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歙县博物馆珍藏有清洪亮吉寄成亲王手札稿一册，长22.7、宽12.3厘米，半页十行二十六字，白口，四周单边。全文为小楷书写，字体工整匀称，端正秀雅，封面上有行书“洪稚存寄成亲王手札稿”字样，现保存完好，殊为珍贵。
洪亮吉（1746—1809），清代经学家、文学家。初名莲，又名礼吉，字君直，一字稚存，号北江，晚号更生居士。阳湖（今江苏常州）人。乾隆五十五年庚戌恩科（1790）榜眼，授编修。嘉庆四年，上书军机王大臣言事，极论时弊，免死戍伊犁。次年诏以“罪亮吉后，言事者日少”，释还。居家十年而卒。文工骈体，与孔广森并肩，学术长于舆地。洪亮吉论人口增长过速之害，实为近代人口学说之先驱。
这件手札稿主要讲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皇帝虽效法祖宗的勤奋而未尽法。自三四月亲政以来，视朝稍晏，退朝之后，俳优近习之人荧惑圣听者不少。另外，处事太缓；集思广益之法也未备；进贤退不肖似尚游移不定。二、用人行政应改变和珅时期权臣当国之弊。当前的社会风气、官场风气极其“污浊”，大家都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进取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三、当前风俗日趋卑下，士大夫渐丧廉耻，百姓渐不顾纲常；赏罚仍不严明，国法之宽，及诸臣之不畏国法，没有像现在这样厉害的了；言路似通而未通；吏治似肃而未肃。因此，皇上应当先法憲皇帝的严明，使吏治肃而民乐生；然后法仁皇帝之宽仁以转风俗。直接把未能扭转朝廷弊政的首要原因，归结为嘉庆帝本人，同时对乾隆晚期以来的官场习气做了全面的抨击和揭露。结果，龙颜震怒，三天之后，洪亮吉被革职，发往新疆伊犁戍所。洪亮吉因上言而获罪，这无疑是对嘉庆帝下诏求言的讽刺，结果给朝臣以重大心理打击，此后便很少有直言的。说来也巧，嘉庆帝在处理洪亮吉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嘉庆五年（1800）四月，京师大旱。嘉庆帝先是求雨，未果；接着清理刑狱，依然无雨；嘉庆帝接着下令让各省将永远监禁之人从宽释放，还是没有下雨。嘉庆皇帝想来想去，可能是自洪亮吉流放后，朝廷中就没有人敢讲话了，犯了天怒。于是赶快下诏命洪亮吉返京。时洪亮吉到伊犁刚卸下行李，据《清史稿·洪亮吉传》载：“诏下而雨”，真是神了。嘉庆皇帝喜极而诗，在诗前加序曰：“本日亲书谕旨，夜子时甘霖大沛。天鉴捷於呼吸，益可感畏。”洪亮吉流放伊犁，无意之中创下了一个中国流放史上的神话，传为千古美谈。
作为洪亮吉写给成亲王永瑆的私人信件，它来源于何处？是否就是其初稿本？我们不得而知。所幸的是，此手札稿附有书卡一张，上面注明它来源于歙县洪坑，作者为洪稚存，版本年代为清同治，给我们留下了相关信息，除外，馆内没有任何关于此手札稿的来源和版本鉴定的详细档案。不过，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来进行判定。关于来源，洪亮吉先世祖籍安徽歙县洪坑，三十七世洪璟曾任山西大同知府，其子洪公采为洪亮吉的祖父，入赘于常州赵氏，娶康熙四十八年状元赵熊诏之女为妻，从此定居常州。从洪亮吉先世祖籍安徽歙县洪坑，可知洪亮吉祖籍地是歙县洪坑；现存于洪坑村中的“世科坊”是为明代弘治年间所建，上面记录了明清两代中进士的洪姓子孙名单，我们在其中就发现了洪亮吉的名字，不难看出歙县洪坑村人是把他作为家乡名人来看待的。另外，许承尧的《歙事闲谭》也将洪亮吉作为歙县洪坑村人写进了书中。故而，此手札稿来源于歙县洪坑是可信的。关于版本的年代，首先，我们将它与《极言时政启》（《清史稿》）进行比较，发现两者的主要内容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结尾部分。手札稿的结尾：“……執事舆朱石君、尚書刘雲房总憲非亲信大臣，则有言事之责也，故敢并贡其愚，伏惟睿鍳，採择不宣”。《极言时政启》的结尾：“……且自去春大考陈疏以后，自分当得不测之诛，蒙圣天子知其愚，而宽其罪，则亮吉已受再生之德，又何敢知而不言，负覆载之生成乎？亮吉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这说明当时洪亮吉送给成亲王的有两份奏稿，一份是写给成亲王本人的；另一份是请他代为进呈给嘉庆帝的，而此手札稿就是前者。另外，两者在文字上也颇有出入，如《极言时政启》开篇写的是“日侍三天，追随匝岁。”而手札稿写的是“亮吉昨岁在京，追随匝月。”再如称谓上，《极言时政启》中用的是“亮吉”，手札稿上却用“某”字代替，据此，可以初步判定这不是他的初稿本，而只能是抄本。进而，我们从稿纸特点和文字气息上来看，此手札稿的版框内为暗红竖栏线，行格较窄；版框外“天”大，“地”小，是典型的清代后期的文稿形制；文字气息使用上也与同治年间的相符，综此，我们可以断定其版本的年代为清同治年间，它是歙县洪坑洪氏后人的手抄本。
歙县博物馆所藏的这部手札稿至今已流传已有百余年，其中的治国理念至今仍具有借鉴意义。它的发现，对于我们研究清代洪亮吉的治国学说，提供了珍贵的史料依据，因而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献研究价值。
洪亮吉（1746—1809），清代经学家、文学家。初名莲，又名礼吉，字君直，一字稚存，号北江，晚号更生居士。阳湖（今江苏常州）人。乾隆五十五年庚戌恩科（1790）榜眼，授编修。嘉庆四年，上书军机王大臣言事，极论时弊，免死戍伊犁。次年诏以“罪亮吉后，言事者日少”，释还。居家十年而卒。文工骈体，与孔广森并肩，学术长于舆地。洪亮吉论人口增长过速之害，实为近代人口学说之先驱。
这件手札稿主要讲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皇帝虽效法祖宗的勤奋而未尽法。自三四月亲政以来，视朝稍晏，退朝之后，俳优近习之人荧惑圣听者不少。另外，处事太缓；集思广益之法也未备；进贤退不肖似尚游移不定。二、用人行政应改变和珅时期权臣当国之弊。当前的社会风气、官场风气极其“污浊”，大家都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进取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三、当前风俗日趋卑下，士大夫渐丧廉耻，百姓渐不顾纲常；赏罚仍不严明，国法之宽，及诸臣之不畏国法，没有像现在这样厉害的了；言路似通而未通；吏治似肃而未肃。因此，皇上应当先法憲皇帝的严明，使吏治肃而民乐生；然后法仁皇帝之宽仁以转风俗。直接把未能扭转朝廷弊政的首要原因，归结为嘉庆帝本人，同时对乾隆晚期以来的官场习气做了全面的抨击和揭露。结果，龙颜震怒，三天之后，洪亮吉被革职，发往新疆伊犁戍所。洪亮吉因上言而获罪，这无疑是对嘉庆帝下诏求言的讽刺，结果给朝臣以重大心理打击，此后便很少有直言的。说来也巧，嘉庆帝在处理洪亮吉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嘉庆五年（1800）四月，京师大旱。嘉庆帝先是求雨，未果；接着清理刑狱，依然无雨；嘉庆帝接着下令让各省将永远监禁之人从宽释放，还是没有下雨。嘉庆皇帝想来想去，可能是自洪亮吉流放后，朝廷中就没有人敢讲话了，犯了天怒。于是赶快下诏命洪亮吉返京。时洪亮吉到伊犁刚卸下行李，据《清史稿·洪亮吉传》载：“诏下而雨”，真是神了。嘉庆皇帝喜极而诗，在诗前加序曰：“本日亲书谕旨，夜子时甘霖大沛。天鉴捷於呼吸，益可感畏。”洪亮吉流放伊犁，无意之中创下了一个中国流放史上的神话，传为千古美谈。
作为洪亮吉写给成亲王永瑆的私人信件，它来源于何处？是否就是其初稿本？我们不得而知。所幸的是，此手札稿附有书卡一张，上面注明它来源于歙县洪坑，作者为洪稚存，版本年代为清同治，给我们留下了相关信息，除外，馆内没有任何关于此手札稿的来源和版本鉴定的详细档案。不过，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来进行判定。关于来源，洪亮吉先世祖籍安徽歙县洪坑，三十七世洪璟曾任山西大同知府，其子洪公采为洪亮吉的祖父，入赘于常州赵氏，娶康熙四十八年状元赵熊诏之女为妻，从此定居常州。从洪亮吉先世祖籍安徽歙县洪坑，可知洪亮吉祖籍地是歙县洪坑；现存于洪坑村中的“世科坊”是为明代弘治年间所建，上面记录了明清两代中进士的洪姓子孙名单，我们在其中就发现了洪亮吉的名字，不难看出歙县洪坑村人是把他作为家乡名人来看待的。另外，许承尧的《歙事闲谭》也将洪亮吉作为歙县洪坑村人写进了书中。故而，此手札稿来源于歙县洪坑是可信的。关于版本的年代，首先，我们将它与《极言时政启》（《清史稿》）进行比较，发现两者的主要内容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结尾部分。手札稿的结尾：“……執事舆朱石君、尚書刘雲房总憲非亲信大臣，则有言事之责也，故敢并贡其愚，伏惟睿鍳，採择不宣”。《极言时政启》的结尾：“……且自去春大考陈疏以后，自分当得不测之诛，蒙圣天子知其愚，而宽其罪，则亮吉已受再生之德，又何敢知而不言，负覆载之生成乎？亮吉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这说明当时洪亮吉送给成亲王的有两份奏稿，一份是写给成亲王本人的；另一份是请他代为进呈给嘉庆帝的，而此手札稿就是前者。另外，两者在文字上也颇有出入，如《极言时政启》开篇写的是“日侍三天，追随匝岁。”而手札稿写的是“亮吉昨岁在京，追随匝月。”再如称谓上，《极言时政启》中用的是“亮吉”，手札稿上却用“某”字代替，据此，可以初步判定这不是他的初稿本，而只能是抄本。进而，我们从稿纸特点和文字气息上来看，此手札稿的版框内为暗红竖栏线，行格较窄；版框外“天”大，“地”小，是典型的清代后期的文稿形制；文字气息使用上也与同治年间的相符，综此，我们可以断定其版本的年代为清同治年间，它是歙县洪坑洪氏后人的手抄本。
歙县博物馆所藏的这部手札稿至今已流传已有百余年，其中的治国理念至今仍具有借鉴意义。它的发现，对于我们研究清代洪亮吉的治国学说，提供了珍贵的史料依据，因而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献研究价值。