的态度。对老实的二姨太太，她不怎么为难。对敢于争宠夺爱的三姨太太翠姨就不一样了：金铨过世后，她“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欺压翠姨；在翠姨离家之后，用火将其所剩衣袜付之一炬。第三、对儿女恩威并施。新年之际，赏给儿媳姑娘们的白玉、翡翠等；燕西生病，金太太没洗脸就过去探看。金铨病故，儿子儿媳闹着争家产时，金太太则予以严厉的斥责。可见，儿女言行是否符合旧道德规范的尺蠖是她喜好的标准。
毓如身为陈佐千的大太太，又生育了飞浦，大可安享晚年。对于与姨太太争宠，她感到力不从心，只好摆出大太太的威严和架势，颂莲初次拜会她时，她始终没有看一眼，手里的佛珠却滚落一地，泄露了内心的愤恨；对于姨太太之间的争斗，她坐山观虎斗，外加蔑视和训斥；对于儿子与颂莲多有亲近一事，她几乎和儿子吵翻了。可见，毓如与丈夫、姨太太及儿子的关系与金太太相比缺少了旧道德温婉和宽容的面纱，又没有新道德开放和理解的内质，因此表现出更为赤裸的女性心理。
金太太和毓如都参佛：金太太“不修什么来世”，“不闹什么出家”，不“谈什么大彻大悟”，“只要把心里的烦恼，洗刷一个干净，在未死之前，享几年清福”；毓如则是“闲着没事干，滥竽充数罢了”。二人都是大家庭中有地位的女人，但面对自身生存的窘境，也只能心有不甘的理佛参禅，她们的生活目的是固守既有地位，属于“守成型”。无论是表面上守住了，如毓如，或是表面上主动放弃了，如金太太，实际上都已经不可避免地失去了其在男权社会的重要地位。
2.争斗型——白秀珠和卓云。白秀珠是活跃在交际场上的阔小姐，但由于她“不可侵犯的小姐脾气”，处处干涉燕西，以致二人决裂。燕西娶了清秋之后，白秀珠宣布“人家既在我手上夺了去，我一定要现现本领，还要在人家手上夺回来。”纵然她的品貌学问比得上燕西，本领手段高明，也是遇人不殊，一片痴心赋予了喜好无常的燕西。当然，起先她追逐燕西是有攀附之嫌的，是觊觎着国务总理家少奶奶的地位的，而金家衰败之后，她追逐燕西则是虚荣心作祟，争一口气罢了。
卓云善于逢迎，颂莲初次拜会就受到了热情招待。她暗地里却给梅珊下“打胎药”，勾结雁儿给颂莲“放蛊咒”。究其原因，卓云日渐松垮的身体已不可能是梅珊、颂莲的对手，再加上没有生养一个传宗接代的儿子，其内心的恐惧是最深切的：毓如的今天就是自己的明天。所以为了巩固她在陈家大院的地位，为了留住老爷对自己的青睐，她只有用尽一切手段与姨太太们争斗。
与卓云相比，白秀珠的富家小姐出身造成了她争强好胜的个性和脾气，其手段和计谋却比不上卓云狡诈、老练和狠毒。如果说白秀珠是由于因缘际会与清秋争斗的话，那么卓云是由于对失去依附地位的恐惧及对同类的本能憎恶。 “被男人所宠爱的女人，自然要被女人嫉恨，而得不到男人爱的女人，也自然得不到女人的尊重。女人受到男人攻击时，最高兴的莫过于其它女人；女人攻击女人时，通常引用男人的话，既含蓄又婉转。”② 在白秀珠身上，女人的争斗似乎有逞口舌之强的意味，而在卓云处，同性之间由于天然本性而引起的争斗则是阴森可怖，甚至是充满血腥味儿的。
3.反抗型——翠姨和梅珊。同为姨太太的翠姨和梅珊有着许多共同点：第一、容貌艳丽。翠姨是“二十多岁”“花枝般”的女人；而梅珊则有着一张“美艳绝伦的脸”，常常穿起戏装唱京戏，“水袖在风中飘扬，舞动的身影像一个俏丽的鬼魅”。第二、驭夫有术。翠姨为凤举讨姨太太的事在金铨面前的疏通，其乖巧和手段可见一斑。梅珊则让老爷嘴硬耳软，恨爱不得，甚至在颂莲的新婚之夜，硬是拖走了陈老爷。第三、追求幸福。在金铨死后，翠姨面对金太太的专横，勇敢地出走。而梅珊则更为明白地表示“他只要超过五天不上我那里，我就找个伴。我没法过活寡日子。”后来真的和医生有了情人关系。
二人在性格上也有着巨大的差异：第一、翠姨善于逢迎，圆滑乖巧；而梅珊则率性直露、张扬凌厉。第二、内心都充满危机感，但表现不同：金铨在世时翠姨锦衣玉食却拼命攒钱、打算长远；而梅珊却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第三、翠姨的反抗是在金铨已死、自己又没有儿子可以依靠的情况下进行的；梅珊则是在自己生育了儿子飞澜，陈老爷“身上发生了某种悲剧”之后，在机关算尽的陈家大院，这种反抗极为不理智，因此更具有叛逆性。另外，梅珊的偷情是她对于自身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的一种不自觉的冲撞，年老色衰的卓云就是她的前车之鉴，与其“絮已沾泥便不飞”③ 时每日阴毒地算计他人，不如在自己还是“一枝春雪冻梅花，满身香雾簇朝霞”时尽情地享受一番。
4.妥协型——冷清秋和颂莲。同为家道中落、处于无父可依境地的冷清秋和颂莲都面临着“暮春风雨，苦虐梨花”④ 的世情世态，两个人都作了妥协，清秋选择嫁给燕西，颂莲则进入陈家大院成为四姨太太。二人也有许多同中有异的特点：
第一、出身教养。清秋的父亲死后，家道中落了，她自己是“念了上十年的书”，新旧知识都有，其才学连金铨和凤举都赞叹有加。颂莲的父亲“因经营茶场倒闭而自杀”，她自己是接受过新思想的“一年级女大学生”，因此“很实际”。
第二、对丫鬟的态度。清秋认为使女“不过穷一点儿”，并不代表地位和人格低下。不过她仍觉得三少奶奶有秋香伺候“多么称心”，心里很羡慕，只是碍于妇女解放的风潮和内心的善良，不愿“花钱拆散人家骨肉”，暗示了其对于传统等级观念的传承以及“礼贤下士”“不问尊卑”的一种姿态。
颂莲对丫鬟则表现出主人的颐指气使，出于本能把雁儿当成敌人，是其奴性思想所致，她是陈佐千的“奴隶”，雁儿则是她的“奴隶”。不管是“奴隶”，还是“奴隶”的“奴隶”，都要有对主子俯首贴耳的谦恭，不能没大没小、说话随便。这显然是“五四”民主平等观念没有深入其思想内核所致。
第三、对幸福的理解。清秋看重物质享受，但她认为如果没有了爱情，“富贵的日子，如同穿了浑身的锦绣，带着一面重枷，实在是得不偿失”。颂莲甘愿用青春美貌换取锦衣玉食，对“干瘦细长”“形如仙鹤”的陈老爷极尽逢迎。对颂莲来说，物质的享受和情欲的满足就是幸福。
第四、对丈夫的态度。起初，清秋还劝燕西把钱给自己保管，随着燕西对自己的冷淡，渐渐对他不管不问；分家以后，她制作了“小家庭第一年预算表”，燕西拒不接受，她便放弃了。清秋对燕西百般妥协，同时反躬自省其“寄生”的处境，最后宣布“我自信凭我的能耐，还可以找碗饭吃，纵然找不到饭吃，饿死我也愿意。”表现了其由妥协而觉醒的历程和作为一名知识女性的傲骨。起初，颂莲恃宠而骄，在老爷五十寿辰的家宴上当众吻他；老爷为了刺激要换一种有辱颂莲人格的性交方式时，她拒绝了；随着老爷对颂莲的冷淡，她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转而彻底的妥协和屈服。
第五、对未来的恐惧。清秋之梦揭示了她“落絮沾泥”被燕西弃之不顾的恐惧，同时也是对她现状和未来的一种暗示：“杏花下面，有一个女子一闪，看不清是谁，燕西丢了清秋，便赶上去……燕西只管追那女子去了，哪里听见呢。”颂莲被古井的幻象迷惑着：“一只苍白的湿漉漉的手，它从深不可测的井底升起来，遮盖她的眼睛……一个模糊的声音自遥远的地方切入耳膜：颂莲，你下来。颂莲，你下来”。这是颂莲在井中嗅到的死亡气息，是内心悲凉和恐惧的写照。尤其是梅珊偷情被丢到井里淹死，颂莲被逼疯之后，她反复说的一句话是“我不跳，我不跳，我不跳井”。我们可以推断：颂莲潜意识里已经与飞浦发生了关系，她害怕自己遭遇相同的命运，这种恐惧在她疯掉之后仍然紧紧地跟随着她。
5.高攀型——小怜和雁儿。同为丫鬟，小怜与富家少爷柳春江暗中交往，甚至离家出逃并与之成婚；雁儿因为陈老爷摸了一把，就敢不软不硬地顶撞颂莲，同时在大少爷面前献殷勤。二人的愿望都是摆脱奴仆地位，所用手段却大相径庭：小怜的努力仅限于私下与柳少爷鸿雁传书，暗述衷肠；雁儿却上升为对颂莲下蛊咒。二人努力的结果也截然不同，小怜后来很阔绰地回金家拜访，雁儿却被逼吞草纸暴死。诚然，小怜是幸运的，但是她由出逃使女的身份嫁到柳府，不得不寸步小心，天长日久难免不成为清秋第二；就是过得好，也不过是“扶正了的平儿”，在依附男人的生活中难以找到归属感。雁儿是不幸的，她为了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忍受颂莲在她头上翻找虱子、劈碎衣箱、以头撞墙的侮辱和伤害，用尽所有手段却是陷入想做男人“玩物”而不得的境地。
综上所述，《金粉世家》中塑造的女性形象具有类型化的特点，即“把人物特征抽象成若干固定的符号，达到简化、易懂的目的”⑤。这些女性除了作为符号的鲜明特征之外，还有符合这些特征的丰富的人物内质。而《妻妾成群》则偏重于把女性写成了同一类型女人的不同时期，如同电影胶片放映着一个有着成为“玩物”自觉的女人“高攀”到男人的宠儿地位，“妥协”于男人的权威，渐渐“恃宠而骄”，后来韶华不再，只得用尽手段“争斗”以博得男人的欢心，巩固地位，最后沦为甘于“守成”。总之，两部小说的文本塑造了生动鲜活的女性形象，都复制出赤裸裸的真实，展示了女性千般凄楚万般无奈的悲凉之美，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女性“物品化”悲剧的原因分析
《金粉世家》和《妻妾成群》都是写封建家庭中的女性生活和女性之间的情感纠葛，都展示了这些女子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那么造成悲剧的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两部小说都揭示了女性生存悲剧的历史原因，即男权中心的文化传统。“上帝待女人似乎十分不公，给了女人比男人漫长的生命，却只给予更短促的青春；给了女人比男人长久的忍饥耐渴力，却只给更软弱的臂力；生命的发生本是由男女合成，却必由女人担负艰苦的孕育和分娩；生命分明是吸吮女人的乳汁与鲜血长成，承继的却是男人的血缘和家庭，在分派所有这一切之前，却只给女人一个卑微的出身——男人身上的一根肋骨。”⑥ 几千年来男权文化使女性长期处于一种受压迫、受奴役的附属地位，身上压抑的枷锁越来越沉重，女性甚至成为男性赏玩的“物品”和生产的“工具”，被异化为非人，成了有价的物。而男人凭借其对金钱的占有，轻而易举地成为女性的主人。
其次，两部小说都揭示了女性生存悲剧的社会原因，即新旧更替时不可调和的矛盾。两部小说讲述的都是时代的革故鼎新、制度的兴替衰亡的历史大潮中女性的生存境遇。新时代取代旧时代是历史的必然，但是旧有的意识形态的诸多方面依然制约着人们的心理和行为。“生活方式的取代并非突然发生的，当新的生活方式逐渐形成时，旧的生活方式仍然存在着，新的生活方式的巨大突破最初必然无力反对旧势力，因为旧的生活方式的内聚力尚未枯竭，过渡时期是悲剧地带。”⑦ 在过渡期中，传统道德意识使女性对于自我的传统角色的认同根深蒂固，而新文化运动对于女性自我意识的萌发和自由平等地位的追求，则有着狂飙突进的推进作用。因此，在强大的男权传统的辖制与“五四”新思想稍弱却炽热的撕扯下，女性对于自身的思想和行为难以形成新的范式和标准，在动荡不堪的社会和时代变革中摆脱不了悲剧的命运。
再次，两部小说都揭示了女性生存悲剧的主观原因，即女性自身某种本然的人性弱点。南帆说：“一个女人与其说是天然形成的，不如说是社会文化调教出来的。”⑧ 由于处在视女性为“物品”和“工具”的男权文化中，女性往往压抑天性的欲望，认同传统女性的角色，顺应该文化的要求。“正因为女性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是从客体身份被动参与社会生活，她们作为男性的附属品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认同主体身份的男性的意志，这种‘服从意识’久而久之便积淀成为一种惰性的文化品格：即对男性的依附意识。”⑨
《金粉世家》和《妻妾成群》揭示了女性生存悲剧背后的历史、社会和自身原因，却没有为女性摆脱悲剧命运指明方向。《金粉世家》中翠姨定意要追求幸福，她想到的出路：一是“当姑子去”，二是“找职业学校”。然而，过惯了寄生生活的女人是不容易真正独立的，她最可能的出路是恃机再嫁吧！即便是不带金家一文，卖字度日抚养幼子的冷清秋，也无法抹去对燕西的爱恋和怨恨，进而转向对儿子的依附和占有。至于其他女子，甚至还没有翠姨和清秋姑且一搏的勇气，沿袭着几千年来既定的生活模式。与之相比，《妻妾成群》中众多女子的生存境遇似乎更为惨烈，若得不到男人的宠爱或在激烈的竞争中无法立足，则或死或疯。飞浦想带颂莲去云南，她很清醒地答道“我倒是想去，就是行不通”。即使颂莲、梅珊都能私奔出走，她们也不过由小的金丝雀笼子换到稍大的金丝雀笼子罢了。她们的“肋骨”地位和依附意识没有丝毫改变。正如西蒙·波伏娃所说：“通奸、友谊和社交都只不过是婚姻生活的转移；它们对忍受婚姻生活的约束可以起到帮助作用，但不可能予以消除。它们是一种不安全的逃避，根本不会让女人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⑩ 实际上，两部小说没有明确指出女性自我解放的途径，甚至对这种努力持置疑态度，但是仍然提供了从男性角度观照女性生存境遇的契机。
四、创作构思方式的异同及思考
《金粉世家》和《妻妾成群》的生活是非体验性的，张恨水将其比喻为 “蜃楼海市”{11}，苏童也说“我的创造也许只在于一种完全虚构的创作方式”{12}。这就意味着二者的创作构思都是通过“想象”的途径完成的，但是他们对女性形象的想象方式却有着相当大的差异。
《金粉世家》实际上是“间接取的事实之影，而不是直接取的事实”{13}。而作者也坦言“我写《金粉世家》，却是把重点放在这个家上，主角只是作个全文贯穿的人物而已”{14}。因此，在这幕特殊的背景映衬下出现的女子，或清媚可人、能诗能文，如冷清秋；或艳丽高傲、浮华于世，如白秀珠……都是张恨水为了叙事而设置的整合过的女子。换言之，这些女子都因作家对于家族想象的理想主义态度及对叙事的过度强调，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主体性，成为了在纷繁复杂的背景下闪动跳跃的游魂。
同样没有丰富人生阅历的苏童，依靠其才情，展开想象的翅膀，以“完全虚构”的方式进入生活。苏童曾说过：“当初写《妻妾成群》的原始动机是为了寻找变化……而我的创造也许只在于一种完全虚构的创作方式，我没见过妻妾成群的封建家庭，我不认识颂莲、梅珊或者陈佐千，我有的只是白纸上好画画的信心和描绘旧时代的古怪的激情。”{15} 虽然是“完全虚构”的方式展示的非体验性生活，但苏童笔下“来自江南古城那些美丽而腐朽的角落”{16} 的艳丽女子，都有着惊人的逼真效果。正如美学家乔治·桑塔耶纳所言，理想人物的创造“受我们的想象规律所决定，所以我们不难了解，为什么心灵发乎自然的创造能够比任何现实，比出自现实的任何道理，都更加动人更加生动。艺术家可以发明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因为适合于想象，就寓身于想象中，成为一切观察的参照要点，成为自然性和美的一个标准”{17}。但不容置疑的是，苏童滤掉了传统女性温婉、高贵、善良的天性，而以残忍、阴毒、冷酷代之，其手中的剪刀随“想象”任意挥舞，继而拼贴和再现了一个“苏童版”的旧时代女性悲剧。事实上，其中的女性虽然形象丰满、性格复杂，也已经完全丧失了主体性。
因此，《金粉世家》和《妻妾成群》中的女性形象由于作家的独特的创作构思方式，展现了同中有异的迷人魅力，同时也引起我们的思考：
第一、张恨水和苏童对于时代风潮的疏离。张恨水虽然对于时代风潮进行了渗透和强调，但是这些思想除了一小部分用来进行了人物实验外，大多数只是成为书中小姐太太们为一己私利彼此辩论的素材。因此，这些“五四”风潮撞击下的女性形象成为研究作家和当时女性心理的最佳范本。而苏童更是对时代思潮作了干净彻底的绝缘处理，他将受到新思想影响的女性放置在保守停滞的真空里，永远面对她们的主人和自己无法消磨的欲望，让读者从中窥探到赤裸裸的人性。
第二、张恨水和苏童对于女性的悲剧眼光。美国学者西华尔在其《悲剧眼光》一书中写道：“悲剧眼光将人看作寻根究底的探索者，赤裸裸的，无依无靠的，孤零零的，面对着他自己天性中和来自外界的各种神秘的力量，还面对着孤独和死亡这些无可回避的事实。”诚然，张恨水和苏童是处于男权的立场来写作的，但是他们对于女性的生存悲剧都进行了自觉和不自觉的追问，显示了其形而上的思索。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
注释
①苏童：《怎么回事——红粉·代跋》，《苏童小说集》，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
②季红真：《世纪性别》，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04页。
③④张恨水：《春明外史》，北京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⑤焦玉莲：《张恨水小说的人物形态》，《唐山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3期。
⑥王安忆：《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5页。
⑦雅斯贝尔斯：《存在与超越》，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00页。
⑧南帆：《冲突的文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51页。
⑨林翠萍：《苏童的女性世界及其创作心态初探》，《宁德师专学报》1997年第4期。
⑩西蒙·波伏娃：《第二性》，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版，第627页。
{11}{13}{14}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金粉世家〉的背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12}{15}苏童：《婚姻即景》，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第1页。
{16}王干：《苏童意象》，苏童：《城北地带》，今日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282-284页。
{17}乔治·桑塔耶纳：《美感》（卷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22页。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